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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战1984-第6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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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心而论亚历山大三世在欧洲推行泛斯拉夫主义，联合法国孤立崛起的德意志帝国，在亚洲先控制中亚，蚕食中国西北，随后坐待时机成熟再介入中国东北和远东地区的政策，远比他的儿子―尼古拉二世受德皇威廉二世的摆唆盲目在远东与日本争雄要高明的多。事实上只要日俄战争再晚爆发一年，借助着西伯利亚铁路的支持，沙俄在与日本的争夺之中便可以立于不败之地。
战争开始后，准备充分、拥有地理优势的日军果然取得了主动，连败俄军。俄方只好拼命赶工，在1904年7月13日强行开通了西伯利亚大铁路。靠着这条铁路，俄国在短时间内从欧洲调动大量军队到远东前线，最终在兵力上超过了日军，从而在局部挽回了败局。正因如此，令日本国内无法接受的全面妥协的《朴次茅斯条约》。
“如果上帝再给予亚历山大三世沙皇10年的寿命，或许我们今天便无须如此麻烦的去处理中国的问题。”站在克留奇科夫上将身后的克格勃副主席、边防武装部队司令―马特洛索夫大将不无感慨的说道。对于掌控着苏联帝国情报机关的两位将军而言，他们不难获知一些昔日帝国的最高机密，当然除了关于列宁是亚历山大三世私生子这一无稽之谈的真相外，他们从亚历山大三世的宫廷秘密档案之中，更了解到莫斯科曾经有一个针对中国无比雄伟和冒险的计划。
沙皇的御医、蒙藏事务专家巴德玛耶夫曾于1893年2月25日向沙皇亚历山大三世上了一封“万言书”―《关于俄国东亚政策的任务》，后人也称之为“巴德玛耶夫计划”。巴德玛耶夫在“万言书”中狂妄地叫嚣“将外蒙古和西藏合并于俄国”。他认为“兰州府是通向西藏的咽喉要地”。
因此，巴德玛耶夫建议沙俄政府立刻修筑从贝加尔湖至兰州的西伯利亚铁路支线，同时利用清政府的注意力被日本拖在朝鲜、无暇西顾之际，派遣二至三万俄国军队，组成快速部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夺取兰州府，然后再以兰州为前进基地，向中原地区、西藏和外蒙古等地伸展势力。随后，再“按预定计划，遴选外蒙古和西藏的显贵和重要僧侣前往俄国，请求沙皇接纳他们为臣民……”
进呈“万言书”的同日，巴德玛耶夫又向财政大臣维特递交了“万言书”的副本和另一份报告，请求维特帮忙向沙皇推荐他的“万言书”。看过巴德玛耶夫的“万言书”后，维特激动不已，不禁提笔写道：“倘若巴德玛耶夫先生预想的事情能够实现，那么俄国领土将从太平洋之滨延伸到喜马拉雅山之巅，俄国将不仅主宰亚洲事务，而且将主宰欧洲事务。”
亚历山大三世虽然怀疑这一冒险的“巴德玛耶夫计划”可行性，但还是批准拨给巴德玛耶夫两百万金卢布，以便后者进行“将中国合并于俄国”的活动。1893年11月23日，“巴德玛耶夫商行”在圣彼得堡开业。这个所谓的“商行”的主要任务，就是“在西藏和外蒙古为俄国政治势力扫清道路”。与此同时，巴德玛耶夫的地区“总办事处”也在沙俄西伯利亚城市赤塔开了张。
此后几年间，巴德玛耶夫不仅在赤塔大肆从事针对中国的分裂活动，而且秘密潜行到了外蒙古、北京等地，进行公然的颠覆活动。在巴德玛耶夫的纠集下，沙俄在中俄边界地带组成了一支侵略军，时刻准备武装入侵中国领土。在赤塔，巴德玛耶夫会见了中国西北各地的“名门望族”、喇嘛和王公，通过赠送骆驼、马匹、武器、弹药和金钱的方式，拉拢这些当地权贵并套取情报。
巴德玛耶夫还通过“赠送”巨款给中国寺庙等手段，诱使这些寺庙向他出售房屋，作为储存武器的仓库和俄国间谍的落脚之处，为将来的侵略活动做准备。与此同时，巴德玛耶夫又从赤塔派出多批武装的布里亚特蒙古人密探，进入中国内地刺探情报。其中，五十人前往库伦、二十人前往兰州、十人前往拉萨。这些密探向巴德玛耶夫发送了大批情报。根据这些“珍贵的情报”，巴德玛耶夫果断的认为：“将俄国的边界向东方扩展的时刻已经来到。”
事实上当时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之后元气大伤，而潜伏在十三世达赖喇嘛身边的沙俄间谍德尔智开始发挥作用，在他的影响下，十三世达赖喇嘛开始倾向于“联俄抗英”，通过拉拢西藏上层人士，莫斯科完全有可能不费一刀一枪地控制整个西藏。而作为一个传统的海权国家英国在亚洲中部的影响力远远无法与拥有百万陆军的沙俄相抗衡。
但是可惜此时克里姆林宫已经更换了主人，在迫切希望利用俄罗斯钳制崛起的日本以保全德国在远东势力范围的德皇威廉二世和俄罗斯外交大臣罗巴诺夫的影响之下，沙皇尼古拉二世的脑子里涌现出了许多宏伟的计划：他要为俄国拿下满洲，将朝鲜合并于俄国。而中国西北则被作为了一个次要的方向而被忽略了。
第五章：换脑疑云（三）
而上帝在俄罗斯人错过了征服中国最好的机会之后，在百年的轮回之中似乎又变慷慨的起来。今天在俄罗斯帝国科学家帕拉斯起程去发现东方的起点之上，一架架伊尔―76型军用运输机正在遍布于伊尔库茨克市周边的军用机场之上等到着一批又一批哥萨克的后裔借助他们的翅膀，飞向中国的心脏地带。去征服那个代表着文明和财富的国度。
“第二批空降部队已经集结完毕，现在北京方面的我们的‘信号旗’已经成为了今夜我们能否结束这场战争的关键。”站在身为克格勃第一总局局长克留奇科夫上将的身后，马特洛索夫大将不无担心的提醒道。尽管早在行动开始之前，克格勃方面不仅尽遣精锐，更对行动的每一个细节都进行过了无数次的针对性演练，但是这次任务的特殊性仍令马特洛索夫大将此刻仍有些忐忑不安，毕竟这一次克格勃最为精锐的特种部队―“信号旗”所担负的使命是在中国设防严密的首都去绑架其最高领导人之一的中国共产党总书记。
事实上在过去的岁月里克格勃也曾承担过几次类似的任务，在布达佩斯克格勃特工便成功的在苏联军队行动之前成功的将以纳吉政府的国防部长帕尔。马列特尔为首的匈牙利将军们控制在苏联驻军司令部之内，并成功逮捕了除了逃往南斯拉夫大使馆的纳吉之外的几乎几乎最重要的“反革命分子”。不过那次行动是由克格勃主席伊万。亚历山德罗维奇。谢罗夫将军亲自执行的。
尽管这一幕富有传奇色彩，特别是伪装成苏联顾问的谢罗夫亲手逮捕曾站在“自由战士”一边的布达佩斯市警察局局长尚多尔。科帕奇，并告诉对方自己是克格勃主席，同时亲口许诺说：“我将把你吊死在布达佩斯最高的一棵树上。”但在荡气回肠之气也证明了在贝利亚生后，受到打压的克格勃在海外行动能力方面的确捉襟见肘。
而在捷克斯洛伐克，苏联空军第24集团军的部队控制了捷克斯洛伐克的主要机场，掩护了几百架运送部队和坦克的军用运输机的着陆的同时，杜布切克和捷克斯洛伐克主席团的大多数主要改革家遭到了逮捕，但是逮捕他们的是博古米尔。莫尔纳尔上校指挥下的捷克斯洛伐克内卫部队。而在接下来的行动之中，克格勃的行动不如苏联军队直接，克格勃的武装小分队只是配合正规军揭露反革命分子，并迫使他们保持中立。
而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行动似乎都在拷问着克格勃，作为一个严密控制着苏联本土和东欧卫星国的情报组织，他们是否应该具备在先发制人控制一国首脑的能力，而不仅仅是跟在苏联陆军的坦克后面去收拾残局。因此从镇压“布拉格之春”开始，克格勃开始尝试组建属于自己的特别武装行动小组。但是对于大多数苏联政治局成员来说，这都是一敏感的禁区。因为谁都知道一旦这些秘密警察拥有了武装力量，那么首先会受到威胁的将可能是克里姆林宫。
因此这一计划一直到了1972年才得以实现，这一年的第二十届夏季奥运会在西班牙的马德里举行，这是自罗马奥运会12年后奥运会再次回到欧洲举行。但是这一次奥运会却一波三折。首先是大会开幕前夕，罗得西亚白人种族主义者的到来，引起了非洲国家强烈的不满。一些非洲国家宣布，如果允许罗得西亚参赛，非洲则进行集体抵制。因事态愈演愈烈，国际奥委会不得不举行非常会议。
运动会原订于1972年8月26日至9月10日举行。由于9月5日5名巴勒斯坦恐怖组织“黑九月”成员袭击奥运村的以色列选手，导致11名以色列运动员和教练遇害。大会被迫停办一天，顺延至9月11日结束。这在奥运会史上是第一次。这一事件发生后，虽然大会仍于9月6日继续举行，但以色列及一些阿拉伯国家的代表因担心安全得不到保证，提前离开了马德里。
针对这一情况，1974年7月日任克格勃第一总局局长的尤里。安德罗波夫在克格勃主席柯尔莫哥洛夫授意之下在克格勃七局组建了代号为“阿尔法”的特种作战小组。不过这支直接隶属于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特种部队在组建初期只有30名突击队员。尽管他们都是从克格勃和边防武装部队中挑选出来的精英。但是规模决定了这支部队主要是为了应付苏联国内业已出现的恐怖主义苗头，打击劫机、绑架、暗杀、爆炸等恐怖活动，保卫预定于1980年在莫斯科召开的奥运会。
不过经过初建时期的摸索和积累，“阿尔法”特种部队在作战训练和日常管理以及武器装备配备方面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直到1976年12月，“阿尔法”特种部队队员们才在瑞士初试身手，顺利地用苏联持不同政见者弗拉基米尔。布科夫斯基交换回智利共产党总书记科尔巴兰。
而1979年8月28日，“阿尔法”特种部队首次参加了作战行动。当时，一名恐怖分子携带炸药闻人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声称如果美国大使馆不派一架专机将其送往国外，就将大使馆炸掉。接到命令后，“阿尔法”特种部队迅速出击，将这名企图外逃的恐怖分子抓获，保住了大使馆的安全。尽管“阿尔法”小组干脆利落的首次行动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这次低烈度的战斗并不能说明“阿尔法”特种部队已经具备实战能力。
而在1979年12月27日，苏联对阿富汗采取了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奉命调赴战场的“阿尔法”小组参加了强攻战斗。在兄弟部队的配合下，“阿尔法”小组尽管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夺占了戒备森严的阿富汗总理府，击毙阿富汗革命委员会主席兼政府总理阿明。表面上看起来已经满足了克格勃主席柯尔莫哥洛夫的要求。
但事实上在强攻达鲁拉曼宫真正唱主角依旧还是阿尔巴特军区麾下的正规军，隶属于苏军总参侦察总局的第154独立特种兵分队在行动中动员12辆T－62型主战坦克、10辆步兵战车、5辆装甲运输车和120名精锐伞兵，与他们相比“阿尔法”小组在整个晚上的战斗之中基本沦为了龙套。即便如此克格勃还付出了牺牲9名队员的代价。
对此克格勃方面不仅感到颜面无存，更对未来将在一些区域大国身上采取类似行动的前景感到空前的忧虑。毕竟阿富汗武装部队上下早已为莫斯科所控制，连总统阿明身边的厨师、医生都是克格勃的人。在这样的情况下，“阿尔法”小组仍不能独力完成任务，这多少令克格勃主席柯尔莫哥洛夫感到由衷的不安。
为此1980年8月19日，苏联部长会议和苏共中央政治局举行秘密会议，决定在克格勃系统内组建一支“绝密支队”，专门用于在苏联境外从事秘密特工活动。新的特种部队取名为“信号旗”，对外名称是“苏联克格勃独立训练中心”。番号为35690，这也就意味着此后在苏联境外采取类似的行动将全部由这支编内的特种部队承担。
到1984年初“信号旗”已经发展到1200多人，其中90％的队员是军官。对于那些渴望迈入其门坎的精英，“信号旗”的要求十分苛刻，淘汰率不亚于苏联军队的重点高等院校。入选对象主要来自国家安全机关、空降兵、边防军、中级军事院校优秀毕业学员和优秀年轻军官，年龄限制在22～27岁之间。挑选“信号旗”特种部队队员的另一个重要条件是外语水平。一般候选人要懂两种他国的语言。其中一门要精通，第二门应能借助词典翻译书面材料。如此一来，一般15～20个候选人之中才能选中1个。
入选之后的学员要在克格勃系统的侦察学院或克格勃的军官进修班重新进行特种教育培训。之后所有成员开始进行4个阶段职业技能培训。第一阶段为基础训练阶段。队员全副武装地进行10～15公里的越野和急行军，穿越茫茫原始森林和沼泽地带，要求队员在充满腐烂尸体、水蛇、尖桩和陷阱的泥水中，克服极度恐惧心理，勇敢地前进。
第二阶段为生存和耐力训练。队员在漫无边际的荒野里就地取食谋生，还要在有敌人追击的情况下巧妙地隐蔽自己。第三阶段为特殊条件下的行动训练。训练中心完全按照某些国家的地形地貌、主要城镇以及风土人情等进行设计，就连街名也与那个国家一模一样。第四阶段为实战训练。射击训练要求做到百发百中，会驾驶各种战斗车辆以及了解和使用外国武器装备。同时“信号旗”队员还要训练使用小型定向性爆炸装置，会用简单材料自制炸弹。队员们还必须熟练掌握各种型号的电台，灵活地传递信息，进行截收和监听等。
尽管训练周期理论上应长达5年，但事实上为了保证这支特种部队可以迅速形成战力，并富有实战经验。克格勃第一总局从1982年开始便将其派往战场，阿富汗的每一个省都有它的行动小组。此外“信号旗”还奉命在古巴、叙利亚、越南、莫桑比克、安哥拉、尼加拉瓜等地执行过机密的敌后行动。而所有的这一切都只是彩排，真正的大戏还要留到北京去上演。
第五章：换脑疑云（四）
“最重要的是不惜一切代价保护领袖的生命安全，我们可以死但是不可以错。”在阴暗的下水道里，一个无比庄严的声音在许正阳的脑海里回响着。那是他受命加入中央警卫师第一天师长对他们的训诫。可刚才那电光火石般的激烈交火之中，他没有象战友们那样选择从容的面对死亡，而是选择了后退。因为他清楚的知道自己“不可以错”。
这是一次计划之外的出行，对于一个早已在政治上早已死亡的老战友之女邀请自己参加其毕业典礼的来信，绝大多数政治家都会作出同样的反应―请自己的秘书以自己的名义写一封回信，告诉对方虽然自己有心前往，但是由于工作繁忙、日理万机，实在分身乏术。希望对方能够谅解，随后再摆出长辈的架子，教育对方应该以自己的所学报效祖国，投身到建设四个现代化的时代洪流之中。如果再周到一点，也无非是请自己的秘书亲自把信送去，也算是仁至义尽了。
但是向来亲民爱民的总书记却选择了亲自前往，对于这一次出行，中央警卫局方面并没有提出太多的异议，毕竟行动范围在北京市内，何况北医大距离中南海又不远。因此尽管出于对领导人的安全考虑。按照惯例，中央警卫局依旧派出由中央警卫团第七大队―干部队第三分队担任总书记的随身警卫。
中央领导人的出国访问或基层单位调查，保卫工作一般情况下分为三层，最外围是当地的的公安民警或驻军。而在领导人活动的小区域内是当地的特种警卫部队―在国内是省公安厅直属中队或省武警部队负责，在国外则当然是由当地的特警部队来警卫。而始终跟随并保卫领导安全的第三层则是中央警卫局第七大队的警卫人员。
但是总书记自上任以来为了能与群众直接交流，听到群众的真实声音，历来都主张轻车简从，特别反对出行时前呼后拥，戒备森严，搞成浩浩荡荡的车队。为此他不知对身边工作人员发了多少脾气：你们干嘛要把我搞成这个样子呢？这是给我帮倒忙嘛！你们知不知道，让我脱离群众那才是真正的危险！为了避免这种状况，总书记甚至率先提倡坐大巴出外考察，到省里有时候布置好的地方他也不去了，临时决定去某个没有准备的乡镇村寨考察。他还经常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你们要设法努力了解基层的真实情况。
而总书记一次次要求尽量缩小影响，这也为保卫工作出了不小的难题。根据要求国家领导人出行，中央警卫局需要身边从一百五十米至三千多米的范围内的建立多层警戒线。而自60年代美国总统肯尼迪遇刺之后，中央警卫局更曾详细分析了肯尼迪总统遇害的整个过程。因此特别加强了道路桥梁，主要建筑物和制高点等的警戒工作，并在主要建筑物和制高点配备阻击手。
而这一次自然也不能例外。早在总书记出行身着便衣的中央警卫团成员便入住学府林立的北京海淀区学院路，用三天时间熟悉附近周边环境，同时第七大队设计了两条从中南海到达北京医科大学的路线并沿途的部署警卫工作。而在执行任务的前一天晚上，许正阳和他的战友们也根据便衣警卫工作的性质、任务，准备化装的衣服、换发小型的自卫手枪。
中央警卫团所装备的轻武器可以说是代表着中国军工最高水平的。因文革影响，本来准备装备公安干警和军队中的中、高级军官使用的64式手枪直到1980年才正式生产定型大量列装。但事实上早在70年代初中央警卫团便已经开始接受这款中国自行研制的第一种警用手枪了。
不过和其他部队人手一枪相比，中央警卫团的枪支配备相对宽余。除了64式手枪之外，每一名干部队的成员还拥有一支属于自己的54式手枪。毕竟54式手枪曾先后在多次边境自卫反击战中经受实战检验，以其较大的威力、较远的射程和较高的精度备受广大指战员喜爱。根据任务的不同，中央警卫团也会对警卫人员所配备的枪械进行选择。
而这一次许正阳和他的战友们所换发了的是刚刚下发不久的新款―84式7。62毫米微声手枪。进入80年代以来，中国多次发生劫机事件。为坚决有效地打击和遏制劫机事件，急需一种既能有效制服劫机犯，又不致“打坏”飞机的便携式自卫手枪。尽管已经不是第一次接触这种手枪了，对其原理构造也很熟悉。但是许正阳使用专门研制的7。62×17毫米橡皮头子弹，且没有握把保险的武器还是爱不起来，毕竟他是一名军人。身上带着这种仅能在在50米近程内自卫和突然袭击对手的武器总是让他有一种不塌实的感觉。
不过这种不祥的预感很快便被冲淡了，毕竟这是一次很短距离之内的保卫工作，而品学兼优的北京医科大学的师生之中隐藏“反革命破坏分子”的几率也少之有少，即便有人暴起发难。许正阳也坚信即便是赤手空拳自己也可以制服对手。多年在队里散打比赛的成绩让他有这一份自信。何况在每一辆警卫车辆的后尾箱里还放着即便是总参直属特种部队都还没有列装的新型武器。
整个保卫工作可以说是波澜不惊。总书记意外的出现在北京医科大学毕业典礼的现场，立即引来了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除了向对自己发出邀请的吴雅莉顺利完成学业表示祝贺之外。总书记还对所有即将走上工作岗位的同学们作了包含殷切期望的演讲。短短的一个半小时之后，许正阳和他的战友们便已经顺利的踏上了返回中南海的归途。而几乎没有人会想到这最后的30分钟车程竟然会成为他们的不归路。
首先发现问题的是与许正阳同车的分队长，他首先从指挥车的车载无线电通讯之中出现的杂音中嗅出了危险。一般来说中央警卫团内部的无线电通讯系统可以说是最为先进的。而由于维护得力，在长期以来的使用过程之中也从未出现过任何的问题。尽管正常通讯的过程之中出现的些须杂音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分队长的神经还是迅速绷紧了起来。
“我们的通讯系统受到了干扰，立刻启用备用波段。”分队长立即向车队的其他车辆下达了命令。但是就在他的话音落下的同时，第一声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从西城区的方向传了过来。“分队长，是军委‘三座门’的方向？”由于天色还没有完全暗下来，因此透过车窗，许正阳还是可以看到徐徐升腾而起的烟柱。“车队立刻拉开距离，所有人员准备战斗！”分队长第一时间通过手中的对讲机向所有分队成员命令道。
和首长的车拉开距离，这是保卫工作的惯例，这样作的目的是为了防备暗藏的敌特分子在路上放置地雷或炸弹―万一开道车触了地雷或炸弹甚至遭到暗藏敌特分子的其他袭击，也不会直接殃及首长的安全。而由于开道车被毁，封堵了道路，首长的座车也有足够的空间转向。
“立即请示总部，是否启用第二套方案，请求公安系统的同志配合。”显然此时首长的安全已经压倒了总书记本人“缩小影响”的要求。针对紧急事态情况下所制定的第二套方案明确要求沿线各分驻所、派出所外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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