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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权论-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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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它却完全是在一种耻辱的情感之中进行的，使得这其中最精华的代表人物纷纷逃
离开去。在柯尔伯特＇4＇的影响之下，路易十四曾颁布一道谕令“授权所有的贵族致力于
商船、货物与商品的经营，无需考虑被视为已从商贵的阶层中坠落出来，只要他们并没
有进行零售行当的小生意”。对于这一行为所能给出的理由是，“它带来了臣民以及令
我们自己满意的好处，能消除到处盛传的所谓海上贸易与贵族本性格格不入的习惯观念
的最后影响。”然而，其中混杂着有意识的和公开的优越感的偏见并不都那么能为各种
谕令所迅速抹去，尤其是在虚荣心成其为国民性格的一个显而易见的特征时。许多年之
后，孟德斯鸠教诲道，让贵族从事贸易，正好与君主制的精神相反。
在荷兰，存在有一个贵族阶层。但是，这个国家还是一个名义上的共和政体，允许
大范围的个人自由与个人职业，并且权力的中心存在于大城市之中。国家伟大的根基在
于金钱——或者说是财富。作为平民特征的一种来源，财富也具有国家的权力，有了权
力，就会有社会地位与社会尊重。在英格兰，得到的结局是一样的。贵族阶层自高自大，
目中无人；然而，在代议制政府中，财富的权力既不可能被压制，也不可能被淹没，在
所有人的眼中，它都是实实在在的，并为所有人所尊重。在英格兰，正如同在荷兰，成
为财富之源泉的职业以赐予财富自身的诱惑被分享着。因此，在所有能排得上号的国度
里，社会情感，国民性格的外化，都会对国家对于贸易的态度产生显著影响。
然而，就其他方式而言，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国民才干影响着海上权力的成长，这
是就其具有开拓健康的殖民地的能力来说的。关于殖民地，正如同所有其他增长之处一
样，可以正确地说，当它最为自然时，它也是最为健康的。因此，起源于为整个民族都
能感受得到的需要与冲动的殖民地将具有最为坚实的根基。在他们最小程度地遭致本土
的肆意干预时，他们的随之而来的增长是最具有把握的，如果这些民众具有独立行为的
才能的话。过去三个世纪的人们已深切地感受到了殖民地作为本土产品的输出地和作为
商贸活动与航运业的补养之处，对于宗主国所具有的价值。然而，从事殖民化活动的努
力并不具有同样的、一般性起源，不同的制度也不会有同样的成功。无论多么远见卓识
或谨小慎微，政治家的努力都无法填补强烈的自然冲动的缺口；当国民性格中可以找到
自我发展的种子时，来自于本土的最为精细的调节也不会产生如同无为而治那样的良好
结局。在节节进取的殖民地的国民政府中，并不存在着比起那些不成功的殖民地的政府
更加突出的大智大慧的展示，或许甚至还会更少，如果精心设计的制度与监督，仔细地
采纳量入为出的方式，孜孜不倦地辛勤培育，可以有益于殖民事业的成长，那么，英格
兰的这种系统性才干并不能必定胜过法兰西。然而，正是英格兰，而不是法兰西，成为
了这个世界的大殖民者。成功的殖民化，以及其随之而来的对于商贸与海上霸权的影响，
在本质上依赖于国民性格；因为当它们自然地起源于自身时，这些殖民地才能最好地成
长。宗主国国民的性格特征才是殖民地发展之道，而这却不是宗主国政府所关心在乎的
事情。
这一真理更趋明显，因为所有宗主国政府对待其殖民地的一般态度都是完全自私自
利的。无论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只要其被认定为具有重要性，对于宗主国而言，殖民地
就成了一头注定要被榨取的奶牛。当然，它仍然要受到照顾，然而，主要还是作为一块
地产，并因其作出的回报而被看重。对于其对外贸易的垄断成了立法的绝对目标。在其
管理机构当中，有价值的职位都提供给了来自于宗主国的占据者。正如同海洋，殖民地
被视为十分适合于那些在宗主国国内无法管理或毫无益处之闲散人员的一块风水宝地。
然而，只要其仍然还是一块殖民地，军事管制就会是宗主国政府适当而又必然的统治上
的特征。
英格兰独一无二与奇迹般地作为一个伟大殖民国家成功的事实过于明白无误，以致
于不必再加以思索。其中的道理看起来主要存在于国民性格的两大特征上，英格兰殖民
者自然而又迅速地定居于其新领地之上，明确了与之相关的利益所在，并且尽管不断地
对当初所从来的家乡倍加思念，却并不急于返回家园。其次，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英格
兰人迅速与自觉般地寻求开发新领地上的资源。就前一点而言，英格兰人不同于法兰西
人，这些人总是长久地沉迷于回想他们那块乐土的闲情趣事；在后一点上，英格兰人又
区别于西班牙人。就对于一块新土地各种可能性的充分演化和利用而言，后者的兴趣范
围与雄心实在是过于狭窄了。
荷兰人的特征与需求促使他们自然而然地去开拓殖民地。到1650年时，他们已拥有
了许多在东印度的群岛、非洲与美洲的领地，光是对它们进行命名就是一件令人深感烦
琐的事情。在这项事物方面，他们当时远远地走在了英格兰的前面。就其特征而言，这
些殖民地是纯粹商业性的，尽管它们的起源是自然而然的，然而，看起来它们却并不具
备一种增长的原则。“在开拓它们时，他们从未寻求过帝国的扩张，而仅仅只是追求贸
易与商业。他们也企图进行征服，但只是迫于环境的压力。在通常的情况下，他们对于
能在所在国的主权袒护之下进行贸易而感到心满意足。”仅仅只是满足于获利而并没有
附加政治上的野心，就如同法兰西与西班牙的暴君体制一样，趋向于使得殖民地只从商
业上依赖于宗主国，并由此扼杀掉了殖民地成长的自然法则。
在退出目前这一探索之前，不妨试问一下，如果其他条件是有利的话，美国人的国
民性格在多大程度上适合于成长为一个海上强国？
尽管如此，看起来几乎没有必要引用一个并不太遥远的事情以求取证明，如果立法
上的绊脚石得以铲除，生意上更为有利可图的领域趋于饱和，这个海上强国将会渐渐显
出“庐山真面目”。对于商业的直觉，追求获利的大胆的事业心，以及对于导致获利的
蛛丝马迹的敏锐嗅觉，万事皆已具备。将来，如果存在有何种领域呼唤着殖民化，无可
置疑的是，美国人将以其与生俱来的自我管理与独立发展的才干，径直奔向它们。
六、政府特征
在讨论由其政府与机构对一个国家的海权的发展所能产生的影响时，有必要回避过
于哲学化或将注意力局限于显而易见的原因及其直接结果的趋向，同时在探索看似遥远
实为根本的影响方面却又只是浮光掠影浅尝辄止。
尽管如此，必须注意到，具有各种相应机构的政府的特定形式，以及此一时或彼一
时的统治者的特征，对于海权的成长已经产生了十分显著的影响。一个国家及其民众迄
今所具有的各种特征，构成了一个国家——正如同一个人那样，开拓其事业的天然性格
特征。政府的行为相应地对等于孜孜不倦的意志力的运作。这种力量依其明智、富有生
命力与楔而不舍，或是与此相反，可以导致一个人生活或一个国家历史的兴衰成败。
一个完全与其民众的自然根基相协调的政府将会在各个方面最为成功地促进其成长，
这一点看起来是很有可能的。在谋求海上权力方面，一个充分吸纳其民众的精神并完全
意识到其真实倾向的政府，只要目光坚定，方向明确，最为光彩夺目的成功就会接踵而
至。当民众的意志，或者他们最佳的自然的代表的意志在此过程中占据某种较大份额时，
这样一个政府肯定是最为稳定的。然而，诸如此类的自由政府时常也会暴露出某种不足，
而专制国家运用其辨别力与持续性，能够频繁地造就庞大的海上贸易与一支威风凛凛的
海军，比起自由民族通过缓慢的程度所能达到的程度来，具有更大的直接性。后者情况
的困难在于某一特定君主死亡之后，能够依其体制的稳定性确保其政策的延续性。
英格兰毫无疑问也已经走到了任何近代国家海上霸权的颠峰。其政府的一举一动引
人注目，在一般的方向上，此类行动是持续不断的，尽管通常远非是值得赞赏的，它坚
定地朝向控制海洋的目标。其中一个最为傲慢无礼的表述可以追溯远至詹姆斯一世的统
治时期。当时在其三岛之外，它几乎还没有任何立足之地，并且，弗吉尼亚或马萨诸塞
还没有来得及拓展。这里有一段黎塞留的叙述：
萨利公爵，亨利四世的大臣（一位有史以来最具骑士风度的王子），在通过一艘主
桅之上悬挂着法兰西国旗的法兰西船驶离加莱之后，一进入英吉利海峡，迎面就碰上了
一艘在那里等侯他的英国通讯快艇。后者的指挥官勒令这艘法国船降旗。考虑到自己的
身份可以使其免于这种冒犯，公爵勇敢地拒绝了。然而，这一拒绝却招来了三颗加农炮
弹。炮弹在击穿了他的船的同时，也击穿了所有上等法国人的心。力量迫使他进行了为
其权力所不容的屈服。
对于他所发出的满腹牢骚，那位英格兰船长给出的答复是：“促使您尊重其大使官
位，并服从于作为海洋主宰者之旗帜的荣耀是我的职责。”如果是詹姆斯国王本人的话，
也许会稍稍礼貌些。大概除了迫使公爵谨慎从事之外，并不会造成其他后果。公爵则会
假装心满意足，然而他的伤口却总会时时作痛，并且永远也无法治愈。亨利大帝不得不
对此事从中调解；但是，在另一场合，却下定决心依赖力量来维护其王位的权力，这种
力量能够借助于时间，使他足以纵横驰骋于大洋之上。
依照近代的看法，这一无法原谅的粗暴举措并不是与那时的国家精神完全格格不入
的。主要值得注意的是，除了英格兰不惜一切代价宣称自己对于海洋的主宰目的的最初
表述外，那种侮辱居然是由其一位它的最为胆怯的君主对一名直接代表着法兰西最勇敢
最骑士的统治者的使节发出的。所谓国旗这一空泛的荣誉感，除了作为一个政府目的外
在表现以外，仅是一个毫无意义的宣誓，但在克伦威尔统治下，却一直得以坚持不懈，
正如同在国王们统治之下一样。在荷兰人1654年灾难性的战争后，这也是他们所同意的
一个和平条件。克伦威尔绝对不只是一个名义上的暴君，他时时刻刻地敏锐意识到有关
英格兰的名望与力量方面的所有事物，并且决定在增进这些名望与力量的空洞礼节上大
步向前。英国海军当时几乎还没有掌握海上的霸权，然而，正是在克伦威尔的高压统治
之下，这支海军进发出了新的生机与活力。遍布于世界各地——在波罗的海、在地中海、
在北非；在西印度群岛的英格兰舰队需要英国的权利或者对于其暴行作出补偿。正是在
克伦威尔的统治之下，对于牙买加的占领便揭开了通过坚船利炮的方式扩张其帝国的历
程，并且一直延续至今。对于英格兰的贸易与航运业的增长同样强劲有力的和平性措施
也不能被忘却。著名的克伦威尔的《航海法》宣布，所有运往英格兰或其殖民地的进口
物品必须排他性地使用属于英格兰本国的船舶、或属于所携带产品种植或生产国的船舶
加以运输。这一法令，其目标专门针对荷兰——当时欧洲的公共运输国，却在整个商业
世界受到了普遍的憎恨。然而，在那些民族冲突与国家敌对的岁月里，这其中带给英格
兰的好处是如此之明显，以致于在君主政体下，它能够得以长期延续。
一又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我们又发现了纳尔逊。在其轰轰烈烈的事业尚未开创之
前，就已通过在西印度群岛针对美洲商船实施同样的法令，显示出其要为英格兰的航运
业谋求福利的热情。克伦威尔死后，查尔斯二世登上了其父的王位。这位国王尽管惯于
欺骗英格兰民众，却仍然对于英格兰的荣耀以及政府海洋政策传统忠心耿耿。他意在使
自己独立于议会与民众，在其与路易十四叛国性的勾搭里，他曾写信给路易道：“对于
一个完美的联盟，这里有两个障碍。第一个是法兰西目前正在致力于创造一种商业，并
力图成为一个能够发号施令的海洋强国。这是引起我们疑虑重重的一个原因——而我们
只能依赖于我们的商业与我们的海军力量才会占据一席之地。这一原因是如此之重大，
以致于法兰西朝着那个方向所采取的每一行动步骤都将加深这个国家之间的猜忌。”在
两个王国谈判对荷兰共和国发动臭名昭著的进攻的过程中，在论及谁来统率法兰西与英
格兰联合舰队时，曾爆发了一场不大不小的争论。查尔斯在这一点上毫不妥协。“控制
海洋，”他说，“这是英格兰的传统。”他直率地对法国使节说道，如果他作出让步的
话，他的臣民将不会听命于他。在计划对于联合省的分割中，他为英格兰还挣得了进行
海上劫掠的阵地，这些地点控制着须耳德河与缪士河的河口。在查尔斯统治下的英格兰
海军曾一度继承了由克伦威尔铁腕统治下所创造的精神与纪律，尽管后来英格兰海军士
气普遍低落，这种状况成了其邪恶统治的主要特征。蒙克曾犯下了一个巨大的战略性错
误，即遣送走了其舰队的四分之一，然而，在1666年时，却发现自己掌管着一支拥有极
大优势的荷兰军队。他不管三七二十一，毫不犹豫地就发起了进攻，并且一连三天战果
辉煌，尽管也遭到了一些损失。这样一种行为并不是战争，而是一心一意地图谋英国的
海上地位，并以此指导其行动。对于英格兰民众以及它的政府而言，这早就是他们的共
识与追求，但却是在经历了几个世纪的许多风风雨雨之后才确立了最终胜利的神秘符咒。
查尔斯的继任者，詹姆斯二世本人就有海员背景，并曾指挥过两次大规模的海上战役。
当威廉三世登上英格兰王位时；英格兰政府便与荷兰政府携起手来，继续合谋专心致志
地对付路易十四，并一直延续到1713年签订乌得勒支（Utrecht）和约，确立了对法国的
海上优势。这一过程便经历了四分之一个世纪。
英格兰政府愈发稳定，目标明确，继续推进其海洋统治的范围，促进其海洋霸权的
成长。作为一个公开的敌人，在海上，它痛击了法兰西；作为一个狡猾的朋友——至少
许多人相信这一点，它耗尽了荷兰人在海上的力量。英荷两国的条约规定，关于海上力
量，荷兰应有八分之三的规模，而英格兰却占八分之五，接近于荷兰的两倍。这样一个
条款，再加上另外一条，即使荷兰维持一支102，000人的陆军，相比之下，英格兰只有
40，000人，这实际上就等于将陆地战争扔给了一个国家，将海上战争扔给了另外一个国
家。无论是有意摆弄与否，这种趋势是显而易见的。在乌得勒支和约当中，荷兰获得了
土地赔偿。英格兰除了在法兰西、西班牙以及西属西印度群岛的通商特权以外，还获得
了地中海的直布罗陀与马翁港（Mahon）等至关重要的海上据点，以及纽芬兰、新斯科夏
半岛与北美洲的哈德逊湾。从此，法兰西与西班牙的海上力量从地平线上消逝了，荷兰
的海军也因此而江河日下，而立足于美洲、西印度群岛、地中海，英格兰政府因此能够
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上了变英格兰王国为不列颠帝国的道路。
在乌得勒支和约之后二十五年的时间里，和平成了两个海洋强国——英格兰与法兰
西国内执掌大权的重臣们的主要目标。然而，在一个最不稳定的历史时期，大陆政治风
云变幻，到处滋生小规模的战争与转瞬即逝的条约，英格兰的眼光则坚定地汇集在了维
持其海上霸权之上。在波罗的海，它的舰队遏制住了彼得大帝对于瑞典的不良企图，保
持住了那片海域的势力均衡。正是从波罗的海，英格兰不仅获取了一笔巨大的贸易，而
且也得到了其海军仓储的主要来源——沙皇正是力图要把波罗的海变成俄罗斯的内湖的。
丹麦力图建立一个得到外国资金资助的东印度公司，英格兰与荷兰不仅禁止本国臣民参
与其中，还对丹麦进行威胁恐吓，因此阻止了一项在他们看来必将与他们的海上利益背
道而驰的事情。在尼德兰——通过乌得勒支条约就已转让给了奥地利，在皇帝的恩准之
下，一个以比利时奥斯坦德为港口、类似的东印度公司成立了。这一步骤意味着要通过
低地国家天然的须耳德出海口，恢复为他们所失去的贸易，这又理所当然地遭到了海上
强权英格兰与荷兰的反对。对于贸易垄断地位的贪婪——在这种情况下法兰西又助约为
虐——使他们又在数年的你死我活的斗争之后，扼杀掉了这一公司。在地中海，乌得勒
支协定受到了奥地利皇帝的干扰，而皇帝在当时欧洲政治的格局中，正是英格兰的一位
天然盟友。在英格兰的拔刀相助之下，皇帝已经据有了那不勒斯，还宣称要用西西里岛
去交换撒丁岛，但遭西班牙拒绝。其海军在一位精力充沛的大臣塞尔伯诺尼的掌握之下
刚开始复苏，就于1718年为帕萨诺海角之外的英格兰舰队击跨并加以全歼。第二年，一
支法国陆军在英格兰的意旨下，翻越了比利牛斯山脉，最终完成了摧毁西班牙的码头、
船厂的使命。
此时，英格兰除了亲手握有直布罗陀与马翁港之外，那不勒斯与西西里也在其盟友
掌握之下，而它的一位宿敌却被打得一蹶不振。在西属美洲，英国所享有的通商权——
趁西班牙困难时强取豪夺而来的——通过广泛并几乎不加掩饰的走私体系而大肆加以滥
用。当气急败坏的西班牙政府走上极端，改而进行镇压之时，主张和平和主张诉诸战争
的两位英格兰大臣或为了英格兰的海上霸权、或为了此事对英格兰的名誉所带来的影响，
提出要据理力争。英格兰的政策意在稳健地拓宽与加强自己对海洋控制的根基，与此同
时，欧洲其他国家的政府却似乎对于由于担心它的海上实力的增长所产生的危险视而不
见。很久以前由于西班牙的实力自高自大所导致的苦果仿佛也被淡忘了；由路易十四的
野心以及被他的那种被夸大的实力所引发的血腥而又代价高昂的战争的新近教训好象也
已从人们的记忆中抹去。
在欧洲政治家的眼中，这里正在稳定地并清晰可见地成长起第三种压倒性的力量。
它注定要被自私自利、侵略性地加以使用，尽管并不是那么冷酷无情，比起任何先于它
而存在的力量来说，这种使用还会更为成功。这就是海上霸权。它的一举一动由于比起
兵刃的碰撞要安静得多，因此并不那么经常被注意到，尽管在表面上正在足够清晰地崭
露头角。几乎无法否认的是，在为我们的主题所选择的几乎整个时期内，英格兰并未建
立起对海洋的控制地位无疑是确定最终问题的军事因素中的主要成份。然而，到目前为
止，这一影响在乌得勒支和约之后即被预见到。在此后十二年的时间里，法兰西为统治
者的个人危机所驱使，与英格兰携手并肩对付西班牙。1726年当夫勒里以路易十五之教
师的身份代波旁公出任首相时，尽管其这一政策得以逆转，法兰西海军却还未受到重视，
并且对于英格兰的唯一打击只是一位波旁王太子于1736年荣登两西西里的王位——而波
旁王朝正是它的天然宿敌。当1739年与西班牙的战争爆发时，英格兰海军在数量上已不
止等同于西班牙与法兰西联合舰队。在接踵而至的近二十几年接连不断的战争中，这种
数量上的悬殊拉大了。在战争中，英格兰最初只是凭直觉，后来意识到抓住此机遇极可
能确立自己无与伦比的海上霸权，政府便主动引导。确实，迅速崛起成为强大的殖民帝
国，其根基已经根深蒂固地奠定于它的那帮殖民者的特征与其舰队的力量之中。在严格
的欧洲事物中，它的富裕以及它的海上强权，使得它在相同的时期内能够扮演一个显而
易见举足轻重的角色。在马博罗＇5＇战争之前半个世纪开始，并且在半个世纪后的拿破仑
战争中得到最广泛发展的津贴制度，起到了为它的盟友输血打气的作用。如果没有这些
津贴，它的盟友如果不是失去了战斗力，就是元气大伤。谁能无视这样一个政府：一方
面，用金钱的生命线巩固其在大陆上渐入昏迷的盟友，另一方面，将其敌人从大海上和
他们的主要占据之地赶跑——加拿大、马丁尼克、哥德罗普、哈瓦那、马尼拉——使其
国家在欧洲政治中叱咤风云？谁能够不注意到，聚集于那个政府内的力量——陆地面积
狭小，自然资源十分贫乏——居然直接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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