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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金山-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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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大福想，这个问题如果不来个大的突破，金箔厂的发展必将会受到制约。因为金箔厂要发展，工人干部的积极是第一位的，而调动干部职工的积极性因素，“思想工作，行政手段，经济杠杆，组织措施，法律武器”，样样不能少。
于是，何大福也写了一个“反通报批评文章”，按照劳动局所发的单位，全部又发一遍。
在文章的最后，何大福写道：县委、县政府领导早就表态说支持我厂改革，允许我厂做改革试验田。我们清楚知道，这不过是县领导的态度而已。实际上，金箔厂现在的工作更加艰难，受到的方方面面压力更加大，有的人动不动用“金箔厂与县委、县政府对着干”的帽子扣我们，用“何大福目中无人，骄傲自满，现在可不得了”的棍子打我们，搞得我们无所适从，县劳动局宁劳政字（ 91 ）64号和（ 92 ）45号文就是一个典型的扣帽子、打棍子例证。作为一个政府部门，与企业发生的各种问题，有什么不能协商与交换意见呢？为什么非要用背后打报告形式呢？请问：我们厂今年产值可能突破亿元关，税收要超历史，究竟是不是与县委、县政府对着干？
何大福公开与县劳动部门对抗、叫板，引起了一片哗然，反对声铺天盖地，内部一些人“匿名信”到处发；外部的人有权力支持金箔厂这样干的，认为改革了，企业应当有这个自主权；也有人到处责问：“金箔厂这样胡乱瞎来，县里到底管不管？”
劳动局提出不敢管了，有人提出到纪委，纪委回答说：“我们的任务是查贪污违纪，这方面上面还没有什么特别指示精神。”有人提出到检察院，检查院回答道：“企业内部分配，只要是公开的，经过职代会通过的，都不作为经济案件立案查处。”
就这样，金箔厂的分配办法，在当地成了“糊涂的分配”。领导讲话，何大福不听。领导想下掉何大福，又怕金箔厂搞垮下来难收拾。就这样，“糊里糊涂”一直干到国家对企业整个分配的放开，干到“年薪制”的出台。
让企业家“”起来（1）
悬崖上生长着一颗小树，被一块巨石压在下面。多少年了，小树弯弯曲曲，成长很慢。
有一天，这块巨石被移走了，这颗小树直接承受阳光雨露，开始茁壮成长。
很多人喜欢这样讲一个人、一个单位、一个事物的成长故事。
改革开放了，何大福拼着命七砸八砸，硬是把套在金箔厂头上的种种枷锁给砸开了，金箔厂从此焕发出勃勃生机。各车间通过“划小核算单位，经济责任承包”，积极性得到充分发挥。打箔车间实行四个龙头竞赛，你追我赶。黄金消耗以往每万张200克左右，现在每万张只有180克了，得到黄金节约奖，何大福一次发给他们两万多元，而且是直接发到员工手上，每人获得几百上千元。这对当时每月工资不到一百元的工人来说，真是很大的数字了。打箔的增产奖也是可观的，过去每个班一天产量只有一万多张，现在几乎翻了一番，超产奖也是每人好几十、上百块。还有安全奖、革新奖、超利奖，也都是当月兑现。特别是车间负责人、领导有方者，“月月联利计奖，季度预兑，年底结算”，同时“上不封顶，下不保底”。打箔车间主任武亮，一年收入十几万，是何大福的二十多倍，这在当时的金东县一带放了“卫星”。何大福由此成了金东县有名的“何大胆”。有人由于当时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钱，一下子拿这么多钱，没有准备，只好用一个麻袋样的蛇皮塑料袋装钱拎了回家，后来外界传言“金箔厂承包人用麻袋装钱，不得了”！
外界还有人据此猜测说：“金箔厂车间承包人都拿十几万一年了，何大福肯定发死了！”
实际上，外界是以讹传讹了。金箔厂全面推行“经济责任承包制”和“联利计奖”工资奖金分配制度，只是企业内部经济责任制的一种形式。而工业局主管部门对金箔厂还没有任何说法和做法。因此，何大福只能发给下面，而他没有权力为自己制定什么分配制度。他的年收入才四千元不到。
虽然当时“改革”口号喊得震天响，可是对于企业负责人年收入这个敏感课题，谁也不肯迈出第一步。何大福胆子再大，也只能为部下创造“发展”空间，他自己不敢“轻举妄动”。
但是，在这个问题上，何大福绝没有善罢甘休，他想为自己，也想为中国的企业家年收入问题“闯”出一条新路来。
一天，金东县常务副县长与工业局长一道到金箔厂检查工作。其间，何大福向这位副县长提出：“县长，我的收入太低了，你们应该给我加一点工资。”
“那你认为应该加到多少呢？”那位常务副县长问到。
“每个月一千元，照现在的生活水准，差不多了。”何大福老老实实说。
“我每月才500多元，那你比我这个县长高多了。”常务副县长道。
“你县长的钱跟我们的钱不一样，你的钱是母钱，可以生钱；我的钱是公钱，不能生钱。比如，你吃的香烟茶叶，不用买，有人送，不用花钱。而我是送香烟茶叶给别人吃的，要花钱。所以，我的钱则不如你的钱值钱。”何大福亦庄亦谐地说道。
“呵呵！”县长摇摇头，笑笑。
何大福第一次向组织上提出提高企业负责人收入的请求失败了，不仅是“失败”，而且影响到何大福后来很长一段时间的“政治前途”。
那天，本来这位副县长到金箔厂的“检查工作”，是为何大福升任工业局副局长做最后扫尾的，看看金箔厂的近况，侧面找何大福谈谈话，听听干部职工的意见反映，如果没有什么特殊情况，近期县委常委会上就讨论通过。一般“政治稍微成熟”的干部，在这个期间都会谨言慎行。何大福早就听到“风言风语”，说他在金箔厂是“大材小用”，早晚会“委以重任”。可何大福对这个问题想得很少。他工作二十多年，信奉的都是这一条，领导叫他干哪行，他就努力干好哪行。他经常说他属狗，他就像狗一样，任主人将他带回家，他待几天就会很快适应，就永远忠诚于这个主人家，再也不曾想过要离开。他还不知“活动”和“跑步前进”这个理，也不愿这样做。因此，当这位副县长和局长来“检查工作”的时候，他还是直来直去想说啥就说啥。他的想法令这位副县长大吃一惊，没想到何大福“个人利益会看得这么重”。这位副县长是个“老革命”，对党只谈“奉献”，不谈“索取”。何大福自己要求“多拿钱”的想法使这位副县长对他的“良好印象”大打折扣。于是，他在县委常委会上带头反对何大福提拔副局长一事：“何大福竟敢当面向我提出给他加工资，这种自私自利的干部怎么能提拔重用呢？”
让企业家“”起来（2）
何大福管不了那么多，他就是这个脾性。他一旦认准了想干什么事，就会不遗余力地去把它变为现实。他自己说这叫“三坚”精神，也就是：坚定不移、坚持不懈、坚韧不拔。见县长不理会他的要求，他决定将他的“给企业厂长经理提高待遇”的观点，呼吁到市里去，喊到社会上去。
90年代初，金陵市委、市政府召开了一次“振兴金陵市经济献计献策”大型座谈会，全市200多位重点企业的头头和部委办局领导参加了这次会议。何大福应邀参加了这次会议。主持这次会议的是市委书记唐正。
何大福在会上作了一个“让企业家‘跩’起来”的精彩发言。
他说：“振兴金陵市经济高见良策有千条万条，我认为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大力培养和造就一大批企业家。我多次说过办好一个企业要有‘三个一’：一个好厂长、一个好产品和一套好机制好方法，其中厂长是至关重要的。政府要向对待荣毅仁一样，提高企业家和厂长、经理们的社会地位、政治地位、经济地位，让更多的荣毅仁式的人物站出来。这样的人越多，我们的国家就越富强。我们当地有一个土话叫‘跩’，书面解释为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政治地位、经济地位。只有让厂长经理们先‘跩’起来，才能更多地涌现优秀的厂长、经理，带领大家创办企业，创造社会财富。”
何大福继续说：“在很多场合下我都说过，有些事我想来想去想不通，作为一个企业的厂长，一年为国家创利税几百万乃至上千万。但是我新家搞装潢，却要找人拉关系，说装好一点，钱收少一点。就这样，还得把各种发票保存好，怕纪委查。事情办过了，住进新居也还整天提心吊胆。这说明我们收入太低，如果我收入高了，装潢这点钱算什么？我还说过：我当个企业厂长，为什么收入不如个体户？为什么不如那些卖盐水鸭的、卖干切牛肉的、卖###的？我认为这不合理。堂堂一个大厂长，老婆买菜没有钱，小孩上学没有钱，这样下去，我整天为这些事烦心，哪有心思研究办厂？一个光明正大的企业厂长，过日子还要求人拉关系，求人情买便宜货，心术不正的人就会跟人谈回扣，导致###，这都是危险信号，所以这个现象要改变。”
何大福举例说：“我认识的一位领导下台前，过年过节土特产吃不了，甚至往外扔。下台的第一年，还有些不忘旧情的人给他送；第二年还有少数朋友送送；到了第三年他得亲自打电话开口要了，基本上有求必送；到了第四年打电话时，人家就开始推托，很勉强地送点过来；到了第五年，下台干部想想算了，老是跟人家伸手要这点东西难看，而且人家脸色又难看，不如花钱到市场上去买。由此可见，我们的分配制度和政策还不完善、不合理、不公正。我们一辈子跟党干，为公有企业奋斗终身，下台后晚景凄凉，什么道理？因此我认为，现行的分配制度严重束缚了改革开放健康发展。”
何大福的发言，说得主持会议的唐正书记眼睛一眨一眨的。这何大福，唐书记早已领教过了，他感觉这个人好像是有点“特殊”味儿，不太像个正规干部的“料子”。虽然唐正已经升任省委副书记兼金陵市委书记，上面对改革的许多新精神也开始不断深化，改革过程中出现的许多问题也逐步被人们接受，但唐正对何大福说的这些话还是不能接受。他认为这个人观念过激，不像一个共产党干部所应具有的素质。照他这个说法，让企业家“跩”起来，那其他各行各业怎么办？那些党的干部就不是“财富”了吗？散会以后，唐正留住了市委组织部刘部长，对他说：“何大福这个人的提拔要慎重，暂时不要动。”原来，根据中央要求，各地要将在改革开放中涌现出来的一批优秀分子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何大福改革事迹突出，将一个手工作坊办成全市重点企业，将原来的市办建邺金箔厂远远抛在了后面，市委组织部已经发现了何大福这个人才，经反复考察，发现他虽然属于“争议激烈”的人物，但主流并没有发现有“重大”问题，于是准备破格提拔他为金东县抓经济的副县长，还准备送他到美国培训一个月。事情一直很顺利，外面的风声都传出去了，没想到何大福这么一讲话，惹起了唐正书记的反感，又一次葬送了何大福升官的机会。
看来，指望政府部门主动提高厂长经理收入的想法是不可能实现的了，何大福决定还是“自己提高自己”吧。在金箔厂干部职工中，何大福的名言“靠人不如靠自己”深入人心。他常说：“过去我当秘书，老是写稿子给领导作报告，因此我老早就想：我为什么不能自己写报告自己做呢？现在实现了；过去我当工人的时候，都是指望人家发工资，因此我老早就想：我为什么不能发工资给别人呢？现在也实现了；过去我当什么干部都是指望别人提拔我，因此我老早就想：我为什么不能自己提拔自己呢？”
于是，何大福又一次冒着风险玩起了“自己提拔自己”的游戏。他通过反复测算，大胆提出了一个“按全厂利润3％的标准提成的联利计奖”方案，先在各车间、部室干部会上讨论通过，后在职工代表大会讨论通过。他在会上说：“现在我们厂各车间、部室承包方案都明确了，新的工资奖金分配方案都实施了，效果很好。可是，我们厂领导怎么办呢？我们与下面承担的责任不一样，分配也应当不一样。但是，总得有一个办法呀。盖着葫芦摇也不是事呀！我们的收入过低了，家庭的生活解决不了；收入过高了，大家也不服气。我们经过测算，按照3％的标准提成给我发奖金，是比较科学合理的。副厂长按我的70％发放。”干部会、职代会一致通过了这个办法。
从1992年起，金箔厂何大福和他的助手们收入大大提高。随着企业利润的不断增加，何大福从每年的几万元逐步增加到数十万元，成了当地工业战线上带头致富的人物。
若干年后，当年那位常务副县长退居二线后，何大福碰到他，对他说：“当年跟你要一千元一月，你说我思想不健康，今天我要跟你要一万元一个月了。”副县长连连说：“应该！应该！”
又过了几年，那位副县长退休，何大福对他说：“当年跟你要一万元一个月，现在我要跟你要十万元钱一个月了。”副县长还是连连说：“应该！应该！”
一篇传世的论分配“檄文”（1）
关于分配的事，何大福觉得自己做得还不够，他索性一不做二不休，从省内外邀请了省委党校、新闻界、社科院、几所大学等单位近三十多名研究分配理论的专家学者，聚集到金箔厂会议室，专题举办一场“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理论与实践的探讨”论坛，并且邀请当地政府分管领导和劳动局领导参加。会上，何大福“抛砖引玉”首先发表了一篇《 论企业分配制度的改革 》论文，让大家先看。这篇向传统分配制度直接叫板的“战斗檄文”，虽然发表的时间是90年代初期，但当时令参会者振聋发聩、耳目一新。
在与会者草草看了一遍后，何大福进入主题的开场白。
何大福说：“金箔厂在改革开放早期进行了三大制度改革，其中一项就是对分配制度的改革。这个问题在改革开放当中是最棘手的，也是一个政府部门不想碰、企业无法碰、大多数人不敢碰的禁区。实践使我感到，旧的分配制度是企业改革的主要障碍，分配制度的改革是调动职工积极性的根本措施。这个禁区如果不突破，整个中国的改革开放就不能顺畅地进行下去，中国的企业改革就会半途而废，中国的企业也就不叫企业，而成为政府的一个部门、一个机关、一个事业单位。所以，这个禁区在金箔厂必须要突破。”
何大福说：“自1984年起，在我到金箔厂主持工作期间，我就将这一问题当成企业改革开放的一个重点，不断地进行大胆探索，不断地进行各种各样分配制度的尝试，并在这个方面有了很大的突破，获得了好的成效。实践证明，金箔厂分配制度的改革是成功的，是完全符合###主义关于分配的理论，符合党中央的精神，符合市场经济的规律。但是，我的这种积极进取的改革，却受到来自各方面的非议。为此，我认为必须在理论上分清是非。没有理论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没有实践的理论，是空头理论。我们必须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何大福的开场白，引起了与会者的极大兴趣。
有位领导在会上直接问何大福：“照你这么说，难道我们现行的分配制度不是按劳分配吗？”
何大福答：“我个人认为不是真正的按劳分配。中国在计划经济时代，将分配制度固定化、模式化、绝对化。这种做法带来了很多弊端。记得当年我在化工厂工作时，工资拿了十几年都是元，我的师傅也是拿元，我的徒弟也是拿元，我徒弟的徒弟还是拿元，国家老不调工资，我们就老拿元。职工进入企业就像吃‘皇粮’一样，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贡献大小一个样，工龄长短一个样。把我们的企业变成了政府机关，完全按政府机关的模式套，显然这是养懒汉的做法。所以我深深感到，企业的分配制度改革已到了迫在眉睫的地步。就在最近几年，我对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多劳多得’这八个字进行了反复的研究。我发现旧的‘八级工资制’不能体现按劳分配的原则，而是按人头分配，按工龄调资，按月份发钱，到生日吃面，不能很好地体现职工劳动的吃苦程度、敬业精神、贡献大小和实际效益，造成严重的平均主义大锅饭局面。既然是按劳分配，就应是按照劳动的成果进行分配，即按劳动的能力和实际产出效益来多劳多得。既然是明确地写上‘按劳’，我们为什么还要将其固定化、模式化、绝对化？为什么不能突破？” 。 。。 想看书来
一篇传世的论分配“檄文”（2）
会上，有一名记者向何大福发问：“请问何厂长，当前你认为有哪几种观念妨碍我们推行真正的按劳分配制度呢？”
何大福说：“贯彻‘按劳分配’，必须要破除五种观念障碍。第一，必须要破除现行的工资政策就是按劳分配的思想观念。‘八级工资制’是计划经济年代的产物。根本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必须要改革，必须要突破。第二，必须要破除中国几十年一贯的分配上的习惯势力。有些人认为不管这种分配制度好不好，反正几十年都过来了，大家都习惯了，千万不能改。一改就乱了，一改就糟了，一改就无法收场了。因此不敢大胆突破，宁愿按习惯势力走下去。但我们认为习惯势力绝不能体现按劳分配的原则，这种思想观念必须要打破。如果不打破，我们搞改革开放干什么？第三，某个部门、某个领导按照旧政策发表的个人意见不是按劳分配。在改革开放中，各单位各部门对按劳分配这一课题议论得比较多，某些部门、某些领导还发表了一些意见。因此有的单位就把这些意见当成了分配制度的依据。在我看来，我不能承认这些在改革开放早期发表的这样那样关于按劳分配的意见就是按劳分配，这个观念必须打破。第四，不能把照顾‘左邻右舍’看做是按劳分配。改革开放已经进入早中期，现在很多积极的单位都想在‘按劳分配’上有所突破。因此上层有些领导就提出要照顾到‘左邻右舍’，并把它作为研究分配制度的指导思想。这个观念也要打破。第五，我国长期提倡的雷锋精神并不是按劳分配。有些传统观念认为，全国都在学雷锋，提倡奉献，提倡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提倡为人民服务，因此要把自己所有的活动都变成为社会、为人民作贡献，不能计较个人收入的多少。有些人甚至错误地认为，只要把雷锋精神发扬光大了，我们的按劳分配就解决了。这些观念都是片面的，不准确的。我们认为，发扬和提倡雷锋精神是我们社会的一种公德，一种良好风尚。每一位干部、每一位党员都应该学习雷锋，提倡无私奉献，为社会多作贡献，多创财富，自己只在奉献中获取一定的报偿。但是，单单强调发扬雷锋精神，绝不是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在我国绝大多数人还处于温饱状态时，硬叫人单纯地学雷锋，多干活少拿钱的做法是难以持久的。”
有人又问何大福：“那你认为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应当体现那些重点呢？”
何大福说：“刚才讲的五点是实施按劳分配的拦路虎，一定要扫除。我们要正确地理解什么叫‘按劳分配’，怎么样才能搞好‘按劳分配’，弄清为什么要进行分配制度的改革。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分配制度上冲破禁区，走出一条自己的路。至于有人问及按劳分配应当有哪些重点？我多次说过办好一个企业要有‘三个一’：一个好厂长、一个好产品和一套好机制好方法，其中厂长是最至关重要的。一个企业办得好与坏，厂长的责任重大，因此厂长的权力、利益必须要跟上，使责、权、利三结合。中国企业的厂长、经理们的社会地位、政治地位、经济地位实在太低了，中国的大财团、大集团、大企业的老总们的收入也是太低了，中国像荣毅仁这样有社会地位、政治地位、经济地位的企业家太少了。对此，中国政府要向对待荣毅仁一样，提高企业家和厂长、经理们的社会地位、政治地位、经济地位，让更多的荣毅仁式的人物站出来。这样的人越多，我们的国家就越富强。我把社会上的人归纳成二种：一种为会花钱的人；一种为会赚钱的人。厂长、经理就是为企业、为当地、为社会赚钱的人，这些人越多，干的事就越多，赚的钱就越多。所以在金箔厂有一个旗帜鲜明的口号：‘会赚钱的人往上抬抬，会花钱的人往后排排’。而在计划经济年代却相反，会花钱的人往上抬抬，会赚钱的人往后排排，赚钱的人的地位不如花钱的人。一般花钱的人在后方，赚前的人在前方。如果这个状况不改变，就会成为拿钱少的人在前方打仗，拿钱多的人在后方供养，中国荣毅仁式的人物就不会涌现，企业也不可能兴旺发达。因此在我们企业，不论是承包企业的厂长，还是联利计奖企业的厂长，或者其他模式企业的厂长，只要是干得好的干部，收入、地位都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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