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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雄师:一野档案-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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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日，马敦静、邓宝珊带的两路援军，开进了榆林。西北野战军司令部在赵家峁住了半个月。在此期间，彭总领导大家认真总结了第二次进攻榆林的经验教训。
在一次会议上，彭总说：“这一次榆林没有拿下来，我彭德怀是有责任的。我们把有利条件想得多了，把不利条件想得少了。我们对榆林城敌人防御的加强也估计不足，对宁夏马鸿逵集团倾巢出动远道援榆，更是估计不足。主观上想拿下榆林，扫掉北线的一个障碍，保证党中央机关的安全，为尔后主力南下转到外线作战解除后顾之忧，结果却事与愿违。”
他语意深长地接着指出：“带兵打仗一定要做到知己知彼，来不得半点主观主义。办任何事情，都不能从想当然出发。”
这次攻打榆林，我军毙伤俘敌6800余人，自身伤亡4300余人。从全局来看，如当时不打榆林，部队可以多一些时间休整，对以后的作战会更加有利。彭德怀后来在《关于陕北九个月作战的基本总结》中有这样一段话：
十月打了清涧后应该体整南下，但犯了一个错误，去打榆林。这时我们估计：马军不会怎样积极增援，胡军来不及；以后又没多少机会来打；打开了又可以得很多东西。这样一想，便以为大概可如意而得。但事情往往不如你所算。
1949年，国民党的精锐力量已基本消灭，蒋介石为了保住西北作为残喘之地，极力拉拢青、宁两马，企图做垂死挣扎。青、宁两马一时得意忘形，野心恶性膨胀，竟以“西北支柱”自命，他们狂言：“解放军没有什么了不起！”
看来，马家军与第一野战军之间空前激烈的较量只是时间问题了。
三、雄师溯源
第一野战军是在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蒋介石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和玩弄和谈阴谋之历史关头，联防军司令员贺龙命令晋绥部队“风雨无阻”进击，连克数城。在卓资山，贺龙下令“全歼守敌，活捉何文鼎”，然而狡猾的何文鼎却向兔子一样溜掉了。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最早是在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的基础上组建发展起来的。
1940年夏秋，日本帝国主义在德军横扫西、北欧取得暂时胜利的刺激下，决心乘美国战备尚未完成、英国无力东顾之机，积极准备实行南进政策，夺取英、美、法、荷等国在东南亚和南太平洋上的殖民地。
7月23日，日军大本营和政府的联席会议决定了《伴随世界形势进展对时局处理纲要》，声称：“为了应付变化着的世界形势，应迅速解决中国事变，并抓住有利时机解决南方问题”，建立所谓“大东亚共荣圈”。日军大本营陆军部遂开始研究南方作战计划，海军则进行对英、美的作战准备。
9月，德、意、日在柏林签订了同盟条约，三国侵略同盟进一步得到巩固，从而加剧了日本与英、美的矛盾。由于中国抗战消耗和牵制了大量日军，在国际反法西斯战争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因此，英、美为了利用中国抗战遏制日本南进，遂由推行牺牲中国利益的“东方慕尼黑”政策，转为采取积极支持中国抗战。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放手南进，急谋在巩固其侵华既得利益的前提下，结束对中国的战争或稳定在中国的战局，并把中国变为它南进的后方补给基地，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于是，日军一方面继续加紧对国民党的诱降、逼降活动，另一方面集中对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进行更加频繁、更加残酷的“扫荡”、“清乡”、“蚕食”和“治安强化运动”，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制造无人区。
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国民党当权者动摇于英美与日本之间，“左右逢源”，既想借与日本谈判，以压英美等国给予更多的援助，又想借英美支持中国抗战，与日本讨价还价。同时，国民党看到日军在中国战场上重点打击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因而决心继续推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他们策划了围歼新四军的阴谋，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还命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内全部开赴黄河以北，但遭到八路军、新四军领导人的断然拒绝。
在1941年至1942年，不仅日军极其频繁地“扫荡”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而且国民党顽固派军队也加紧对根据地的包围封锁，有的一部分部队还以所谓“曲线救国”的名义投降日军，改编为伪军，配合日军进攻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在日、伪、顽的夹击下，八路军伤亡很大，部队大量减员，根据地日益缩小，根据地财政经济发生了极大困难。毛泽东在回顾当时困难情景时说：“我们曾经弄得几乎没有衣穿，没有饭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们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他曾把经济困难比做“抗日航船今后的暗礁”。
当时，陕甘宁边区处境更加艰难。陕甘宁边区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工农红军创建的一个革命根据地，全区北起长城，南至泾水，西接六盘山脉，东临黄河，南北长近500公里，东西宽约400公里，有23个县，人口约150万，面积达12。9万多平方公里。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口头上承认边区是国民政府的一个特区，边区苏维埃政府更名为陕甘宁边区政府。陕甘宁边区是中共中央所在地，是抗日战争敌后战场的指挥中枢，是全国人民抗日救国的政治领导中心，是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日武装的总后方。正因如此，日、伪、顽加紧了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使陕甘宁边区军民忍受着巨大的困难。
在严重困难关头，毛泽东高瞻远瞩，指出目前困难是“黎明前的黑暗”，号召军队和政府要依靠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渡过难关。他根据当时陕甘宁边区的实际情况，酝酿对陕甘宁边区的部队做一些调整，使军队统一，党政军关系协调。陕甘宁边区的部队有一二○师的，有留守兵团的，有边区保安司令部的，指挥、组织很不统一，不适应保卫边区的需要，而且这些部队在处理军队与地方，党和政府的关系上存在一些问题，毛泽东想找一个威望高的人来解决这个矛盾。他想成立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调部分晋西北的部队过来，与陕甘宁边区的部队统一组成，但是，谁能担此重任呢？在如此复杂的形势和严重的困难面前，这个人既要能征善战，又要会处理各种关系，在军队和地方中有很高的威信，并且还要会理财，能帮助边区渡过经济难关。毛泽东一连想了几天，终于确定了一位合适人选。他就是当时任晋西北军政委员会书记、晋西北军区司令员的贺龙。
贺龙是一位“传奇式”的人物。在军阀割据的年代，这个没有一点后台的民军领袖竟当上了镇守使，后来成为中将军长；在国民党将屠刀砍向共产党员的时候，这位国民党将军却率部起义，参加了共产党；他用兵多谋，打仗真有点邪呼，令国民党军、日寇不得不竖起大拇指。。
贺龙早年两把菜刀闹革命，流传甚广。毛泽东在三湾改编时曾说：“贺龙同志两把菜刀起家，现在当军长，带了一军人。我们现在不只两把菜刀，我们有两营人，还怕干不起来吗？”毛泽东所说的“两把菜刀起家”，指的是贺龙参加中华革命党以后投身民主革命的事。
1914年，贺龙由执教于桑植高等小学的中华革命党人陈图南介绍，加入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投入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卖国求荣的斗争。桑植县中华革命党组织向贺龙提出了三项任务：一是惩杀本县大劣绅朱海珊。贺龙爽快地答应并完成了任务。二是带队伍当团总，准备应变。但贺龙说：“我恨的就是团总，我不干！”尽管陈图南一再解释，贺龙最后还是拒绝了。三是派人到警备队当兵，了解情况。贺龙派几个人打入了警备队。
不久，中华革命党又命令贺龙到石门、沅陵两县的团防局和巡防军中去策反，煽动哗变，组织反袁武装。贺龙到沅陵后以交友结拜为名，秘密组织了一批志同道合的人，准备夺枪举义，但后来被人泄露了机密，贺龙只得连夜逃走。当贺龙跑到与大庸县交界的地方时，十几个土匪把贺龙当成“肉票”捉到熊壁岩贾家大院。碰巧，沅陵警备队前来袭击土匪，将土匪和贺龙一同抓到沅陵，关进监牢。在审讯中，土匪说贺龙是抓来的“肉票”，因而贺龙没有被杀。贺龙一再声称自己是“贩羊人”，县衙里的贪官觉得有油水可捞，便反诬贺龙通匪不予释放，并放出可以出钱赎人的口风。消息传到了桑植，贺龙的父亲忙带人赶到沅陵，用钱买通官府，把贺龙保释出来。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悍然宣布把中华民国改为“中华帝国”，31日又宣布改次年为“洪宪元年”，准备登基当皇帝。孙中山和中华革命党发表了《讨袁宣言》，联络各地革命力量举行武装起义。贺龙奉命到石门县泥沙镇策动兵变。泥沙镇地处湖南石门县与湖北鹤峰县交界的大山中，有200多户人家，近千人口。民国初年豪绅子弟出身的唐荣阳当了湖南省督军署的警察队长，他利用权势串通石门县地方势力在泥沙镇设立了团防局，让他的胞弟唐臣之当了局长，团防局有80多支枪。此人在泥沙镇一手遮天，无恶不作。贺龙当骡子客时，多次来往于泥沙镇，熟悉当地情况，在当地帮会、客商和士兵中有些朋友。
1916年1月，贺龙与姐夫谷绩廷等十几个人来到泥沙镇，恰巧大庸县的革命党人罗占侯也派了一个叫吴佩卿的人前来泥沙夺枪。贺龙以前也认识吴，两人遂商定了夺枪计划，具体办法是：吴佩卿设赌局诱团丁聚赌；贺龙摆宴席邀团防局中相识的人赴宴，使团防局无人防守，趁机夺枪。就这样，贺龙他们一枪未放，缴获了20多支长枪，并拉起了一支农民武装。他们乘胜冲入泥沙附近的南北镇和皂市，夺了那里团防局的40多支枪，一下子队伍发展到300多人，打出了“湘西讨袁独立军”的旗号。贺龙率领这支队伍与附近几个县的各路义军联合起来，人数达万余，浩浩荡荡地向保袁武装驻守的石门县城发起进攻。但这支民军是一哄而起的，不仅毫无训练，枪弹又少，而且缺乏组织纪律，所以攻打石门县城两次未果后一哄而散，各自回家了，声势浩大的民军迅即解体。
1916年3月16日，贺龙约了20多个青壮年，带了一支火枪、三把马刀、三把菜刀，连夜奔往芭茅溪，会合了预先派来的侦察人员，深夜摸进盐局税卡，打死了头目，缴获了12支枪，并把仓库打开，把财物和盐巴分给群众。贺龙这一行动，深受群众的拥护，很多穷人参加了贺龙的队伍。接着，贺龙又率领民军打下了分水岭团防分局，打开了溪河盐局，声势大振。
1916年春，护国军一部开进湘西，各路民军与护国军联手与拥袁军队作战。大庸县革命党人、民军首领罗占侯派人来到洪家关，协助贺龙召开桑植县讨袁军成立大会。会上，贺龙被推举为桑植讨袁护国军总指挥。后来，孙中山派程潜回到湖南，召开全省讨袁大会，并就任湖南护国军总司令，统一全省的护国军。贺龙率领的民军正式编为护国军序列，贺龙被任命为湘西护国军左翼第一梯团第二营营长。然而，袁世凯死后，中国陷入了军阀混战之中，贺龙被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搞得十分迷惘，百思不得其解，最后带着两名随从、三支短枪返回了洪家关。
回家不久，贺龙收到了一封从长沙寄来的信。在湖南政法学堂读书的堂兄贺连元来信邀他去长沙商讨革命大事。贺龙到长沙后，湖南省的中华革命党组织正以“正谊社”名义进行革命活动，准备利用辛亥革命元勋黄兴迁葬长沙的机会，反对湖南省督军谭延辏А：亓吐拚己睢⒑亓叻弥谢锩橙肆值滦烧晟缰饕斓既硕荚谀抢铮嵌院亓硎净队Ａ值滦呛鲜湃耍缒炅粞毡荆尤胪嘶幔缇吞倒亓乃鏊院亓芪褪丁Ｋ担骸澳愫卦魄溆性疲拼恿拿泻亓铮 痹谧亩急硎驹尥哟撕匚某８拿亓�
1917年下半年，贺龙奉命返回湘西发动武装斗争，他很快组建了一支200多人的队伍，担任了湘西护法军游击司令，并与其他护法军一起攻击侵入湖南的北洋军阀部队。12月，贺龙率部随湘西护法军总司令张溶川开进常德，准备入鄂援助反对北京政府的武装。这时，湘南护法军总司令林修梅派左翼游击司令罗福龙来找贺龙。张溶川怀疑贺龙将率部去湘南投靠林修梅，遂以会谈为名，将贺龙、罗福龙扣押，吞并了贺龙的部队。贺龙被关押了7天后释放了，对此他感到很难过。父亲贺士道来常德看他，见他刚刚出狱，心情不好，劝他回乡务农，图个平安。但贺龙投身革命的决心已定，反而耐心地说服了老人。考虑到他的部队被吞并后，不少人离队回家了，于是贺龙离开常德，返回桑植打算重新组织队伍。
有一天，贺龙走到桃源县和慈利县交界的两水井时，碰见一个满头大汗的小伙子。这位小伙子向贺龙打听：“请问大哥，去洪家关怎么走？”
贺龙一听，心里一动，忙问道：“小伙子，你去洪家关有什么事吗？”
“我爷爷让我去找贺云卿。他说，贺云卿很仗义，跟上他，爷爷就放心了。”小伙子回答道。
“你爷爷是那一位？”
“我爷爷叫吴佩卿，当年曾和贺云卿一起在泥沙夺枪。我是他的侄孙儿吴玉霖。”
贺龙微微一笑，说：“我就是你要我的人，不过，我现在不叫贺云卿，改名叫贺龙了。”
吴玉霖没想到眼前这个比自己大不了多少的青年人，就是爷爷的好朋友，一下子愣住了。过了一会，吴玉霖突然双膝跪地，说：“贺叔祖，受孙儿一拜！”
贺龙急忙上前搀起吴玉霖，说：“不要从佩卿那里排辈份，我们年纪差不多，我就叫你老弟吧！你找我来是为什么？”
“跟你去杀富济贫。”
“这肯定是你爷爷说的吧。这口号现在过时了，现在是要为贫苦农民打出个天下来。”贺龙拍拍吴玉霖的肩膀说。
吴玉霖兴奋地把衣襟一撩，露出插在腰间的两把锃亮的菜刀，说：“我没得枪，磨得两把快刀，砍那些贪官恶霸的脑袋。”
贺龙从吴玉霖身上抽出一把菜刀看了看，称赞道：“好嘛，看不出你还是个有心人。菜刀也是武器，拿菜刀也能革命。我也没得枪，朋友嘛，见面分一半，一人一把菜刀，如何？”
吴玉霖点了点头，跟着贺龙上路了。
走着走着，他们看见从常德方向走来一些人。走近一看，才知道是一群兵丁护着一乘四人抬的轿子。看样子，里面坐的是一个官。轿子前面有几个兵开道，轿后有两个兵背枪压阵。可能是走得太疲乏了，后面两个背枪的兵越走越慢，和轿子拉开了距离。
贺龙早就盯上了那两支汉阳造步枪，他跟吴玉霖低声嘀咕了几句，就不紧不慢地跟上了这两个卫兵。到了一个叫连三弯的地方，这里古道路窄，林木茂密，而且连转三个弯，是动手的好地方，贺龙一使眼色，两人出其不意，向卫兵猛扑过去，抡起菜刀，砍倒了卫兵，夺了两支枪，然后飞快扎进树林离开了。回到桑植后，组织了一支小小的队伍，与湖南援鄂的护法军一起，同北洋军阀作战。后来，贺龙在参加党的七大前填写的履历表上写道：“1917年底，曾用两把菜刀，发展到百余人的队伍，任援鄂军第一路总司令所属之游击司令。”
贺龙这位起自民军的民军领袖，当过湘西护法军第五军第五团第一营营长、团长、湘西巡防军第二支队支队长、四川讨贼军第一混成旅旅长兼第九混成旅旅长、建国川军第一师中将师长、澧州镇守使、国民革命军第八军第六师师长、第一师（后改编为独立第十五师）师长、国民革命军暂编第二十军军长。然而，就在共产党处境最为艰难的时候，贺龙参加了共产党。
1927年7月28日，贺龙在南昌第二十军军部热情地迎接了前来领导南昌起义的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一见面，周恩来就紧紧握住贺龙的手说：“我来拜访你，不是礼节性的，开门见山吧！我是找你商量起义计划的。我们立刻谈行吗？”
贺龙连连点头说：“好极了，我洗耳恭听。”
周恩来笑了：“洗耳恭听是不够的。你是大将军，光动耳朵怎么成，还要动手动脚动枪炮呢！”
周恩来对贺龙说，昨天根据中央决定成立了中共前敌委员会，成员有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决定7月30日晚举行武装起义。周恩来详细讲述了前敌委员会讨论过的起义计划。讲完后，周恩来问：“贺龙同志，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贺龙说：“我完全听共产党的命令，党要我怎么干就怎么干。”
周恩来点点头说：“共产党对你下达的第一个命令，就是前委任命你为起义军总指挥。”
贺龙一怔，这怎么行？他知道来南昌参加起义的部队，除二十军外，还有叶挺领导的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朱德领导的第三军军官教导团等等，他们都是共产党员，而他。。
他有些坐不住了，呐呐地说：“我还没有入党。。”
周恩来说：“党是相信你的。你看，刚刚你还讲过完全听共产党的命令，怎么第一个命令就。。”
“好，我服从。”贺龙马上表态。
“这就对了。”周恩来说：“南昌守军有三千多人，朱培德的第五路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很有战斗力。我们决定由叶挺同志任前敌总指挥，刘伯承任参谋团团长。想请你和伯承同志一起订一个具体作战计划。我想，起义军总指挥部和参谋团就设在你的军部，你看可以吗？”
贺龙说：“很好，一切服从命令。只是要快，我们这出戏是杨排风上阵，连烧带打呢！”
就这样，贺龙和周恩来、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领导了推迟至8月1日凌晨的南昌武装起义。在起义军南下途中，贺龙加入了共产党。
很多人对贺龙在革命低潮时期抛弃高官厚禄，冒着杀头的危险，跟共产党闹革命很不理解。其实他早就下了决定，不论起义成功还是失败，都要跟着共产党同国民党反动派干到底。在起义遭受挫折时，他说：“现在情况很严重，我只有两句话：留得青山在，哪怕没柴烧；第二，宁可站着死，不能跪着活。”因为贺龙投靠共产党，国民党悬赏十万大洋捉拿贺龙，周恩来曾风趣地说：“贺龙同志，你的头很值钱哟！”
而贺龙则说：“我这颗头早交给党喽！不论在任何情况下，我都跟着党走。”
贺龙曾任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军长、红二军团总指挥兼红二军军长、红三军军长、红二军团军团长、红二方面军总指挥，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是“用兵多诈”的杰出指挥员。抗日战争爆发后，作为八路军第一二○师师长，挥师抗日，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1940年1月，阎锡山制造反共的“十二月事变”，根据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指示，贺龙与关向应率一二○师主力紧急回师晋西北，2月任晋西北军政委员会书记。他指挥了1940年夏季反“扫荡”，指挥晋西北部队参加了“百团大战”。11月成立晋西北军区时，任司令员。
“贺龙、林枫速来延安！”
贺龙正在与指挥员们讨论如何做好反“扫荡”的扫尾工作时，接到了中共中央的指示。
贺龙心想，此时召我和林枫去延安，一定有新的重大的任务。当时，贺龙在晋西北指挥部队在敌占区和交通线上四处出击，取得了反“扫荡”的重大胜利。接到电报后，他把反“扫荡”的扫尾工作向其他同志做了交待，即同林枫赶往延安。
出乎贺龙意料的是，延安用极大的热情欢迎他。1942年3月25日，中共中央西北局、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边区政府、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举行盛大欢迎会，欢迎一二○师师长贺龙、刚从苏联养病回来的一一五师师长林彪和去绥德、米脂视察归来的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边区参议会副议长谢觉哉主持了会议，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也参加了会议。
谢老先请林彪讲话，林彪忙客气地说：“该受欢迎的不是我，而是从前方归来的贺师长和我们的李副主席，还是请他们先讲吧！”
谢老忙看了看贺龙，风趣地对大家说：“我们的贺师长是一条龙，转战华北，日本鬼子没奈何他，能降服这条龙的只有纯阳老祖，可是，纯阳老祖又在我们这边。贺师长，你就先说几句吧！”
谢老说这番话，意思是说贺龙这位战将是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他只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服从中国人民的意志，别的什么力量都奈何他不得。
贺龙在热烈的掌声中站起来，对大家说：“我是个普通党员，现在回家来了，是不该受到这样盛大的欢迎的。”接着，他简要汇报了一下晋西北春季反“扫荡”和晋西北根据地建设的情况，最后，他深情地说：“晋西北根据地能建立起来，主要是我们忠实执行了党中央的正确政策，执行了我们的领袖毛主席的指示。”
毛主席调贺龙来延安，是想让他担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但他没有将这一想法马上告诉他，而是先让贺龙参加由朱德领导的军委考察团，检查八路军留守兵团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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