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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论-第5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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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扩大正面配置以掩护国土、仓库和要塞的防御中，所有大的地形障碍，如大小河流、山脉、森林和沼泽等等，当然都会起很大的作用，并具有头等的重要意义。关于这些地形障碍的利用，可以参阅我们前面的论述。地形要素有着头等重要的意义，所以军队特别需要通常被认为是司令部所特有的那种知识和活动。司令部一般说来是军队中书写最多的部门，所以在各次战局的战史中关于地形的运用就记载得比较多。同时，也产生了这样一个相当自然的倾向：力图把运用地形的问题系统化，并以历史上的个别情况作为根据，从中找出在解决一般情况时适用的办法来。不过，这种努力是徒劳无益的，因而也是错误的。即使在这类比较消极和比较局限于某一地区的战争中，各种情况也是各不相同的，必须有区别地对待它们。因此，关于这些问题的最好的和最有说理性的回忆录，也只能帮助我们了解这些问题，而不能成为规定。这些回忆录事实上又成了战史，不过这种战史涉及的只是这个战争所特有的某一个方面而已。
尽管司令部的这种活动（ 人们通常认为这种活动是司令部所特有的） 是必要的和值得重视的，但我们必须警惕经常可能产生的不利于整体的擅越职权的行为。司令部中最高人物的重要地位，常使他们对其他人，首先对统帅起某种支配作用，这样，就很容易产生一种有片面倾向的思想习惯。结果，统帅除了看到山脉和隘路以外，就什么也看不到了，本来应该根据情况来自由选择的措施就只能依靠已成为第二天性的这种习惯来决定了。
例如在1793年和1794年，当时普鲁士军队司令部的灵魂、著名的山脉和隘路专家格腊韦尔特上校，曾使两个在性格上完全不同的统帅（ 不伦瑞克公爵和米伦多夫将军） 采取了完全相同的作战方法。
沿着一道险要地带建立的防线往往能够导致单线式防御，这是显而易见的。如果确实要用这种防线直接掩护战区的整个正面，那么在大多数情况下，必然会导致单线式防御，因为大多数的战区都是很大的，而在战区内进行防御的军队本身的战术配置却很小。但是，由于进攻者受情况及其设施的限制，只能沿着一定的主要方向和道路行动，即使面对着最消极的防御者，远离这个方向和道路也会造成很大的不使和不利，因而在大多数情况下，防御者只需要掩护这些道路左右几普里或几日行程宽的地区就够了。防御者只要在主要道路和接近地上设置防哨，在各道路之间的地区设置监视哨就可以实现这种掩护。当然，在这种情况下，进攻者可以派一个纵队从两个防哨之间通过，并从几个方面对某一个防哨进行有计划的攻击。因此，防御者对这些防哨的配置必须进行妥善安排，使它们或者在侧面有依托，或者构成侧面防御（ 即所谓钩形防御） ，或者可以得到后方预备队和邻近防哨的支援。这样一来，防哨的数量可以大大减少，一支进行这种防御的军队通常只分为四个到五个主要防哨。
为了掩护某些距离过远但又多少受到威胁的主要接近地，可以规定一些特殊的防御中心，它们仿佛是大战区内的小战区。七年战争中，奥地利军队的主力在下西里西亚山区常常配置成四五个防哨，而一些在某种程度上独立的较小的军在上西里西亚也采取与此类似的防御配系。
‘防御者采取这种防御配系时，越是不直接地掩护目标，就越要借助于运动和积极的防御，甚至采取进攻手段。某些部队可以看作是预备队，除此以外，每个防哨都可以抽出兵力支援其他防哨。支援的办法是：或者真正从后方赶去加强和恢复消极的抵抗，或者攻击敌人的翼侧，甚至威胁敌人的退路。如果进攻者不是真正攻击防哨的侧面，而只是企图占领一个阵地威胁防哨的交通线，那么上述防御者的预备队就可以真正攻击这部分敌军，或者威胁敌人的交通线以进行报复。
由此可见，尽管这种防御的主要基础具有非常消极的性质，但它必须具备一些积极的手段，通过各种方式利用这些手段去应付各种复杂的情况。人们通常认为运用积极手段最多，甚至运用进攻手段的防御是较好的防御。但是，这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地形的性质、军队的素质以至统帅的才能，另一方面，这也容易使人们对运动和其他积极的辅助手段寄于过多的希望，而过分忽视利用险要的地形障碍进行扼守地区的防御。至此，我们认为，关于扩大防御正面的问题已经说清楚了，现在我们要谈谈第三种辅助手段，即迅速地向侧方运动赶到敌人前面去拦阻敌人。
这种手段是我们这里谈的国土防御所必然会使用的一种手段。原因如下：首先，即使防御者的阵地正面很宽，也往往不能占领本国所有受到威胁的门户；其次，在许多情况下，防御者必须准备以自己的主力去支援可能遭到敌人主力攻击的防哨，否则这些防哨就很容易被攻破；最后，每个不愿使自己的军队固定在正面宽大的阵地上作消极抵抗的统帅，都必然更愿意采取经过深思熟虑的、做好准备的迅速的运动来达到掩护国土的目的。没有军队防守的地方越多，要想及时赶到这些地点就越需要高超的运动技巧。
防御者由于想采取这种手段，他自然要到处寻找在这种情况下占领后可以带来很大利益的阵地，也就是他的军队（ 哪怕只是一部分） 占领了这种阵地以后可以使敌人打消攻击念头的阵地。由于这样的阵地经常反复出现，主要问题又在于及时赶到这些阵地，所以这些阵地仿佛是这种军事行动的主体，因此，人们也把这种作战方法称为防哨战。
在不求大规模决战的战争中，正如扩大配置正面和相对抵抗都不会产生危险（ 在大规模决战中是有这种危险的） 一样，向侧方行军赶到敌人前面拦阻敌人，也不会发生危险。但是，如果防御者要想在最后关头才仓卒地赶到敌人的前面占领阵地，而对方是个不仅能够和愿意追求大的目标，而且不惜为此付出巨大力量的坚决果断的敌人，那么防御者就走上了彻底失败的道路，因为，这样仓卒和慌忙地占领的阵地是经不住敌人用全部力量不顾一切地进行的攻击的。当然，如果敌人不是用拳头打人，而是用手指戳人，如果他不想利用巨大的成果，或者说，他甚至不愿取得一个巨大的成果，而只想以很小的代价来获取微小的利益，那么，防御者用这种抵抗手段对付他还是可以取得效果的。
一般说来，就是这个也是更多地在战局的后半期使用，很少在战局开始时使用，这是很自然的结果。
在这里，司令部又有机会把它关于选择和构筑阵地以及通往阵地的道路的地形知识变成一套彼此有联系的措施。
最后将形成这样一种情况：一方力图到达某一地点，而另一方力图阻止对方到达这个地点，因此任何一方都不得不常常在对方眼前运动，并且必须比在其他情况下更为谨慎和准确地组织这种运动。从前，当主力还没有区分为各个师，行军时主力还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时，要做到谨慎和准确地运动是很困难的，这需要高度的战术技巧。当然，在这种情况下，一线上的某些旅有时也必须常常先赶到前面，以便确保某些地点，它们要执行独立的任务，即使其他部队没有到来也准备同敌人接触。但是，采用这种手段过去是，而且永远是反常现象。当时的行军队形，一般说来总是以整体保持原有次序地行进为原则的，它尽可能地避免上述这样的例外。现在，主力的各部分都已分成许多独立的单位，只要其他单位相距很近，可以赶来继续这次战斗或结束这次战斗，这种独立的单位甚至敢于向整个敌军发起战斗。现在，即使在敌人眼前进行这种向侧方的行军，也不会有很大困难。从前必须通过机械的行军队形才能达到的目的，现在用提前派出几个师和加快其他部队的行军速度，以及更自由地运用整个军队等就可以达到了。
防御者利用上述各种手段可以阻止进攻者夺取要塞、占领广大地区或夺取仓库的行动。如果进攻者必须到处进行防御者用上述手段向他挑起的战斗，而且在这些战斗中，进攻者不是获胜的可能性很小，在不利时有遭到还击的很大的危险性，就是要付出同他的目的和所处的情况不相适应的力量，那么，进攻者的行动就会被阻止。
如果防御者利用自己的技巧和设施达到了这个目的，使进攻者在一切方面都看到对方良好的防御措施已经使自己没有希望实现任何微小的企图，那么，进攻者就往往会到单纯地满足军人荣誉方面去寻找出路。在任何一次大的战斗中获胜，都能给军队以优越的名望，满足统帅、宫廷、军队和人民的虚荣心，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满足了人们对每次进攻都必然抱有的期望。
于是，进攻者的最后希望就仅仅是为了取得胜利，取得战利品，进行意义有限的胜利的战斗。但愿人们不要以为我们这样说是自相矛盾的，因为我们仍然没有离开我们自己的前提：防御者的良好措施，使进攻者不可能利用一次胜利的战斗达到上述目的中的任何一个目的。进攻者要实现这个希望，必须有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战斗中的形势有利，第二个条件是战斗所获得的胜利确实能导致上述目的中一个目的的实现。
在不存在第二个条件的情况下也可能有第一个条件，如果进攻者的战斗只是为了获得战场上的荣誉，那么同进攻者还要取得其他利益的场合比较起来，他就更有可能使防御者单独的部队和防哨陷入不利的战斗。
如果我们把自己放在道恩的地位上并用他的方法考虑问题，我们就可以知道，为什么他没有改变谨小慎微的个性却敢于袭击霍赫基尔希，原因是他只求夺得当天的战利品。
至于普鲁士国王因而被迫放弃德累斯顿和尼斯，这个有效的结果对他来说是个意外的胜利，根本就不在他原来的打算之内。
不要以为，这两种胜利之间的差别是微不足道的，甚至是毫无意义的，恰恰相反，我们在这里接触到的正是战争的一个最基本的特点。从战略上来看，战斗的意义是战斗的灵魂。我们必须经常反复地指出，在战略上，一切主要的东西都产生于双方的最终意图，即产生于一切思考活动的最高出发点。所以在战略上这一个会战同那一个会战之间可能有很大的差别，以致人们不能把它们看作是同一个手段。
虽然进攻者取得这样的胜利对防御者来说几乎不能算作什么重大的损害，但是防御者还是不愿把这种利益让给敌人的，何况谁也不能知道结果还要附加上哪些东西，因此，防御者必须经常注意所有大部队和防哨的状况。当然，这时大部分问题取决于这些部队的指挥官的智慧，但是，如果统帅决定不当，这些部队也会卷入不可避免的灾祸之中。
在这方面谁会忘记兰德斯胡特的富凯军和马克森的芬克军的例子呢？
在这两次行动中，腓特烈大帝都过分地相信自己一贯的想法的作用。在这里他并不是相信，兰德斯胡特阵地上的一万人真正能够战胜三万敌军，或者芬克能够抵抗得住敌人优势兵力从四面八方的攻击，而是认为，兰德斯胡特阵地的威力仍同以往一样可以作为一张有价证券而被对方接受，认为道恩在翼侧受到佯攻时一定会放弃萨克森的不利的阵地，而进入波希米亚的比较有利的阵地。他第一次对劳东，第二次对道恩都判断错了。他所采取的措施的错误就在于此。
即使一个不很骄傲、不很卤莽和不很固执（ 腓特烈大帝在个别行动中却是有这些值得指责的缺点的） 的统帅，也难免会犯上述错误。现在，即使撇开这个错误不谈，在我们研究的这个问题上仍有一个很大的困难，那就是部队指挥官的洞察力、努力程度、勇气和坚定的性格不可能总是合乎统帅的要求的。统帅不能让属下指挥官任意处理一切问题，他必须给他们下达某些指示，这样，他们的行动就受到限制，同当时的情况就容易不一致。但这是一种完全不可避免的弊病。没有深入到军队的最后环节的、强制性的、权威的意志，就不能很好地指挥军队，而且，谁要是习惯于相信和’期望部下总会提出好的主意，他就不能很好地指挥军队。
因此，统帅必须经常密切注视每个部队和防哨的情况，使它们不致出乎意外地陷入灾难之中。
这四种手段都是为了维持现状。这些手段使用得越成功和越有成效，战争在同一地点就会拖延得越久；而战争在同一地点拖延得越久，给养问题就越重要。
这样，在战争一开始，或者战争开始后不久，就需要用仓库供给的办法来代替强征和征收的办法，就需要用固定的运输队（ 这种运输队或者由农民的车辆组成，或者由军队自己的车辆组成） 来代替临时征用的农民的车辆。总之，这就和正规的仓库供给接近了，关于这一点我们在《给养》一章里已经阐述过了。
但是对这种作战产生巨大的影响的并不是给养，因为给养就其任务和性质而言，是局限在狭小的范围内的，它虽然能对作战发生一定的影响，有时甚至发生很大的影响，但是不能改变整个战争的性质。与此相反，相互威胁对方交通线的行动却有更重要的意义，其原因是：第一、在这种战争中缺乏较大的、比较坚决的手段，统帅只能采取这种较弱的手段；第二、在这种战争中，让这种手段发生效果的必要的时间是不会缺少的。因此，保障自己的交通线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切断交通线虽然不是敌人进攻的目的，但是却能成为迫使防御者退却并放弃其他目标的一种非常有效的手段。
战区本身的一切掩护措施自然也对交通线起掩护作用，交通线的保障有一部分就包含在这些措施之中。在这里，我们只想指出：交通线的安全是部署兵力时必须考虑的一个主要问题。
用一些小部队，或者较大的部队护送运输队，是保障交通线的特殊手段。因为阵地的正面再宽也不能保障所有交通线的安全，而在统帅不愿扩大配置正面时，就特别需要组织这种护送。因此，我们在滕佩霍夫所著《七年战争史》中可以看到，腓特烈大帝常常派出单独的步兵团或骑兵团，有时甚至派出整个旅护送运输面包和面粉的车队，但是在奥军方面却从来没有这类事实的记载。原因之一是他们没有人这样细致地记载它们，另一个原因是他们的阵地正面总是宽大得多。
． 上面我们谈到了同进攻要素基本上毫无关系的四种手段，它们是不求决战的防御的基础。现在我们还要谈几种具有进攻性质的手段，它们或多或少可以同上述四种手段并用，好象是给这四种手段增加的调料。这些具有进攻性质的手段主要是：
（1） 威胁敌人的交通线，其中也包括袭击敌人的仓库；（2） 到敌占区进行牵制性攻击和游击活动；（3） 在有利的情况下，攻击敌人的单独的部队和防哨，甚至攻击敌军的主力，或者只对这些目标进行威胁。
上述第一种手段在所有这样的战争中始终是有效的，但它是暗暗地、在某种程度上完全隐蔽地起作用的；如果防御者的每个良好阵地都能使敌人对交通线可能受到的威胁有所顾虑，那么它就发挥了绝大部分的效果。我们在上面已经谈过，在这样一种战争中，给养问题对防御者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在这里对进攻者来说也是如此。因此，战略．上的大部分措施都是根据会不会遭到敌人的攻击这一考虑确定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在讨论进攻时还要谈到。
不仅通过选择阵地对敌人交通线进行一般的威胁（ 它象力学上的压力一样，暗暗地在起作用） 属于这种防御的范围，而且用部分兵力真正进攻敌人的交通线也属于这个范围。不过，要想使这种行动获得利益，必须在交通线的状况、地形的性质或军队的特点等方面具备适合于采取这一行动的具体条件。
为了进行报复和掠夺，或者为了取得某些利益而到敌占区去进行的游击活动，本来不是防御手段，而是真正的进攻手段。但是游击活动通常同真正的牵制性攻击的目的结合在一起，而牵制性攻击是以削弱同我们对峙的敌军兵力为目的的，所以游击活动也可以看作是一种真正的防御手段。不过，牵制性攻击也可用于进攻，它本身就是一种真正的进攻手段，因此我们认为在下一篇再详细讨论这个问题比较合适。在这里提到它，只是为了把防御者在战区内可能运用的一切小规模的进攻手段都列举出来。但是我们在这里必须指出，牵制性攻击的规模和作用可以大到使整个战争具有进攻的姿态，因而获得进攻的荣誉。1759年战局开始前，腓特烈大帝向波兰、波希米亚、弗兰肯等地采取的行动就是这样。这一战局本身显然是纯粹的防御，但是到敌占区进行的袭击赋予它以进攻的性质，这种性质可能由于进攻的精神影响而具有特殊的价值。
当进攻者轻率从事，在某些地点暴露出自己的弱点时，防御者可以把攻击敌人的单独部队或主力作为整个防御的必要的补充手段。这种行动只能在这种条件下实施，但是，在这里同对敌人的交通线采取行动时一样，防御者也可以向进攻的领域前进一步，而且同敌人一样，把伺机进行有利的战斗作为特殊的企图。要想在这种行动中取得一定的成果，防御者或者必须拥有显著优势的兵力（ 一般说来，这一点是不符合防御的性质的，但也是有可能做到的） ，或者必须具备卓越的方法和才能，能使自己的部队较为集中，并能加强部队的活动和运动，来补救由于部队集中而在其他地方出现的不利情况。
七年战争中的道恩是前一种情况的例子，腓特烈大帝是后一种情况的例子。我们看到，道恩差不多总是在腓特烈大帝过分大胆和轻视他的时候发动进攻，他在霍赫基尔希、马克森和兰德斯胡特就是这样。与此相反，我们看到，腓特烈大帝几乎不断地进行运动，力图以自己的主力消灭道恩的这一个或那一个单独的部队，但由于道思既拥有优势兵力又异常小心谨慎，所以，腓特烈大帝成功的时候很少，至少成果是不大的。然而，我们不能认为腓特烈大帝的努力是毫无作用的。实际上，这种努力本身就包含着一种很有效果的抵抗，因为敌人为了避免进行不利的战斗就会被迫处于小心和紧张的状态，这样，敌人本来可以用来进攻的一部分力量就被抵销掉了。我们可以回想一下1760年的西里西亚战局，当时道恩和俄国军队正是由于担心有时在这里、有时在那里遭到普鲁士国王的攻击或者被击溃，才不敢前进一步。谈到这里我们认为，关于不求决战的战区防御的主导思想、最主要的手段和整个行动的依据等一切问题都已经谈到了。我们主要是把这些问题列举出来，使读者了解整个战略活动的全貌，至于它们的具体措施，如选择阵地、行军等等，我们在前面已经比较详细地研究过了。
如果我们再总的看一看这个问题，就必然会认为，当进攻精神很微弱，双方对决战的要求很小，积极动机很缺乏，而相互阻止和抑制的内在牵制力量却很多时，就象我们在上面所设想的那样，进攻和防御之间的本质差别就必然渐渐消失。当然，在战局开始阶段，作战一方要进入另一方的战区，要在一定程度上采取进攻的形式，但是这一方非常可能而且往往会很快就把一切力量用来在敌人土地上保卫自己的国家。于是就形成了双方对峙的局面，这实际上是相互监视。双方都考虑如何不失去任何东西，同样也许双方都在考虑，如何为自己取得实际的利益。在这一点上，本来的防御者甚至反而能够超过他的敌人，腓特烈大帝在当时就是这样。
进攻者越是放弃作为前进者的地位，防御者受到的威胁就越少，也就是越不需要进行真正的防御来保障自己的安全，从而进攻和防御之间就越容易出现均势。在这种均势状态中，双方的活动的目的都只是从对方手中夺取某种利益并使自己不受到任何损害，也就是双方都力图进行真正的战略机动。凡是由于各种情况或政治意图不允许进行大规模决战的战局，显然都或多或少具有这种性质。
关于战略机动的问题，我们准备在下一篇用专门的一章来研究。但是，这种双方力量的平稳的赌博在理论上人们常常赋予它不应得的重要性，而且主要是在防御中赋予它这种不应得的重要性的，所以我们在研究防御的时候，有必要对它作进一步的说明。
我们把这种机动称之为双方力量的平稳的赌博。凡是没有整体的运动的地方，就有均势存在，而凡是没有远大的目的在推动的地方，就没有整体的运动，在这种情况下，不管双方的兵力相差如何悬殊，都应该认为他们处于均势。引起较小行动和目的的个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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