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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论-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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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优势（ 十三万人对八万人〉的情况下，取得胜利是没有多大问题的。但又产生了一个问题，法国督政府想利用这个胜利达到什么目的呢？ 是想乘胜席卷奥地利帝国从而彻底消灭或打垮这个强国呢，还是仅仅想占领奥国的大片土地，作为缔结和约的资本呢？ 必须找出这两种情况可能产生的结果，然后才能断定法国督政府可能选择其中的哪一个。假定研究的结果表明，要想彻底打垮奥国，法国的兵力还太小，以致这样做必然会引起整个局势的根本变化，甚至只想占领和保持奥国的大片土地，也会使法国人在战略上面临兵力不足的局面；那么；这样的结果就必然会影响到人们对意大利军团所处地位的评价，寄予它以较小的希望。这无疑是拿破仑明知卡尔大公孤军无援却同他签订坎波福米奥和约的缘故。这个和约除了使奥国丧失一些即使在最成功的战局之后也难于收复的地区以外；再没有要它作更大的牺牲。但是；如果法国人没有考虑下面两个问题，那么甚至不可能指望签订这个好处不大的坎波福米奥和约，也不可能把签订这个和约作为大胆进军的目的；第一个问题是，奥国人如何估价上述两种结果？尽管在这两种情况下奥国人都有最后获胜的可能，但是在这两种情况下，也就是在继续战争的情况下，他们就不得不作出牺牲，而签订一个条件不太苛刻的和约就可以避免这些牺牲，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是否认为值得作这样的牺牲，第二个问题是，奥国政府是否会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坚持到最后胜利，它是否考虑过对方最后可能得到的是什么，它是否不致因一时的失利而丧失勇气。
对第一个问题的考虑并不是毫无意义的，而是有重大的实际意义的。人们每当提出极端的计划时，总会考虑到这一点，而且正是出于这种考虑，人们才常常不去实行这样的计划。对第二个问题的考虑也同样是必要的，因为人们并不是同抽象的敌人作战，而是同必须经常注意的具体的敌人作战。大胆的拿破仑肯定是懂得这一点的，也就是说他一定相信自己的威名能够先声夺人。正是这种信念促使他在1812年进攻了莫斯科，可是那次他失算了，他的威名经过多次大战已经有所降低。在1797年，他的威名方盛，而且坚决抵抗到底的威力，还是个没有被人们发现的秘密，尽管如此，如果不是他预感到可能失败而签订了好处不大的坎波福米奥和约，那么他的大胆在1797年也可能使他得到相反的结果。
到此可以结束我们对这个战例的考察了，因为这个考察作为实例已足以说明： 在考察中当人们要追溯到最终目的时，也就是检验为最终目的而采取的决定性措施时，将会涉及多么广泛的范围和多么繁多的对象，将遇到多么巨大的困难。从这里也可以看到，除了对事物的理论认识以外，天赋的才能对批判的考察的价值也必然有巨大的影响，因为要阐明各种事物的相互关系，在错综复杂的无数事件中辨别哪些是真正重要的，这主要是靠天赋的才能。
同时，在另一方面也需要有天赋的才能。批判的考察不仅要检验实际上已经使用的手段，而且还要检验一切可能使用的手段。因此在考察中必须提出，即找出可能使用的手段，如果提不出一种更好的手段，就不能指责已经使用的手段。尽管在大多数情况下提出的这种可能使用的打法是很少的，但不能否认，提出这些没有使用的打法并不是对现有事物的单纯分析，而是一种独立的创造，这种创造不能用理论加以规定，而只能依靠丰富的智力活动。
我们无意把那些归结起来只是少数实际可行的、非常简单的打法都看作是伟大天才的表现。有人常常把提出迂回敌人阵地这一打法当作是伟大天才的表现，我们认为这是非常可笑的，但是尽管如此，这种独立的创造活动还是必要的，而且批判的考察的价值主要取决于这种行动。1796年7 月30日拿破仑决心放弃对芒托瓦的围攻，以便迎击前来解围的乌尔姆塞尔，并集中兵力各个击破了被加尔达湖和明乔河隔开的乌尔姆塞尔的军队，他的这种做法看来是获得辉煌胜利的最可靠的途径。事实上他确实获得了这样的胜利，而且，当敌人以后几次前来解围时，他用这种手段都取得了更辉煌的胜利。这一点受到了异口同声的赞扬。
但是，拿破仑如果不完全放弃继续围攻芒托瓦的想法，在7 月30日就不能采取上述行动，因为这样的行动无法保住攻城辎重，而且在这一战局中他也无法取得第二套辎重。实际上，以后的围攻已变成了单纯的包围，尽管拿破仑在野战中取得了胜利，但这个只要继续围攻七八天就能攻陷的要塞，又继续抵抗了六个月。
批判者由于提不出更好的对付援军的打法，曾认为这是完全不可避免的憾事。在围攻防卫圈上迎击前来解围的敌军这一手段早就受到批评和轻视，以至完全被遗忘了。路易十四时代常常奏效的这一手段，在百年后竟没有人想到至少是可以加以考虑的，这只能说是时髦的观点在作崇。如果认为这种手段是可以使用的，那么进一步研究情况就可以看出，当时拿破仑在芒托瓦围攻防卫圈内配置的四万世界上最精锐的步兵，在筑有坚固工事的条件下，是不必惧怕乌尔姆塞尔所率领的前来解围的五万奥军的，因为他们就是向围攻防卫圈作一次进攻的尝试也是十分困难的。我们在这里不打算进一步论证我们的看法，但是我们认为，上述看法已足以说明这种手段是值得加以考虑的。至于拿破仑本人在当时是否考虑过这一手段，我们不想妄加推断，但是在他的回忆录和其他已出版的资料中都找不到他曾考虑过这点的痕迹。后世所有的评论中也都没有提到可以采用这一手段，它已经完全被人遗忘了。重新把这种手段提出来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功劳，因为人们只要摆脱时髦观点的影响就能做到这一点。但是，提出这种手段加以考察，并且把它同拿破仑所使用的手段进行比较，却是十分必要的。无论比较的结果如何，在批判中都不能不作这种比较。
1814年2 月，拿破仑在埃托日、尚波贝尔、蒙米赖等地的战斗中击败了布留赫尔的军队以后，他就抛开布留赫尔，把矛头转向施瓦尔岑堡，并在蒙特罗和莫尔芒打败了他的军队。人们十分钦佩拿破仑，因为他忽东忽西地调动自己的主力，巧妙地利用了联军分兵前进的错误。拿破仑在这些方向上进行的出色的战斗，虽然没有能够挽救他的失败，但至少在人们看来失败不是他的过错。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人提出问题： 如果拿破仑不把矛头由布留赫尔转向施瓦尔岑堡，而是继续进攻布留赫尔，并把他一直追到莱茵河边，结果又会怎样呢？ 我们确信，在这种情况下整个战局可能会有根本的转折，联军的主力可能不会进军巴黎，而会退回莱茵河东岸。我们并不要求别人都同意我们这种见解，但是既然有人提出了另一种打法，在批判时就必须加以探讨，这是任何军事家都不会不同意的。在这里提出来作比较的打法；比在前一例中提出的打法本来是更容易被人们想到的；但是，人们只盲目地追随某一种见解，缺乏公正的态度，因而没有看到它。
虽然有些批判者认识到有必要提出更好的打法来代替受到指责的打法，但是他们只是提出了自己认为是较好的打法，而没有提出应有的论据。这样，提出来的打法并不能使每个人都信服，别人也会提出另外一种打法，这样就产生了没有任何论据的争论。所有的军事著作中都充满了这一类例子。
只要所提出的手段的优点还不明显到令人信服的程度，就必须提出证明。所谓证明，就是探讨两种手段的特点，并且结合目的进行比较。如果能这样用简单的道理来说明问题，那么争论就必然会结束，或者至少可以从中得出新的结论，否则争论就会无休无止。例如，在上例中如果我们不满足于仅仅提出一个较好的打法，而想进一步证明继续不断追击布留赫尔要比把矛头转向施瓦尔岑堡更好，那么我们就可以提出下列简单的理由作根据。
（1） 通常向一个方向连续进攻要比忽东忽西地进攻更为有利，因为采用后一打法会浪费时间，同时因为在敌军由于损失惨重而士气沮丧的情况下，连续进攻更容易取得新的胜利，并且能够充分利用已经取得的优势。
（2） 布留赫尔，虽然他的兵力比施瓦尔岑堡少，但由于他敢作敢为，是更为重要的敌人，因此他是他们中间举足轻重的人物。
（3） 当时布留赫尔所受的损失几乎等于惨败，拿破仑因而占有很大的优势，要想迫使布留赫尔一直退到莱茵河边几乎是不成问题的，因为布留赫尔在这个方向上没有值得一提的援军。
（4） 没有其他结果比布留赫尔被迫退到莱茵河边更能引起恐惧，更容易造成失败的印象了，特别是使施瓦尔岑堡这样以优柔寡断出名的将领产生恐惧和失败的印象，更是很重要的事情。符腾堡王太子在蒙特罗和维特根施坦伯爵在莫尔芒一带遭到的损失，施瓦尔岑堡侯爵肯定是了解得相当清楚的。如果布留赫尔在从马恩河到莱茵河这条完全孤立和被隔离的战线上遭到失败，那么这个消息就会象雪崩一样传到施瓦尔岑堡那里。拿破仑为了以威胁性的战略迂回来影响联军，在三月底曾向维特里进军，这一绝望的行动显然是以恐吓为基础的，但是，那时情况已经完全不同了，拿破仑已经在郎城和阿尔西两地遭到了失败，而布留赫尔已经率领十万大军与施瓦尔岑堡靠拢了。
当然，一定会有人没有被上述理由所说服，但是他们至少不能反驳说： 如果拿破仑继续向莱茵河前进，威胁施瓦尔岑堡的基地，那么施瓦尔岑堡也会威胁巴黎，即拿破仑的基地。因为上述理由已经证明，施瓦尔岑堡根本不会向巴黎进军。
我们再就上述从1796年战局中所引述的例子来谈谈这个问题。拿破仑认为他所采取的打法是击溃奥军最可靠的方法，即使确实是如此，他所能得到的也只不过是一个虚有其名的胜利而已，对攻陷芒托瓦并没有起显著的作用。我们认为，我们提出的打法是阻止解围的可靠得多的办法。即使我们也象拿破仑那样，不认为这个打法更为可靠，甚至认为采用这个打法获胜的把握更小，那也必须对比一下这两种打法：一种打法是获得胜利的把握较大，但所能得到的好处不大，也就是说效果较小；另一种打法虽然获得胜利的把握较小，但效果却大得多。如果这样来权衡得失，那么有胆略的人就一定会赞成后一种打法，只有从表面上看问题的人，才会有相反的看法。拿破仑肯定不是胆小的人，但是很明显，他不可能象我们现在这样，可以从历史经验中认清当时情况的性质，并看到事件可能的结果。
考察手段时常常需要引用战史，这是很自然的，因为在军事艺术中经验要比一切哲理有价值得多。但是，这种历史的引证当然有它特定的条件，这一点我们将在专门的一章里论述。可惜人们很少注意这些条件，因而引用历史大多只能增加概念上的混乱。
现在我们还要考察一个重要问题，即批判者在判断某事件时，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和必须利用对事物的比较全面的了解，利用为结果所证明了的东西，或者说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场合必须抛开这些东西，完全站在当事者的立场上考虑问题。
如果批判者想要赞扬和指责当事者，那么他们必须尽可能地完全站到当事者的立场上去，也就是说，一方面必须去搜集当事者所知道的一切情况和声生行动动机的一切情况，另一方面又必须抛开当事者当时不可能知道的和不知道的一切情况，首先必须抛开结果。不过，这仅仅是人们努力追求的目标，实际上是不可能完全达到的，因为产生某一事件的具体情况，在批判者眼里和在当事者眼里决不会是完全相同的二有一些可能影响当事者决心的细小情况已无从查考，有一些主观的动机也从来没有提到过。这些主观动机只能从当事者本人或向他十分亲近的人的回忆录中去了解，但是在回忆录中关于这方面的问题往往写得很不细致，或是有意不写真情。因此，当事者所了解的必然有许多是批判者所不可能知道的。
另一方面，批判者要想抛开他们比当事者多知道的材料就更为困难了。如果要抛开偶然发生的事情，即同事件本质没有联系的事情，那还是容易的，但是，要抛开一切重大的事情就非常困难了，而且是不可能完全做到的。
我们先谈谈结果。如果结果不是偶然产生的，那么知道结果以后再判断产生结果的事物，就几乎不可能不受已知结果的影响，因为我们是在知道结果的情况下观察这些事物的，而且其中有的部分只有参照结果才能完全了解并给予评价。战史的所有现象对批判来说都是教训的源泉，批判者用全面考察历史所得到的认识来阐明事物是很自然的。因此，他虽然有时想抛开结果，但仍然不能完全做到。
不仅对结果，也就是对事后发生的情况是这样，而且对事前发生的情况，也就是对那些决定行动的情况也是这样。这方面的材料在大多数情况下批判者要比当事者知道得多，也许有人认为完全抛开多知道的那部分是很容易的，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当事者对事前和当时的情况的了解不是只靠确实的情报，而是还要根据大量的推测或假定，即使要了解的情况不完全是偶然的，也几乎都是先有假定或推测，尔后才有情报的，因此在得不到确切的情报时，就只有用推测或假定来代替了。不难理解，实际上已经知道事前和当时情况的后世的批判者，当他在考虑当事者不了解的情况中，哪些情况的可能性较大时，他本来不应该受多知道的材料的影响。可是我们认为，要想完全抛开多知道的材料，如同要抛开结果一样，是不可能的，其原因也相同。
所以，批判者赞扬或指责某一具体行动时，站到当事者立场上去的可能性是有一定限度的。在很多情况下，批判者在这方面能够满足实际要求，但在有些情况下；却完全不能满足；这一点不能不注意到。
但是要批判者同当事者完全一致，既不是必要的，也不是可取的。在战争中象在一切技术和艺术活动中一样；；需要的是经过锻炼的禀赋，这样的禀赋称为造诣。当事者的造诣有高有低，高的往往比批判者的要高，哪个批判者敢说自己具有象腓特烈大帝或拿破仑这类人物的造诣呢？ 因此，如果对一个具有伟大的才能的人可以进行批判，那么就不能不允许批判在利用比当事者知道得多的这个有利条件。所以；批判者在对伟大的统帅进行批判时；不能象验证算术例题那样，用伟大统帅用过的材料对他完成任务的情况进行检验，而是首先必须根据伟大统帅所取得的结果和他对事件的准确估计，来鉴赏他卓越的天才活动，了解他天才的眼光所预见到的事物的本质的联系。
而且，不管当事者的造诣如何，即使是最低的造诣，在对它进行批判时也必须站在较高的立足点上，以便掌握丰富的客观的判断根据，尽量避免主观，避免把自己有限的智力作为批判的尺度。
批判时站在这种较高的立足点上，根据对问题的全面了解进行赞扬和指责；。这本来不致引起人们的反感，但是如果想突出自己，把经过全面了解以后所获得的全部高超见解，都说成好象是自己天才的表现，那就会使人反感了。尽管这种骗人的作法很容易看穿，但是虚荣心却很容易诱使人们这样做，因此很自然地会引起别人的不满。更常见的是，批判者完全不是有意要自吹自擂，只是没有特别注意防范，以致被性急的读者认为是自夸而立即予以非难，说他没有批判能力。
因此，当批判者指出象排特烈大帝或拿破仑这类人物的错误时，并不是说批判者本人就不会犯这种错误，他甚至可能承认，如果他自己处于这些统帅的地位，也许会犯更大得多的错误；只是说他根据事物的联系发现了这些错误，并指出当事者用自己的智慧本来是应该察觉这些错误的。
这就是根据事物的联系进行的判断，也就是参照结果进行的判惭。但是，如果只简单地用结果来证明某种措施是否正确，那么结果对判断就有一种完全不同的作用。这种判断，我们可以称为根据结果进行的判断。初看起来，这种判断似乎是完全无用的，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象1807年弗里德兰会战后拿破仑迫使亚历山大皇帝媾和，以及1805和1809年奥斯特利次和瓦格拉术会战后迫使弗兰茨皇帝媾和一样；1812 年拿破仑进军莫斯科时；一切都取决于能否通过占领这个首都和以前的胜利促使亚历山大皇帝媾和。因为如果他在莫斯科不能迫使亚历山大媾和，那么他除了撤兵以外就没有别的办法，也就是说他遭到了战略上的失败。我们不想谈拿破仑为了到达莫斯科曾做了些什么，他是否错过了很多可以促使亚历山大皇帝下媾和决心的机会，我们也不想谈拿破仑在撤退时是如何狼狈不堪（ 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也许就在于这次战局的指挥） 。但是；问题依然如故；因为即使拿破仑在进军莫斯科的过程中获得更辉煌的战果，仍然不能肯定亚历山大皇帝会感到恐惧而媾和，即使撤退时的损失并不那样惨重，但总是战略上的一个大失败。如果1812年亚历山大皇帝签订了不利的和约，那么这次战局也就可以同奥斯特利次、弗里德兰和瓦格拉木会战相提并论了。反之，如果这几次会战没有签订和约，那么拿破仑可能也会遭到类似1812年的惨败。因此，不管这位世界征服者如何努力，如何机智，如何聪明，决定战争最终命运的问题依然如故。难道人们根据1812年战局的失败，就可以否定1805、1807和1809年的战局，断言这几次战局都是不智之举，其胜利不是理所当然的？ 难道人们就可以认为1812年的结果才是战略上理所当然的，才是幸运没有起作用？ 这种看法恐怕是非常勉强的，这种判断恐怕是非常武断的，可能有一半是没有根据的吧！ 因为沿着事件之间的必然的联系，没有人能够看到战败的君主的决心。
然而我们更不能说；1812 年战局本来应该取得与前几次战局相同的结果，其所以没有取得这种结果是某种不合理的原因造成的，因为我们不能把亚历山大的顽强看成是不合理的。
比较恰当的说法是，拿破仑在1805、1807和1809年对敌人的判断是正确的，而在1812年对敌人的判断是错误的，在前几次战局中他做对了，而在1812年他做错了。我们所以这样说，因为结果是这样告诉我们的。
我们说过，战争中一切行动追求的都只是可能的结果，而不是肯定的结果。那些不能肯定得到的东西，就只好依靠命运或者幸运（ 不管把它叫做什么）去取得。当然，人们可以要求尽量少地依靠幸运，可是，这只是对某一具体场合说的，也就是说，在具体场合可以尽量少地依靠命运或幸运，但并不是说不确实性最少的场合总是最好的。假如要这样说，那就同我们的理论观点有极大的抵触。在有些场合，最大的冒险倒表现了最大的智慧。
在当事者不得不依靠命运的情况下，他个人似乎既没有任何功劳，也不负任何责任。尽管如此，当我们看到他的希望实现时，就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看到他的希望落空时，又会感到不愉快，我们根据结果作出的（ 更确切地说是从结果中找到的） 对当事者正确与否的判断，正是我们这样一种感觉的表现。
但是，不能否认，当事者的希望实现时所以令人兴奋，落空时所以令人不快，这是由于存在着一种模模糊糊的感觉，似乎凭幸运得来的结果和当事者的天才之间有一种微妙的、不易看出的联系，而且我们也很乐意设想这种联系确实是存在的。如果一个当事者经常胜利或失败，我们对他的感觉就逐渐加深而变得更为固定了，这就为上述见解提供了证明。从这里可以看到，为什么幸运在战争中要比在赌博中高贵得多。一个幸运的统帅只要在其他方面没有损害我们对他的好感，那么我们就乐意考察他的事迹。
因此，在批判时，当人的智力所能推测和论证的一切都已考虑过以后，凡是深藏于事物之中的神秘联系没有通过明显的现象表现出来的那一部分，就只能让结果来说明了。批判者一方面应该维护这种根据结果进行的判断，使它不受粗暴意见的非难，另一方面应该反对滥用这种判断。
凡是人的智力所不能确定的东西必须根据结果进行判断。在确定精神力量及其作用时主要就是采用这种判断，这一方面是因为智力对它们很难作出可靠的判断，另一方面是因为它们同人的意志的关系很密切，很容易左右意志。如果是恐惧或勇气左右了决心，那么在决心和它们之间就找不出任何客观的东西，因而在凭智慧和推测来判断可能的结果时就没有任何东西可作根据。
现在我们还必须对批判的工具，即批判时使用的语言进行一些考察，因为批判时使用的语言同战争中的行动是一致的。批判无非是一种思考，它和行动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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