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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论-第6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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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问题在于进攻者是否觉得自己强大得足以去追求这个巨大的目标。
腓特烈大帝1757年进攻波希米亚时，是从萨克森和西里西亚分兵前进的。他所以要这样做有两个主要原因。第一、他的军队在冬季就是这样配置的；如果把军队集中到一个地点再进攻，就不能收到出敌不意的效果。第二、这种向心进攻能够从侧面和背后威胁奥军两个战区中的任一战区。这时，腓特烈大帝所冒的危险是：他的两支军队中的一支军队可能被优势的敌军击溃。奥地利人只要没有用优势兵力击溃这二个军团中的一个，就只可能在中央接受会战，否则，他们就有这一翼或那一翼被切断退路的危险，从而遭到惨败；这正是腓特烈大帝希望在这次进攻中取得的最大的战果。结果奥地利人选择了在中央接受会战的途径，但是他们配置军队的布拉格却处在包围攻击的威胁下。
奥地利人完全处于被动地位，因此这次包围攻击有时间充分发挥效果。奥地利人会战失败了，是一次真正的惨败，因为三分之二的军队连同他们的司令官被围困在布拉格，这不能不说是惨败。
腓特烈大帝在战局开始时所以能获得这样辉煌的战果，是因为他采取了向心进攻的大胆行动。既然腓特烈大帝知道他自己的行动十分准确，他的将领非常努力，他的军队占有精神上的优势，而奥军却行动迟钝，这些足以保障他的计划获得成功，那么，他这样行动谁又能责难他呢！可是，如果不考虑这里提到的精神因素，而把这种胜利完全归功于进攻的简单的几何形式，那也是不应该的。我们只要回忆一下拿破仑所进行的同样辉煌的1796年战局，就可以明白这点了。在这次战局中，奥地利人因为向意大利进行了向心进攻而受到了严厉的惩罚。法国将军②在1796年拥有的手段，除了精神上的手段以外，奥地利统帅在1757年也是具备的，甚至还要多一些，因为奥军统帅当时的兵力不象拿破仑在1796年那样比敌人弱。从这里可以看出，如果我们向心地分兵前进使敌人有可能利用内线摆脱兵力较弱的不利，那么我们就不宜分兵向心进攻，在军队的配置位置使我们不得不分兵向心进攻的场合，也只能把这种进攻看作是不得已的下策。
如果我们根据这种看法来考察1814年制订的进攻法国的计划，那么我们就决不会同意这个计划了。当时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军队本来集结在美茵河畔的法兰克福附近的一个地点上，正在指向法兰西王朝重心的最自然的直线方向上。但是，为了要使一支军队从美因兹进入法国，另一支军队通过瑞士进入法国，这些军队被分开了。当时对方的兵力很弱，根本不能防守自己的边界，因此这种向心前进如果能够成功，全部利益也只是一支军队占领洛林和阿尔萨斯，另一支军队在同时占领法兰斯孔太而已。难道为了这点小小的利益就值得经过瑞士进军吗？当然，我们知道，决定这次进军的还有另外一些同样是不正确的理由，而我们在这里只谈我们正在研究的问题。
另一方面，拿破仑是一位善于以防御来抵抗向心进攻的统帅（杰出的1796年战局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即使对方的军队在数量上大大超过他的时候，在任何场合也不得不承认他在精神上占有很大的优势。虽然他来到夏龙自己的部队中已经太晚了些，同时他对自己的敌人也过于轻视，但是他还是只差一点，就在两支敌军没有会合以前打败了它们。他在布里昂时，这两支军队到底有多大兵力呢？布留赫尔的六万五千人在这里只有二万七千人，主军的二十万人则只有十万人。对拿破仑来说，这是再好也没有的机会了。而在联军方面，也是从行动开始的那个时刻起就感到再没有比重新集中兵力更迫切的事情了。
根据以上的考察，我们认为，即使向心进攻本身是能够取得较大成果的手段，也大多只能在军队原先就是分开配置的情况下采用它，为了进行向心进攻而使军队离开最短的和最直接的前进方向，只有在很少的场合才是正确的。
（3 ）战区的扩大可以作为分兵前进的一个理由。
当一支进攻的军队从一个地点前进而且顺利地深入敌国腹地时，它所能控制的并不仅仅是在它经过的路线上的那些地区，它可以向两侧扩展一些，但是，究竟能扩展多少，这取决于敌人国内的紧密度和内聚力（如果我们可以用这个比喻的话）。如果敌人国内的团结不紧密，人民既脆弱又缺乏战争锻炼，那么，胜利的军队不必费很大气力就能在后面占领广阔的地区。但是，如果敌国的人民既勇敢而又忠诚，那么，进攻的军队在自己后面所能控制的地区将多多少少接近于狭长的三角形。
进攻者为了摆脱这种不利情况，就有必要把前进的正面扩大到一定的宽度。如果敌军集中在一个地点，那么，进攻者只有在没有同敌军接触的时候才能保持这个宽度，离敌军的配置地点越近，正面宽度就必须越小，这是不言而喻的。
但是，如果敌人自己也配置在一定的宽度上，那么，进攻的军队在同样宽的正面上前进就不能说是不合理的。我们在这里所谈的是一个战区或几个毗邻的战区的问题。很明显，这已经属于我们所说的主要行动可以同时决定次要地点的命运的情况。
但是，我们可以永远只按这个观点行动吗？在主要地点对次要地点的影响不十分大因而会产生危险时，我们可以冒这种危险吗，战区需要一定的宽度，这一点难道不值得特别注意吗？
在这里也象在所有其他的地方一样，不可能把所有的行动方式都列出来，但是我们们坚信，除了少数例外的情况以外，主要地点的决战将会同时决定次要地点的命运。因此，除了很明显是这样的例外情况以外，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根据这个原则行动。
当拿破仑进入俄国时，他完全有理由可以相信，西德维纳河上游的俄国军队会因俄军主力被击败而败退。因此他起初只命令乌迪诺军去对付这部分俄军，但是维特根施坦却转入进攻，拿破仑才不得不把第六军也派到那里去。
与此相反，他为了对付巴格拉齐昂，却在一开始就派出了一部分军队，但是巴格拉齐昂因中央主力的退却而随之退却了，于是拿破仑又把派去的这部分军队调了回来。
假如维特根施坦不是必须掩护第二首都的话，他可能也会随巴尔克来的退却而退却的。
拿破仑1805年在乌耳姆的胜利和1809年在勒根斯堡的胜利分别决定了意大利战区和提罗耳战区的命运，尽管意大利战区是一个相当遥远的独立的战区。1806年，拿破仑在耶纳和奥尔施塔特的胜利决定了威斯特伐里亚、黑森和在通往法兰克福的道路上的一切行动的命运。
能对次要部分的抵抗起作用的情况很多，但主要的是以下两种。
第一种情况是：在幅员辽阔而且力量比较强大的国家中，例如在俄国，主要地点上的决定性打击可以推迟进行，因而不必急于把一切力量都集中到主要地点去。
第二种情况是：有些次要地点因为有许多要塞而具有特殊的独立的意义，例如1806年的西里西亚。但是，拿破仑非常轻视这个地点，当他向华沙进军时，虽然不得不把这个地点留在背后，但他只派他弟弟日罗姆率领二万人向那里进攻。
如果对主要地点的打击很有可能震撼不了次要地点，或者实际上没有震撼次要地点，那么，这是因为敌人在次要地点上真正配置了军队的缘故。在这种情况下，进攻者就不得不把这些次要地点看作是无法避开的祸害，于是只得派适当的兵力去对付它们，因为进攻者不能一开始就完全放弃自己的交通线。 小心谨慎的人可能做得还要过分些，他们可能认为主要地点的进攻应该同次要地点进攻的步调完全一致，因此，如果敌人不肯从次要地点退却，就应该把主要行动也停下来。
虽然这个原则同我们以前说的应该尽可能把一切力量都集中在一个主要行动中的原则并不直接矛盾，但是这两者的指导精神是完全对立的。按这个原则行动，运动就会缓慢，进攻力量就会减弱，偶然事件就会增多，时间损失就会增加，因而，这个原则同以打垮敌人为目标的进攻实际上是完全不相容的。 假如敌人在次要地点上的军队有可能向离心方向退却，那么，进攻的困难就会更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统一的进攻会变成什么呢？
因此，把主要进攻依赖于次要地点的行动作为一个原则是我们必须坚决反对的，我们认为，以打垮敌人为目标的进攻，如果没有胆量象一支箭那样射向敌国的心脏，就不可能达到到目标。
（4 ）最后，易于取得给养是分兵前进的第四个理由。
一支小的部队通过一个富庶的地区当然要比一支大部队通过一个贫瘠的地区顺利得多。但是，只要措施适当，军队习惯于吃苦耐劳，一支大部队通过贫瘠的地区并不是不可能的。因此，不能为了要用小部队通过富庶的地区而使我们的决心受到很大的影响，以致陷入分兵前进的巨大危险。
谈到这里，我们已经承认分割兵力（也就是把一个主要行动分为几个行动）的上述理由是有根据的。如果已经清楚地认识了目的，慎重地权衡了利害得失，再根据上述理由中的一个理由分割了兵力，那是无可非难的。
但是，如果象常见的那样，计划是由一个学究气十足的总参谋部仅仅按照习惯制定的，如果象下棋要先在棋盘上摆好棋子那样，各个战区要先摆好军队才行动，如果行动是一些幻想式的巧妙的组合，而通向目标的途径是复杂的路线和错综的关系构成的，如果今天把军队分开，只是为了两星期后再冒极大的危险把它们集中起来，借以显示使用军队的全部艺术，那么，这种为了故意陷入混乱而离开直接、简单而朴实的道路的作法，是我们所唾弃的。最高统帅对战争的指挥越没有力量，越不把战争看作是力量巨大的个人的简单行动（就象我们在第一章中指出的那样），整个计划越是脱离实际的总参谋部这个工厂生产出来的，是十几个一知半解的人想出来的，那么上面所说的愚蠢行为就越容易出现。
现在我们来研究第一个原则的第三点，即次要行动应该尽可能地保持在从属地位上。
由于力求把整个战争行为归结为一个简单的目标，并且尽可能通过一次巨大的行动来达到这个目标，交战国发生接触的其余地点就部分地失去了独立性，那里的行动就变成从属的行动。假如能够把一切行动完全归结为唯一的一次行动，那么，发生接触的其余地点就完全失去了作用，不过，这种可能性是很少的。因此，重要的是不要抽调过多的兵力用于次要地点而削弱主要行动。
首先我们认为，即使不可能把敌人的全部抵抗归结为一个重心，也就是说，象我们已经讲过的一样，必须同时进行两个几乎完全不同的战争，战争计划仍然必须遵循这个原则。我们始终必须把其中一个战争看作是主要的，首先应该根据它来安排兵力和行动。
根据这个观点，只在一个主要方向上采取进攻而在另一个方向上采取防御是合理的。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在另一个方向上也采取进攻才是正确的。
其次，我们应该以尽量少的兵力来进行这种次要地点上的防御，而且要努力利用防御这种抵抗形式所能提供的一切利益。
如果敌人的军队属于不同的国家，但仍然有一个战区是它们共同的重心，那么，我们这个观点就更为适用。
如果次要战区的行动也是针对必须给予主要打击的那个敌人的，那么，根据我们这个观点，在次要战区就不能进行防御了。这时，主要打击是由主要战区的进攻和根据其他原因采取的次要战区的进攻构成的，而主要打击没有直接掩护的各个地点上的防御，都已成为不必要的了。这时一切都取决于主力决战，一切其他损失都会在主力决战中得到补偿，如果兵力足够，有充分的根据可以进行这样的主力决战，那么，就不能因为主力决战可能遭到失败而努力在其他地点上避免损失，因为这样做恰好会使失败的可能性增大，而且在我们的行动中就会因而产生矛盾。
甚至在整个进攻的各个环节上，次要行动也应该服从于主要行动。但是，究竟这一个战区的哪些兵力和那一个战区的哪些兵力应该去进攻共同的重心，这大多取决于另外的一些原因，在这里只能指出，我们必须力求使主要行动居于主导地位，越是使主要行动居于主导地位，一切就越简单，受偶然性的影响也就越少。
第二个原则是迅速使用军队。
无谓地消耗时间，走不必要的弯路都是力量的浪费，因而是战略所不容许的。更重要的是应该记住，一般说，进攻的唯一优点几乎只在于揭开战争序幕的出敌不意。突然性和不断前进是进攻的最有力的两个翅膀，尤其在以打垮敌人为目标的进攻中，它们更是不可缺少的。
因此，理论的任务是找到通向目标的最近的途径，根本不应该去漫无边际地争论从左边还是从右边、向这里还是向那里的问题。
如果回忆一下我们在《战略进攻的目标》一章中关于国家的心脏所谈的内容，以及在本篇第四章中关于时间的影响所谈的内容，那么，不作进一步的说明就可以明白，迅速使用军队这个原则确实是具有我们所指出的那种重要意义的。
拿破仑向来就是这样行动的，他最喜欢通过最近的大道直接奔向敌人的军队，奔向敌人的首都。
那么，我们把它归结为重心并且要求迅速而直接地实现的那个主要行动究竟是什么呢？
什么叫打垮敌人，我们在第四章中已经从总的方面尽可能地作了论述，现在已没有必要再重复了。不管打垮敌人在具体情况下最后取决于什么，在开始时总是消灭敌人的军队，也就是说，对敌人的军队取得一个巨大的胜利，并且粉碎敌人的军队。夺取这种胜利的时间越早，也就是说夺取这种胜利的地点离边界越近，这种胜利就越容易取得；夺取这种胜利的时间越晚，也就是说夺取这种胜利的地点越在敌国腹地，这种胜利就越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这里同在所有其他地方一样，取得胜利越容易，成果就越小，反之，成果就越大。
如果我们对敌军的优势还不能保证我们肯定能获得胜利，那么，我们就应该根据可能尽早去寻找敌人军队（即敌军主力）。我们所以说根据可能，是因为寻找敌军主力时，如果军队要走很多弯路，方向选择错了，浪费了时间，我们就很容易犯错误。如果敌军主力不在我们的前进路上，我们又因为去寻找它对我们不利而不能去寻找它，那么，我们可以确信以后会遇到它，因为它一定会向我们扑来。在这种情况下，正如我们刚才所说的，我们将在比较不利的条件下作战，这种不利是我们无法避免的。可是，如果我们在这水会战中还能够获得胜利，那么，这次会战就更具有决定性意义。
从这里可以得出结论：在我们对敌军的优势还不能保证肯定能获得胜利的场合，如果敌军的主力在我们的行进的路上，那么，有意从敌军主力侧旁通过是错误的，至少，认为这样做能比较容易地获得胜利的想法是错误的。
从这里也可以得出另一个结论：当我军占有决定性优势时，为了尔后发动更有决定意义的会战，我们可以有意从敌军主力侧旁通过。
我们以上所谈的是彻底的胜利，也就是使敌人遭到惨败，而不仅仅是获得会战的胜利。要取得彻底的胜利，就需要进行包围进攻或变换正面的会战，因为这两种打法往往能取得决定性的结果。因此，战争计划的主要内容是，规定所需要的军队数量和军队行动的方向。关于这一点，我们在《战局计划》一章中还要详细论述。
虽然直接对敌人正面发起会战并不一定不能使敌人遭到惨败，战史上也并不是没有这样的战例，但是，双方军队的训练水平和机动能力越是接近，这种可能性就越少，而且将越来越少。现在，象勃连黑姆那样在一个村庄里俘虏二十一个营的事情是不再可能发生的了。
一旦获得了巨大的胜利，就不应该考虑休息或喘口气，就不应该思前顾后和进行整顿等等，而只应该追击，如有必要，就应该发动新的进攻，占领敌国的首都，进攻敌人的援军，或者进攻敌国可以作为依靠的其他一切目标。
当胜利的洪流把我们引到敌人要塞的前面时，是否应该围攻这些要塞，这要根据我们兵力的强弱情况来决定。
如果我们在兵力方面占有很大的优势，那么不尽早攻占这些要塞就会造成时间上的损失。如果我们在前面进攻的军队没有取得进一步胜利的肯定把握，那么我们就只能用尽可能少的兵力来对付这些要塞，于是这些要塞就不可能被攻破。如果为了围攻要塞我们已不能继续前进，那么进攻通常就已达到了顶点。因此，我们要求主力迅速地、不停歇地前进和追击。我们已经否定了主要地点上的前进应该取决于次要地点上的结果的观点，因此在一般情况下，我军主力的背后只有一个狭长的地带，这个地带不管可以叫作什么，它总是我们的战区。这样的情况会如何地削弱在前面的部队的进攻力量，会给进攻者带来哪些危险，我们前面已经指出过了。这种困难，这种内在的牵制力量能不能大到足以阻止部队继续前进呢？当然是可能的。但是，正如我们前面已经指出的那样，在开始时就想使背后的战区不是这种狭长的地带，因而降低进攻速度，那是错误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仍然认为，只要统帅还没有打垮敌人，只要他相信自己的力量足以达到这个目标，他就应该追求这个目标。这样做危险也许会不断增加，但成果也会不断扩大。当统帅到了不敢继续前进的时候，认为必须考虑自己的后方，必须向左右两侧扩展的时候，很可能他已到了进攻的顶点。
于是飞翔的力量枯竭了，如果在这时敌人还没有被打垮，那么很可能再不能打垮敌人了。
如果统帅为了要稳步地前进而去占领要塞、隘路、地区等等，那么这些行动虽然还是一种缓慢的前进，但已经只是一种相对的前进而不是绝对的前进了。在这种情况下，敌人已不再逃跑，也许已经在准备新的抵抗，因此很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虽然进攻者还在稳步地前进，但是防御者也在行动，而且每天都每天都取得一点成果。总之，还是我们前面的那个结论，在一次必要的停顿以后，通常就不可能再进行第二次前进了。
因此，理论要求的是：只要还想打垮敌人，就要不停顿地前进。如果统帅发觉这样做危险太大而放弃这个目标，那么，他停止前进而向两侧扩展是正确的。如果他停止前进只是为了更巧妙地打垮敌人，那么，他就应该受到理论的指责。
我们还不至于那样愚蠢，以致认为逐步地打垮一个国家的例子是不存在的。首先我们要说明，我们这个原则并不是毫无例外的绝对真理，它是以可能的和一般的结果作为依据的。其次，一个国家是在历史上逐渐趋于灭亡的呢，还是被敌人作为第一次战局的目标而被打垮的，这二种情况必须区别开来。我们在这里谈的只是后一种情况，因为只有在后一种情况下才会出现力量的紧张状态，即不是一方打垮对方的重心，就是它有被对方的重心打垮的危险。如果第一年得到一点不大的利益，第二年又得到一点不大的利益，就这样逐渐地、缓慢地向目标前进，那么，虽然不会发生一次严重的危险，可是到处都分布着危险。在这种情况下，从一个胜利到另一个胜利之间的每一个间歇都会给敌人以新的希望。前一个胜利对后一个胜利只有很小的影响或者往往没有影响，甚至还会有不利的影响，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敌人会得到恢复，甚至会受到激励而进行更大的抵抗，或者会得到新的外来的援助。但是，如果一切行动不停地进行到底，那么昨天的胜利就能导致今天的胜利，胜利之火就会接二连三地燃烧起来。如果有人说有些国家确实在逐次打击下被征服了，也就是说，时间——防御者的护卫神——对防御者起了不利的作用，那么，我们说进攻者逐次打击的企图完全落空的例子比这种例子要多得多。只要回想一下七年战争的结果就可以明白这一点，当时奥地利人力图从容不迫地、小心谨慎地达到目的，结果完全失败了。
根据上述观点，我们决不会认为，在向前推进的同时应该经常注意建立相应的战区，即应该使两者保持平衡，与此相反，我们认为向前推进所产生的不利是不可避免的，只有当我们继续前进已没有希望取得胜利时，注意避免这种不利才是值得的。
拿破仑1812年的例子远没有使我们怀疑这个论断，反而使我们更坚信这一观点。
拿破仑的这次战局所以失败，不是象一般舆论所说的那样，是因为他前进得太快、太远，而是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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