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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贝克汉姆:我的立场-第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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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些事件不过是绑架的恐吓,但却改变了我的想法。孩子是无辜的,他们不能选择自己的父母,因此每当我想到这些事情原本与之无关,而他们却又被迫卷入其中的时候,我就深感内疚。有时候,报纸专栏还有恶意的文章。对此,我自己可以应付,我打电话告诉那小子,他行事不正。过去我是这样做的。但是如果孩子的安全甚至是生命受到威胁怎么办?我如何知道自己该做点什么?我往往事到临头才发觉应该做什么,但实际上应该向有先见之明的人请教。可是你根本无法预计未来。我可以告诉你,这些恐吓看起来都煞有介事,颇具威慑性。维多利亚和孩子们,就是潜在的目标。
我不能冒险,对每次威胁都要严阵以待。
如果你想保护自己家人的安全,那么你很难判断该去向谁寻求帮助、征询意见。和遇到其他难题一样,你常常从最亲近的人找起。我很幸运,因为我岳父知晓一些这方面的硬件和技术,这已经成为他工作的一部分了。警方总是确保我们的安全,我们也常常竭尽所能,严格审查身边的工作人员。可是,谁能一辈子不看错人,不看走眼呢?当然,我们也犯过错误。
这一切都无章可循,也没有指导手册教你该如何去做。在满足日常生活需要的同时还要尽可能地防范、警惕。但你不可能每天都小心翼翼地生活,不和周围的世界接近,也没必要生活在惊恐之中,感到时刻濒临危险边缘,总担心会有不测。现在,我和负责保护我们的人相处很融洽,我完全信任他们,也正因为有了他们的帮助,我们才避免了后顾之忧。
1998年法国世界杯之后的那段日子实在令我感到不安,至少我得承认这一点。但是此前此后,我都没感到过恐惧,因为有保护人在防范,他们绝不放过哪怕仅仅是百分之一的可能性。有了安全感,我们就能更加自由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无论是公众亮相还是私生活,都感到自如。有时候,我们喜欢带布鲁克林和罗密欧到外面吃晚餐。我们想在高速公路服务站停下来,采购点零食和点心;我们想从容地逛逛超市,挑选自己喜欢的东西,装满购物车,而不是通过互联网或是电话订购。
我还想远离喧嚣,做回从前的自己。如果我要这样讲,就必须保证我依然可以做以前做过的事情。当有人想与我谈谈,或是想要个签名的时候,我从不冷漠对待。我怎么能那样做呢?我小时候,就向许多英格兰球员要过签名。我不喜欢那些记载名人大事的网站,有些人通过别人的名声来致富。可是,这也是一种平衡。我宁愿冒险去犯错,也不愿让一个在比赛之后默默站在那里,等待很久的孩子失望。我明白仰视一个人的感觉,那是对一个在擅长的领域里有所成就的人的一种钦佩。我明白这些是因为我也曾经如此,现在也一样。
我是一个球迷,永远是。我记得,几年前的一个晚上,戴夫·加德纳和他的女朋友来到伦敦,我和维多利亚带他们到常春藤饭店吃晚饭。戴夫先行到达那里,后来他向我抱怨说,当领班知道他要找谁的时候,前后的语气截然不同。一开始是例行公事地询问:“你是谁啊?”后来就变成了:“先生,这边请。”只不过一眨眼的工夫便判若两人了。当我们抵达的时候,狗仔队已经在外面各就各位了。我们的眼神穿越大厅望过去,就在这时,看到了我们的偶像。
“不会是他吧?”
“我想是他,你应该清楚。”
“哦不,‘这简直让人难以置信。”
事实就是如此,迈克尔·乔丹坐在角落里,夹着我所见过的最大的雪茄,悠然地吐着烟圈。
“看,看他和谁在一起!”
一个我一直崇拜的英雄,坐在桌前,和麦当娜、歌星瑞奇·马丁,以及当时古奇的老板汤姆·福特谈笑风生。我想我和戴夫都没兴趣再碰那些食物,我们就坐在那里,远远地注视着他。
“我该不该过去,让他在餐巾纸上给我签个名?”
“不,在常春藤里不能这么做。”
然后我们所知道的,就是有瓶香槟摆到了我们的桌子上。那时布鲁克林出生不久,这香槟是迈克尔·乔丹和麦当娜的贺礼。
后来,他们俩都走了过来,和我们聊天。维多利亚认识麦当娜,而我在1998年世界杯之后抵达纽约的那天晚上,在麦迪逊广场花园见过她。但是迈克尔·乔丹呢?我就像个小孩子,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到了星期一,这件事就传遍了整个老特拉福德。戴夫到家之后,逢人就讲。一整天的训练讲的都是关于星期六晚上小贝与迈克尔·乔丹的事:“他长什么样子,他长什么样子呢?”
像这样遇见名人的事情,不管是运动员、歌星还是演员,的确令我感到兴奋。戴夫·加德纳便是从我这里听说这些人的。每次我去参加聚会,总会遇到一些人,让我兴奋不已地走上前去打招呼,比如埃利·玛菲尔逊、迈克尔·杰克逊、迈克尔·克恩。很多人认为我名气也不小了,但戴夫和我相识已久,他明白个中就里。和那些我崇拜的人在一起,我还是会感到紧张、兴奋。如果遇到这样一个人,我不会保守秘密,总是忍不住第二天就打电话告诉戴夫。
与维多利亚生活在一起的一个奇妙之处就是,那些我原来一看到就紧张不安、张口结舌的人,后来都成了我的朋友。我在意大利凡塞斯时装秀上遇到了埃尔顿·约翰。他坐在我旁边,不厌其烦地一声声问候大家。他先前只是见过维多利亚几次,但是一看到我们就走过来自我介绍。以他的成就,我以前一直认为埃尔顿在这样的场合下应该是比较矜持的。我们相处得十分融洽,谈得很是投机。
此后我们就开始不时地聚会,一直至今。埃尔顿·约翰和大卫·法内什是布鲁克林的教父母,也是我和维多利亚最亲密的朋友。这也许是因为,作为夫妇,他们和我们有诸多共同之处一挚爱对方而且不吝于表达。他们无比慷慨:我下午在意大利看到埃尔顿之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在法国南部的房子安排给我们,如果我们需要,他还可以安排别处。他们的慷慨不仅仅表现在无私分享他们的所有,我们与其关系密切的主要原因是他们的坦诚。
认识一个新朋友,即使是一个像我一样害羞的人,也是一件乐事。但是见到女皇、首相和最伟大的运动员穆罕默德·阿里,就是一种特别的待遇了。2003年5 月,一个赛季刚刚结束,我们起程去南非。在前一场对南非国家队的比赛时我刚被重重地铲了一下,右手腕和手掌之间的舟状骨骨折,因此,接下来的两个月里,我的下臂就得用石膏固定住。但是到了德班我就恢复了精神,若不是被告知伤势痊愈,我已经忘记自己受了伤。我只记得那次南非之行,我见到了纳尔逊·曼德拉,永远记得。
我是两个男孩的父亲,这是我一生最大的责任。而这个人,是——国之父。在曼德拉面前,我感到卑微,自惭形秽。我们的基地位于德班,3 天之后,就要在这里迎战南非国家队。黎明时分,我们飞往约翰内斯堡,前去曼德拉先生的慈善基金办公室。我们都穿着英格兰队服,周围云集着各路媒体和官方人员,而这位最高领导人却轻松怡然地靠在扶手椅上,清晨的阳光透过他身后的玻璃窗照射进来,房间里越来越温暖。
维多利亚会告诉你,自从戴上英格兰队队长的袖标后,我已经渐渐习惯于在公众场合发言了。事先稍做准备,再加上她给我的自信,我已整装待发。事实上,维多利亚明白,想让我停止公开发言都不行了。现在,我要与曼德拉先生谈话了。我坐下来,靠在椅背上,面向他。虽然我是英格兰队队长,但我还是被他的仪容所震撼、征服,我坐在那里,满怀崇敬。他有没有注意到我的感受呢?
我不知道。但是他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让我放松下来。我记得我很想说这样一番话:“遇到一位像您这样的伟人,真是莫大的荣幸。今天在这里见到您,对我们所有队员来说都是无上的荣光。”曼德拉先生希望我和其他队员能够帮助南非申办2010年世界杯。我希望他们赢得主办权。在南非,足球是全民的运动。我以前随曼联队来过,现在是随英格兰队前来,每次都感受得到强烈的足球氛围一在体育馆,在镇区,在街巷,随处可见。我送给曼德拉先生一件英格兰队队服,背后印有他的名字和“03”字样。我知道他喜欢团队精神,我还记得南非队获得橄榄球世界杯冠军之后,他穿起了橄榄球队队服。他起身挥了挥手,一群孙子孙女们就跑出来看我和队友们。他温和地对他们说:“这就是大卫·贝克汉姆。”
当时,我的头发梳着紧紧的小辫子,有个新闻界的家伙问曼德拉先生,觉得我这样子如何。他只是笑了笑:“哦,我太老了,不能选择这样的发型了。”
他的话让我分外感激,接下来的一天里都很开心。曼德拉先生的故事,我们都有所了解。但是,直视他的眼睛,捕捉他的笑容,看着英伟面孔上的丝丝皱纹,你会情不自禁地想聆听他的话语。我想曼德拉先生也不介意和我们交谈得更多些。时间分秒流逝,而我们在德班还有事要做。由于起得早,当我们沿着海滩踱回酒店的时候,天已经快亮了,由于缺少睡眠,整个下午都像在睡梦中度过。
我在想,今天会见了纳尔逊·曼德拉,这都是真的吗?我真觉得难以置信,我得打电话把这一切告诉维多利亚。
由于我和维多利亚经常因工作而离家,数年来电话联系一直是生活中的一件要事。我最初认识她的时候,她就经常和辣妹组合在世界各地飞来飞去。她们甚至还会在经纪人的建议下,因税务原因而离开英格兰长达一年。这使得我们的相处压力重重。有时候我认为我们是通过电话线相互了解的。训练之后我呆在曼彻斯特,而维多利亚则要留在某处的酒店里,准备晚上登台,在30000 席位的场馆里演出。我依然记得我们每天煲5 小时电话粥的那段日子。通过电话,你会对所爱的人日渐了解。这就是全部的细节,我和维多利亚就这样远距离地交流着。
当然,电话述衷情一直持续到现在。我们结婚了,有了孩子,但是有时候还是一离开就是几个星期。我们依然渴望相互交谈,但是现在已经很困难了。为了联系,我们不吝惜使用各种先进技术。
我在日本踢世界杯的时候,打可视电话就是必不可少的。那时候,我们不再是单独的两个人一坠入爱河的男孩和女孩,而已经成为一体。我们之中,不管是谁留在家里,都要一边照顾布鲁克林,一边照顾罗密欧。在照看孩子这——方面,父母给予我们巨大的支持,但是留在家里的一方还是要为饮食起居而奔忙。我们只好在电话里更加频繁地谈心,但是每次都不会持续太久,因为孩子们总有这样那样的事。这就意味着:“我一分钟后再打给你吧。”
我想我们是幸运的,隔着电话交谈,也像面对面一样惬意自在。我讨厌离开她和孩子,是电话确实拉近了距离。这样就算远隔重洋,我也感到我们是在一起,紧密相连的。在回到家之前,我们一直电话联系,这使我们更加亲密。生活有时候真是奇怪,如果我不打电话给一个能够理解的人,我就无法确定自己是否做得正确。
给维多利亚打个电话,聊上5 分钟,就能帮我找出问题所在,缓和危机。这源于我们之间的信任与爱,正如其他夫妇一样。很多人的谈话,可以在下班之后的餐桌上进行。而如果我想和维多利亚谈谈,就必须先查查国际区号。
当然,最重要的是我和维多利亚能够生活在一起。我们都知道,这就像事业上的成功一样重要,一样来之不易。因为我们是夫妻,我们知道有了一些名气和不同寻常的关注会带来什么。幸运的是,我们身边的人都很伟大。家人和专业人士替我们减轻了压力,使我们明白了如何在公众的关注下工作和生活。这些问题,都要我和妻子来面对。我们曾不止一次地坐下来,一起苦苦思索:“究竟发生了什么?接下来会怎样呢?”
不管是直接交谈还是电话倾诉,关键是问题确实存在。生活有时候会变得疯狂、不循常规。我们要看,要做,要面对几年之前都不曾预见到的挑战。说实话,我们都喜欢这种不可预知性,维多利亚甚至比我更加喜欢,因为总是有意想不到的新事情发生。但为了我们和孩子,把事情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还是很重要的一无论是在国内的录音棚,还是穿过云层,到一个陌生国度的新俱乐部,皆是如此。我们像其他人一样,也有感到棘手的时候。但是只要我们在一起,就不会被这些问题所压垮。
我们可以相互交谈,可以回家陪伴布鲁克林和罗密欧。至于其他事情,都无所谓。从我走进家门,看到孩子的那一刻起,除他们而外的其他事物,都不重要了。每一天,在我的生活中,他们比任何事都令我感到兴奋。人们一定把贝克汉姆夫妇的生活想像得非同寻常,狂热得几近虚幻。偶尔我们也会这样觉得,但是我生活的基准和其他家庭是完全一样的。在这个“泡泡‘’里,还有另一个”泡泡“,使我们一家四口感到安全。我发现,在今后的生命历程中,我所需要的真实世界,就是要和维多利亚、布鲁克林以及罗密欧在一起。这没什么不同寻常的,不是吗?我就是我,当我在家中陪伴妻子和儿子的时候,就要脚踏实地地扮演好丈夫和父亲的角色。正如我们打算迁往马德里时维多利亚所说的那样:”这是我们生活的一次巨大改变一到新的国家,过新的生活。但是我们要继续走下去,做好至关重要的事情。你踢你的足球,我做我的音乐。至于其他,只要你、我、孩子、全家人在一起,就可以了。“
维多利亚、布鲁克林和罗密欧对我来说是如此的重于一切,我在各地飞来飞去,只为了在家和他们共处一两个小时。几年来,只要曼联的比赛不是迫在眉睫,开车来往在伦敦和曼彻斯特之间,在家里呆一个晚上,第二天一早再匆匆返回,对我而言,这已经习以为常,乐此不疲。我和维多利亚第一次约会就相距400 英里,但我很高兴我决定前往,而不是留下来看电视。我想,在我们还是情侣的时候,一旦维多利亚离开英国一段日子,我甚至就有点不自在。
我记得有一天,在辣妹环球演出结束后的暑期休整时间里,我飞往得克萨斯然后返回,只为了要在达拉斯机场的贵宾休息室里和维多利亚共处1 个小时。我曾不止一次地前往她的所在地,以便我们可以一起乘飞机回家。现在呢?因为要考虑到孩子,我也许不再那样做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不想。
我想如果我至今还不能习惯坐飞机的话,那我永远都无法习惯了。护照上有趣的标记记录了种种经历:在日本拍照,在西班牙做电视节目,在越南的赞助活动,以及在洛杉矶的颁奖典礼。我很庆幸有人替我来安排这一切。这些都是很有意义的活动,这主要归功于托尼·史蒂芬斯。和这些我乐于相处的人们共事非常轻松,他们都知道,无论何时,足球对我来说都是第一位的。我不知道那些鼓吹“变动也和休息一样有益”的陈词滥调,但我偶尔也会专注于一些和我日常习惯完全不同的事。比如有时候我会和维多利亚一起工作。这对于想找时间相处的我们而言,不失为一个好办法,尽管我们从事的行业有点风马牛不相及,我还是乐在其中:“你自己忙吧,需要的时候告诉我一声。”
我喜欢看着别人做他们所擅长的事情,因此,录音棚真是一个有趣的好去处。当然,维多利亚数年来所做的远不止此。即便在我认识她之前,环球宣传、商业活动和公开亮相就已经是她生活的一部分。这也许是她为什么有点苛刻,总渴望进取,把事情办得恰到好处的原因。我们从事的工作都挺不错,尽管两者截然不同。我们不时给对方加油一这是生活的一部分,和维多利亚一起生活的一部分。她令我振奋,使我思考:你见过吗,听过吗,做过吗?
她总能让我开怀而笑,和她在一起,让我对周围的一切,包括我自己,都有了全新的认识。我喜欢她早晨一出发便保持清醒的姿态,我从没有见过有人像她这么活力四射。同她结合就如同直达能量活力之源一样。我十分感谢她,维多利亚是我最好的伴侣。
我喜欢我们两个人一起旅行。2003年夏天的远东之行是一次绝佳的时机。当然,我以前也随英格兰队去过日本,参加世界杯。
但是那次我们两人连同赞助商TBC 的日本之旅却是一次全新的经历。日本有不少金发碧眼的西方姑娘,但维多利亚另有不同:她是明星,但又平易近人。日本女子崇拜维多利亚,崇拜她的模样、她的魅力、她的仪态、她的全部。她们好像也很喜欢我。对此我颇感奇怪:你很难想像日本影星或是歌星要靠外表来吸引观众。在东京,我们和一位美国女士有过交谈。她住在日本,在DEFJAM唱片公司工作。她说,我所见到的并不全面。至少在她看来,在日本,每个女人都在找寻完美的丈夫,为孩子找到完美的父亲。也许有人认为这想法已经过时,但我认为这是件好事。在这个社会中,家庭生活是很重要的。她们眼中的我是一个相貌出众的好伴侣:爱家,爱妻子,也爱孩子。也正因如此,在日本做节目搞宣传的时候,人们喜欢看到我和维多利亚在一起。我的足球生涯和维多利亚的演艺事业都有一定的影响力,但这些与我们在日本的所作所为无关。只有在那里才能了解当地人对我们的看法,而这些看法与我们回家之后了解到的又不一样。在英格兰,人们把我看成一个丈夫、一个父亲,而我认为,我在生活中还扮演着更多的角色。
尽管日程安排上紧了点,在日本的日子还是很惬意。就假期而言,如果我可以选择,且有几天的空闲时间,我就会赶往法国南部。我们经常去那里,住在埃尔顿和大卫的家里。而后,如果方便,他们就会住到我们那里去——2002年的时候我们在那里买了一幢别墅。我随时准备和家人到美国各地去旅行。美国是个地域辽阔、热衷运动的国度,篮球、橄榄球均大有用武之地。而在那里,我尚没有像在世界其他地方那样打开自己的一片天地。出版社方面希望我有“打开美国市场”的想法。其实我来美国的真正原因是我偶尔会做这样的白日梦:有朝一日可以生活在这里。如果在美国没有这么广泛的认同度,我的境遇会跟我的想像不一样。我有时也会花时间来观察这里的人们,而我所看到的,就是他们对自己国家的激情,这令我十分钦佩。星条旗在这个国家四处飘扬。正如一逢足球比赛我们便为英格兰而激动一样,美国人一提及自己的祖国也是这种感觉。我有这样一种印象:这里的每一个人,无论背景如何,都把美利坚当成自己的国家,并为之骄傲。我想这一点使其生活方式与别国有所不同。由于这种信念,美国人对自己总抱有十分积极的态度。
2003年夏,我们在美国度过了愉快的时光,尽管后来为了追求家庭的私密空间,我们在沙漠中部呆了一段日子。由于转会至皇马的事,我知道为何在纽约和洛杉矶有那么多记者和摄影师把我们团团包围。日程表上还有两次公开亮相:出席MTV 颁奖典礼,白天同美国女足一同训练。我不知道为什么媒体的镁光灯会不断地在我面前闪耀。但是毫无疑问,这对我的生活十分有益,特别是当我还只是一个年轻的足球运动员,在英国还刚刚起步的时候。近年来,尤其在1998年世界杯之后,我和媒体往来颇多。
他们对我都更加积极主动,更加慷慨大方。足球记者们给了我很多帮助,让我更快适应英格兰国家队队长这个职位。也有不少人信口开河,编造了许多关于维多利亚的传闻。这使我们都感到气愤、紧张和不安。但是我的妻子是个成年人了,她可以照顾好自己。我希望媒体三思而后行,要为那些父母是名人的孩子们考虑一下。布鲁克林和罗密欧并没有想要小贝和辣妹做父母。令我气愤,甚至让我发狂的是,我甚至不能够在没有照相机出现的情况下带孩子去公园或是海滩。他们不只是破坏了这种氛围、这种感觉,尽管孩子们还没意识到,但是因为传媒总是紧追不舍,他们正在失去童年最美好的一部分。
我也感谢他们,传媒在我获奖的过程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任何受公众瞩目的事业都少不了他们,就像在圣埃蒂安球场上我得到的那张再公正不过的红牌一样。现在,很多人开始喜欢我,承认我作为一个球员、一个丈夫、一个父亲所做的一切,我感到格外高兴。但在我思想深处,由于1998年世界杯后发生的种种,我开始明白任何事都是会改变的。也许有些事与我有关,也许有些事与我无关,只是人们的心情改变了而已;当你论及名气及其相关的人生道路的时候,你要知道,一切并非总是你所能控制的。如果潮退,我不指望可以改变它。我所能做的是准备好迎接可能发生的事情,使自己能够从容地处理生命中的这些变故。也是由于这个原因,照顾家人对我来说再重要不过,他们令我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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