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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战1984-第1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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錾ㄉ枋ο率�41个团级单位。由北京军区从下属各部队抽调现役军官组成各级领导班子，统率着以数千名复员、转业军人为基干、以十多万来自北京、天津、上海、呼和浩特、包头等城市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为主力在汉业强看来绝对是一支巩固祖国边防的生力军。
但是随着中苏关系的逐渐缓和和国家政策重心的转移。1975年国务院、**批准撤销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建制，大批知识青年纷纷返城，投入了国家经济建设的洪流之中。从1979年开始原先被分割出去的各盟、旗又被重新划入了内蒙古的政区。战线的沿展和后备兵员的不足，促使了中国军方不得不放弃了原先在内蒙古一线全力阻击苏联装甲洪流南下的预定计划。
按照目前现有的条件，汉业强对内蒙古省军区的要求是各边防部队由国境线逐次抵抗、尽量迟滞敌装甲突击兵团的推进速度，为后方机关、民众的转移和各野战部队的动员、集结争取时间。也正是从这一点出发，内蒙古省军区所属各边防团并没有象东北和新疆的同级别部队那样进行团改旅的大规模扩编，而是强化了其机动和战时通讯能力。按照汉业强的计划，一旦苏联地面进攻全线展开，内蒙古现有的13个边防团应避免死打硬拼而陷入敌装甲部队的迂回包围被逐个吃掉，保存有生力量在阻滞敌方推进速度的同时，转入二线防御。
内蒙古方面的第二道防御线基本位于阴山山脉一线，自60年代以来中国工程兵部队便着手在这一线构筑利于山地防御的永备工事群。毫无疑问如果苏联陆军选择沿二连浩特至集宁的铁路线南下，那么他们引以为傲装甲洪流将会撞上最为坚固的堤坝。因为除了内蒙古军区所直属的边防部队和独立野战师之外，集宁一线还有中国陆军第69集团军及北京军区直属的两个守备师。
当然无论是**的领导人还是汉业强这样的战区指挥官都很清楚，对于莫斯科而言即便仰攻大青山得手，顺利攻占集宁和呼和浩特也不过只是打开了通往华北的第一扇大门，而无论是直趋幽燕还是南下三晋，挡在其面前的依旧是关山阻隔。因此更为理性的选择是避开中国军队重兵把守的集宁，自苏尼特右旗开始改变进攻轴线，取道化德、张北直扑张家口。
地处京、冀、晋、蒙四省市区交界处的张家口无疑是北京的西大门，在这个方向上北京军区除了部署有两个守备师的兵力之外，主要的防御任务由第65集团军担负。“针对敌装甲部队习惯于大范围机动，避开我防御支撑点大纵深作战的战术特点。我军区第65集团军将于张北至张家口一线展开，全力阻击敌抄袭的快速纵队。而第24集团军迅速在承德至唐山一线展开，在对外蒙防线按预定计划部署防御外，根据战局的发展保留部分机动兵力以策应动东北战场。”汉业强司令的目光越过北京城区的战场之后，将目光转向了中华民族古老的国防基本线―长城内外。
以满清帝国的皇家避暑胜地而闻名的冀北重镇―承德，自古以来便是兵家必争之地。为了割裂中国军队华北与东北两大战场之间的联系，莫斯科没有理由不沿着当年蒙古亲王们的朝贺之路，以外蒙东部重镇赛音山达为前进基地，越过锡林郭勒辽阔的高原草场，直趋蒙南交通枢纽―赤峰。而这一进攻路线而恰恰是中国军方北京、沈阳两大军区的结合部。
鉴于承德以北还有正军级下辖3个守备师的赤峰守备区，因此汉业强认定承德一线在战争初期所承受的压力并不会太大。因此在第24集团军的使用问题上，他更多考虑的是如何更好的策应邻近战区。毕竟对于拥有8个成建制野战集团军的北京军区而言，战略预备队相对比较充裕。
“太原的第63集团军和临汾的第28集团军目前已经集结完毕。我军区计划以第63集团军有力之一部进占阳泉至涿鹿一线同时策应北京和张家口战区，第28集团军则控制石家庄、保定一线作为军区总预备队。天津方面的第66集团军以有力之一部进驻蓟县策应承德和北京战区的同时，另以一个师左右的兵力组成战略机动部队随时准备以海运或陆路的形势驰援东北战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汉业强和北京军区对部队的整体部署上更多的着眼于全局考量。尽管北京城内目前的巷战局势急如星火，但是身为军区司令的汉业强却有着自己的判断。
在他看来莫斯科不可能将一场战争的胜负全部寄托在一次战略空降之上。同样作为一个陆军大国，中国军人可以理解俄罗斯的思维模式那就是战争的胜负永远决定于坦克的履带之上。对于三北方面的局势，汉业强认为最为危险的还是东北战场，如果中国的版图比喻成一只引吭高歌的雄鸡的话，那么东北三省无疑就是这只雄鸡最为致命的头颅。尽管并非政治中心的所在，但是作为中国的粮仓和传统工业中心和资源、能源大省。东北的得失无疑将深刻影响着未来战局的发展。因此汉业强在部署手中现有兵力之时，不可能不考虑邻近的东北战区，毕竟一旦沈阳军区支持不住，那么北京方面将要面对是三面受敌的不利局面。
“关于北京军区的兵力部署问题，我个人没有太大的意见！在此我只想提醒汉司令！苏联第二波次的空降兵很快便将抵达北京的上空！我希望我们的部队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将其歼灭在登陆场上！”身为总参谋长的曹阳对于汉业强的部署虽然难免又不同的见解，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他也无意越俎代庖。“请总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在汉业强振聋发聩的声线外，北京的上空雷鸣般的战机轰鸣已经响彻了天际。
第八章：第二梯队（四）
“同志们！我们已经抵达了目标地域的上空……伟大的苏维埃正在关注着我们！乌拉……”随着轰鸣的伊尔―76M型军用运输机越过被绚烂的防空炮火点缀得如同白昼的天幕，作为突袭北京的苏联空降部队第二梯队的第76近卫空降师此刻已经抵达了中国首都的上空。面对着机舱后部缓缓打开的蚌式舱门，全副武装的苏联第76空降师第104团第2营营长巴彼切夫中校拍着一个个从他面前匆匆走过的年轻士兵的肩膀大声鼓励道……
作为后续投入战场的生力军，苏联空降军第二梯队拥有着远比第一波次降落的同僚更为有利的优势―跟随第一波次空降部队一起着陆的隶属于苏联总参谋部军事情报局的“斯贝茨纳兹”（注1）特种部队已经建立起了多个大功率的地面无线电引导站，可以顺利的引导后续投入的部队准确的抵达目标区域。但是作为第二梯队的他们却同样也要承担着远比第一波次降落的同僚的更为凶险的战场环境。
毕竟战斗已经进行了近5个小时，奇袭的效果已经荡然无存，尽管苏联空军努力保持着对北京地区战场的全纵深火力压制。但是作为一个大国的首都即便是强大的苏联终究也不可能是闲庭信步。事实上从起飞开始，第76近卫空降师的麻烦便从未中断过。由于机场容量和空中管制等各方面的限制，包括从遥远的乌拉尔山以西的苏联欧洲部分转场过来的近千架军用运输机之中有相当部分出现了滞留空中和来不及完成战前整备的情况。这直接导致了第76近卫空降师的空降行动整体推迟了1个多小时。
而在起飞过程中更有多架军用运输机由于机械故障而不得不中途返航，好在这些运输机大多已经参加过第一次空投作战，再次执行空运任务时大部分运载的都是准备空投的补给品，因此并没有对第76近卫空降师的战力产生太大的影响。但是当机群越过外蒙古的天空之后，中国空军和防空部队的拦截却令庞大的运输机群举步为艰。
尽管苏联空军一再认定经过了前后多轮的火力突袭，中国空军位于三北一线前沿部署的空军基地和野战机场都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在相关的战情通报中，苏联空军一再宣称已经将数千架中国空军的战机摧毁在了跑道之上，黄河以北的天空理论上已经不可能再有红五星和八一组成军徽还在翱翔。但是在第二次空降的过程之中，负责护航的苏联空军和防空军却意外的遭遇到了数以百计的中国空军各型战斗机的拦截。
其中最令苏联空军感到头疼的是中国空军自行研制的最为新锐的全天候截击机―歼―8II。应该说在战前苏联情报部门已经通过多种渠道获得了中沈阳飞机设计所（601所）接收了中国空军所提出的相关意见对歼―8I型截击机进行大规模改进的消息，甚至已经拍摄到了采用两侧进气，在头部安装雷达的歼―8II在中国北方进行试飞的相关照片。但是莫斯科方面却认定中国落后的航空工业在短时间内应该无力对这款新型战机进行大规模生产，因此并没有对这一情况保存足够的重视。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苏联方面的轻慢并非全无道理。经过十年动荡之后的中国的确在航空工业上落后于这个世界空军的平均水平。仅以歼―8I型为例，由于交流供电系统和雷达系统的研制进度长期滞后，使得原计划承担全天候截击任务的战斗机最终只配备了直流电和测距器，仅能用于白昼作战。但是莫斯科方面却忽视了中国军工在巨大国防压力下所展现出的韧性和执直。事实上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大力支持下，从1982年下半年开始，加装了刚刚研制成功的新型大气数据计算机、平显火控系统、通讯/导航/数据传输系统等新型设备的歼―8II截击机已经开始列装中国空军。
而为了在战争爆发之初可以保存实力，这些新锐战斗机主要部署在位于中原腹地的河南、山东乃至湖南、湖北一线。而其中首批闻警出动，抵达战区上空的就是部署在河南平顶山鲁山空军基地的中国空军第十九战斗机联队第五十五大队。面对这些意料之外出现的对手，苏联空军表现的大失水准。由于事先将大量优秀飞行员和精锐战斗机投入压制地面防空火力和对地火力支援，因此苏联空军事实上可以用于为第二波次空降梯队护航的兵力并不多。而其中真正可以伴随运输机群长途奔袭的米格―29M型歼击机的数量更不足以压倒对手。
好在莫斯科的武装序列之中还有一支被称为国土防空军的空中力量，除了装备有数量庞大型号、繁多的地队空导弹和高射炮等防空武器之外，苏联国土防空军也装备有数量可观的重型截击机和歼击机。甚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苏联国土防空军受重视程度远超过用于进攻的空军。而在远东方面，苏联国土防空军的力量更在战前便因为所谓的“007次航班事件”得到了充分的加强。
尽管在那次“误击民航客机”的事件之中，苏联国土防空军由于其“暴虐”而遭到了来自全世界的一致谴责。但是莫斯科方面却对其赞许有加，并加快了其武器装备的更换速度。除了大批米格―31M“猎狐犬”重型截击机由欧洲地区换防到远东外，新锐的苏―27型战斗机也加快换装苏联国土防空军远东部队。应该说在苏联空降兵第二梯队的投送过程中，是苏联国土防空军而非苏联空军粉碎了中国空军保卫首都领空的努力。
凭借着功率强劲的相控阵雷达和R－33型远程空对空导弹，苏联国土防空军的米格―31重型截击机可以在100公里以上的距离内对进入战区的中国空军的歼―8II截击机实施远程攻击，即便有少数的幸运儿可以成功摆脱“拦阻网”型脉冲多普勒电子扫描雷达的锁定，苏联国土防空军米格－31M重型截击机也将通过数据链能将雷达捕获的信息迅速传递给护航编队之中关闭了雷达、保持无线电静默状态中的苏―15型截击机。
这一点在面对从山西腹地和阴山、燕山山脉的洞库基地中起飞的中国空军歼―5甲、歼―6甲型全天候截击机时显得犹为重要。作为中国空军曾经赖以保卫领空的主力机型―歼―5和歼―6型歼击机的性能虽然早已落伍，但是常年战备所积累起的庞大数量依旧足以令入侵者不寒而栗，在突袭北京的过程中，苏联空军和国土防空军至少遭遇到超过300架次的中国空军歼―5甲和歼―6甲型全天候截击机的突袭。
应该说虽然中国和苏联在现代空军领域有某些师承关系，但是在战略战术领域双方其在朝鲜战争之后便逐渐的分道扬镳。由于莫斯科长期以来的战略宗旨都围绕着陆军和地面进攻，因此苏联空军和国土防空军的主要战略战术都是在配合械化兵团大纵深作战的基础之上，完成战场的空中阻隔。也就是说苏联空军真正的独立空中攻势思想和战术体系长期以来一直没有形成。他们所要作的只是将北约方面强大的空中力量排除在战场或己方战略纵深的天空之外。朝鲜战争中“米格走廊”可以说这一战略指导方针的最佳体现。
与之相比，中国空军虽然起步较晚但是在战术思想方面却远较自己的老师更为主动。尽管自建国初期到改革开放前，中国空军所大量引进和仿制的都是苏联前线航空兵装备体系内的产品，这些战机普遍存在着苏联战斗机典型的航程短、火力弱、设备简单的弱点。短航程限制了每支部队所能够承担的防空正面，设备简单的缺陷使战斗机极度依赖地面雷达的引导支援，缺乏雷达引导的空域事实上成为了战斗机防空体系的空白。
但是中国空军却抓住了苏制战机轻巧简单和廉价却非常适合大规模生产和使用的需要的优点。在武器装备上始终无法与对手正面抗衡的情况下，成功的建立起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积极防御战略。所谓“积极防御”的战略就是在立足国土防空的基础之上，采用积极主动的迎击战略逐次消耗对手，并不失时机的集中优势兵力展开空中歼灭战。
事实上自中苏交恶以来，中国空军便逐步将防御的重心转移到三北地区。利用本土大量隐蔽的一、二线野战机场中国空军分散部署现有的兵力，组成多道空中阻击线。由于始终贯彻“后发制人”的战略。因此由苏联空军、陆军、海军、海军航空军乃至战略火箭军组成的重锤那雷霆万钧的第一击事实上并不足以令中国空军伤筋动骨。真正被摧毁在跑道上的中国空军各型战斗机总数不过300余架。而大量依托山体洞库隐蔽待机的空军战术单位此刻才初露锋芒。
不过在燕山山脉上空的空战中成功击落了苏联空军2架苏―25T型强击机和蒙古空军1架米格―21型战斗机的中国空军第三战斗机联队第九中队的赵杰钦和刘庆征双机编队却无缘于这一次空中截击作战，因为油料和弹药已接近低限，他们在北京的上空接到了返航的命令。很难想象这一指令来自正在黄海上空盘旋的一架隶属于美国空军961空中管制中队的E―3A“望楼”大型预警机。
在大多数地面雷达和指挥中枢被摧毁的情况下，中国空军在三北地区的情报和指挥功能事实上已经瘫痪。不过站在同一条战壕里的美国人没有理由束手旁观。因此尽管五角大楼还没有下达直接参战的指令。在冲绳岛西南部的天空之中，隶属于美国空军老资格的第5航空队第18航空联队的F―15C型战斗机群此刻已经在天空用发动机的尾焰划出一道道绚丽夺目的光道。
作为第一批装备F－15C型主力制空战斗机的大队，美国空军第18航空联队下辖第12、第44、第67战斗机中队，共装备用一线战斗机54架。凭借F―15C型战斗机自身的作战半径以及第5航空联队第909空中加油中队所装备的15架KC―135加油机，美国空军完全用能力进入中国大陆与苏联空军展开空战。但是此时第18航空联队所起飞的战斗机主要承担的使命仍是为已经进入黄海海域进行监控的美国空军支援战机提供护航。除了第961空中指挥中队的E―3“望楼”型空中预警机之外，空军第390情报中队的RC－135“铆钉”战术侦察机、EP―3“白羊座”电子信号侦察机此刻也在全力收集着苏联方面的军事情报。
而除了不断将苏联方面的相关调动情况第一时间传递给被称为北约“编制外成员国”的中国外，美国空军的第961空中指挥中队也负责起了部分中国空军参战部队的指挥和调动工作。据说在战前中国空军便有多个空中指挥小组常年驻守在南日本地区，一旦战争爆发他们将第一时间登上美国空军的空中预警机担负起指挥任务，当然这不过是坊间流传并未得到任何的证实。
按照从E―3A“望楼”大型预警机传来的相关指令，中国空军第三战斗机联队第九中队的赵杰钦和刘庆征双机编队在脱离战斗之后应越过太行山脉在山西省北部的忻州定襄军用机场降落。显然与华北平原相比，被称为华北屋脊的山西境内中国空军的大多数地面设施还相对完善一些。但是能否顺利的驾驶着油料已经告窘的战机顺利的抵达目的地，赵杰钦和刘庆征的心中同样没底。
好在对于两名都有着数千小时飞行记录的老鸟而言在夜幕之中穿越太行山脉的任务虽然艰巨但还谈不上无法完成。经过半个多小时的飞行之后，被称为“东踞太行连京津，西带黄河望陕蒙，南界石岭通太原，北倚长城揽云朔”的古城忻州已经遥遥在望了。“这里是定襄军用机场……听到请回答……”此时赵杰钦的耳机里响起了降落场塔台指挥员用军用密语所发出的征询。而远方的天空，一场长如火如荼的空战仍在紧张的进行着。
面对着规模和数量空前庞大的苏联运输机群，武器装备上处于绝对劣势的中国空军所采用的主要是小机群袭扰的战术。从前线各野战机场的洞库中起飞的中国空军歼―5甲和歼―6甲型全天候截击机以四机编组的队型采取低空接近目标，然后突然拉升攻击的模式不断向位于苏联庞大机群核心的军用运输机发起进攻。面对这种低空突袭的战术，苏联国土防空军的米格―31M重型截击机虽然可以利用其具备下视功能的雷达提前发现，但是其所携带的远程空对空导弹的数量终究有限，因此拦截这些低空目的的任务仍主要落在协同作战的苏―15TM和米格―25截击机的身上。
事实证明苏―15TM和米格―25这样以大型战略轰炸机和远程侦察机为假想敌的高空高速截击机在面对低空目标时表现的异常吃力。尽管中国空军歼―5甲和歼―6甲型截击机的低空性能也并不出众，但是凭借着高超的驾驶技术和几乎疯狂的战斗意志，中国空军的战机还是不断冲击着由苏联空军和国土防空军的新锐战机组成的防线。
第八章：第二梯队（五）
对中国空军而言，拦截苏联庞大运输机群最大的困难在于各编队之间的协调。在苏联空军强大的电子战压制面前，仅仅装备了超短波无线电台的歼―5甲和歼―6甲型截击机甚至连编队内的通信都无法进行。因此尽管中国空军各前沿野战机场动员了所有能参战的机群投入拦截，但是在实战中仍不免出现各编队分批抵达战场，形成“添油战术”的不利局面。
好在中国空军自朝鲜战争以来便始终面对的都是在有限的空域对特别目标的小规模空战的行动。因此各战机编队尽管无法形成数量优势仍各自为战，果断突击。苏联空军和国土防空军的护航编队往往要同时面对来自多个方面的数波的中国空军的截击机编队。在简陋的雷达系统的引导之下，甚至连导弹都无法挂载的歼―5甲型截击机往往采取迎头攻击的战术。尽管在不断接近目标的过程中，不断有战机被扑面迎来的苏制空对空导弹击中，化为共和国夜空中转瞬即逝的星辰，但是飞行员们依旧紧紧的盯住测距器上那不断缩小的数字，渴望着自己的战机可以突进到机炮格斗的距离。
这样的空战无疑是残酷的，超过80％以上的歼―5甲型截击机往往连敌方机群的轮廓都还没有看见便永远的被逐出了战场。许多编队甚至在同一时间被系数击落。但是他们的牺牲却并非全无价值。根据战后的统计，即便拥有着武器系统方面压倒性的优势，苏联空军在面对中国空军歼―5甲型截击机时也没有能够保全所谓的“不破金身”，在整个护航作战中苏联空军和国土防空军也有15架各型战斗机被击落。
而歼―5甲型截击机的正面冲击更从一定程度上撕裂了对手的护航队型，这便给了从其编队后方突入的歼―6甲型截击机群以更多的机会。挂载着中国自行研制的“霹雳―2”型红外制导空对空导弹的歼―6甲型截击机理论上拥有着远远超过歼―5甲型截击机的攻击范围。但是即便使用“霹雳―2”型空对空导弹发起攻击，仅3公里的最大射程同样需要中国空军的歼―6甲型截击机突入对手的编队核心。
因此在截击行动展开之初，中国空军在歼―6甲型截击机的武器装备选择上便颇下了一些功夫。在副油箱外侧和翼尖挂点悬挂4枚“霹雳―2”型空对空导弹的同时，还在机翼内侧前伸挂梁上携带2枚最大射程为6公里的“霹雳―1”型雷达指导型导弹。
在实战中这种几乎满负荷的挂载模式令歼―6甲型截击机获得了发起多次进攻的能力。在成功突入敌方机群编队后侧之后，歼―6甲型截击机首先可以选用“霹雳―1”型雷达指导型导弹对目标进行双发攻击，随后再寻机发射“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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