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鸣镝--中国地空导弹部队作战实录 作者:陈辉亭-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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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群黄羊，结伴到弱水河边来吃草喝水。黄羊，因全身通黄而得名，又称“蒙古羚”。个头不大，也就是１米多长，１米来高，颈细而长，尾巴很短，角也不大，而体态轻盈，善跑。跑是它惟一的防御本领。所以，要想捉到它并不容易。

战士们都是第一次见到黄羊，黄羊的活泼可爱，深深地吸引着战士们的目光。都想靠它近一点儿，看看它是个什么模样，但你一靠近它，它就立即竖起耳朵，扬蹄奋疾，刹那间就与黄色的戈壁混成一体，扬起一片沙尘雾障，遮断了你的视线。

弱水河的两岸，还长着许多爬蔓的植物，开着蝶形花冠的紫色小花，非常可爱。但谁也叫不出名字。经询问长住靶场的战友，才知道这就是中药配方里常用的甘草。到了秋天，花就结成像把小镰刀似的褐色荚果。

甘草，又称“甜草”，是一种多年生的草木，生长在地下的根状茎，就是中药的药用部位。它性平，味甘，有缓中补虚、泻火解毒、调和诸药的功效，所以成为中药配方中的常用药。我们在中药里看到的甘草片，直径一般也就是指头粗，战士们挖出来的甘草，有的竟有擀面杖那么粗，他们用刀子切成薄片，放在茶水缸里泡水喝。

技术保障连的连长杜衍奎和指导员林宝喜，为了改善连队的伙食，组织战士们挖了不少甘草，带回北京，卖给中药铺。中药铺的药剂师一看甘草质量这么好，请求部队的同志告诉他是从哪里搞来的，以便点址进货，他们风趣地对药剂师说：这是从一个在地图上找不到地名、杳无人烟的地方弄来的，你们是无法进货的。

靶场的周围，还有一座座拔地而起的山包，山不高，光秃秃的一棵草也不长，亿万年大自然鬼斧神工、精雕细刻出了许许多多千姿百态、奇形怪状的风化石，有的像毛笔架，有的像出鞘的剑，有的则像是各种不同动物的造型，活像是一座巨型的微雕，有兴趣的干部战士，爬上山去，细心地观察寻找着一块块有欣赏价值的风化石，把它小心翼翼地敲下来，带回阵地，装点美化环境。

靶场的附近，还有一个碱湖。听靶场的战友讲，碱湖里的碱，非常纯净，不用提炼，就可用来洗衣服。他们的衣服都是用碱湖里的碱洗的。

在那个生活困难的年代，洗衣服全靠肥皂，而肥皂供应又十分短缺，每人每月凭购货证，可以买到像豆腐块大小的一块，根本不够用。尤其是当时已经有了小孩子的年轻军官们，正为天天洗尿布而发愁没有肥皂的时候，听说碱湖里的碱可以洗衣服，真是喜出望外，要是有了碱块，就解决了他们的一大难题，便纷纷来到碱湖挖碱。

碱湖，在太阳光的照耀下，闪闪发亮，走近碱湖，仿佛进入了一个冰雪的世界，刺得人睁不开眼睛。

碱湖里的碱实际上不用挖，随便拣就行了。

副营长张治国，负责全营的后勤工作，是把管家的好手。他组织人力，装了两节棚车碱块，拉回了北京。

领导机关的干部们，听说二营拉回来了碱块，也带着车子到车站迎接，顺便向张副营长要一点儿碱带回去分给大家洗衣服。

二营这次打靶，打出了使用这套老旧兵器装备作战的信心，也打出了全营官兵对这套兵器的感情。从此以后，他们把这套兵器装备看作比自己的生命还要重要千百倍。以放在手里怕丢，含在嘴里怕化的心情，细心保养，精心呵护。他们节省每一分钟的开机时间，最大限度地减少元器件的衰老和消耗。发扬中国人民过穷日子——“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精神，坏了修，修了用，再坏了再修，修了再用，千方百计地延长这套兵器装备的使用年限，最大限度地挖掘兵器装备的潜能，一直坚持到我国自行研制的地空导弹红旗二号兵器生产出来，才换了装。




15　在最困难的日子里


６０年代初期的中国，国运实在是不佳。就在中苏关系破裂，政治经济遇到困难的情况下，新中国成立后的最严重的自然灾害也开始了。１９５８、１９５９两年全国城乡出现的粮食供应紧张的局面，不但没有缓解，反而在继续恶化。到了１９６０年的春季，全国性的饥荒就出现了。有的省份如安徽、山东灾情更为严重。

党中央、国务院针对这一严峻的形势，一面采取有利于尽快促进农副业发展的政策措施，激发农民生产的积极性，组织人民生产自救；一面提出了“低标准”“瓜菜代”的生活要求。全国人民一律实行定量供应。从此，人们的生活进入了一切靠定量，凭票、凭证供应的年代。买粮食要粮票，买食油要油票，买布要布票，买副食和菜也都是凭副食本定量供应。离开了票、证、本，什么也买不到。有时有了票、证、本，也不一定有实物供应。

军队也不例外，也都是凭票、凭证供应。只不过军队供应标准略比群众多一点。但因副食太差，缺少油水，仍吃不饱肚子。在战士们的餐桌上，出现了高粱、红薯面的窝窝头，地瓜叶与黄豆面的菜团子，刺槐花和花生秧做的“淀粉”，白菜根泡制做成的“人造猪肉”。战士们的体力受到很大的影响。

地空导弹营虽是现代化的装备，但战斗操作训练并不轻松，尤其是发射连和技术保障连，属于重体力的战斗操作。

发射连发射架的撤收与展开和装退导弹，是两个主要的经常训练的课目。一部１０多吨重的发射架的撤收与展开，全靠发射班五六个人的强体力操作，一个训练课目做完，就精疲力竭了。装退导弹时，战士们摇动着手柄将２吨多重、１０米多长的导弹装上装下，几个回合下来，就饥肠辘辘。

发射连的副连长刘明，长得膀阔腰圆，身体强壮如牛。全营比赛掰腕子，没有掰过他的；比赛摔跤也没有摔过他的，他和战士们比赛用肚皮顶铁锹，谁都没有他顶的距离远。身体壮，吃得也多，是全营有名的大肚汉。二两一个的馒头，一顿能吃十几个；吃饺子，一顿能吃标准的军用脸盆一盆。他是个很受战士们喜爱的基层干部，他组织训练，总是先讲解，自己亲自做示范动作，然后再叫战士们练。是一个敢说“看我的，跟我来，照我做”的干部。就是这么一个身强力壮的棒小伙子，由于伙食差，吃不饱，体力严重下降。组织训练时，一个示范动作做下来，大汗淋漓、气喘吁吁、两腿发软、两眼直冒金星。有时训练了一天，到了晚上，实在饿极了，就偷偷地跑到自己连队种的菜地里，摘几个茄子或拔几个萝卜充充饥。

灾荒年间，一个连队凭证供应的肉很有限，炒上几个菜肉就吃完了。连队多日没有肉吃了，炒菜时偶尔放上一点儿肉丝或肉片，盛到每个人的菜盘里，也是星星点点，吃和没吃一个样，实在不解馋。想吃肉，又没有肉，怎么办？有福之人不用忙，刘明是个有口福的人。

一天，操作训练的中间休息时，他和战士们到发射架掩体外活动，一个战士发现田地里出现一段段被拱起的土垄子，不解地问战友：“你们看，这是什么东西在地下拱起的土垄？”

一个南方籍的战士对这位战士说：“老弟，不懂了吧，这是地老鼠拱起的。地老鼠又叫田鼠，地老鼠比家老鼠个大，肉又多又好吃，要是能捉到一只地老鼠也能解解馋。”

这刘明一听就来劲了：“怪不得到了夜间猫头鹰就叫呢，原来都是地里的地老鼠招来的。”

他一想解馋的办法有了，便问了一句：“你们谁捉过地老鼠？怎么捉？”

那位战士说：“捉地老鼠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个办法是找到它的窝，用水把它灌出来，或是用铁锹把它挖出来；一个是发现在它拱土的时候捉它。这要有一套战术，就像打口袋战一样，一把铁锹深插在它的前面，挡住它的去路，一把铁锹插在它的后面，截断它的退路，然后再用铁锹掘开‘盖子’，等它跑出来，再扑上去捉住它。”

从此，一到了业余时间，他就和几个战士，扛着铁锹在阵地周围捉地老鼠。

有一天，他们走着走着，发现近处一个地老鼠正在地下拱土。几个人一齐上去，拦头的拦头，断路的断路，掏腰的掏腰，一只地老鼠“吱”的一声从地下蹿出来，战士们一个箭步扑上去捉住，打胜了一次“扎口袋战术”的漂亮仗。

回到连队，就在帐篷后面隐蔽的地方挖了一个坑，架起了木柴，烧烤起来。地老鼠烤好了，拿到了连部的帐篷里去。多日没见肉了，地老鼠的肉香又特别诱人，刘明就坐在小办公桌前大口大口地吃起来，一边吃，还一边说着：真香！真香！

说来也巧，正在这时，第三训练基地政委贺芳齐来到营里。这位老红军战士没有向营里、连里打招呼，就自己来到二营转了起来，想看看节假日里连队生活的真实情况。他转到发射连，掀起第一个帐篷正是发射连的连部。

副连长刘明正在吃地老鼠，刚吃了两口。刘明一看基地政委来了，一时不知所措，慌了手脚，想把手中的烤田鼠赶紧放到自己的折叠式小办公桌的抽屉里，谁知这地老鼠大，抽屉太浅，放不进去。只好不好意思地用两手捧着地老鼠走到贺政委的跟前，憨笑着对政委说：“老首长，你也吃点儿吧，香着呢！”

刘明当时已是基地小有名气的基层干部之一。他爱连队、爱战士；他既熟练军事技术，又善于做政治思想工作，战士们一些难以启齿的家事隐私，就连诸如：父母亲要离婚，母亲要改嫁之类的事情，都愿意对他谈谈，请他出个怎么处理的好主意。领导上对他也很赏识，认为他是一个好基层干部。所以，他在基地政委那里也是挂上了号的。

贺芳齐政委一看刘明那副尴尬的憨态，便哈哈大笑地开着玩笑说：“好啊！你刘明在偷偷地开小灶啊！”然后又悄悄地说：“是不是没肉吃，馋得忍不住了？”

刘明说：“不瞒老首长说，不单是馋了，肚子长期不进油水，也饿了，练兵都没劲了。”

贺政委说：“那还是你吃了吧。吃了好有劲练兵。”

不久，刘明请基地政委吃地老鼠的新闻故事就传遍了全营。“媒体”的作用还是很大的，从此以后，一到了业余时间，想吃肉的人也扛起铁锹到田间去挖地老鼠。

技术保障连的启封、装填、对接导弹，也都是重体力的战斗操作。由于伙食较差，战士体力不支，训练质量上去得非常艰难。

即使看起来训练体力强度不大的制导雷达连，七八个人挤在一个空间十分狭小，且又很封闭的兵器车厢内训练。由于车内温度高，空气差，受车内电子元器件辐射的影响，几个小时的训练下来，各个脸色发白，一身虚汗。

为了减轻国家的负担，弥补供给的不足，增强战士的体力，军队号召全军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发扬延安时期在南泥湾大搞生产的精神。二营按照要求，立刻行动起来，进行生产自救。

当时，全国只有四个地空导弹营，这四个地空导弹营就成了防空作战，尤其是高空领域作战的主力。战备训练任务十分繁重。生产自救的任务，只能是利用业余和节假日时间进行。

犁、耙、铁锹、锄头买回来了，土地是在阵地上和阵地周围群众不种的荒漠地，全营开始平整垦荒，打井引水。

每个连开垦出一大片菜地。为便于浇水施肥，战士们用铁锹、耙子将菜地整理得平平整整，每隔１米多就用土打成一条土埂，分割成一条条小畦，根据不同的季节，请菜农来做指导，种上不同品种的蔬菜。为了解决副食供应的不足，用麦秸秆和泥，打成土坯，盖起了猪圈、羊圈、鸡舍、兔窝，养猪、养羊、养鸡、养兔。

农谚说得好：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种地不上粪，等于瞎胡混。在这块荒漠贫瘠的土地上，种菜、种庄稼，没有肥料就等于白种。那个年代，化肥很少，价格高，买不起。所以积肥的任务非常重，积农家肥要有工具，最起码的条件是要有个积肥的筐子。买筐没有钱，战士们就自己动手去割阵地周围的荆条学着自己编筐。一到业余时间和节假日，战士们就俩人一组、仨人一伙地挑着积肥筐，扛着铁锹去搜集肥料。

在阵地附近有一条小泥沟，沟底全是多年落的树叶沤成的烂泥，是个小肥料库，成了肥料的重要来源。战士们就赤着脚下到水沟，去挖烂泥。虽是阳春三四月，天已暖和，但沟里的泥水还是冰凉刺骨的，不能久呆，挖上一两筐就得赶快爬上来，活动活动再下去挖。

人尿是很好的液体氮肥，适宜种菜，为了把这部分肥料收集起来，各单位买来了瓦罐，放在小便处。晚上则在每两个帐篷中间放上一个瓦罐，既解决了战士们夜间起来小便，走路远的问题，又达到了积肥的目的。积满了一罐，战士们就抬到菜园里，放水浇菜时，将尿和水掺和在一起浇菜。

春播后，田间和菜园里齐刷刷地长出了庄稼和菜苗，从此，田间和菜园就成了官兵们业余时间和节假日的主要活动场所。特别是每天吃过晚饭后，营政治处的放映室，便播放出轻松愉快的歌曲。干部战士扛着铁锹、锄头；手持镰刀，手提水桶，背着筐篓，走进田间、菜园、猪羊圈。锄草、浇水、施肥、捉虫，清理猪圈、羊圈、鸡窝、兔窝，给猪、兔打草，忙得不亦乐乎。在没有战斗的日子里，二营真的变成了一个生产队。那是导弹阵地上的一道奇特的风景线。

阵地的周围，荒地多，草也多，适宜养羊。营后勤处买来一群羊，从营的警卫排选了一个姓杨的警卫战士（笔者实在记不起来这位战士的名字了）负责放羊。这个从陕西农村来的兵，在家放过羊，有一点儿放羊的常识。此时，他把放羊看成是革命工作的一部分，看成是全营提高战斗力的一部分。一边放羊，一边背一个筐为羊打草，回来晒干了，存放起来准备冬天羊过冬用。羊要生小羊羔了，他日夜守护在羊圈，照料母羊和刚出生的小羊。在他的精心放牧下，一年来羊一只没丢，也一只没死。羊群的羊一天天增多。

有一天，小杨突然病了，营卫生所的姜建国所长，感到他的病有点儿特别，自己也把不准他生的是什么病，就把他送到北京军区空军的四六六医院住院治疗。可是几天过去，查不出病因，病反而一天天加重了。姜所长的爱人是四六六医院的医生，周末晚上回家，姜建国说：“我们那位战士，可是个好兵，是个张思德式的好战士，和他一起入伍的，有的学了技术，有的当了司机，还有的当了干部，他从不计较个人的得失，天天赶着羊群去放羊，为全营解决吃肉的问题。”　
姜建国的爱人“啊”了一声说：“这个战士是放羊的？”

她赶紧跑回科室去，告诉大家，从羊的身上找病因，终于检查出这位战士是因为接触羊太多，得了一种“羊病”。病症找出来了，对症下药，病很快就治好了。出院时医生建议暂不要叫他放羊了，他回来对领导说：“还是要我来放羊吧！我放了一年羊，才摸出了放羊养羊的一点儿门路，换一个人，又要重新来，对养羊不利。在革命军队里，战士干什么都是革命工作的一部分。在延安张思德烧炭是革命工作，现在，为了生产自救，为了战友们吃饱肚子，为了全营的战斗力的提高，我放羊也是革命工作的一部分。”

他又赶着羊群放牧去了。大家很是钦佩他，每当看着他赶着羊群出门时，都向他热情地打招呼，深表敬意。

一旦有了水和肥，加上良好的田间管理，多年没有耕种过的不毛之地，就变成了良田。庄稼长得出乎战士们意料得好，大田里的玉米、花生、地瓜和菜地的青菜都长得喜人。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秋天对二营来说更是个收获的季节，去年秋天小试牛刀一举击落了ＲＢ－５７Ｄ，今年则是辛勤劳动，得到了秋天丰收的回报。在餐桌上品尝着自己的汗水换来的果实，从心里都有巨大的成就感。

自１９５９年１０月７日击落ＲＢ－５７Ｄ型高空侦察机后，一口气让美制蒋帮的高空侦察停止了两年三个月的时间。二营在东枣林阵地上度过了近两年半。这两年间，正是全国饥荒最严重的时候。二营在这块贫瘠的沙土地上，边战备训练，边开荒生产，真切品尝了“南泥湾”精神，明白了艰辛万事兴的道理。




16　Ｕ－２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进入了冷战时代。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大门向西方紧紧关闭了。美国面对着巨大而又难对付的对手，无时无刻不在揣测着对方在干些什么，这无疑是做出重大决策的依据，然而就是这个情报问题成为令美国决策层十分头痛的一件事情。

窃听，重金收买叛徒，派特工……这些老套数，越来越难以满足美国人的需要了。尤其是对对方的重要战略情报的获取，更是一筹莫展。所以，一种能够飞越苏联、中国的上空，能侦察洞悉对方一切重大活动，而又不能被对方打掉的飞行器就成为美国的急需。

于是，Ｕ－２问题浮出水面。

懂得航空制造业的人都清楚：一种新型飞机从研制到用于实战，这是一个较漫长的过程。

早在１９５４年的秋天，当时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为了避免类似珍珠港的事件再次发生，即授权中央情报局设计制造一种新的飞行器，专门用于飞越苏联和中国领空搜集战略情报，监控对方的动向。从此，高空侦察就成为美国中央情报局一项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时任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杜勒斯，很快就接到了总统的科技顾问委员会成员兰德写来的一封信。在这封信里，兰德特别针对杜勒斯偏好靠人打入敌人内部，窃取情报的传统路数，着重强调了高空侦察新概念相对老式谍报方法的优势。

美国的航空制造公司得知了这一消息，为得到这笔合同，展开了激烈的竞争。据说，最先抢到前面的是马丁和贝尔公司。但他们的设计思路还没有摆脱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对冷战时代究竟需要一种什么样的高空侦察机，显然悟性不够。拿出来的是一个既能用于战斗，又能用于侦察的设计方案。这个方案，实际上就是把一架Ｂ－５７型轰炸机的炸弹舱换成了摄影舱，这就决定了飞机的笨重和它的飞行高度的限制，所以方案没有得到高层人士的认可。

正在这时，美国的洛克希德公司高级发展计划部副主任卡特到五角大楼去办事，在那里他碰上了一个老朋友名叫基佛。基佛透露给他一个重要的信息，说是马丁和贝尔公司正在互相竞争，为的是给美国空军设计一种用于高空侦察的飞机。可是他们的设计思路不对高层的胃口，高层有些人不喜欢他们的设计方案；中央情报局对他们这个方案也不屑一顾，没有兴趣。高层认为，要安全穿越苏联领空的“铁幕”，只有飞到２１０００米以上的极限高度，才能躲过苏联不断改进的米格歼击机的打击。

卡特听了基佛给他传递的这一难得的信息，欣喜若狂。他从信息中按准了高层人士和中央情报局的脉搏，这就是一要飞得高，高得要使苏联的米格飞机望尘莫及；二要续航时间长，能飞越苏联和中国的任何地方；三要照相侦察设备好。

究竟要制造一种什么样的高空侦察机，美国空军的高级将领的认识也不一致。当基佛等人带着洛克希德公司的初步设计方案，来到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向李梅将军汇报征求意见，希望得到空军的支持和赞同时，却被当头泼了一盆冷水。

李梅对送方案的人说：“我要是想侦察，宁愿把照相机装在一架Ｂ－３６轰炸机上。”

显然，他对这种没有枪炮的飞机毫无兴趣。也说明这位将军只是一介武夫，他的思路仍然停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漩涡里，只重视战斗效果，而对冷战时期的斗争方式显然并不理解。

而按准了美国高层决策人物脉搏的洛克希德公司，对李梅将军的反对和厌恶，置之不理，坚信这个设计方案是对的。下定决心，“你不买，我也造”。

行业不同，立场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也不同。被李梅将军看得一钱不值的洛克希德公司的设计方案，却得到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认可。没过几个月，终于机会来了，洛克希德公司拿到了制造Ｕ－２飞机的合同。

Ｕ－２飞机的设计者，是洛克希德公司的王牌设计师，也是当时世界上最优秀、最富有创造性的飞机设计师之一的凯利？强森。他设计的这架Ｕ－２飞机，没有自卫武器，翅膀长出机身两倍，甚至连保护飞行员性命的座舱加压设备都省掉了，实际上是设计了一架身轻如燕，专用于高空侦察的飞机。形象一点儿讲，它就像是一架装上了喷气发动机的滑翔机。

Ｕ－２型飞机的确造型特殊，结构简单，而性能优越。它可以飞到２２０００米以上，远远超出当时世界上所有的歼击机的作战高度，其最大航程超过１１２００公里，能在目标国上空飞行达八九个小时，其侦察范围可覆盖整个苏联和中国大陆。

飞机上装有四种照相机，即：“Ｂ型”、“Ｄ－２型”、“Ｆ－２型”和一种小相机。

“Ｂ型”是高解像能力的全景照相机，其摇动的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