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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欧洲-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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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年满十八岁,她才可以开始就读幼教学校,而所谓“就读”,也不是中国人观念
中的成天地上课听讲作笔记考试等等,而是一星期四天的“实验”——在与学校建
教合作的幼儿园里工作;一天上课,研读幼儿心理及护理等等。两年之后毕业,就
成为正式的幼教人员。
瑞士最受尊崇的教育家卑斯塔娄契(Pestalozzi 一七四六-一八二七) 的口
号是:“头脑、心灵、手”;他的理论奠定了今日瑞士的教育方向。从他们幼教人
员的训练中看得出来,瑞士人对动“手”——实际经验——的重视绝对不亚于他们
对理论知识的吸收。事实上,读十本有关幼儿的书是不是比得上与一个幼儿实地地
朝夕相处呢?
“这些幼教人员都有基本的医学常识,会量体温、看脸色等等。”安琪一面说,
一面接过一个孩子,开始为他换尿布。孩子“哇”一声哭了.她递过去一个铃铛让
孩子抓着玩。
每个星期一,特约医师会到园里来,楼上楼下走一遭,看看有没有孩子发烧、
咳嗽。平时,医师与急诊医院的号码就列在电话旁边,以便随时联络。每一层楼都
有一个小小的医疗箱,装着碘酒、红药水、纱布。

“孩子真生病的时候,”安琪说,“我们就请父母留他在家,要不然,他会传
染给其他的孩子。”
角落里突然传来一阵笑声。一岁半金发的姬若双手环拥着一岁的华安,很亲热
地接吻起来,两个孩子显然第一次发现这种好玩游戏,旁边的大人又乐得不可开支,
姬若吻得很起劲。
   ※  ※  ※  ※  ※
“你们的经济情况怎么样?”
“每年都不够!”安琪摇摇头。
苏黎世政府每年补助十七万法郎克(约三百万元台币),孩子的父母也要缴钱;
在这里,瑞士的社会主义精神表露无遗。苏黎世政府给幼儿园一个收费标准,薪水
收入越低的家庭,缴费越低。月入不足两千法郎克(约台币二万余元,在瑞士算是
很艰苦了)的家庭,送孩子到幼儿园的费用是一个月一百二十法郎克,而月入超过
四千者,每月收费六百四十法郎克,是前者的五倍。贫富间的距离就由这些小措施
来拉近。
“有这两笔收入,我们还是入不敷出。”’
“那怎么办呢?”
“节省呀!譬如说,我们这儿有一个厨师,给孩子们做饭吃,有一个洗衣妇来
洗衣服、消毒尿布;但是没有清洁工,全楼上下都是幼教人员和我每天自己擦洗、
整理。假日里,我们也烤些苹果饼,作些手工艺,在市集日卖出,赚点钱补贴。”
“你们对自己的薪水满意吗?”
“以前很低,所以大家工作士气也低。”安琪手里在编篮子,华安抱着一只花
花绿绿毛茸茸的大鸟随着音乐在笨拙地旋转。我看得分了心,没听见安琪说什么。
“我说,”她重复着,“我们现在对薪水很满意了。我是年资最深的,每月有
三千五百法郎克,初初进来的幼教人员起薪是两千四。”
“这个工资相对于你的付出,你觉得公平吗?”我问她。我知道一个女秘书的
月薪大约也是三干五百左右。
她点点头,说:“我们每年还有四到五个星期的休假,不错了。”
“男人可不可以当幼教人员?”
“可以是可以,幼教学校有少数男生,但是,”她思索了一下,“他们都不会
变成幼教人员。”
“为什么?”
“对男人而言,一个月两三千块根本不能养家,所以他们必须再进修,成为管
理级人才,赚高一点的薪水。”
“那么,安琪,你能不能告诉我,在瑞士,有哪一种‘男人’的工作是起薪两
千四的?”
安琪侧着头想了半天,一旁陪孩子画画的安妮也帮着想,半晌,两个人都摇摇
头:
“没有这么低薪的男人工作——只有不懂德语的外国人可能拿这种薪水。”
瑞士,比西德更甚,是“外国人”向往的家园。瑞士人本身不太愿意做的粗工,
对于来自意大利、南斯拉夫、西班牙、土耳其的人却是赚钱养家的美好机会,六百
万瑞士居民中有一百多万是外国人,比例相当高。
但是幼教人员薪资低还反映了瑞士重男轻女的传统价值观。到目前为止,男女
同工不同酬仍旧是个普遍的现象,尤其在工厂中。一方面,雇主认为男人气力大,
作粗工总是应该多得一点报酬;另一方面,男人仍是一家之主,必须负担家计,抚
养一家大小,所以薪资应该比女人高。
“换句话说,”我问安琪,“当雇主付给你两千四的月薪时,他就已经算好这
是一笔付给‘女人’的、不足以养家的钱,算定你既然是个女人,就必然有个男人
可以依靠,这个男人会赚足够的钱来养你,是不是这样的呢?”
“对,可以这么说。”
“那么,这个制度岂不是在先天上就认定了女人是男人的依赖者?”
“没错,不公平也在这里,”安妮抱着姬若过来说话,“譬如我的姊姊,离婚
了,自己抚养两个小孩。在工厂里做工的薪资就比做同样工作的男人一个月少个五
百块,事实上她不但没有男人可以依靠,两个孩子还要依靠她……”
   ※  ※  ※  ※  ※
安妮把孩子放下时,我注意到她圆满的肚子。
“生产之后,还继续工作吗?”我问她。
“不了,母亲是孩子最好的照顾,我出来工作,孩子就失去了最完美的成长环
境,我就对不起他。”
“所以你不愿自己的孩子上幼儿园?”
安妮摇摇头,安琪也说:“再好的幼儿园也赶不上自己母亲的脚边。在这里,
我非常希望为孩子们制造‘家’的气氛,譬如说,建立一对一的关系,搂着一个孩
子在角落里好好陪他看一本书、讲一个故事、教他唱一支歌。可是做不到,因为别
的孩子会跑过来拉你、抢你——越是身为幼教人员,越是深刻地体会,母亲是不可
取代的。”
猫川幼儿园的工作人员全是二十岁出头的年轻女性。她们对自己的未来非常的
清楚:工作三五年之后,与一个心爱的人结婚,生一个心爱的孩子.然后辞去工作,
一心一意地扶持丈夫、照顾孩子。苏黎世街头到处都是年轻的母亲推着儿车晒太阳
的镜头。
“孩子稍大一点之后,如果想再回头工作,还会有机会吗?”
“机会不大。”安琪已经编完了一个篮子,被华安用肥肥的小手捞了过去。
从此成为“家庭主妇”,她们似乎也不觉得有什么可惜。“一个家庭,需要一
个专职的母亲。”就这么简单:流行时尚所讲究的,是个人才智的登峰造极,是以
个人理想为终点的追求。猫川这几位幼教人员却似乎一点都不受流行时尚影响——
家庭,仍旧是女人的义务,也是她特有的权利。
   ※  ※  ※  ※  ※
“政府机构管不管你们?”
“管?”安琪似乎不太能理解这个词的意思。
“我是说,监管幼儿园的品质。在美国,有些私立的养老院,老人在里头饿死
了好久都没有人知道。在瑞士,这样的事情可不可能发生?幼儿园的品质由什么来
控制?”
“苏黎世市政府大概每二四年来看一次账目,并不管品质。基本上,没有什么
监管的机构。可是你说的美国的例子在这里不太可能产生。首先幼儿园就不是一个
营利的地方,其次,孩子们若受到虐待,父母们马上会有反应。再其次,不是对孩
子们特别有爱心的人,根本就不会成为幼教人员。这是个良心、爱心的工作——好
像不需要什么外在的监管嘛:我们明明知道,孩子数目越少,他所得到的照顾越周
全,我们就不多收人,品质自然就维持了。”
一个大人带两个半孩子,猫川幼儿园就一直维持着这个比例,而维持这个比例
还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因为要求把孩子送来的父母多得不得了。大概十个孩子中,
猫川只能收一个。那么这选中的一个是凭什么标准呢?
“第一优先给单身的妈妈———没结婚的,守了寡,或者离了婚的。这样的女
性受迫于环境,不得不出去工作赚钱,我们就为她照顾孩子。
“第二优先是给外国人——不懂德语的外国人,或者异国通婚、母亲不讲德语
的家庭,我们就收,希望给孩子一个学习德语的环境,免得他将来进幼稚园或小学。
不懂德语,会受别的孩子的排挤,成为受欺负的第二代。
“至于纯瑞士家庭、有父有母的,我们就少收了。在那样的家庭里,通常母亲
‘应该’抚养孩子,如果母亲坚持要外出工作,他们就只好另外请专人带孩子了。”
下午六点,姬若的母亲铁青着脸一阵风似地卷了进来。上了一天班,又赶着来
接孩子,她显得劳累而紧张。
“我根本没结婚,”她一面帮姬若穿大衣、系鞋带,一面说,“安东尼没等姬
若出生就走了,现在他所负的责任就是每月五十法郎克,刚好够我买一张火车月票。
还好有猫川幼儿园,要不然,姬若和我只好靠救济金生活了。”
姬若快乐地搂着妈妈的脖子,摇着小手跟每个人说再见。
“孩子虽小,敏感得很,”安琪等他们走了才说,“你别看姬若还不到两岁,
她却很知道她来这里的原因和华安不一样。华安轻松地来,华安妈妈还和他玩几分
钟之后才离开,他来这里是为了有其他小朋友跟他一块玩,可以学讲德语,下午妈
妈来接他回去,天气好的时候,早早就接走,到外面去玩。姬若知道她是非来不可,
因为妈妈要出去赚钱养她,她不来这里,妈妈就不能赚钱,事态严重。所以小小姬
若就不那么轻松愉快……”
   ※  ※  ※  ※  ※
一个五岁大的男孩,长了一脸雀斑,探进头来问:
“丹尼有没有来这里?”
这该是幼稚园大班的孩子了。我想起台湾的幼稚园竞争着教孩子英语、算术等
等“才艺”的事情。问安琪他们的幼稚园“教”些什么?
“我们的孩子没那么‘早熟’。一个三岁多的孩子,我们大概教她怎么样自己
穿衣服。四五岁的教他怎么样系鞋带。基本上,幼儿园是因材施教的。如果安德烈
的手指运作特别笨拙,我们就跟他玩玩具做的穿针引线的游戏,让他练习手指操作。
汉斯如果特别躁气,蹦来蹦去一分钟都坐不住,幼教人员大概就陪他坐下来描一张
画,让他定定心。
“有一个中国女孩,听说是上海来的,不会一句德语。我们一方面跟她多说话,
一方面教她玩几种瑞士小孩最喜欢玩的游戏;她只要会了这几种游戏,就可以马上
和其他小孩玩在一块,不至于因语言而觉得孤立。她才来一个多月,现在已经和别
的孩子玩得很好了。
“每一个孩子都有不同的个性、不同的特点;幼教人员看准了他的特点而去亲
近他、启发他。幼稚园是一个‘玩’的地方,不是‘教’的地方,就是启发,也要
从‘玩’中得来。”
   ※  ※  ※  ※  ※
猫川幼儿园在瑞士德语区是个相当典型的幼儿园,它有设备、有专业人员、有
品质,最重要的,整个幼儿园的运作有工作人员的爱心与责任感为基础。当然,幼
儿园也反映出一些问题:幼教人员的待遇偏低(虽然她们没有怨尤),以及妇女在
就业与家庭之间的抉择等等。
反观台湾的幼儿教育,单看一项报导——百分之九十的台北市幼儿园都不合格
——就令人忧心不已。瑞士的孩子们得到的是什么样的照顾?台湾的孩子们呢?瑞
士大部分的妇女仍旧留在家中作母亲——喂母奶、带孩子到草原上翻滚、教孩子唱
歌。少数的孩子上幼儿园,也有受过专门训练的保姆看护。台湾的妇女,尤其年轻
的一代,大多放弃了母亲的专职——不喂母奶,孩子交给保姆。而所谓保姆,多半
只是一个有时间的妇人,丝毫没有对幼儿教养的专业知识,爱心更不可知。
台湾的年轻、受高等教育的妇女为了工作而忽略母职当然是一个残酷而迫不得
己的抉择。如果社会能够建立起母假制度,让职业妇女休假一年去照顾幼儿,或者
容许她在孩子四五岁之后重新进入工作的市场,她就不需要把孩子交给不称职的保
姆,苦苦地抓住不敢放手的工作。
如果台湾的社会做不到“给我们的孩子他自己的母亲” , 那么它至少也应该
“给我们的孩子一个好的保姆”,一个好的幼儿园:有安全的设备、家的气氛、专
业的保姆、启发性的、快乐、活泼的环境。在我们高谈什么同步辐射器、中文电脑、
世界大同之前,是不是应该先照顾好我们家中那个有胖胖的小手的孩子?
  阿  敏
没有人注意角落里那两个人。他们一身武装,背着短机关枪,两手放在随时准
备射击的部位。天晚了,疲惫的旅客意兴阑珊地走向登机口。两名瑞士守卫的眼睛
像隐藏的探照灯、不动声色地巡视整个机场大厅。
这班瑞航飞机自马德里起飞,稍停苏黎世,终点是瑞典的斯得哥尔摩。飞机在
航道上滑行,一辆草绿色的坦克车像幽灵一样冒出来,在五十公尺以外护航,直到
飞机起飞了,才掉过头去。
机舱内却有热哄哄的气氛。粉腮媚眼的空中小姐捧着一篮巧克力糖让客人取用。
巧克力糖用金澄澄的锡纸包着,拿在手上闪闪发光,像一枚硕大的金币。空中小姐
又优雅地递给每个人一本瑞航杂志。杂志的纸质光滑柔腻,触手有绸缎的感觉。免
税商品的广告美得令人怦然心动:“这五盎司的香水。带给你一秋的气氛。”图片
中是满山的红叶,红叶丛中一栋美丽的房子。
实在是很晚了。又是短短的飞行,我尽量避免给邻座搭讪的机会。避免目光的
接触。所以当邻座的男人为我开了头上的灯时,我只是淡淡地说了声“谢谢”,低
着眼帘,不去看他一眼。
可是低垂着眼帘,仍旧看见了他的手,他巨大的手,粗糙的皮肤上长着坚硬的
茧,是一双在风中雨中烈阳下用力的手。很久没就近看过这样的手了,尤其在这昂
贵的、飘着咖啡浓香的客舱里。
忍不住看看他的脸,黑发浓眉之下,一双清澈的黑眼。我说:“你一定很饿了!”
我的餐盘还没有完全打开,他已经从主食吃到甜点、面包、乳酪、饼干,像卡通里
的白兔啃红萝卜,一样一样咔嚓进入嘴里,一样一样吃掉。
他有点难为情地笑了,笑起来的眼睛竟然透着儿童般的稚气。“中午没吃饭,”
他说,“现在当然吃得特别痛快。”
我一时冲动,想把自己的晚餐也给他,又忍了下来,这是哪门子妇人之仁,莫
名其妙。阿敏,来自德黑兰的阿敏,却打开了话匣子。
“你可以说我是逃出来的。在西班牙作了一年事。不逃出来会怎么样?我想,
没有什么好下场吧!我家在两年之中死了三个人。哥哥被枪杀了,妹妹还不到廿岁,
被关到牢里,说她在学校里批评柯梅尼。有一天爸爸接到通知,要他到监狱里去认
尸,对,认领妹妹的尸体。怎么死的,不知道。她没有穿衣服,只是用一块白布卷
起来,一身都是小刀刮的伤口——
爸爸当天晚上心脏病发作,就死了。
剩下我跟妈妈,妈妈要我走,无论如何要走——”
“先生,您要来点红酒吗?”
“我是德黑兰大学英文系毕业的, 毕业之后当翻译。 那个时候读了赛珍珠的
《大地》,很感动,觉得中国人和波斯人一样,古老的民族特别苦难,有一种特别
的忧伤。南美的马奎斯也是一样,他写的《百年孤寂》——啊,你看过伊朗的作品
吗?”
我摇摇头。
“我们有个很着名的诗人。海非兹,大概是最好的波斯诗人了,我到瑞典之后
想办法寄一本给你好不好?你知道,我们都是亚洲人呢,吃米饭的民族,彼此了解
应该比欧洲人容易一点……”
我写着自己的地址,麦克风的声音盖住了阿敏的声音:“我们现在飞越汉堡,
您的左前方是丹麦,有前方就是瑞典,此刻的高度是三万公尺……”
“为什么要离开西班牙呢?南方人不是比较温情吗?”想象中北国的瑞典应当
是冰天雪地的,如何善待一个吃米饭的亚洲人呢?
“因为听说瑞典比较容易谋生,你知道,”阿敏似乎在自言自语,说话给自己
细听,“我不能再用妈妈的钱。打仗打了这么多年,吃的东西都快不够了。她到黑
市去买美金偷寄给我,要用宫价十二倍的价钱,她没有钱。”
机舱里红灯亮了,旅客熟稔地开始系安全带,快要降落了。我心一动,问他:
“你说你在瑞典有伊朗朋友?他们会来机场接你吗?”
阿敏潇洒地摊开手说:“不会,他们不知道我要来。”
“那么抵达瑞典时。已经是半夜十二点,你会去找他们吗?机场进城还要四十
分钟路呢!”
阿敏沉默了,我也沉默着。
怎么又是一个道德难题?反正我自己也要进城,为什么不邀阿敏坐我的计程车?
他不会有钱住旅馆的,我又何尝不能为他付一个晚上的旅馆费?他即便有钱,也该
省下来应付往后艰难的岁月,在满目疮痍的德黑兰城里,还有一个他双目失明的老
母亲——是的,我可以请他坐我的车,与我落宿同一家旅店,第二天清早,还可以
请他吃一顿欧洲早餐,然后我去办我的事,他去找他的朋友——
“夫人,”空中小姐温婉的声音从后座传来。“您刚刚买的钻圈手表要不要我
们用礼盒包装?”
可是,阿敏只是阿敏吗?我想起手执机枪的守卫,还有那辆幽灵似的坦克车,
他们在猎狩的,不就是躲在暗处的中东恐怖分子?我怎么知道阿敏究竟是谁呢?
“当然了,”买了钻表的女人说,“那是给我媳妇的见面礼,请你们包装漂亮
一点。”
飞机降落了,机轮碰触瑞典的土地。窗外灯火辉煌,在沉沉的黑夜中显得雍容
华贵。又是一个没有战乱、国富民安的社会!
阿敏的侧影清晰地显在窗玻璃上,顶着一头浓密蓬松的黑发,他用手在揉眼睛。
我凝视着窗里的人,轻声说:“我们一起走吧!”但只是对着窗里的人说。
阿敏已经起身拿下行李,把我的挂在我肩上。“我们一起走吧”那句话还让我
闷在嘴里,说出来的,却是,“又要检查护照了!”
阿敏很勉强地笑了一下。出机门的行列开始移动,我默默安慰自己:没关系,
等过了海关,到了机场外面,我还可以决定要不要请他同行。我还有机会。
我们一前一后地踏进明亮的机场大厅,墙壁上挂着巨幅的广告:“欧陆大饭店
让您享用精美的海陆大餐”,“我们给您十八世纪皇宫式的休憩情调”……
一转弯,一个高大的金发男人挡在面前,用极熟练的手势亮了一下他的证件,
好整以暇地对阿敏说:“先生,请你给我看一下你的护照!”
还没有回过神来,阿敏已经被两个便衣警察一左一右地挟进了一个小房间。隔
着玻璃门,他突然回身望着远远站着的我,挥挥手,无声地说了“再见”。
人潮从我身边不耐地流过,我提着行李,迟钝地凝望着那扇空空的玻璃门,那
句想说未说的一句话还哽在喉里。
人的味道
伦敦机场,往以色列的航道前。一个男人拥吻着他同居的女友,隔着她隆起的
肚子。他亲爱的拍拍她腹部,说:“一路小心!”
通过检查关口时,以色列的人员却在这怀孕的妇人行装里发现了一枚炸弹。
为了从犹太人的手里争回巴勒斯坦的土地,这个年轻的阿拉伯人愿意让自己的
爱人,还有爱人腹中自己的骨肉,与飞机共同炸毁,达到“恐怖”救国的使命。
在搭乘以航之前,我们已有心理准备:机场的安全检查大概会极端的严格繁复,
要有耐心。
真正的检查,却出乎意料的平常,与到一般其他国家没有两样。不同的是多了
一道“面谈”的过程,面对微笑的安全人员不厌其烦的旁敲侧击:为什么去以色列?
那儿有没有朋友?你的职业为何?到了以色列住哪?去哪?多久?
以色列的飞机、汽车、超级市场里,经常有巴游恐怖分子埋伏的炸弹,造成生
命的损失与心理的恐惧。在如此巨大的压力之下,以色列当局很可以以“安全”为
藉口,用各种手段严格管制人民的行动及旅客的进出。记得几年前从台北飞往高雄,
在台北登机之前排队受检,翻箱倒筐之外,连衣服口袋都要翻出来看,状极狼狈。
以航虽然有“每一只箱子里都可能有个炸弹”的恐惧,却以精密仪器和训练有素的
“面谈”技巧来保住旅客的尊严。
候机室中,按捺不住的幼儿开始骚动起来。先是在椅子爬上爬下,接着在走道
追来跑去,大声的欢呼嘶喊。父母一旁看着,希望孩子们现在玩得筋疲力竭,在飞
机里面可以给大家安静。
一转眼,几个孩子已经出了候机室,在警卫的腿间玩躲猫猫。全副武装的警卫
们微笑的看着几个幼儿在检查的仪器与“禁止出入”的牌子间跌跌撞撞。
“如果是瑞士人,早就破口大骂了!”隔座的人一口说出我心里的话。中规中
矩的瑞士人不可能容忍孩子“扰乱公共秩序”。在公车上,常看见瑞士老妇人皱着
眉头对年轻的母亲说:“请你的孩子把脚从椅子上放下来!”当我正觉得后座牙牙
学语的孩子稚语可爱的时候,有人很严肃的指责:“请你的孩子讲话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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