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权论-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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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在吸收、运用欧洲方式方面表现出了不同寻常的能力和认真，但欧洲的文化对它来
说还只是一种从外部得来的东西，并不是其自身的固有部分。对欧洲人来说，上述方式
则体现着民族的特性和思维的习惯，是几个世纪演变的结果。在这个演变中，外来文明
在当地特殊的民族秉赋与环境的作用下经历了一个同化过程。这个过程的产物具备了永
恒的特点，不过它呈现出的不是一成不变，而是有着变动着的性质和发展方向。在我们
看来，日本尚处于一种绝非不可挽救的劣势之中，它只是在最近才迅速地接受欧洲文明，
而这些东西的外部属性还未被它完全融消。在自政治变革开始以来的短时间内，日本的
变化还不可能渗至深层，改变根本的习惯和思考方式。这个变化只有通过渐进过程才能
健康完成。
　　　　就眼前之事而言，德国、英国和美国之间的合作——并非正式同盟——是一件非常
自然的事情，并极有希望一直存在。这是因为该合作是基于共同的利益并且由在起源、
传统及精神上都极为相同的思想所指导。倘若日本如被希望的那样加入这个合作，这就
标志着一个长期的、迎合需要的政治阶段的来临，它的基调将是：在正处于对抗之中的
陆上强国与海上强国间，后者取得了主动。不过即使如此，即使四国协力为共同目标而
行动，种族特点的本质不同依然会为人所察觉，且以某种并不一定就是敌对的方式导致
各国在观点和作用上的不一致。日本与中国同是亚洲国家，但它对吸纳欧洲文明所持的
赞赏和热情是一个吉兆，它让人可以颇为放心地期望欧洲文明进入日本人的亚洲生活方
式并将其改造，就如罗马文明影响条顿部落一样。不过后种情形所产生的是条顿文明，
而不是罗马文明的单纯扩延。所以，我们应期望的是一个经过改造的亚洲，而不是另一
个欧洲。为此，愉快地接受一个新兴的亚洲国家或许是正确的作法。
　　　　然而，必须切实承认种族特性的不同一时会产生相应的观念或行为上的分歧，而这
又容易导致误解甚至冲突。我们都希望正义与和平主导未来的世界，而种族差异方面的
相互宽容对于规划未来是不可缺少、无比重要的。即使在一家人之间，利益的分歧也可
导致争吵，但是只要存在着共同的情感与传统，和解就不是无路可寻，虽然源于不同的
性格和情感的误解使人往往不易找到和解之路。在我们面临的问题中就存在着困难产生
的根源。陆上和海上强国对立的利益与地缘状况已经详细地阐述过了。不过汇聚于亚洲
的各国在性情上的差异还未被较多谈到。这些性情可被归结为三大类：亚洲的、斯拉夫
的和条顿的，其中任何一类或许都不能为他方不折不扣地完美理解。必须认清、分析并
接受不同的性情，将它们视为待消除的困难所在而非进行抱怨的理由。不能废除它们—
—这也是不可能的，要给其以平等的机会，只要它们产生于本身内在的动因，且并不凭
借武力强制这样的敌对方式来扩散自己。这种有容忍精神的性情只会促成和任何有关国
家的真正利益相一致的协调。如无视本质上的不同，用追求一统替代强调相通之处，把
精神的合一与行动的一致相混淆，就不会有上述的协调。为了欧洲及亚洲的共同利益，
三类种族应追求的永久性解决方案不是废弃亚洲的文化或制度，而是平和地将欧洲文明
引入其中。而这只有在一个相互尊重、相互友善的环境中才能实现。这样一个环境将保
证欧洲文明的传播，只要后者具备我们所认为的优越性。
　　　　看似矛盾却是事实的是，平等、友善环境的维护离不开武力的存在及对自己立场的
坚持。后者表现为坚持机会的平等，以及采取足以让人关注的方式以支持自己的要求。
充分的准备是任何设想的前提保证，而任何设想也必须以谨慎为本，离不开研究的充分
和对形势的认识。通过消除那些妨碍地理、力量、种族、性情、政治制度、国家能力全
面、正常地发挥作用的消极因素，充分的准备和全面的设想会促进和平，有利于实现渐
进性协调这个唯一稳妥的结果。
　　　　真正的筹划意味着如实接受所有因素并耐心地分析它们。这个过程有着大量细节，
因而某种程度上相当复杂，不过认清较少的几个突出特点有助于将其简练为观念性的东
西。首先，必须对于遥远的未来进行推断与预测，要一步一步地推进并认识到在某个时
刻会发生怎样的情况；其次，要恰到好处地将对国家的首要使命感置于心中，充分考虑
到现实的危险与他国的需要。这两者就是对上述过程的部分表达。另外，国家和个人都
应有一种公共精神，以使它们在优先考虑自己的利益时能够坚信，只有适当地满足他人
的要求，而不是执意阻挠其进步，才能最好地实现自己的利益。
　　　　本着这种认识，让我们从有待接受的长期观点出发，考察一下当今的需要。当前亚
洲的落后政治环境准确地反映了亚洲国家政治才能的不足。在这种环境下，有效的组织
机制的缺乏使亚洲人民丧失了采取有效行动的权力，余下的只是停滞不前和对变化的消
极抵抗。这些是在未来的变化中不可忽视的因素，不过一时还用不着对其采取什么措施。
在为发展进行有组织的准备方面，日本是亚洲的代表；不过小小的日本不足以成为强大
推动力的源泉。目前，日本正在考虑，从特性与意图来说，另外两个相互竞争的种族中
的哪一个对日本的短期利益和亚洲最大限度的未来发展最加支持。日本将根据这些来确
定自己的航向。
　　　　另外的两个种族——斯拉夫和条顿之间有着一清二楚的不同，具体表现在政治制度、
社会进步和个人发展方面。有理由相信这些差异中有一部分是根本性的，植根于种族自
身之中；另外一些则是两个种族多个世纪的成长环境的产物。两者之间还存在着源于相
互理解之缺乏的敌意，另外还有利益的冲突。两者在亚洲的相对地缘状况以及随此而来
的抱负促成了这些冲突。要想令人满意地处理这种局面，首先必须承认问题的存在，不
要一边心存戒心，一边用伪善的词藻粉饰现实。如果做到了这些，就可以希冀会出现两
条虽然不同向、但也不会相碰撞的平行线。尽管我们不可能完全合二为一，但可以如实
地相互接受，不夸大相互间的分歧，并且在共同的关注对象找到相通之处而不是争执。
双方只有都认识到了对方的基本需要，才能做到这些。
　　　　种族特性的不同表现在了行为上，因为行为是精神的物质表现。在此之外，陆权和
海权的区分也突出了两大种族之间的分野，限定了它们的利益和意愿。它们目前的所有
和需求都反映了这种不同。陆权和海权之分存在于两大种族的地缘状况之中，并和它们
在亚洲的利益目标相联系，也清楚地涉及到交通问题，即朝向目标的通道问题。条顿国
家占据海洋，而斯拉夫种族则几乎与海相隔离。但在陆权方面，条顿人处于劣势，它在
地理上远离亚洲，而斯拉夫人的一大片地带却和亚洲接邻。亚洲的对外交通几乎全由海
路，故而这方面条顿人拥有无可比拟的控制优势，它在海洋与商业发展上也同样如此。
　　　　本质上，上述相对状况不可逆转。固然可有一些变化，但也仅在有限的范周内，绝
不可能导致平起平坐。基于自然因素的上述状况的存在是政策的根据。它决定或左右国
家对于扩大势力或实行占领的要求，影响着某一种族在其力量赖以存在的因素上的垄断
地位。另外，同样应承认每个种族绝对需要在并不主要由它掌握的土地上有一些立足点，
虽然它们肯定会处于不利地位。这种共同的相互需要表明在一些领域双方必须相互让步
以力求协调。
　　　　例如，很清楚，俄国对于当前它那条经由波罗的海和黑海迈向大洋的有缺陷的且政
治依赖性强的通道就永远不会满意。同样清楚的是欧洲的条顿国家——德国和英国不可
能允许俄国在利凡特、并由此在苏伊士航线上处于主宰地位。俄国可以做到这点，只要
它能占领博斯普鲁斯和达达尼尔海峡，从而将它被封闭在黑海内的海军基地转化为进出
自如的坚不可摧基地。一支能稳固地发展、扎实地训练并有自由出入口的强大俄国舰队
所具备的优势在这个世界是无出其右的。如果它针对的是苏伊士运河，那么和海权紧密
相连的商业形势将有根本变化。对此我十分强调，所以尽管我真心希望英国赢得目前在
南非的战争，我还是更愿意英国通过以下行动来弥补自己的失败和损失：集中力量于地
中海和利凡特地区，和德国共同维护对于苏伊士地峡及小亚细亚半岛的控制，从而确保
对于两国必不可少，且无法为经由好望角的航线所取代的苏伊士航线的安全。
　　　　怎样并且在什么地方俄国的海洋要求才有可能被满足呢？只有两个地区，不过得到
其中任何一个地区都不会让俄国彻底心满意足，为此俄国对于海洋的孤立也不可能被改
变。两地区中，一是波斯湾，俄国可以自黑海之滨纵贯波斯抵达它；另一是中国海岸，
俄国已可经西伯利亚到达该处。俄国获得波斯湾意味着它必须侵略波斯或从其获取让步。
抵达波斯湾不会使俄国的雄心得到满足，除非伴此而来的是对从俄国在东土耳其的边界
最南点到波斯湾的大片领土的占领。如果这些都能实现，俄国就处在了印度的侧翼，从
而能够干预可能出现的从地中海穿过美索不达米亚并延伸至印度的铁路。另外，尽管从
波斯湾并不能象从利凡特那样对经苏伊士通往东方的航路施以绝对控制，但波斯湾具有
侧翼上的意义，战时从那里可以施加长期性的威胁。而且，应注意的是，如果俄国在波
斯湾驻有一支值得英国舰队及其盟友认真对待的海军，后者就可能疲于奔命，以至不得
不放弃在黑海和中国海域的海军活动。因为如将海军力量分散部署于上述二个地区，它
们相互间不太可能进行呼应。这样的形势暴露出的明显弱点会使有关国家不能采取一项
会给它们带来危险的安排，这自然对俄国有利。此外，如果反对俄国涉足中国海岸，这
看来也无道理，而且会毫无必要地激起俄国的仇视。这样，如果对俄国果真不进行多少
抵抗，和在争执地带的西端时一样，在东端，我们也能看见各个强国的汇聚。它们围绕
的中心利益由于中国政府的垂死状态颇具争执性。
　　　　海上强国需要在中国海岸拥有地盘，并开辟它与世界的自由交通，它们可以直言不
讳地声明长江的可航行河段是它们进入中国内陆的必经之路和在当地发挥影响的中心。
海上强国和俄国间的互惠协定不应采取正式条约的形式，而只应是一种谅解；它也不应
由人仲裁，而应建立在按互让精神对现实的承认之上。它应包含这种认识，即不应在长
江沿岸实行任何军事占领从而使某些水域对海上强国强行关闭。在这种条件下，后者也
应在和平时期避免使用海军力量阻止其他国家享受对长江的商业使用权，其保证一是在
于拥有强大海军的国家间订立的保证协议，二是在于它们间的相互监督。在这方面，海
军国家间的合作既离不开对于本质上与其相对抗的某种活动的共同反对，也和相互间利
益的共通紧密相关。这些共同点会防止那种由某个国家发挥不适当影响的情形出现。
　　　　在现实中，就对中国进行侵略的可能而言，集中于一国之内又近在咫尺的陆权比海
权要可怕得多，因为海上强国远不止一个，且力量基地比较遥远。另外它们更钟情于获
取利润，将自己的活力之源首先寄于商业之中，其次才是在武力运用上。所以，海上国
家对促进所汀交道的国家的发展比征服它们更感兴趣。为了整个世界的福祉，它们更多
注意的是增进自己的影响而不是强制；是通过物质进步和在精神上接触已创造了最高级
的个人和社会成果的文明，来促进当地人民的逐渐发展，而不是占有他们的国家。这样
的过程以武力——外来势力的干涉力量和当地的抵制力量——为基础毕竟令人遗憾，不
过这只是历史的重复。武力一直是思想借以将欧洲世界提升至当前水准的工具，它仍然
有助于我们的政治制度及社会组织。
　　　　总而言之，对将来和当前而言，中国和利凡特海域及亚洲东西端的形势发展离不开
武力的存在。客观的不可回避的形势要求条顿国家进行合作，这既由于它们有着根本一
致的利益——这是物质因素，也由于受其利益和权力本质驱使的行为由同一种精神所激
励。这就是本质上自由、追求影响扩大的商业交换精神。商业影响需要通过在各地部署
海军来得以存在，不过并不能借助海军而广泛传播，因为海军力量的特点大大限制了其
在内陆的广泛使用，并使它离不开本国随时随地的支援。从结果看，无论现在还是将来，
和海军力量密不可分的众多利益是海上强国赖以存在的基础；以海军为工具，可以要求
他人听从自己的意见，而不是强求俯首贴耳。因而海军只能被用来抵抗排他性的举动。
或帮助有关国家抗击征服行为。为此，海上强国应同心协力。不是以有约束力的同盟方
式，而是本着心心相印的精神。
　　　　从当前的对峙状况来看，军事上的考虑将依然决定着亚洲的未来，直至敌对为协调
所取代。而目前战略态势所基于的地缘状况正左右着有效合作的性质与方向，前些段落
对此已谈得很多。还需重申的是，当前的主要利益焦点是中国，它幅员广大又正处于动
荡之中；另外，在中国四周还有着其他陆上的或海上的富庶地区，它们构成了从爪哇到
日本的东亚世界。这一地区的未来市场价值是正愈演愈烈的政治和军事争论的核心所在。
除此之外，以一个政治家应有的眼光，还应考虑到对欧洲文明的吸纳对亚洲国家的长远
影响。这些影响会使亚洲成为怎样的一个社会？在精神上和我们相同，还是不如我们或
甚至更优越？
　　　　除了俄国和日本，其他有关的强国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它们遥远的国内基地的支援。
于是我们可将各国分为两类：一是主要以陆地为交通渠道的国家，另一类是依赖海运的
国家。海上航线有着数量及便利程度上的优势，它们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贸易路线。这些
路线中的两条有着无可比拟的重要性，一是从欧洲经苏伊士的航线，另一是从美国穿越
太平洋的航线。巴拿马运河的开通必将给后者以重大影响，因为它把这条航线和美洲的
大西洋海岸连接了起来。
　　　　交通状况决定战争的成败。广义上，交通是政治和军事战略中的最重要因素。海权
在控制交通方面作用突出，历史上即是如此，而且只要还有海军，该状况还会继续存在。
原因就是在长距离大批量运输方面，水运比陆运方便得多，运量也大得多，所以海洋也
就成了最主要的商业交通媒介。‘商业’这个词让人想到海洋，因为海上商业在任何时
代都是财富的主要来源，而财富又具体象征着一国的物质和精神活力。所以，如同陆军
对于陆上军事行动至关重要、雨水和阳光对于植物的生长绝不可少一样，海上交通通过
被用来保证自身利益或扰乱敌手，决定着一个国家的根本活力。上述状况赋予海上强国
某种特权，它们可以借此来抵销其在亚洲与陆上强国相比时地理和物力上所处的劣势。
在别处施加压力可以减轻当地的危险，拿破仑就是为此才攻取了印度维斯拉河畔的本地
治里。不过，如果海上强国都采取美国所奉行的方针，在战时对敌人的商业毫发不动，
拱手让出对海上交通的控制，它们也就放弃了海权，放弃了借以在一地施压以缓解在另
一地区所受压力的主要手段。这样的退让如果发生在今天，会导致前所未有的凶险，因
为在亚洲的交锋正处于成败攸关之时。
　　　　在德、英、美三个条顿国家中，前两国在利凡特有着明显的利益，这儿正是两国和
东方的交通线上最易受攻击的部分。为此它们需运用海军力量予当地以充分的防护，以
亚丁及马尔他和直布罗陀分别作为两翼的埃及和塞浦路斯更是重中之重。另外，在黑海、
地中海、里海与波斯湾之间的地区，两国无疑应使自己的政治影响处于上风，但该影响
必须考虑当地人民的利益以及防范致命进攻的安全需要。
　　　　有利于所在国家发展的商业有助于上述影响的加强，有关国家可凭借财力和在必要
之时运用武力来支持商业。将苏伊士运河视为通往远东之捷径的国家要将此牢记在心。
英国尤需如此，它在印度的庞大利益随时可能要求利用这条捷径，既为商业，也为军事。
即使是由苏伊士运河的封闭所造成的军队和货物的转船也会减小苏伊士航线相对于好望
角航线的时间优势。至于德国，它在该地区的利益虽然在类别与程度上与英国不尽一样，
但也是真真切切的。不可回避的事实是，从黑海出入口、美索不达米亚流域及小亚细亚
高地，都可以对东地中海施以决定性控制，如奥斯曼土耳其人几个世纪之前曾做过的那
样。在帆船时代，控制权的丧失并不意味着被排挤出了最有利可图的通往东方的航道，
而今天就不是这样了。对此德国和英国自然非常关心，意大利也不例外，因为法国已和
俄国串通一气，而这必然是针对着拉丁和条顿国家在地中海的控制权的。美国的行为还
不涉及该地区，但这不表明可以对它漠不关心。它关系到一些国家在和东方进行联络上
的自由和便捷，而这些国家由于在利益、特性方面和我们是一致的，它们在上述地区的
政策也就和我们息息相关。
　　　　如果清楚地认识到了长远需要，上述情形也就不难理解。打个航海方面的比方，如
果是顺风，我们只要正舵向前就可以了。不过现实中有着种种复杂，于是每一代政治家
都必须学会处理它们，就象水手们要善于对付逆风和海流一样。然而即使做到这些，却
又在当前种种困惑面前失去了最后目标，我们依旧会一筹莫展，这也和水手在注意风向
的同时却忘却了目的地一样。政治活动就如航海，我们忘记了驶往的港口，就不能确定
航向；忽视了航海资料，就不会取得成功。
　　　　美国人民和美国政府还没有联系亚洲的未来以考虑比如和苏伊士运河和利凡特有关
的种种复杂局势。我们的问题不是来于外部世界，而是在于固有的思维方式。以往，我
们十分厌恶研究外部政治问题，甚至不愿承认其存在，结果常常受迫于突如其来的危机。
最近的导致菲律宾落入我们手中的非常事件使美国大众吃惊不已，不过应相信，当时间
的延续使人们逐渐习惯了与西班牙的战争所带来的惊讶和不安时，经过了多个世纪的根
深蒂固的精神状态肯定会趋于转变。大多数美国人都已经历了一个形成新观念或破除旧
观念的过程。在一股尽快摆脱心理矛盾的情绪驱使下，这个过程一开始进行得比较容易，
但随后往往被一个乏味单调的心理斗争阶段所替代，许多人结果又麻木不仁地后退到了
原先的状态中去。在任何国家都可能出现这种情形。如需防止它，必须认清现实，从中
找到任务和利益，这些正是国家政策的缘由与动机所在。
　　　　本文基于的一个业已被普遍认同的前提就是，在作为本世纪结束之际重大特征的广
泛的扩张运动之中，太平洋地区，尤其是东亚，成为了所有国家近期和远期利益的焦点
所在。在欧洲和美洲地区，已不可能再发生重大的领土上的变化；但是在此之外的那些
局势未定众人关注的世界，某块地区的现实意义更多地是在于它和上述焦点地区的交通
上的关系，而不是其自身的价值。举个例子，金矿资源只使南非具有暂时的重要性，这
种重要性会随着金矿的枯竭而消失；但作为通往印度和远东的道路上的重要据点，南非
就有着长期的、在任何时候都不会被忽视的价值。
　　　　同样的，苏伊士地峡、利凡特和波斯有着根本的重要性。不过，前文已试图表明，
当前更急迫的事情是在这些地区建立一种将决定对苏伊士航线的未来控制的政治环境。
　　　　这些地区以及其他因素，由于它们的独特价值与相互影响，构成了体现在亚洲问题
之中的世界总体局势的战略特征。在这种背景下，一个国家应依照自身利益而行事，同
时适当地照顾到其他国家的权利，对这些权利不能仅仅用世俗的、本质上因时而变的眼
光来衡量，还需要参照人类的法则并不能完美表达的那些永恒的正义标准。在这样的框
架中，强大的情感力量必须处于适当的位置，情感因素只有恰如其分，才可能处于理性
思维的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