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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战1984-第9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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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当彼得大帝和他的后来者们将沙俄帝国的疆域推进到草原帝国的中心之时。他们第一时间所想到的自然是永远的将蒙古置于俄罗斯人的统治之下，不令其再度崛起。在这个大方针之下，莫斯科有步骤的在蒙古扶植自己的代理人，用灭绝蒙古文字、宗教、社会体系的方法逐渐将其纳入俄罗斯的文化圈。当然这一切的背后全都不可能依靠强大武力的后盾。
凭心而论在铁路和机枪的面前，长于弓马骑射的蒙古人已经失去了在20世纪纵横驰骋的基础，而出于和莫斯科相类似的目的。由清政府在蒙古所推行的黄教文化更是阉割了蒙古人骁勇好战的天性和人口基础。但是这也促成了莫斯科对蒙古新的隐忧。因为在辽阔的草原之上，无力自保的蒙古将会成为其他亚洲势力借之威胁帝国腹地―西伯利亚的最佳跳板。因此莫斯科必须在蒙古的边境之上竖立起自己的盾牌。
苏联军队从1921年协助苏赫巴托尔和乔巴山等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先驱建国开始便驻守在这片茫茫大漠之上，正是那些“红色哥萨克”的存在，才令不过千余人的蒙古人民军击败了当时已经驻守在蒙古境内的中华民国军队以及盘踞库伦的白俄匪军。而后来被尊为红色战神的朱可夫也正是在这里，用哈拉哈河畔对日本关东军的胜利，第一次实践了自己装甲兵作战思想，并获得了“苏联英雄”的称号。
在俄罗斯人的字典里不惜用鲜血来保卫的东西，自然不可能在谈判桌上失去。这也就注定了在战胜日本侵略者之后，中华民国政府不可能用所谓道义来说服斯大林，让他拱手将蒙古送还。也只有蒋介石这般天真或者说无耻的政治家，才会在后来如丧考妣在**民党中央会议上宣称自己是上了斯大林的当，正式废除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关于允许外蒙古通过全民投票“独立”的换文，以试图在地图上收回主权。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蒙古在苏联国防上的地位曾一度被削弱。但是伴随着中苏之间的最终决裂，中蒙边境也再度成为了苏联军队的前线。从60年代开始苏联军队在蒙古的驻军迅速回升，1955年从旅顺撤回的第39集团军在蒙古境内展开，驻守于乌兰巴托的驻蒙苏军司令部统一指挥着包括近卫第2坦克师，第51坦克师和第12，第41，第149摩托化步兵师在内的近7万苏联地面部队。但是这一切却仅仅只是冰山的一角而已。
数百年的黄教文化曾使得蒙古地区和西藏一样，大量脱离生产的喇嘛不仅令蒙古的牧民远离了“南下牧马”的掠夺式生产方式。更大大限制了这个民族人口的发展。因此即便莫斯科授意乌兰巴托方面一再扩军，鼎盛时代蒙古陆军也仅能维持不过5万人的军事力量。即便动员所有的预备役人员，蒙古人民军也无力凑出20万军队，这样的军事力量放在非洲或者中东地区或许还能称得上是“一支大军”。但是面对着陆军总数冠于全球的中国人，这点兵力却只能是无足重轻的存在了。
因此在阿尔巴特军区所制定的一系列中苏交兵的预案之中，蒙古人民军都从来没有被委以过重任。和哈拉哈河战役（日本方面称之为诺门罕战役）时一样，蒙古人民军在未来可能爆发的战争之中顶多以一个蒙古主权的象征出现在战场之上，从事清扫清扫战场之类的工作。当然仅以一个集团军的兵力想要去压制中国陆军“海浪般的攻势”也是不现实的事情。因此苏联陆军毕竟具备在战争爆发之前短时间内迅速从西伯利亚乃至欧洲方面向蒙古增兵的能力。
仅从地图上看，这便是一个无比困难的任务。毕竟庞大的地面部队的展开，不仅代表着兵员和武器装备，更意味着庞大的后勤补给和相关基础设置的建立。这一切如果都依靠一条铁路线在战时运输到战场之上无疑是疯狂的。因此从中苏全面对峙的60年代开始，苏联军队便开始着手在整个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构筑前进基地和战略物资仓库。而位于那赖哈附近的汗山山脉便是这一系列战略基石的其中一环。
根据苏联军方的计划，蒙古建设部队从60年代末开始便在汗山山脉依托山势修建规模庞大的工事群，这些地下堡垒最初的作用是：如果中国军队先发制人向蒙古发起突然袭击，在驻蒙苏军和蒙古人民军接战不利的情况，被迫放弃包括首都乌兰巴托在内的大片国土之时，仍可以依托汗山山脉阻击中国军队继续向北挺进威胁西伯利亚。
而随着美国在越南战场泥足深陷，苏联在全球范围之内由守转攻，汗山山脉这道“最后的防线”也逐渐变成了苏联在蒙古地区攻势部署的起点。数以百计的空军机场、陆军基地、导弹发射阵地在整个70年代如雨后春笋般在蒙古草原之上被建立了起来，起初这些军事设置还主要集中于蒙古首都乌兰巴托和与满洲里交接的乔巴山一线，后来逐渐开始向南延伸。到80年代初，苏联军队已经在蒙古与中国直接接壤的南戈壁省和东戈壁省修建了野战机场，从这里即便是苏联空军以及落伍了的苏―17型战斗轰炸机都足以将北京纳入攻击范围。
而在1982年，莫斯科方面突然宣布将“认真考虑中国政府所提出的从蒙古撤军的建议”，这貌似是在响应中国政府所提出的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三撤军前提”（苏联军队从蒙古和阿富汗撤军，越南从柬埔寨撤军）。不过苏联政府却以保证“未来蒙古有足够能力自卫”为理由加紧向蒙古输出战略物资和国防工业。在蒙古第三大城市，靠近苏蒙边境的达尔汗，在莫斯科的全力支援之下，蒙古政府开始大规模的修建坦克大修厂和飞机检修厂。而更为恐怖的是，在汗山山脉等地的战略物资仓库里，苏联军队开始储备空前数量的军用物资。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所获取的情报，截止1984年1月1日，蒙古境内苏联军队已经储备有满足7个合成集团军3个月作战需要的弹药和油料。
显然这根本不是什么和平的诚意，而是一场“减灶增兵”的骗局。而真正图穷匕现的是，1984年3月份，莫斯科方面宣布将在本年度的8月份在蒙古境内举行一场代号为“勃柳赫尔―84”苏蒙联合军事演习。虽然苏蒙两军每年均举行以中国为假想敌的联合演习，但是这一次的规模之大却非比寻常。
虽然根据苏联官方的说法“将有15万苏联军队进入蒙古，以测试在苏联军队撤出蒙古之后，该国出现紧急事态时两国的应变能力”。但是从当年的3月份到7月初，苏联军队却总计向蒙古增派了4个合成集团军的兵力，而驻蒙苏联空军所拥有的战斗机数量更从原来的260余架陡然增加到1600余架。如此庞大的兵力集结显然不仅仅只是为了一次演习那么简单。
而随着从北京城内传来的第一声爆炸开始，所有的谜底便得以全部揭开。在苏联空降兵在北京上空跃出机舱的同时，沿着中蒙边境一线部署的苏联陆军也系数进入临战状态，滚滚的装甲洪流将汹涌而下，沿着当年成吉思汗的子孙和驹、犬们的路线，南进扣关，直捣燕幽。
1984年7月28日星期六，蒙古乌兰巴托时间19点15分（同北京时间）。蒙古人民共和国东戈壁省的草原之上曾经照耀大地的浩月和星光此刻都在布置在野战机场四周的强力照明系统的映照之下黯然失色。一架架野战迷彩涂装的苏联前线航空兵的战机正整体的停放着，地勤人员忙碌的进行着出击前的整备工作。他们之中大多数人的晚餐只是就着凉咖啡啃了几口黑面包而已。
和他们相比，在虽然简陋的野战机场整备室内包括鲁茨科伊上校在内的苏联空军飞行员们是相对幸运的，在出击之前他们每人都领到一份热食甚至还有一小杯伏特加―和全世界空军飞行前禁止饮酒的习惯相背的是苏联空军在上飞机前喝上一杯当作是鼓舞士气的最佳方式。
鲁茨科伊上校是在三个月之前离开阿富汗战场来到蒙古的，虽然在出发之前没有人告诉他，此行的目的地究竟是什么，但是已经在阿富汗的山区里和当地游击队缠斗了大半年的他却还是敏锐的预感到自己并没有远离战争，而是在奔赴下一个更为残酷的炼狱。
抵达乌兰巴托之时，鲁茨科伊上校曾一度惊诧于这座城市的宁静。虽然集中着蒙古全国四分之一以上的人口。但是在这片蒙古族牧民世代居住的城市里却远没有苏联城市那种现代化交通的喧嚣、废气等现代化进程中可怕的副产品。即便是在政府宫外的苏赫巴托尔广场之上，也经常看见蒙古人坐在矮小而壮实的蒙古马上悠闲的骑行着。夜晚刚刚降临，灯火阑珊的街道上就呈现出令人舒畅的寂静。
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苏联军人抵达，这座城市迅速失去了往昔的安宁。虽然庞大的野战部队并没有直接进驻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首都，但是仅仅是蒙古方面军群司令部的建立，其所属各部门便足以将乌兰巴托变成一座大军营。在短暂的休整之后，鲁茨科伊上校奉命搭乘军列南下。此时蒙古国内的所有铁路、公路等已经进入军管状态。月台之上除了荷枪实弹的蒙古人民军士兵之外，只有那些穿着黑色风衣的KGB（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在警惕的注意着一切。
穿过城南的山区，军列奔驰在广袤的戈壁草原上，鲁茨科伊上校的目光所到之处除了一片草原初夏所特有的生机勃勃之外，他注意看到铁路两旁的各种类型军事基地都显得格外繁忙，气氛异常的紧张。火车首先抵达的是距离乌兰巴托直线距离不过五十公里的大型后勤基地。这里已经看不到过去无事闲逛和在午间进行足球赛的陆军士兵，代之的是进进出出的载重车辆。离后勤基地不远的一片几十个横卧的战备油罐群，不仅用铁丝网围了起来，还少见地加上了岗哨，显然已经都加满了油。
鲁茨科伊上校还在懵懂之际便被驱赶下车，在兵站的月台之上他注意到一批和他同样不知所措的陆军官兵正在等待上车，而从他们佩戴于右胸之上的近卫军胸章之上，鲁茨科伊上校看到了一支本应部署在欧洲的精锐―驻守于基辅军区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近卫第6坦克集团军。
这无疑是一场面前混乱但又有条无紊的大规模兵力调动。在苏联军队自卫国战争以来便一再被现实所证明的跨战区机动能力之下数以万计的苏联军人和武器装备从各条战线向中蒙边境加速集结。在后勤基地短暂逗留之后，鲁茨科伊上校和其他空军飞行员被接上军用卡车，在漫天的沙尘之中抵达了距离乌兰巴托100公里左右的巴彦机场，在那里从苏联各军区调来的军用飞机已经开始进行紧张的调试。
跑道上不断有战鹰起降，空中一个个攻击编队掠过，所有的一切已经超出了日常的训练飞行的范畴。而拉出机库停在滑行道旁的一排米格―29型歼击机，都脱掉了机罩，在太阳照耀下闪烁着亮锃锃的光芒。仅从这些崭新米格歼击机的外型之上，鲁茨科伊上校便可以看出它们和那些传统的“机场围墙”之间存在的差异。
这些米格―29型歼击机与它的前辈相比，它的雷达天线罩的外形有所改变，有着新一代的前视红外装置、外型新颖的座舱盖，修正垂尾后缘外形、机翼翼展和副翼面积都增大了，垂尾前缘的延伸段也被重新设计。但是最大的不同还是那微微隆起的机背，那里面容纳着新增的机体油箱和曳光－箔条干扰弹发射装置。这是米格―29型战斗的最新改进型―米格―29M，其巨大的改变使得米格设计局甚至想重新将其编号为米格―33。
这无疑又是一件苏联所特用的“政治局武器”。在苏联空军的内部关于米格―29M型战机的笑话已经流传了相当一段时间了。据说就在米高扬―格列维奇实验设计局的拳头产品―米格―29A型在1982年开始批量生产之际，接任过世的勃列日涅夫同志出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柯尔莫哥洛夫突然找到了米格―29设计小组的领导人―别里亚科夫。柯尔莫哥洛夫总书记宣称：米格―29的雷达、航电系统均以落后于苏联空军的需求，其230千米作战半径更无法为未来苏联空军的远程打击集群提供护航。
二战期间毕业于莫斯科航空学院，早在1951年就获得了国家级奖励，在60年代便主持过米格―23型歼击机设计工作的别里亚科夫起初将柯尔莫哥洛夫总书记当成了一个对航空知识一无所知的门外汉，他大言不惭的回答说假如只携带中距和近距空空导弹各两枚的话，米格―29的作战半径几乎可以扩大两倍甚至三倍。但是这样的回答却遭到了柯尔莫哥洛夫总书记的猛烈驳斥。
这位曾长期担任克格勃主席甚至威胁说如果米高扬―格列维奇实验设计局不能在一年之内拿出改进方案的话，他不仅会将所有的国防预算拿来支持苏霍伊设计局的产品，让米高扬―格列维奇实验设计局“一架歼击机的定单都拿不到”。更会将包括别理亚科夫本人在内的整个设计小组投入监狱，让他们“象卫国战争时的前辈那样在饥饿和皮鞭下工作”。最终在最高领导人所施加的强大压力之下，别里亚科夫和他的设计小组在不到6个月之内便拿出了全新设计的米格―29M的图纸，并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生产出了样机并完成了试飞。
当然苏联空军内部还流传着一个多少有些荒唐的说法―有一位别理亚科夫的副手曾在一次醉酒之后，无意间透露说米格―29M的很多设计并非出自别理亚科夫之手，而是柯尔莫哥洛夫总书记亲自授意。此后很快此人便从人们的视线中宛如人间蒸发一般的消失了。当然在苏联这样的集权国家里，领导人为了树立自己的权威，苏共中央总书记“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无所不能，替所有人思考，他的一举一动永远正确”的神话并不鲜见。因此这个说法大多数时候都被听者一笑置之。
但是有一点却是肯定的，自柯尔莫哥洛夫上台以来，苏联的军工产品进入了一个空间繁盛的“黄金时代”。长期以来，苏联的武器装备总在质量上落后于美国的同期产品。这一方面固然是苏联军队以“数量压倒对手”的建军思想使然，但另一方面也不得不归功于各大设计局之间的明争暗斗。
到了80年代各大武器设计局的领导人大多是一些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成长起来的新生代，在他们的眼中无论是：两个世界最终决战的威胁还是解放全人类的伟大理想都是那么的遥远。他们只要循规蹈矩的根据苏联总参谋部提出的需求拿出自己还说得过去的产品就可以了。毕竟各大设计局在军队和政治局内部都早有自己的支持者，即便产品不是那么完美，投入生产、列装部队往往还是可以水到渠成的。
当时各大设计局之间偶尔也会存在着西方世界早已形成惯例的“竞标”情况，但是只要上下疏通，关系过硬，最终拔得头筹也并非难事。而一些全新的技术更是会被总设计师有意雪藏，只到同类技术在西方的武器装备中全面的投入使用。他们才会拿出来对自己的产品进行小修小补，以彰现自己的“与时俱进”。而苏联军队则需要一再的采购才能保持与西方武器装备的基本同步。
但是这种私心在柯尔莫哥洛夫总书记的高压之下被打得溃不成军。谁都知道这位前克格勃主席的手段，他曾伙同自己的助手―安德罗波夫建立了全苏联精神病院网络，以此收容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精神病”患者。当然比其在精神病院里慢慢变疯更可怕的是，被流放到全苏联最寒冷的雅库斯特去，按照柯尔莫哥洛夫的说法这可以“让他们头脑冷静冷静”。因出版《古拉格群岛》而名声在外的索尔仁尼琴放逐到苏联北部的上扬斯克（全俄罗斯最冷的地方之一，也是沙皇政治犯的流放地），而当时总理柯西金建议是把这个作家驱逐出境，赶到法国去就可以了。
因此诚惶诚恐的苏联军工专家们在1984年之间复制了二战前期的苏联军事工业的奇迹。不过略有不同的是为苏联设计了100多种飞机图波列夫及其他苏联航空科学界的同僚们是在代号为“中央设计局第29号”的特别监狱里工作，而别里亚科夫他们则是为了逃避自己心灵里的那所监狱而不得不全力奋斗着。在1983年之前，包括苏―27、苏―27IB、米格―29M、图―160等一系列新型军用飞机已经开始列装苏联空军，它们赶上了那场决定全人类命运的决战。
第五章：风起大漠（二）
在巴彦机场的机库之内，鲁茨科伊上校同样接收到了一架崭新的苏―25型强击机。作为一个已经和这种型号的对地攻击机已经打了2年教导的“老鸟”，鲁茨科伊上校第一时间就感受到归属于自己的这架新战机与以往自己所驾御过的同型号的不同。
事实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中，为了支援地面部队的行动，纳粹德国和苏联都曾专门设计了专用的对地攻击飞机，德国空军JU―87“斯图卡”型俯冲轰炸机和苏联的“黑色死神”―伊尔－2都是成功的例子，尽管两者的思路有很大的差异。
而英美空军则走了另一条路，他们将退出一线的战斗机转用作对地攻击，如P－47“雷电”和“喷火”早期型号。这也是战斗轰炸机的开始。战后世界各国空军基本上遵循了英美路线，将退出一线的战斗机加装对地攻击能力，而苏联空军事实上也走上了这条路。将新研制的多用途战斗机更加将战斗机和战斗轰炸机的界限进一步模糊化了。
毕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苏联空军的首要任务是与拥有绝对空中优势的西方争夺制空权，因此其发展重点也转到了研制性能足以压制对手的新型战斗机。不过伊柳辛设计局在50年代还是曾经设计过喷气机时代的伊尔―2后续型号，编号伊尔―40。这种双发，带有装甲以及后座射手的对地攻击机为了解决4门23毫米航炮开火时，炮口烟可能导致发动机熄火的问题。拥有延伸到机头两侧的粗大进气口，好像野猪的鼻孔一样。
虽然外型丑陋，但是伊尔―40还是达到苏联空军的要求，被建议投产，但赫鲁晓夫正在沉醉于导弹制胜论中，对这种靠抵近开炮的“过时”概念不感兴趣，于是整个项目被迫下马，5架已经完成的飞机和生产线都被拆毁。直到越南战争中发现，速度慢、高度低、技术老旧的道格拉斯A―1型螺旋桨攻击机受到在丛林和泥潭中挣扎的美国大兵的欢迎。六日战争（第三次中东战争）中，以色列空军用老旧的“暴风”、“神秘”战斗机上的30毫米航炮扫射地面目标，取得超乎想象的战绩，才重新唤起了苏联空军对强击机的关注。
事实上在“第聂伯67”实战演习中苏联军方也发现，速度较慢、低空性能更好的米格－15、米格－17用作战斗轰炸机比米格―21、苏―7更加有效，但是这些原本用于争夺制空权的战斗机速度依然偏快，没有装甲，最关键的是不能从前线简易跑道起飞着陆。
于是当五角大楼开始研制后来定型为A―10攻击机的“AX”项目时，苏联总参谋部也向各设计局提出需求。这种新型的强击机必须能在具有一定的空中和防空威胁的环境下作战。当然，特别强调简单、结实、可靠、低价、高效、多用，具有良好的出动力和战场生存力，尤其要能够抵御战场上无所不在的轻武器火力。简言之，就是新时代的伊尔―2。为此军方已经饥不择食，甚至要求重开伊尔―40的生产线。
不过在苏联军方还没有正式提出要求之前，苏霍伊设计局里一些年青人已经自发地组织起来，开始研究这个问题。因此在苏联总参谋部正式提出了新型强击机的需求之时。虽然有雅可夫列夫、伊柳辛设计局这样的老牌“对地攻击专业户”参加竞选。但是苏霍伊的设计有备而来，最终以设计局内编号为T―8的方案成功获选。
当时T―8的主要竞争对手是伊柳辛设计局的伊尔―102，但是这个曾经为卫国战争的胜利立下过汗马功劳的设计局实在对伊尔―2的布局太过于宠爱了。以至于伊尔―102完全承袭了伊尔―2的设计理念，依旧令人惊讶的设计了后座炮手，最终笨重的身躯和落后时代的设计思想注定了这款产品的失败。不过为了照顾该设计局的情绪，T―8方案的样机试飞工作还是交由了伊柳辛设计局掌舵。
虽然苏联军队进入阿富汗，由T―8方案正式改进生产之后大量生产的苏―25型强击机随即被投入战场，在实战中继续测试。虽然实战效果十分喜人，但也暴露了一些问题。苏霍伊设计局立刻修改，在机翼前缘增加了锯齿，以进一步提高低空低速机动性，还采用改进的R195型发动机，既增加推力，又降低红外特征，并延长了使用寿命。
但是这种小修小补并不改变苏―25型强击机最大的弱点，虽然苏霍伊设计局在加强战场生存力上动了很多脑筋。但是其早期型号简易的航电系统却最终导致这种“空中坦克”夜间和恶劣条件下观测能力不足。同时简陋的电子设备也令其最终只能主要使用火箭吊舱和集束炸弹攻击地面目标。
因此俄苏联军方很快就意识到，一种仅能在白天进行近距空中支援任务。并只有有限使用制导空对地武器能力的空中支援飞机是注定无法满足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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