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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鸣镝--中国地空导弹部队作战实录 作者:陈辉亭-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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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指挥所近方参谋校对后,正是要射击的RB-57D飞机,随即通报:“目标正确!”

三个操纵手——距离操纵手张宝林,方位角操纵手刘树臣,高低角操纵手刘振东——随即用手控跟踪的方法,把目标紧紧跟住。上报参谋马永连立即报告群指挥所:二营制导雷达发现目标。

北京军区空军地空导弹群指挥所接到二营报告制导雷达发现目标后,立即命令二营:“敌机可能从南或东南方向入侵北京,我歼击机距二营阵地125公里处退出战斗,命令二营坚决消灭敌机!”

近方作战参谋陈辉亭立即将上级命令报告给营长。

RB-57D飞机距阵地100公里时,营长下令六发导弹接电准备。

营长从指挥车上又一次发出警报,命令发射阵地上的一切人员,立即进入掩蔽部防护,以防导弹发射时被烧伤。

RB-57D型飞机距阵地70公里,营长发出接通同步的命令。

随着营长的一声命令,引导技师徐培信立即接通同步按钮,六部发射架和架上的六发导弹,随即跟着制导雷达的天线转动起来,在太阳光的照射下闪闪发光,瞄准了在空中飞行的RB-57D飞机。

此时近方作战参谋和射击标图员测得敌机航路捷径①是6公里,完全符合射击条件。

RB-57D型飞机距阵地60公里时,营长下了歼灭敌机的最后决心:“三点法①,导弹三发,28公里消灭目标!”

此时,随着敌机距离的临近,显示器的信号也逐渐增强,操纵手又由手控跟踪转入自动跟踪,将敌机信号牢牢地锁定。

岳振华下达完最后的作战决心后,敌机也快要进入二营的火力范围了,他集中精力盯着引导显示器上敌机的信号,只要它一靠上这个“门槛”,他就下达发射命令。

引导技师也已把按发射按钮的大拇指,放在了第一波道发射按钮的旁边,等待营长的发射命令。

然而万万没有想到,就在这个关键的当口,上报参谋马永连报告:“上级叫等一等。”

近方参谋陈辉亭一听就急了,敌机马上就要飞到发射距离了,怎么突然叫等一等。但这是命令,不能不传达。他一边赶紧用话筒向营长报告:上级叫等一等。一边叫马参谋赶紧请示为什么叫等一等。

营长岳振华听到陈参谋的报告也愣了神,怀疑自己的耳朵听错了,立即问陈参谋:“你说什么?再说一遍。”

陈参谋又重复了一遍。

岳振华说:“请示上级,为什么要等一等。”

陈参谋说:“已经请示,还未答复。”

说话之间,敌机就要进入火力范围了,显示器上的遭遇线也靠近了28公里处。

岳振华心里牢骚起来:这是什么命令?哪有这么下命令的?这命令叫人怎么执行?叫我等一等,空中的敌机能停下来叫我等一等吗?!怎么办?打还是不打?不打,敌机已进入火力范围,瞬间就要失去战机。打吧,又半路杀出来这么个命令来,要等弄清楚为什么要等一等再打,已经来不及了,打与不打只有靠自己下决心了。

他想,战前上级的作战意图是非常清楚的,只要敌机入窜北京,有发射条件就坚决消灭。今天在敌机入窜北京的航路上,我歼击机一路拦截,也开了炮,只不过高度差大,没有打上,可见上级歼敌的决心是明确的。敌机距我125公里时,上级已命令歼击机退出战斗,给我二营腾出了作战空域,也已经给我二营下达了坚决消灭敌机的命令,怎么会要发射导弹了,叫我“等一等”?

他对这个“等一等”的命令,产生了怀疑,怀疑这命令不像是出自上级指挥员之口,怀疑是传递命令的中间环节出了阴差阳错的毛病。

正在他思考之际,引导技师徐培信报告:“发射距离到。”

他想再不能犹豫了,打是符合上级总意图的,不打是要犯错误的,千钧一发在此时,便下达了口令:“发射!”

战后查明,果然是传递命令的中间环节上出了问题,上报参谋马永连在上报营长的最后决心时,群指挥所的对二营的方向参谋也正在听本级指挥员的指示,按照先上后下的原则,他就叫二营的上报参谋等一等,意思是等一等再上报,而不是等一等再打。而上报参谋马永连则误认为叫等一等再打。幸好指挥员头脑清醒,对上级的作战意图吃得透彻,决心果断,才没有被这人为的干扰而贻误了战机,把撞到枪口上的鸭子给放跑了。

引导技师徐培信接到营长的发射命令后,迅即按一、二、三波道的顺序,按下发射按钮。

收发车天线技师刘汉新,听到营长发射的口令后,与本车的技师、操纵手一起紧紧按住两个发射机的高压按钮,以防止因导弹发射时的震动使高压跳掉。

在发射阵地上,三发导弹以间隔6秒的时间依次起飞,发出三声巨雷般的响声,喷着火舌,昂首蹿入天空,乘着制导雷达的波束,直扑RB-57D飞机而去。

发射手们,跃出掩蔽部,手搭凉棚,翘首望着导弹飞行的轨迹,期盼着胜利的消息。

在显示车上,岳振华看着三个导弹信号,迅速向RB-57D飞机的信号靠近,并依次在飞机信号处起爆,像天女散花一样,闪出一团团回波,敌机的高度迅速下降坠落。他立即指示营指挥所上报战果:“二营消耗导弹三发,击落美制蒋匪帮RB-57D型高空侦察机一架!”

天空中,导弹的轨迹消失了,在导弹轨迹的尽头,闪出三朵白色的云团,随后传来三声爆音。战士们看到了敌机的残骸在坠落。

全营指战员看到敌机被击落了,阵地上顿时像开了锅一样沸腾起来。战士们流着胜利的激动泪花,兴高采烈地跳跃着,欢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大家互相祝贺,互相拥抱,军帽顿时飞上了天空。

美、苏、英、法等国,早在50年代初期就开始研制生产防空导弹并装备了部队,但他们谁都没有在实战中使用过。今天,中国空军使用地空导弹一举击落了美制蒋帮的RB-57D飞机,就开创了世界防空史上地空导弹用于战斗击落敌机的先河,揭开了防空作战崭新的一页,创下了一个“世界之最”。

不过,为了保密,为了军事斗争的长远利益,新华社只发了四十五个字的一条消息:

“新华社9日讯 美制蒋空军RB-57D型高空侦察机一架,于7日上午窜扰我华北地区上空,被我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部队击落。”

以后再只字未提这件事。所以在国际上除了提供武器的苏联外,谁也没有搞清楚,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部队究竟是用什么武器打下来的。

当时,美蒋的技术也比较落后,对放出来到大陆侦察的飞机,他们也不能掌握其在大陆的飞行状态。RB-57D飞机早已被我击落了,而驻台湾的美军顾问和国民党空军驻桃园机场的第六大队,还在按计划做着迎接返回的准备。

返航的时间早已过了,而飞机迟迟还没有飞回来,他们才知道出了事。出在什么时间?出在什么地点?是失事?还是被击落?飞行员是死了?还是活着?也一概不知道。只知道在华北上空被击落,还是中共的新华社传出的消息。

RB-57D型高空侦察机,从1958年的10月交给国民党空军,开始对我大陆纵深进行侦察,到1959年的10月7日被击落,正好是一年的时间。驻台湾的美军顾问和国民党空军当局,万万没有想到会以此种形式来纪念他们入窜大陆一周年的活动。

战后,《空军报》以《祝贺十月七日击落敌高空大速度侦察机的重大胜利》为标题发表了社论。这份在空军内部发行的报纸在庆贺胜利的氛围中提到了这个神秘的“另一支部队”,但也只是到此为止了。




9 捉“飞贼”,原来只有一个飞行员


RB-57D型高空侦察机是一种由轰炸机改装的新型飞机。当时我们对这种飞机的改装情况还了解得很少,甚至连机上有几个人都没有搞清楚。战前下发的不少研究资料都认为:它至少有两至三个人。有的认为有两名驾驶员和一名电子侦察员;有的认为有驾驶员、领航员和空中机械师。今天终于将它击落了,所以,搜集飞机残骸和捕捉飞行人员的心情可以想象。

那时,窜犯大陆领空的国民党空军飞行员有一个十分不雅却又形象的蔑称:飞贼。一个“贼”字把其偷偷摸摸的特点概括得活灵活现,而“捉飞贼”则是每次空战后的一场万众期待的活剧。

二营在战前,就已经组成了搜捕飞行员和捡飞机和导弹残骸的小组,由技术保障连副连长刘洪涛负责。部队进入“一等”后,搜捕飞行员和捡残骸的小组也进入指定位置待命。战斗一结束,营长走下指挥车就给小组交代了飞机落地的方位、距离,在地图上划出重点搜索地区。小组立即乘车奔向敌机可能坠落的地区。

由于飞机是坠落在京、津、冀的大平原上,又正处于繁忙的秋收秋播季节,在田野上劳动的人特别多,加上天气晴朗,万里无云,能见度高,现场目睹的人也多,在老乡的指点下,小组很快地就找到了大块残骸坠落现场。

RB-57D的两个发动机坠落于通县东南毛庄附近。机头插在地下,尾翼翘得很高,尾翼上的“352”的号码清晰可见。

最先到达飞机残骸现场的宝坻县安平管理区治保委员刘金奎说:“我到现场最早,只见一飞行员抱着一个包裹(实际是伞包)掉下来,吐了一口血就死了。” 

经过测量,飞行员的尸体距机身约300米,距座椅400米,而座椅距离机身700米,降落伞却飘在了武清县的陈庄附近,距飞行员的尸体有12公里之遥。机上其他零星机件,散落在武清县西北部至宝坻县西南部的安平镇一带。

现场勘察结果令人迷惑不解:降落伞落地的地方有伞无人,伞绳似是被人用刀割断的。飞行员坠落的现场只有伞包而无伞衣,伞包的伞绳也像是被人用刀割断的。

战前掌握的资料是飞机上最少应有两至三个人,而现场找来找去,只找到了一具尸体。

于是搜捕小组怀疑另两名机上人员可能是跳伞后逃跑了。看来依靠小组的十几个人搜捕已经无能为力,为不使机上人员逃跑得更远,他们急忙回来报告。

一听说机上人员逃跑了,保卫干事任永清立即打电话报告上级这个情况,一直报到了公安部。

公安部依据总政保卫部的请求,迅速做出反应,立即指示北京、天津市公安局和河北省公安厅,在公安部的统一组织指挥下,展开搜捕飞行员和搜集敌机及我导弹残骸行动。两个摩托连,三百多名武装警察闻警出动,还发动民兵和群众两万三千多人,严密检查各港口码头、火车、汽车站、交通要道和京津公路。将残骸坠落现场的东西90公里、南北50公里的范围内的高粱、玉米等庄稼地像篦头发似的篦了一遍,对泥沼地、水塘、水库做了细致的搜索和打捞,还对存放有器材的地方进行检查。经过两个昼夜普遍、严密的搜查和八天小规模有重点、有针对性的细致搜捕、搜集,截止到10月16日,飞机和导弹的残骸已收齐全,惟独没有搜捕到逃逸的机上人员。

民众对搜捕、搜集工作支持热烈。在战斗当天,国家自行车运动员正在京、津公路上组织竞赛,听说部队在搜捕刚打下来的飞机的机上人员,便主动停了下来,给搜捕工作让路。许多群众自发地加入到搜捕的行列。

经过多方面的调查确认:该型飞机上只有一名驾驶员。其理由是:

空中现场的目击者反映:只看到一个伞,没有见到第二、第三个伞。

同时,两个昼夜的严密搜查结果也表明,没有发现任何线索和任何敌人逃逸的痕迹。

从飞机的装置上看,驾驶室只有0.75米的宽度,只能容一个人乘坐,也只发现一个座椅,一套氧气导管,一个弹射装置。后舱没有密封,也没有氧气导管,没有弹射装置,所以后舱不可能有人。

对降落伞的鉴定发现,24根伞绳,有22根是从靠近伞包的地方割断的,其中有6根是半割断,半拉断的;有2根是从伞衣上脱落下来,伞绳断头处,两者均可对上口。死者的伞衣上的使用顺序号都是57-12807。

最后结论是:伞绳估计是被机翼割断的。敌机在19500米被击中下落,跳伞指示器显示,飞行员在4600米的空中跳伞。当伞张开的时候,飞机向下坠毁落地的速度很快,机翼已被击断,伞绳接触到断裂的机翼,而将伞绳割断。因为伞衣轻,飘出12公里完全可能。而且当地群众和四个战士证实只见到伞衣落下,而未有见到人。终于揭开了RB-57D飞机只有一名飞行员的秘密。

当时还有一个悬念,就是根据朝鲜战争的经验,飞行员的身上有一支手枪。为查找这支手枪的下落,又展开一番调查。

最早到达飞行员尸体坠落现场的军人是探照灯四二二团警卫排下士班长刘建义和战士谭照祥。敌机还未坠地时,他们就和安平公路管理站的站长白福志、工人谷绪生四人一同向可能要坠落的现场跑去。到了现场后,当时只见一个飞行员陷在水坑中,周围有四五个老百姓,当觅子店诊疗所李善高大夫对飞行员进行检查时,发现手腕上有一只断了链的手表。探照灯四二二团队列股长梁洪葛带了一个排去警卫现场,两个战士把飞行员的手表交给了梁股长。

梁洪葛很注意枪支问题,看到飞行员身上没有带手枪,就组织大家在飞行员的尸体周围寻找,也没有找到,他还组织人到飞行员坠落的水坑里去摸,摸了20多分钟也没摸着。但说法不一,有的人听说有一支手枪和冲锋枪,被驻安平镇的雷达部队拿走了;还有的听说,叫一个从直升机上下来的大尉拿走了。为此,又调查了雷达部队和找那个大尉。

驻安平的雷达部队是五十一号雷达站,经召集党员和团支委开会,确认该站去现场的只有两人,一个是技师高化然,另一个是无线电员陈万友,这两位同志说:“去现场时,见有四五十个群众和探照灯四二二团的两个战士。在现场看光景。并未见到有手枪。”

后又找到乘直升机到现场的北京军区空军指挥所的大尉副所长范振和与其同乘人员了解,范振讲:他们坐的直升机去过现场,但飞机未在飞行员的尸体处降落,也未看到手枪。在场的群众也证实直升机没有在飞行员的尸体处降落过。

最后又调查了最早去现场的宝坻县安平管理区的治保委员刘金奎,他承认他去现场最早,但没有发现手枪。

第二天上午从收集到的一个帆布袋里找出一支卡宾枪,并在现场做了展示。从以后多次击落的U-2飞机中,也证实了飞行员都不带手枪。

苏联对这架飞机的残骸很重视。战斗结束当天,苏联政府提出派人到北京查看飞机残骸。经中国政府同意后,他们于第二天派专机赶来北京现场。这些苏联人一看到RB-57D飞机的残骸,如获至宝,什么都想看,也什么都想要。那时中苏关系尚好,地空导弹是从人家那里买来的,人家又派人教会了我们使用,说起来,是学生和老师的关系。看着人家拿走,很心痛;不叫人家拿走,又不好说出口。记得他们把飞行帽、供氧设备、甚至飞机机翼的蜂窝结构的板块都拿走了。看完残骸现场后,苏联人又来到二营,看望了二营官兵,参观了兵器。苏方还提出要与中国一起组成研究组对飞机残骸展开研究工作。

这次对空战斗的胜利,轰动了京、津、冀地区。金秋十月,机关、学校、军队支援农民秋收秋播,在田间劳动的人特别多。天空非常晴朗,一点儿云丝都没有,视线辽阔。发射导弹的三声巨雷般的响声,震惊了在田间劳动的人们,他们立刻扔下手中的农活,手搭凉棚地四处张望,寻找巨响的声源。因此,不少人都亲眼目睹了他们从没见过的导弹飞行的壮观场面。

人们一传十,十传百,越传越离奇,有各种各样的见闻:

“大晴天儿,一点儿云彩没有,突然打了三个巨雷,这雷声拖的时间很长,最后慢慢消失,也没有看见是什么东西。”

“我抬头一看,三个像手电筒一样的东西,排着队地蹿上天空,一会儿‘嘭!嘭!嘭!’三响,天空中冒出三朵白色的云花,一个大怪物就掉下来了。”

“通县机场的飞机,从来没有这么快过,今儿也不知怎么了。三个小飞机。飞机小,声音大,一会儿就蹿到天空看不见了,飞得真够快的,可再也没看到它们回来!”

“蒋介石侵犯北京的一架飞机,被我空军打掉了,落在了河西务和安平镇一带,不少坐小轿车的大干部都去看。”

……

越传越引起人们的好奇心,一时间,在京、津公路上,观看的人们络绎不绝。有单位集体组织坐着汽车来的,有公社社员开着拖拉机来的,有骑自行车的,也有用小毛驴拉着架子车来的,还有步行来的,那场面就像是春节赶庙会一样热闹。把个飞机残骸现场围了个水泄不通,部队不得不派人维持现场秩序。

围观的群众,有的举起手来,带领着群众高喊着“解放军万岁!”“向解放军学习!”“向解放军致敬!”

有的群众高喊着“打倒蒋介石!”“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

还有的走到看守残骸现场的战士面前,问战士这飞机究竟是用什么打下来的?战士们看着人民群众那一张张纯朴、充满了对解放军的信任和热爱的笑脸,真想告诉他们:这是用最现代化的地空导弹打下来的。可是纪律又不允许他们说实话,只好编个说法搪塞过去。




10 刘亚楼说:“用敌人来动员比我们还有说服力!”


当RB-57D飞机越过济南,继续朝着北京方向入窜后,空军刘亚楼司令员和成钧副司令员就进入了指挥所。看到RB-57D飞机从济南飞到沧县的这一段上,我歼击机一批接一批地跟踪攻击均未奏效,他们便命令北京军区空军的歼击机退出战斗,把战斗任务交给地空导弹部队来完成。

从RB-57D飞机由济南到沧县的这段航线分析判断,RB-57D很有可能是从北京的正南方向,通过一营的火力范围入窜北京。

在刘亚楼和成钧的脑海里,保卫北京的五个营中,一营的战斗力是最强的。因为一营的干部战士是从全空军中挑选的,人员素质高;是第一期接装训练的部队,又是苏联人亲手教的。这个营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连打了两次靶,发射了五发导弹,四发命中了目标。五个营相比,当然一营打下来的把握比其他营要大。今天的RB-57D飞机极有可能就从这个营的火力范围通过。他俩人寄希望于一营,显得信心十足,两眼紧紧盯着一营的阵地,等待着一营的胜利消息。

RB-57D飞机飞过了沧县之后,飞行航向逐渐改变,尤其飞到了天津之后,距离二营100公里的时候,其航向明显改变为从北京的东南方向,可能通过二营的火力范围向北京入窜。

刘、成俩人的目光又从一营的阵地,转移到了张家湾机场的二营阵地上。

知彼知己,是指挥员指挥打仗的第一要素。此时的刘亚楼,还从未到过二营,对二营的情况了解得并不多,二营究竟能不能把RB-57D飞机打下来,他心中还无数。

刘亚楼问成钧:“二营接装训练搞得怎么样?”

成钧说:“二营的接装训练搞得也不错,全营考试成绩优良,实弹打靶虽然导弹飞偏了,没有打下靶机来,但那是因为苏联生产的天线收发车把方位角天线的扫描马达的两个线头接错了位置,不是他们的战斗准备、射击指挥和战斗操作的问题。营长岳振华是个老高炮,当过营长、团参谋长、团长,在朝鲜战场上带兵打过仗,也击落过敌机,在作战指挥上还比较沉着灵活。”

其实,成钧理解刘亚楼的意思,是问他二营有没有把握把敌机打下来。可这毕竟是世界上首次使用地空导弹作战,谁也没有实战经验可借鉴,结果如何谁也不敢事先把话说得太死,所以成钧没有从正面肯定地回答刘亚楼的问题。

标图桌上RB-57D飞机的航迹,一点一点地从北京的东南方向向北京延伸来,就要飞到二营的火力范围了,刘亚楼和成钧俩人的拳头也攥得紧紧的,等待着北京军区空军指挥所传来二营的战斗报告。

此时,空军指挥所里的参谋人员,也都看出了两位首长的心情,大家注视着司令员的眼神,指挥所里鸦雀无声,死一般的寂静,连标图桌上的双铃马蹄表针“滴滴答答”的响声,都听得十分清楚。

突然,空军指挥所对北京军区空军指挥所的方向参谋报告:“二营发射导弹三发,首战告捷!击落RB-57D飞机一架,敌机残骸坠落在河北省的安平镇和河西务一带。”

刘亚楼和成钧一听二营把RB-57D飞机给打下来了,高兴极了,立即命令北空叫二营去抓获飞行员和寻找飞机残骸,并向其报告结果,在接到二营已经找到飞机残骸的报告后,刘亚楼立即驱车向现场赶去。

营长岳振华听说刘司令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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