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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欧洲-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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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战胜者的哀矜之情在哪里？
纸袋上的字，无宁是在庆贺那十万人的死。
只有一个解释能使人原谅那些狂欢的人吧！美国人和他们的国家还在新婚燕尔，
爱国激情自然容易淹没其他的考虑。“给他们一点时间吧！”一个傲慢的欧洲人会
说。
一九九一年八月十三日
柏林来的亲戚
柏林围墙垮了之后，我们在东边一个小镇刊了一则小小的广告：
“我们家有两只小老鼠，安安和飞飞，一只五岁，一只一岁，谁能协助我照顾
他们？供吃供住还有薪水，应征者必须有五分爱心、三分耐心、两分童心。”
隔邻太太用同情的眼光望着我，摇摇头：
“东德的人不会做事的！他们吃了四十年的大锅饭，一切责任由公家承担，他
们不知道什么叫努力工作！”
太太的丈夫摇头摇得更厉害：
“你错啦！人家那边的人不像我们倚赖机器，还是习惯动手，说不定比咱们西
德人还要勤快呢！”
“哈——”太大眼睛鼓起来，“你就不记得他们上班时候那个懒散的样子了！
你不记得我们有一次跟别人去排队买香肠，那售货员让几十个人等着，自己去聊天
了？”
“哎呀，那是因为他们是为公家做事，社会主义制度，当然不起劲嘛，现在不
一样——” “可是——”
两个人就在我家门口老松树下口角起来。
然后有一天，门铃响了，是电报，一封接着一封，来自那个东边的小镇。应征
的信，成把成把地，塞进我们的信箱。电话却很少，因为东西线路缺乏。
每一份电报，每一封信，都有一种急切：
“我的父亲失业了，母亲被遣散了，哥哥现在只上半天班，我则根本找不到工
作，希望您给我这个机会……”
“我今年四十多岁，马上要面临遣散。公司要关门了。这里是毫无前途，一片
灰黯……”
还有一些企图雄伟的要求：
“我需要这个工作。我丈夫也失业，他是否可能一并迁去，为府上工作？我育
有二子，分别是十五及十八岁，可以都住您府上吗？”
※ ※ ※ ※ ※
我很兴奋。一则小得几乎看不见的广告，会引起这么大的反应，这一回，大概
真可以找到好的管家了。唉，希望东德的失业问题越严重越好。
信件筛选之后，挑了几个人写回信，信中注明条件：吃住之外，我们还负担医
疗保险、失业保险……她的净收入，大概有一千马克，很好的条件了。
我们等着。
那被我们选中的人，却没有一个愿意要这份工作：
“哈哈哈哈……”从德东来访的亲戚纵声大笑，“你知道为什么吗？”
这是个可厌的亲戚，四十年来互不相识，围墙垮了之后，他常来，而且每次都
是三更半夜闯来，事前毫无预兆，每次来都搞得家中鸡飞狗跳。
马丁第一次出现时，是八九年底，围墙刚垮吧，他开着一辆典型东德同胞开的
“拖笨”车——你也知道关于东德制“拖笨”车的故事吗？
灰扑扑的十字路口，在西德，一只大耳短腿的驴子和一辆小“拖笨”碰上了。
驴子惊奇地看了一眼“拖笨”，问道：“你是什么动物？”
“拖笨”回道：“我是汽车！”
驴子仔细地看看对方，抬起头说：“如果你是汽车的话，那我就是一头马！”
这个故事，在越来越多的小拖笨来到西边之后，就流传成另一番遭遇：
小拖笨在西德乡道上碰到了一团已经干扁得像个小碟似的牛粪；干牛粪惊奇地
问：
“你是什么东西？没见过！”
拖笨忸怩地说：“是汽车。”
干牛粪哈哈大笑：“别闹了！如果你算汽车的话，那我——那我就是个披萨饼。”
※ ※ ※ ※ ※
大胡子马丁开的就是这么一辆小小拖笨。可是，他第二次出现的时候，大概是
围墙垮了半年之后吧，他开着一辆崭新的西德制Audi，刚刚从西班牙度假回来。
这一回，他和全家到埃及度假。半夜来到我们这里。驶进我们车库的，是宾士
560。
华德是表弟，在灯下，骇然问他：
“马丁，你杀人了是不是？抢劫了是不是？哪来这么多钱？”
马丁摸着胡子，得意地大笑：
“亲爱的表弟，听我说，人无横财不富！时机到了，不能错过！”
这个曾经是集体农场小队长、忠诚共产党员的表哥，很诚恳地为我们解释他成
功的途径：“是这样的。我向西方进口，譬如说，值一百万马克的香烟吧！我把这
些香烟出口到匈牙利去——匈牙利还属于华沙集团，香烟属于优惠品，我用马克和
卢布兑换来、兑换去，一转手就可以净赚个五十万，单靠卢布和马克的兑换就行。”
他眯着眼睛，做作出小心翼翼的样子：“可是，关键是在，那香烟根本就没到
匈牙利，我只需要布达佩斯那边有人打通关节，作点纸上工夫，证明货到了就行。”
“那香烟到哪去了呢？”我问，知道自己看起来很呆。
“香烟？”马丁咕噜灌下啤酒，胡须上沾着泡沫，“香烟我留在德东卖呀，供
不胜求呢！”
我终于懂了。
这位表兄是个新德国的“倒爷”。柏林围墙一倒，社会主义大厦也开始四壁龟
裂，他就趁着大家手忙脚乱补破屋的时候，在漏洞里钻来钻去，比任何人都机灵。
现在，他坐在那儿哈哈大笑：“你知道为什么东德人看不上你所提供的条件吗？”
我不知道。
“因为呀，”他大刺刺地对着灯罩吐烟圈，“因为他们如果根本不工作，成天
躺在床上吧，政府——从前是西德政府，现在是德国政府了——会给他失业救济金、
医疗保险、育儿辅助费等等，七七八八凑起来，和你给的薪水也就差不多了。住房，
他反正本来就有，大锅饭时代保证给他的。放着这么舒服的日子不过，谁这么傻还
去做工呀？”
马丁的手指上，有一个粗大的金戒指，在我的第凡内灯下闪着光。
有些亲戚，我想，还是四十年不见较好。
一九九一年九月
帮 手
“这是你第一次来西德吗？”
她点点头。
英格是昨天到的。她有着一对灰色的眼睛，眼睛里看不出任何喜怒哀乐，就那
么冷漠的，没有表情地看着你。她的脸色苍白，没有廿岁女孩一般有的青春血色。
这是一个从街上走过，没有人会对她多看一眼的女孩。
“谈谈你的家庭吧！？”
她静默。
“爸爸、妈妈、兄弟姊妹……？”我再试。
“爸爸——”她慢慢地说，“本来是农机工厂一个主管，现在那个工厂关闭了，
他留在家里。”
她停下来。等了半天没有下文，我只好再问：
“妈妈？”
“妈妈本来在青年团作秘书，现在青年团解散了，他们要妈妈去当大楼清洁妇，
妈妈不肯……”
“哥哥本来是人民军的，现在退下来了，在找工作，好像也在哪里学电脑……”
灰色的眼睛不泄漏一点感情，可是我明白了。她只给了几个小碎片，但我约略
知道那大拼图的模样，小碎片属于那大拼图的几个角落。工厂主管、青年团秘书、
人民军——英格的家，是覆盖在东德共产党羽翼下的小巢，现在这个小巢被时代的
狂风打得零落了。
“厨房的事你都清楚了吗？”
英格点头。
“你每天工作到三点就下班了，自己的时间很多，可以常到城里逛逛——”
她点头。
“最重要的是，你要自动自发，不要每件事都等着我督促——我没有时间督促
你，你自己张大眼睛主动去做，行吗？”
她点头。
就这样，东德来的英格在我们家住了下来。
往后的日子，是这么过的。
清早传来教堂的钟声，两岁不到的飞飞从幼儿睡袋里钻出来，开始了一天的游
戏人生。
作妈妈的边刷牙，边满嘴白沫地往楼下大叫：“英格，宝宝醒了。”
廿分钟之后，妈妈从书房探头出来，一眼看到换过衣服的飞飞，大叫：“英格，
宝宝没穿袜子！”
妈妈又回到书桌读了两页《八九——九一年柏林日记》，英格在敲门，探进头
来说：
“宝宝没有袜子了。”
妈妈抬头，看着她，
“为什么没有了？”
“都脏了。”
“拿去洗。”
“洗衣机正在洗别的东西。”
妈妈站起来，走到英格面前，很慢很清楚地说：“来，我有几个建议：一，你
可以暂时让他穿上昨天的脏袜子。二，你可以暂时让他穿上哥哥的大袜子。三，你
可以让他穿上棉布鞋。四，你可以到对面李太大小毛那借双小袜子来。五，你可以
骑车到杂货店买双袜子来——你有一千零一个可能解决这个难题的方法，只要想出
一个来就可以。”
英格漠漠听着。
“但是，”妈妈继续说，“你要动脑子自己去想解决办法，可以吗？”
妈妈回到书桌。
这本书她不喜欢。一个美国记者写的，总是落入正邪两分明的窠臼。先写二次
大战时德国人如何如何地坏，现在，一九八九年和平革命之后，又写德国人如何如
何地好，自由战胜了奴役，东德人民写下了人类历史上光荣的一页。
妈妈记得在华沙和一位著名的波兰作家夜谈。在他古旧的书房里，这个曾经被
共产党迫害过的老人说：
“我觉得，吊诡的说，自由和奴役一样，是一种陷阱，一种危机。解放后的东
欧所面临的是自由的危机。”
敲门。英格说：
“哥哥的袜子太肥了，弟弟的脚穿不进鞋子。”
妈妈叹口气，放下书，转身温和地说，
“那么，是不是可以暂时不穿鞋，等袜子洗净烘干了呢？”
老百姓半夜来敲老作家的门，要求他为他们解决问题：蒙过冤狱的寻求平反，
失业了的要求复职，判了罪的试图脱罪……他们哀恳地说：
“现在你是国会议员了，波兰是民主国家了，你一定有办法。”
当他说没有办法的时候，老百姓愤怒而绝望地说：
“为什么以前的共党书记有办法，现在的国会议员会没有办法？这是什么自由
民主？”
老作家皱着眉说：
“我怎么跟他们解释：民主的弱点就是它的优点？我怎么解释：自由就是更沉
重的责任？”
英格推门进来，问：
“都弄好了，那弟弟穿过的哥哥的袜子需不需要洗？”
妈妈头也不抬，一动不动，勉强读完一个段落，才回头，说：
“你自己决定好吗？”
英格走出去。妈妈视线回到案前摊开的书页，觉得精神涣散，很费力地才找到
衔接的段落。
※ ※ ※ ※ ※
一个年轻的异议分子，一九八八年被东德政府驱逐出境，来到西德。
她说，在东德的制度下，政府和人民的关系就如同母子关系；人民像婴儿
一样的不能离开母亲独立生存。人民失去了独立作判断和决定的能力。另
外一个年轻人被西德政府用钱将他由东德监狱中“赎”出来。到了西方，
一直无法适应，在一九八七年，他放了一把火将法兰克福歌剧院给烧了。
※ ※ ※ ※ ※
英格把门开了个小缝，讪讪地说：
“中午要做什么吃的？”
妈妈不抬头，不动，声音从书本中闷闷地冒出来，听起来像呻吟：
“你决定。只要有东西在桌上就行。”
※ ※ ※ ※ ※
四十年对人的一生是段漫长的岁月，更何况，东德人的四十年是段痛
苦的岁月，可是四十年对国家而言，却是短暂的一瞬……
※ ※ ※ ※ ※
教堂钟声当当大作的时候，妈妈知道是中午了，幼稚园的孩子马上就要回来午
餐，奇怪，好久没有英格的声响。
她阖上书，悄悄下楼，带着一种不祥的预感走到厨房，轻轻推开门。
宝宝坐在地上玩塑胶盘碗；冰箱的门像煮熟的蚌壳，大大地开着，白茫茫的冷
气直往外冒。
英格站立在冰箱前，一动不动。
听见妈妈的脚步声，她回过头来，咬咬嘴唇，摇摇头，说：
“我不知道该做哪一样。东西太多了。”
妈妈站在那里，看着英格，也像呆住了。白花花的冷气不断地蒙上来。
半晌，她有气无力地说：“你去看电视，我做饭。”
英格在我们家呆了一个月。
一九九一年十月
走，跟我到小冷去！
地雷上的乳牛
我来到已经不是边境的边境。
山丘绵延，正是秋色浓艳的时候。一群大雁正引颈南飞，掠过枫红的山头。可
是边境在哪里？
高耸的监视塔仍旧醒目地矗立在山头，只是墙漆剥落了，梁架断了，玻璃窗破
得粉碎。这一地的玻璃碎片、断瓦残砖，像古战场上不死的鬼火，还挟着杀戮的阴
惨。其实才只两年的时间，两年前的今天，在围城中被锁了廿八年的东德人把围墙
给推倒丁。
探照灯还在，但是灯架脚下露出一团一团剪断的电线。
钢筋水泥墙看不见了，可是山坡上有那么一道看似新翻过的泥土，青草还没来
得及长出来；你心里明白：再过半年吧！蔓草、爬藤、野花，很快就会覆盖了这道
土痕。
似乎铁丝网还残留一段，就在那森林的边缘。走近瞧瞧，网也没有了，铁柱在
那儿平白站着，一根一根的，显得突兀。
“从前，”卡斯纳说，把手插进大衣口袋，“离这关口还有几里路，心情就开
始紧张，有生死未卜那种想呕吐又吐不出来的感觉。”
头发早白的卡斯纳，弯下腰，用手把一个石块上的泥土抹掉，石块上的刻字裸
现出来：“民主德国”，那个已经灭亡的国家。
“离开民主德国的时候，”我问正在发呆的卡斯纳，“你几岁？”
“廿一。”他回答，一只脚踏在石块上，“前脚才碰到西德的土地，后脚跟上
围墙就竖起来了。不过，三十年来，我每年一度地回去看父母——每年经过这个关
卡……”
※ ※ ※ ※ ※
一辆汽车在我们附近停下来，钻出一个戴眼镜的男人。他一边咬着手里的三明
治，一边放眼眺望；看看远处的森林，踩踩脚下的泥土，一徘徊，一张望，最后视
线留在山坡上那道新翻的土痕。
“来凭吊的人显然不少。”我说。
卡斯纳趋前和男人打招呼，聊了一会，然后两人一齐向我踱过来。
“你问他，”卡斯纳露出淘气的笑容，“你问他从前是干什么的？”
戴眼镜的男人叫费雪；费雪对这儿的山陵熟悉极了，两年前，他是这个边境关
口的驻防。
“您看，平原上有块密林，”费雪指着不远处像岛屿似的一簇森林，“我的部
队就驻扎在那里头，外边的人看不见的。”
我们站在高岗上远眺，深色的森林和浅色的平原构成一片温柔静谧的田野风景。
“管关卡的大多是年轻小伙子，我们是监视关卡守卫的人，不让他们逃走。我
们这些人嘛，都是年纪比较大的，有房子家眷，政府算准了我们是不会逃亡的人。”
“您看见那边的松树林吗？”费雪把手掌遮在眉心，指着黑色的松林，“沿着
松林就是地雷区，边境部队自己都不敢靠近呢。” 我看见什么？
在地雷区上，有一只花白乳牛，低着头，大概在吃草。
“听说你们在边境守卫之间都有奸细埋伏？”卡斯纳说。
“那不止了！”费雪又记起了手里的三明治，咬了一口，说，“边境守卫不知
道的是，不只我们这边有人监视他们，就是对面——西德那边的边境部队里都有我
们的间谍， 这种间谍我们称为V零号。如果我们东德这边的军人偷偷跟西边的守卫
说上几句话，那边的奸细马上就有报告过来。”
卡斯纳不住地点头，喃喃自语：“我早就这么说，早就这么说的……”
“躲不掉的，”费雪意犹末尽，“民主德国是个大监狱。那边，您看，还有个
监视塔——”
在平原和森林吻合的地方，有一个黑幢幢的东西。
“那个塔有个地下室，很小，水泥地、水泥墙，就是专门刑囚拷打的小监狱；
您现在去看，说不定地上还有血迹：”
“费雪先生，您说———”我在小心地斟酌字眼，“您说，围墙的守卫在改朝
换代之后受审判，公不公平？”
他睁大眼睛，毫不犹疑地说，“当然公平。”
“为什么当然公平？”
“我不是自愿入伍的，我是被征去的，不当兵就得坐牢哇！那些年轻力壮的边
境守卫可都是忠党爱国的狂热分子，自己争取要去的。当然，是总理命令他们开枪
的没错，可是没人命令他们一定得射中呀！”
“哦！”我深深看他一眼。
“开枪可以说是奉命，不由自己，可射中，就是蓄意杀人嘛！”
“那么总理昂纳克呢？他也该受审吗？”
费雪的脸冻得红红的，点头说：“那当然。”
“请问您母亲多大年纪了？”卡斯纳突然说。
费雪有点摸不着头脑，还是礼貌地回答了：“八十岁。”
“好啦！”卡斯纳急急地接着说，“如果您八十岁的老母在百货店里偷东西被
逮着了———对不住，这只是打个比方——咱们的法庭不会把她怎么样，因为她年
纪太大了，对不对？”
费雪点点头。
“咦，那为什么昂纳克要特别倒霉？他也是一个八十岁的老头子了，处罚他有
什么意义？”卡斯纳振振有辞。
费雪好脾气的，慢吞吞地说：
“先生，您看他现在是个可怜的糟老头，可您想想，如果两年前的柏林围墙没
被翻倒的话，这糟老头到今天可还神气活现地压制着我们呢！您说是不是？”
※ ※ ※ ※ ※
我们往车子走去。六度的气温，把人的手脚都冻僵了。
“人民军解散了，您现在做什么？从前部队里的同僚都到哪去了？”
“我本来就是搞汽车修护的，九○年以后，到西德宾士厂去实习了一年，今年
回到自己家乡，自己开了个小小的修护厂，其他人嘛——”
费雪想了一会，在车门边站住，“失业的很多，五十来岁的人了嘛，从头来起，
辛苦是当然啦！”
费雪打开车门，车里头露出一张盈盈笑脸，原来费雪太大一直坐在车里等着。
“费雪太大，”卡斯纳弯下身往车里说，“您觉得统一怎么样啊——我这位中
国朋友想知道……”
费雪太大有一张富态的圆脸，化妆得很匀整。她倾过身子，愉快地对车外大声
地说：“简直就太好啦！”
※ ※ ※ ※ ※
他们的车子慢慢驶上公路，轮胎经过从前安置电动铁门的轨迹，车身还跳动了
一下。
空口袋街
从“边境”过来，一路都是建筑工程。修路的修路，补桥的补桥。中断了四十
年的火车铁轨重新接上，生了锈的换上发亮的新铁；荒烟蔓草淹没了的老径铺上又
浓又黑的柏油。残破不堪的工厂挂出了即将动工的招牌，废弃颓倒的老屋围上了层
层叠叠的鹰架，整修蓝图醒目地悬在屋前。
这条往小冷镇的路线，“我闭着眼睛都能走。”卡斯纳说。这是他三十年来每
年一度的返乡路程。
“右边那栋大楼，你看，本来是公安警察的办公大楼。”
车子经过这灰色大楼的正面，我瞥见正门上一个崭新的铜牌： “德意志银行。”
就是这个银行的总裁，两年前让极左的赤军给谋杀了，作为抗议社会主义破产
的挑衅手势。
那个铜牌在阳光的照射下闪着光。
公路边有个个体户小摊，卖烤香肠和面包。
五十多岁的老板娘满面笑容地招呼着停下车来的客人。面包是冷的，香肠可是
烫的，还在大树下那个炭火架上吱吱作响，肉香像一缕青烟，在空气里游走。
“统一呀？”老板娘在我的纸盘上挤出一点黄色的芥茉，“当然好哇！不但行
动自由，讲话也放心了。从前见人只说二分话，知人知面不知心，现在不怕了。”
趁着没有客人的空档，她抹抹手，走过来和我们在板凳上坐下。
“报仇没什么意思，我说，”她摇摇头，“昂纳克受的痛苦也已经够了，让他
去吧！何必呢！我们要向前看。”
“我有一个更好的办法！”一头白发的老板不知什么时候站在我们身后，手里
挥舞着烤香肠的火钳，“咱们该让昂纳克住在一个一房一厅的小公寓里头，就和咱
小老百姓一样；每个月给他几百块钱退休金过活，让他每花一块钱都要烦恼半天，
就跟咱小老百姓一样。我说这才是最公平的惩罚，怎么样？”
“哎呀——”老板娘笑着说，“四十年的烂摊子，也不尽是他一个人搞的……”
老板娘斜睨着男人的样子，很有女性的妩媚。
“女人的处境有什么不同吗？”我问。
她偏头思索了一会，边说边想地说：“没啥不同，女人永远是输家。您看嘛，
在东德时代，几乎所有的妇女都外出全天工作，但是男人可并不分担家事，女人就
是头牛，得作双份工。现在嘛，您只要看看新的领导阶层，从省政府、市政府、到
乡镇公所，哪有几个女人？反正，作决定的全是男人，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一
样！”
老板已经回到炭火边，用火钳敲着烤架大声说：“你们别信她的！在我家，只
有听她的份，她是我的领导！”
路的尽头，有一片萧瑟的山林，叶子落尽，山空了，没入天的灰色。山脚下，
有一撮村落。
小冷到了。
是个冷冷的小镇，一万八千个人口，四百年前，有个叫马丁路德的人曾在这儿
住过，躲避教廷对他的迫害。
一进入市街，就觉得空气坏透了，一股冲鼻的煤烟味。家家户户的烟囱吐着长
长的白雾，笼罩着深秋铁灰的天空。家家户户院子里都堆着黑漆漆、脏兮兮的煤。
人行道上也散着煤屑。泥土、煤屑、湿烂的腐叶，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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