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权论-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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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少的成本来储存和维护它们；如果保养得当，它们到时能够象刚被生产出来时那样很
好地满足使用需要，有稍许的老损也无碍大局。
　　　　装备能否很好地发挥其作用还取决于是否有着大批善于使用它们的人员。在当今时
代。这些人员必须是经过特殊培训的。尽管通过一次培训所学到的东西在一定时间内不
会全被忘记，但时间越长，被遗漏的就会越多。因此，不断的实践必不可少。另外，就
刚刚服役的人员而言，要花费相当长的时间以使他们不仅熟悉某种武器的使用，而且熟
悉他们所属于的军事组织的特点和日常运转。他们仅仅学会如何去干分配到各人头上的
工作还不够，还必须了解其他方面的工作和自己的工作之间、各项工作与整体之间的相
互关系。具备这种知识对于一个人全面、出色地履行自己的职责至关重要，更不用提在
战斗中一个人应随时作好准备以接手他人一时无法胜任的其他任务了。如果这些办不到，
一艘舰只就不可能充分发挥其效能。
　　　　一个人如要学会熟练地使用海军装备，懂得在舰船的行动中如何恰当地发挥其作用，
需要大量时间。不仅需要时间来掌握技能，还需要时间来保持技能。如果你已经拥有了
高素质的人员，你不能象储存火炮和弹药那样来储存他们，否则他们的素质就会以一般
的物质磨损达不到的速度衰退。但是，另一方面，如果众多的人都呆在军队中以维持他
们的军事技能，一个国家的生产力就会受损。这也是那些认为国家的生产力比其他任何
东西都更为重要的人反对保持庞大的常备军和强制服役的主要理囚。
　　　　对于欧洲国家中那些负责提高军事效能工作的人士来说，人员方面的问题最令他们
伤脑筋，从而也成为了他们迫切关注的问题。准备军事物资要花费大量钱财，可是这项
工作毕竟简单，而且其耗费还能为军事生产带来的就业机会的增加所补偿。拥有大量所
需要的军事人员——训练他们并使他们足以马上被投入使用——则是另外一码事了。
　　　　所找到的解决办法是让一些人从生产部门转向军事部门，同时尽力在这两个部门的
各自需要间达成妥协。这种妥协不可避免地有其缺陷，有时稍稍倾向这边，有时则有利
于另一方面。经济学家抱怨并反对生产者的减少，而军事当局则坚持认为国家的武装力
量不足敷用。要最大限度地解决此难题并满足对立双方的要求，只好实行预备役制度，
许多人服现役的时间长短依他们接受有关某种技能的教育的所需时间而定。在接受完了
有关教育后，他们就转入预备役，脱离士兵或水兵的生涯而过起一个普通公民的生活，
但每年都需花费一段相对较短的时间来温习他们以前学到的知识技能。
　　　　几乎不用说，这种方法对日常生活中的任何一种行业来讲都永不会令人感到满意。
一个只学习有关的基本知识却从不实践的人不会被认为适合某项工作，因为通过系统的
教育得来的知识在价值上无法和从日常生活中汲取的实际知识相比。这个道理，军事行
业和民用行业是一样的，或许前者尤甚，因为它是一个更加专业化和特殊化的人类活动
领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战争才是一个有时不可避免的非自然状态，而对那些身为普
通人的战斗人员的要求也特别苛刻。
　　　　所以，对于海上战备工作来说，相比于建造舰只和装备火炮，拥有足够的、能够立
即开赴海上并熟练使用有关装备的训练有素的人员更为重要。这里的“能够”一词包含
了一般被叫做“动员”的组织过程的全部细节。动员计划一旦制定，虽然尚可继续改进，
但不会因为被搁置在文件架上而失去效用，正如火炮和弹药不会因为被贮藏在停放地或
弹药库中而沦为废品一样。如果有着合格的人员，那么动员方案不过就是一张告诉每个
人他该去哪儿的纸片罢了。
　　　　在和平时期使一支海军，尤其是一支大型海军保持全额满员并不可取，没有实际意
义。如果它比一个可能的敌手强大许多，这样做自然毫无必要；即使近乎势均力敌，目
标也只能是使己方可用的合格人员在数量上超过对方。对于预备役制度在战备安排中的
地位应予以承认，因为这种制度是必不可少的。问题的关键所在是预备役力量相对于现
役力量的规模和特点，这实际上涉及到了长期服役制和短期服役制的问题。在长期服役
制度下，预备役人数会相对较少，而且预备役人员在退役后的开始几年间更能够保持自
己的素质，因为他们习得的不只是知识，还有习惯素养。在短期服役制度下，人们一开
始只是被送到培训学校中去，然后就被很快地转入预备役。结果，因为他们并没有全面
透彻地掌握所学的东西，他们的素质不仅较差，还会较快地退化。由他们组成的预备役
在人数上也会多于长期服役制度下的由训练有素的人员组成的预备役。对两者都表示忧
虑的人则认为前者人员素质堪忧，后者人员数量不足。
　　　　长期服役在逻辑上必定是自愿兵役制的结果。如果入伍与否完全是由个人进行选择，
那么，更可能出现把从军作为终身职业的情形，适当的激励机制还能促进这种倾向。倘
若服役是强制性的，这件事实本身就会使服役为人所厌烦，而在服役期满后再自愿地延
长服役期也只能是少有的事。长期服役制和小规模的预备役所导致的一个自然的结果是
常备力量较为庞大，这种情况也许与战争的需要、与“预备”一词的含义更为吻合。在
战时，预备役力量指的是暂不直接参战，其使用视战局的难以预知的变化而定的那部分
力量。不过没有哪个将领愿意只将一小部分力量投入战斗而让大部分力量永远闲置一旁。
抢在敌人完成力量集结力量之前迅速地集结力量是战略和战术的准则、也是当代动员科
学的准则。
　　　　美国和英国实行的都是自愿兵役制。另一方面，这两个国家更为看重的是服役的延
续性而不是预备役建设。如果一个水兵服役了相当长的时间，那么，他的技能将达到炉
火纯青的地步。此时，若他选择继续服役，在一些年内他还将保持其高素质；若他离开
军队，若干年之内他也完全适合作为一名预备役人员。显然，一支由这类人员组成的预
备役和由仅服现役三或五年的人员组成的预备役相比，在规模上会相对较小；但拿个人
素质进行衡量，后者必定远不如前者。
　　　　实际上美国和英国一样，也是一个岛国。我们只和加拿大和墨西哥有着两条陆上边
界。从军事力量的各方方面来看，墨西哥绝对逊于我们。至于加拿大，其宗主国英国握
有一支常备陆军。可是，这支军队的数量清楚地说明它不可能奉行主动进攻的方针，除
非是在那些其他国家的强大陆军不可能与之为敌的遥远地区，或是这些军队要从英国手
中夺走对海洋的控制。没有哪个现代国家曾同时在陆地和海洋占据支配地位，只是时不
时地这个或者那个国家取得这项或那项优势。英国明智地将海权确定为优先目标所在，
为此，即使不考虑其他使得英国不愿意和美国撕破脸皮的原因，它也肯定不会动用其持
有的规模不大的陆上有生力量来入侵一个有着七千万人口的国家。或许应再次重复的是，
我们也是一个岛国，所以也依赖于海军。
　　　　从根本上讲，广泛商业联系的存在决定着为什么需要有持久力的海军力量。从军事
观点看，一个岛国的海军很少是主动进攻性的。它的天性就是维护和平，因为它在海外
有如此多的利益需要照顾。在这方面，成为海上强国之后的英国提供了鲜明的例证，而
且它还愈发呈现出这个特点。我们的情况也是如此，其程度还尤甚。由于有着广阔的国
土，我们身上不存在进行海外开拓的意向。正是这种意向驱使着英国将其旗帜遍布于全
球，通过对外商业和在远方的殖民来获取丰富的资源。而对我们来说，自然或上天已经
赐予了我们这些财富。英国的成功给其带来了巨大的、广为分布的对外利益，可同时它
也担当了风险，单单为保护这些利益它就必须有一支强大的海军。我们的情况和英国不
尽相同，但我们的地理位置和政治信仰也赋予了我们对外利益和对外责任。它们也使我
们要承受风险。我们没有必要四处去冒险，但普遍的观念和政治上的认真思考肯定地告
诉我们，在海那头的既不由我们造就也不由我们控制的情势中，存在着自发生成的、需
要我们保护的利益。“海那头”意味着要有一支海军。就“入侵”这个词的真实含义而
言，我们不会遭到此种危险；但万一它落到我们头上，它必定是经由海上。所以，我们
必须主要在海上予任何侵害我们利益的企图——不管它是针对着远方的土地，还是以封
锁或炮击的方式针对着我们的本土——以决定性的迎击。
　　　　在过去十年中，我们已采取了一些值得称赞的措施来加强海军装备建设，对此的一
个必要的补充应是培养出足够的、训练有素的人员以使用这些装备。把一个一无所知的
新兵培养成一个高素质的战斗人员要耗费很长的时间，也许比一艘战列舰从开工建造到
编入现役所花费的时间还长。另外，在自愿兵役制下，你不可能象对待舰只或枪炮那样
随意地使那些训练有素的人员为己使用。于是，不可避免的结论就是，必须使常备力量
处于较大规模，因为你既不可能在仓促间组建出这么一支力量，也不可能借助于强迫来
保有它。一旦装备的数量确定了，就容易知道需用多少人来使用这些装备。接下来可以
根据某些既定的原则，将总的人员力量在常备海军与预备役之间分配。笔者相信预备役
力量在整体力量中应占较小比重；如果海军规模较小——就象我国海军，更是必须如此。
一支海军规模越小，它就越需要时刻保持迅捷行动的能力，当然维护费用也会越少。实
际上，如果数量上不占优势，那么质量上就应有更高的要求，而质量就整体而言更是人
员的问题而不是装备的问题。人员的质量只可能通过使在军中服役的人具备高素质来保
持，过于依赖人数不少但总体上素质不高的预备役力量只能导致消极的结果。他们只能
发挥不尽完美的减轻压力作用，只有其中的一小部分可被有效地融入主体之中。真正适
合预备役人员干的工作是使用鱼雷艇保护海岸以及破坏敌人的商业。在这两种情形中，
任务和组织都相对简单。
　　　　对于美国面临的任何军事危险的最佳迎击区域是在美国本土之外，也就是在海上。
对海上战争做好准备——既准备好迎击来自海上的进攻也准备好发动海上攻势——就是
对任何可能发生的事做到有备无患。

　
8·回顾与展望



　　　　是东方文明还是西方文明将决定着整个地球并支配其未来？当前基督教文明面临
的重任就是将中国、印度和日本的文明纳入自己的胸怀并融进自身的理念之中

　　　　在任何情形下，终结，一条生命、一种关系、一个时代的结束——即使这些东西完
全是人为的安排、人为的创造——都强烈地吸引着人们的想象，尤其是象我们这样有着
自我意识的一代人的想象。这代人有着这样的信念——不论它是如何肤浅与不正确：我
们知晓自己的方向和趋势；在不绝于耳的自身进步产生的喧哗中，我们知晓这种进步从
何而来，往何而去。那么，在十九世纪即将走至尽头，二十世纪正在走近的情形下，今
天的时代从何处而启？已经走了多远？又往何处而去呢？
　　　　充分地回答这些问题意味着对于将要过去的这个世纪的基本历史要给予一番浓缩的
介绍，而这不是这样的一篇杂志文章或系列文章马上能提供的。笔者给自己定下的考察
范围——这么一个处于必要的限度之内的范围也几乎是不可驾驭的——不包括国家内部
的情形。这方面的内容在当代占去了如此之多的对于经济和社会变化趋势的注意，而且
在许多人看来是唯一值得从最纯粹的物质角度予以关注的话题。尽管这些东西十分重要，
但至少可以肯定它们并不是全部；而且，尽管本世纪的物质进步十分巨大，国际关系的
变化以及它们对于欧洲国家和世界上的所有民族的相对重要性也同样引入注目。笔者正
是希望从这个角度来探讨前面提出的主题。这个主题对于某个具体的国家而言，可以说
是指它的对外关系。不过，在一个更广泛的意义上，它更要关注由业已开始并处于进展
之中的各种运动以及如今还不易分辨的各种趋势所表明的世界的一般未来。这些运动或
趋势如果不遭到什么抵制，将使深刻地关系到人类的福利的政治平衡发生重大的变化。
　　　　展开主题的一个简便的方式似乎可说是十八世纪以来浩大的殖民运动被美国革命推
至了一个中止点。美国革命使英国失去了它的最富裕的殖民地，紧随这场革命而来的法
国革命和法兰西共和国及拿破仑的破坏性的战争迫使欧洲将其注意力从外部的诱惑上收
回，集中到了它自己的内部事务中。对此，十九世纪之初美国对路易斯安那的购买是一
个重重的句号，因为这实际上将北美大陆从可作为对外殖民对象的荒芜之地的清单上勾
掉了。在接下来的十年中发生了西班牙殖民地的起义，然后出现了门罗总统和坎宁先生
的声明。这些声明通过制止欧洲的干涉确保了西属殖民地的独立。美国人民从此时起对
门罗总统的立场的一贯坚定维护和门罗主义在以后得到的发展则使讲西班牙语的美洲国
家在同等程度上从另外的欧洲殖民可能中摆脱了出来。
　　　　十九世纪就是这样被拉开了帷幕。无疑，人们仍然还积极地在海外寻找活动空间，
不过它们主要不是为了建立新的殖民地，而是为了开发利用业已在政治上有所归属的土
地。但是，总体而言，甚至这种活动也只是附属性的。从十九世纪的开端至其结束，这
个世纪的主要活动在于认识和研究自然力量并应用其成果以满足技术和经济进步的需要。
当时，那些为人们所掌握的手段——它们在刚被发明出来时是如此令人惊奇，在今天却
是如此为我们所熟悉——被自然地首先运用于各国资源的开发利用上。当时，到处都是
新生的土地，因为在任何一块地方人们都不可能做到了对大自然之所赐的充分利用；到
处都有着干劲的投入，因为在任何一个地区都有着数不胜数的事情去做。因此，很自然
地，这样的一个时代主要是一个和平的时代。当然，大的战争不乏存在，但国家间的和
平一直是这个发展时代的一般特征。在这个时代中，人们致力于的是运用所掌握的新的
力量来改变他们自己国家的面貌。
　　　　但是，任何这样的阶段都会象人类的每一件事情一样化为过眼烟云。生产的增加—
—这是经济学家们痴迷的目标——如所预料的那样带来了对新的市场的需要。生活的改
善、财富的增加、人口的上升引起的国内消费的增加跟不上生产的增长以及蒸汽的使用
导致的运输方面便利的增加。在十九世纪中叶，中国和日本从封闭的年代中被赶了出来，
被迫和欧洲社会建立联系，和它做买卖。不过，在国外进行的旨在获取新的政治领地的
大规模的认真尝试在很大程度上停止了。只有在确信能赚取利润的情形下人们才为商业
活动寻求新的根据地。另外，美国的人口和资源的增长、英属澳大利亚殖民地的开发都
有助于满足需求。中国和日本的开放只是这种需求的一个单独的表现。所以，这种开放
更应该说是随机械加工方法的进步和交通线的增多而来的普遍的工业发展的伴生物。
　　　　在这种局面上，十九世纪经过了它的鼎盛时期，开始向它的终点倾沉。此时，在欧
洲文明的国家中出现了战争和战争传闻。王朝兴衰，国家则在政治重要性的天平上沉浮。
不过，前述的那些主要特点还存在着，而且越来越成为政治家们的主要关心所在，这些
政治家们中的佼佼者在十九世纪达到其巅峰之时或之后不久也来到了欧洲舞台之上。在
这种状况下，出于经济意义上的纯粹功利主义原因，维持现状逐渐成为了一个主导思想。
这个思想自然是令人推崇的；但是，从各大国为了自身利益而一致向希腊和克里特人施
压来看，也许我们不可以认为它是高尚的。至今的问题是，在实际可行的意义上——作
为一种合理的可能的体现而不是一个空想，维持现状的想法还能为人推崇多久？我们已
经发现许多人——其中一些是普遍和平的最激烈的鼓吹者，而普遍和平的鼓吹者又是当
代对现实最为不满的人——说道，当半个世纪之前沙皇尼古拉建议打破既有的平静，依
照一种更合理的平静局面来重新规划东南欧的政治地图时，是他体现出了理想意义上的
理性政治家风范，而当时现状的维护者们显露出的只是见风使舵的政客们的天然本性。
历年以来的证据表明，后者在东南欧这个令人头疼的地区并没有确保住平静，甚至是死
气沉沉的平静。鉴于正在离去的十九世纪作为遗产留给我们的世界上变化着的局势，今
天继续无限期地维持当前的和平和繁荣究竞在多大程度上还是欧洲国家的一个切实可行
的目标？认为普遍裁军——对此的鼓噪令人不安地一时间蜂拥而起——最可能使我们如
今的文明及其种种好处得以保持的观点是否应体现在我们近来的要求之中？没有谁能比
笔者更热切地怀有这种期望：有朝一日，各国将化剑为犁，熔矛为锄。但是，是否包括
美国在内的欧洲文明已经处于了能够构筑一种不是基于各国的良知而是基于一个永久的
法庭的人为和平、从而在现代政治中再现中世纪教皇统治下的理想状态的地位？
　　　　时代的标识究竟是什么呢？它们还未完全进入人们的视野，人们还象是在透过一片
黑黑的玻璃遥望未来，还不能肯定他们会往何处而去。不过，即使人们尚不能充分、准
确地解读种种标识，他们仍可以注意一二。我断言，其中可以观察到的一点是普遍存在
于除我国之外的所有其他一流的文明大国身上的前冲势头。我们的国家受缚于、沉迷于
我们自己的十八世纪传统之中，为对于和平和富足——也就是要有充足的面包——的大
量要求所包围，紧抱着孤立主义理想不放，拒绝承认整个欧洲文明世纪必须以一致的利
益为基础来企盼、迎接未来。我说我们的确是如此。不过，我将更确切地表达我的思想，
说前冲的势头已经存在于我国的大多数人的身上，这在具体的事件吸引了他们的注意时
体现了出来。但这种势力尚受到阻碍，为那些从我国幼年时期所形成的信条获取关于国
家政策之观念意识的人们长期地、危险地阻碍。
　　　　经过了差不多一个世纪的间歇、又在很大程度上得以恢复的欧洲国家的前冲势头不
仅仅是一个突如其来的、偶然的、和过去毫无联系的现象。它的到来尽管一开始不为人
注意，但在十九世纪进入了中间阶段之后很快就让人看得一清二楚了。东方文明国家的
变化也是这个阶段的一大产物，当时同样不为人关注，虽然如今是那么醒目。对此，我
有着一段有趣的回忆。1868年，当我正在日本横滨的时候，有人让我翻译一封来自檀香
山的用西班牙语写的信，这信涉及的是一船日本劳工前往夏威夷的事。当时，我认识作
为随船医生参加这次航行的人；而且，若我未记错的话，当我还呆在横滨时，他就以上
述身份踏上旅程了。另外，当我在横滨的使命结束后，我前往香港，从那里再经苏伊士
运河返国。在去香港的旅伴中，有一位前南方邦联的海军军官，他的差事是为一批中国
人前往当时对黑人劳力已不抱什么指望的美国南部各州一事进行洽谈。如今我们所知道
的我们国家发生的情形在那时并未引起人们多少注意。
　　　　给人带来一种古怪感觉的事情是一面注视着各国不自觉的、不可抗拒的运动，另一
面读着我们的报章对于那些由于个人特性或偶然原因碰巧被推上了领导之位、但最多也
只是引导着一种象重力那样无法被永久地抵御的无害力量的人们的描述。沙皇尼古拉一
世的角色原应是这样的。他想将巴尔干地区的事务的自然走向引入一个恰当的结局，而
他的反对者却竭力抵制；他们成功了，但解决给耽误了，事态恶化了。今天，尼古拉一
世为一些人所景仰，后者在约瑟夫·张伯伦先生的帝国野心和塞西尔·罗得斯先生的掠
夺行径中看到的只是愚蠢的念头。可是，从国家合法权利的严格阐释者的角度来看，尼
古拉一世在其时代又有什么权利仅仅因为土耳其是个“病人”就促其死亡呢？当时的土
耳其不是并未处于他国占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