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时空－中华帝国-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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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呢？湖南农民有一句话，他们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总起来，是不是可以这样讲：从全国范围来讲，有些地方，天灾是主要原因，但这恐怕不是大多数；在大多数地方，我们工作
中间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刘少奇选集》下卷第337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他用农民的说法，肯定了“三分天灾、七分
人祸”的判断。
但是，又过了一年多的夏秋之交，中央北戴河会议和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严厉批评了所谓把形势说成一团漆黑的“黑暗风
”之后，“人祸”的原因被绝口不提。以后，“三年经济困难”的原因被完全说成是“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直到1978年以前，“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说法索性取代了“三年经济困难时期”。
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拨乱反正，1981年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主要由于‘大跃进’和
‘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发生严重困难，
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这与刘少奇当年代表中央所作的判断，是基本相同的，以后的党史、国史著作在总结其原因时，大都是
从这三点表述的。
但其后一个时期，在具体历史叙述中，一些著作里也出现了片面的问题。
笔者查阅了1989年至1999年国内外出版的十几部有关中**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体裁著作，多数详尽地分析了“大跃进”决策的
错误（这是完全有必要的），而对自然灾害只用“加上发生了自然灾害”一句带过；有的专门研究“文革”前十年历史的著作对此原
因只字不提；还有的专门记录二十世纪灾祸的志书，小至工厂火灾都有记载，独不见一字提到“三年自然灾害”（李原、黄资慧：《
21世纪灾祸志》，福建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仅有的一部以记述“三年自然灾害”为名的著作对自然灾害只用了1％的篇幅，其余都
是讲“人祸”（楚汉：《中国1959…1961：三年自然灾害长篇纪实》，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一些学者甚至否认当时有自然灾害。有人认为出现经济严重困难局面，“恶劣的天气并不是1959年所发生的事件的原因，计划错
误才是重要原因。”（尼古拉斯。R。拉迪：《中国现代经济发展中的农业》，1983，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年美国三一
学院教授文贯一在北京大学的演讲针对“目前已提出的一些假设”如“气候原因导致自然灾害”指出：“以统计数据看1958年气候很
好，1959年正常，因此气候无法解释58年就开始的饥荒。”（《中国经济时报》1998年2月27日报道：《三年大饥荒源于大食堂》）
龚启圣在《近年来之1958…61年中国大饥荒起因研究的综述》一文中将近年来西方学者（包括旅美中国学者）的结论归纳为三种
：1、“过量的粮食统购”，2、“公社化、退出权和生产滑坡”，3、“公共食堂与非理性消费行为”。但没有一个人提到自然灾害
的因素（《二十一世纪》1998年8月号）。
还有人甚至认为：“不论与其他任何灾年或是常年比较，1959…1961年三年灾难时期全国的气候都可以说是天公作美，甚或‘历
史上的最好时期’。”（金辉：《风调雨顺的三年…1959～1961年气象水文考》，《方法》杂志1998年3期）。
这样，四十年过去后，就存在一个问题：究竟有没有“三年自然灾害”？其对“三年经济困难”的出现具有多大程度的影响？
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笔者认为：大致有以下三种：
1、过去的历史研究存在着研究社会史较多、研究自然史较少，研究生产关系较多、研究生产力较少的缺点。偶有涉及，也没有
全面把握。如某一本几十万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对“三年自然灾害”不着一字，却用较多篇幅介绍了其他洪涝灾害程度较小
时期的抗灾斗争。
2、当时的报刊出于宣传“大跃进”需要，对灾害本身报道较少。以后这方面公布的历史资料也不多见。至1995年国家统计局、
民政部编《1949…1995中国灾情报告》（中国统计出版社1995年版。以下简称《灾情报告》）出版以前，还没有一部专门系统记述中
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发生的自然灾害的著作。
3、个别著作存在史实上的误解和观点上的偏见。
2000年是国际减灾十年活动的最后一年，90年代相继发生的洪灾、沙暴、旱灾、蝗灾，再次引起了人们对灾害历史教训的注意。
本文拟以我国农业粮食生产为主要视角，考察“三年自然灾害”的严重危害及当时推行超越现阶段的生产关系（包括各种错误决策）
对农业造成的损失，用计量方法找出两者可供比较的数据，说明其影响程度及相互作用关系（由于工业损失受自然灾害影响较小，其
成因还包括苏联政府背信弃义等复杂因素，暂不考虑）。
一、天灾的因素
中国经常发生的自然灾害主要是气象（包括旱灾、雨涝等）、洪水、地震等，1958年以前，自然灾害的程度基本为中等或以下。
其中1954年的洪水灾害较大，从受灾面积看，仍“属中等水平”（《灾情报告》第374页）。
1959年全国出现了“受灾范围之大，在五十年代是前所未有的”严重自然灾害，受灾面积达4463万公顷，成灾（收成减产30％以
上为成灾）面积1373万公顷（《灾情报告》第378页）。其中成灾占受灾面积比例30。8％，与历年比并不高，但集中在主要产粮区河南
、山东、四川、安徽、湖北、湖南、黑龙江等省区的旱灾，占全国成灾面积的82。9％，而且各种灾害交替出现，对粮食生长影响十分
严重，本年1…4月，河北、黑龙江出现严重春旱，影响300万公顷农作物，黑龙江受旱达4…5寸深，为历史罕见。4…5月的霜冻造成华北
、黑龙江50多万公顷农田受灾。与此相反，从2…6月，南方三次出现洪涝灾害，珠江、长江、淮河流域洪水泛滥，造成200多万公顷农
田被淹。3…6月，东部沿海和华北地区又发生风雹灾害。进入夏季，旱灾、洪涝情况开始对移。
6…8月出现江淮流域为主的大旱灾，到7月下旬受灾面积已达821。2万公顷，持续到8月上旬扩大到黄河以北和西南内陆，受灾面积
达2276万公顷。7月下旬，河北、北京、黑龙江地区突降暴雨，山洪骤发，200多万公顷农田被淹。
7…9月，东南沿海遭到5次台风侵袭，最高达12级，使120万公顷农田受灾。
本年灾害从受灾面积看已是建国以来前所未有，更重要的是灾害种类繁多，在部分地区轮番发生。除旱灾、霜冻、洪涝、风雹外
，还出现了建国以来不多见的蝗灾、粘虫灾、鼠灾。
本年全年成灾人口为8043万，超过1949…1958年平均数80％以上，其中山东、湖北、四川各占1000万。本年春荒人口达9770万人（
主要指缺粮人口，包括外流逃荒、营养病、破产度荒、卖送儿女、非正常死亡人口），相当于1949…1958年各年平均值的2。87倍。
1960年，继1959年大灾害后，全国大陆除西藏外又发生了建国后最严重的，也是近百年少有的特大灾害，受灾面积达6546万公顷
，成灾面积2498万公顷，受灾面积居建国五十年来首位（《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第35页，国家统计局综合司编，中国统计出
版社1999年版。以下简称《五十年汇编》）。主要灾害是北方为主的持续特大旱灾和东部沿海省区的严重台风洪水灾害。
1…9月，从去年秋天开始就缺少雨水的山东、河南、河北、山西、内蒙古、甘肃、陕西等华北、西北地区持续大旱，有些地区甚
至300…400天未下雨，受灾面积达2319。1万公顷，成灾1420万公顷。其中山东、河南、河北三个主要粮区合计受灾1598。6万公顷，成
灾808。5万公顷，分别达整个旱灾地区的68。9％和56。9％。山东、河南境内的黄河等河流都长期断流，济南地区的800万人生活用水告急
。进入夏秋，旱灾扩展到江苏、湖北、湖南、广东、四川、云南等南方地区。整个大陆省区除西藏外旱灾面积达3812。46万公顷，是
建国五十年来最高记录。
6…10月，东部地区发生严重的台风和洪水灾害。5个月里台风登陆11次，高于以往平均数近两倍。台风过境时间高达10…20小时，
高于往年平均数三倍以上（《灾情报告》第379页）。台风造成暴雨频繁、洪水泛滥，广东、福建、浙江、安徽、河南、江苏、山东
、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11省受灾993。3万公顷，直接死亡5000余人。山东部分地区30多天里降暴雨19次，平地积水3…4米。东北
辽河、太子河泛滥，流量为有史以来最大，淹没辽宁、吉林等地143。7万公顷，“鞍山、本溪等地区农田、村庄受到毁灭性打击”（
《灾情报告》第378、379页）。
本年3…5、9月，东部和西北部发生严重霜冻灾害，波及11省区，受灾面积138。1万公顷。3…9月，还发生了由南向北推进、波及21
省区的风雹灾害，受灾面积达392。26万公顷。
本年大灾害不仅面积超过以往，而且是在1959年灾害基础上连续发生，危害极大，成灾人口达9230万人，春荒人口高达12980万
，相当于1949…1958年各年平均值的3。8倍。另一个特点是旱、洪灾同时发生，反差极大，一个省内，部分地区暴雨洪水泛滥，另部分
地区持续干旱，给救灾带来复杂困难。
1961年，全国连续第三年发生特大自然灾害，受灾面积6175万公顷，仅次于上年，为建国五十年来第二位。而成灾面积达2883万
公顷，为1994年以前最高（《五十年汇编》第35页），其中四分之一绝收（减产80％以上为绝收）。成灾人口16300万，也超过了上年
。本年春荒人口高达21800万，相当于1949…1958年各年平均值的6。4倍，占全国人口三分之一以上。
从去年冬季持续到本年3月下旬，黄河、淮河流域1300万公顷农田遭受大旱，4…6月，旱情扩大到长江流域广大地区，年内全国旱
区受灾面积达3784。6万公顷，成灾面积1865。4万公顷。其中河北、山东、河南三个主要产粮区小麦比去年最低水平又减产50％，湖北
有67万公顷未能播种，河南有73万公顷基本失收。4…5月，淮河流域遭受霜冻、大风灾害，淮北有375万公顷农田受灾。倒塌损坏房屋
504万间。4…6月，江南珠江、湘江、赣江、闽江流域两次普降暴雨，洪水决口，泛滥成灾，水淹10个县市城……7…8月，海河、黄河
平原连降暴雨，发生严重水涝灾害，其中河北、山东部分地区灾情是百年未遇的，受灾面积达160万公顷，占播种面积54％，近100万
公顷无收成。
到9月，灾区有60万公顷仍积水未退，聊城、沧州有3500个村庄被水包围，280万人断粮，沧州专区死亡人数占总人口4。9％。7月下
旬至8月，东北局部地区遭受暴风雨侵袭，山洪暴发，冲入伊春市，交通、电讯中断，工厂停产。松花江流域7万公顷绝收。
8…10月，东南地区的广东、福建、浙江、江西、江苏、安徽遭受台风袭击11次，其中12级以上占9次，是建国五十年里最多的（
《灾情报告》第82页）。淹没180万公顷农田，造成损坏渔船、倒塌房屋、冲毁海堤、死亡人数的损失都超过往年。“三年自然灾害
”在建国五十年以来自然灾害史中的地位，可以从下表中看出：1958年全国受灾面积65571万亩，1959年98812万亩，1960年全国受灾
面积92623万亩，1978年全国受灾面积72660万亩（原表有五十年数据，略去）。这三年受灾面积确实大大高于建国五十年来的任何一
个时期。
说明：据《灾情报告》制成。1966…1977年统计数字因“文革”动乱不完整舍去，这11年除1972年自然灾害较大外，其余为中等
程度以下。
“三年自然灾害”带来的最大损失，莫过于使粮食大幅度减产，造成农村严重缺粮。全国粮食因灾减产情况，据统计，“由于一
些地区连续三年受旱，三年全国共减产粮食611。5亿公斤”，“其中1959年受灾最严重，约损失粮食378亿公斤，其中以旱灾为主造成
的损失约为260亿公斤”（《灾情报告》第67、6页）。
专家通常认为，旱灾损失占总灾害损失之比一般为50…60％（王劲峰主编：《中国自然灾害影响评估方法研究》，中国科技出版社
1993年版），按照1959年旱灾占全部灾害损失比例68。8％计算，我们可以估算出，三年中因自然灾害减产的粮食数量（A　）为611。5亿
公斤÷；68。8％＝888。8亿公斤。
这三年因旱灾粮食年均损失率（因旱灾粮食减产量占当年粮食总产量的比重）为611。5亿公斤÷；（1700＋1435＋1475）亿公斤＝
13。26％，大大高于全国1949…1969年因旱灾粮食损失年平均率1。6——3。3％的范围。按照另一种全国不完全统计的因旱灾粮食损失量计
算，这三年年均损失平均117。7亿公斤。
相当1949…1959年平均33。97亿公斤的3。46倍（中国国际减灾十年委员会办公室编：《灾害管理文库》第一卷《当代中国的自然灾
害》第705、576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年版）。
事实上，因为各地受灾程度不同，粮食的减产情况也不同，灾害集中和持续的地区，缺粮情况比一般地区严重得多。如湖北省工
作组1962年9月3日给周恩来的报告中说，谷城、光化、襄阳三县被调查的13个遭受旱灾的大队，特别严重的，群众根本分不到口粮；
严重的，每人每月平均4…6斤；一般的，每月10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第17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而且，各
年缺粮程度和缺粮人口也不是平均的，如1960年粮食减产最多，这年形成的缺粮人口也比上年增加68％，高达21800万。集中地区、集
中年份的灾害打击，使其力度比数字所能反映出的更为严重。“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粮食大幅度减产，无疑是非正常死亡人口大大
增加的重要原因。
因此，1959…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确实是建国五十年来范围最大、程度最深、持续时间最长的最大自然灾害，确实是造成
三年经济困难的一个直接因素。正如周恩来1960年10月29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说：“这样大的灾荒那是我们开国十一年所未
有的，拿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来说，二十世纪记事起，也没有听说过。”（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第155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年版）在五十年代末期十分低下的生产力状况下，人类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十分有限，综合国力较弱，遇到持续三年的如此特大严重
自然灾害，出现经济困难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农村极度缺粮的困难，也不能简单地归结为自然灾害使粮食减产。
以1957年全国粮食产量为标准，1959、1960、1961年下降的比例为12。9％、26。5％、24。4％，自然灾害的粮食减产，只占其中一部
分。其余的，应该说是决策错误所致。
二、决策错误的因素
要从数字上准确地计算出“三年经济困难”在多大程度上应由“大跃进”决策错误负责任，多大程度上由自然灾害负责任，是很
困难的。为了说明这一点，可以采用取参照点进行比较的办法。也就是说，比较存在相似灾害的不同历史时期，有那些原因，致使损
失大不相同。
从上一曲线图中，我们可以看到，比较合适的年份是1978年，理由是，两个时期在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上都有比较相似的地方。
一、两个时期的主要灾害、灾情程度相似。1978年由春至秋的特大旱灾，不仅范围大、程度重，超过了“三年自然灾害”时期，
是建国以来最大的，而且是历史上罕见的。最严重的安徽、湖北、江西、河南等地，是50至300年不遇的大旱。旱情从春季持续到11
月初，大部分地区连旱达150…200多天。
长江中下游流量减少30％以上，淮河流量减少80％，是有记录以来最少的。大多数大中型水库蓄水降到死水位以下，大部分塘堰和
小水库干涸。黄河、淮河、海河大部分地区和长江中下游部分地区，受旱总面积达4000万公顷，成灾1730万公顷。安徽、河南、江西
、湖北、江苏、湖南、四川、山西、内蒙古等省区受旱面积均占播种面积60％以上。加上其它地区霜冻、风雹、台风灾害，本年全国
受灾面积达5079万公顷，成灾面积2180万公顷，均低于1960、1961年，高于1959年。
二、两个时期的经济决策相似，都出现了盲目的“跃进”运动。1978年2月26日，华国锋在第五届全国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
一个“新的跃进”规划，要求分三个阶段打几个大战役，农业每年以4…5％、工业每年以10％以上的速度大步前进，到本世纪末实现四
个现代化，使我国的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和各项经济技术指标分别接近、赶上和超过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和世界先进水平。工业方面
要建成120个大项目，农业方面要求到1980年全国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粮食生产要达到4000亿公斤。在当时情况下，这个规划是
冒进的。
三、两个时期都处于灾害的群发性时间段。据专家研究划分，我国1479…1691年和1891年…现在为干旱期，后段中，1920…1931年
，1959…1963年，1972…1978年为三个灾害严重的群发时期（《灾情报告》第5页）。
四、两个时期的农村经济、政治体制相似，都属于农村人民公社体制的生产方式。就全国来说，1978年执行的仍然是改革开放以
前的路线。
然而，尽管两个时期的主客观因素十分相似，经济状况却出现了较大的不同。全国粮食产量：1959、1960、1961年分别比1958年
下降11％、28。3％、26。25％。1978年则比1977年增长7。8％（1977年产量较低也是一个原因），达建国以来最高的3047。7亿公斤。全国农
业总产值：1959、1960、1961年分别比1958年下降14。5％、25％、25。9％。1978年则比1977年增长9。8％。此外，三年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
人口如前所述急剧增加，而1978年则没有出现值得注意的现象。
分析造成两种不同后果的不同因素，可以更好地说明“大跃进”决策错误的严重影响。
一、“大跃进”时期严重高估了粮食产量，采取了一系列错误决策。
五十年代，我国工业化进程处于初始化阶段，粮食等农产品出口是积累资金的重要来源。
1958年粮食获得丰收，但在浮夸风中却估计严重过高。1958年8月，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扩大会议估计并正式公布1958年粮食产量
将达到3000…3500亿公斤，比1957年增产60…90％。1958年底，有关部门根据各地区汇报，把预计产量又夸大为4250亿公斤（1958年12月
7日中央批转谭震林、廖鲁言报告《关于农业生产和农村人民公社的主要情况、问题和意见》）。
按照这个产量计算，全国平均每人粮食占有量为650公斤，早已超过需要（《当代中国的粮食工作》第105…109页，中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1988年版）。
1959年8月16日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公报虽然指出“过去发表的1958年的农业产品产量的统计偏高”，认为经过核实后的粮食的实
际收获量为2500亿公斤，但仍然严重高估。实际上，经过后来核实的1958年全国粮食产量远低于公布数字，只有2000亿公斤。根据严
重失实估计，当时得出了粮食已经多得吃不完的假象。1958年10月12日的《人民日报》算账说：一个人“放开肚皮吃饭”
一年能吃大约500斤上下。而仅尚未收获的薯类和晚稻产量，全国人民每人平均可有275公斤，也即全国人民放开肚皮吃一年也吃
不完。于是，出现了五项错误决策。
（一）大办吃饭不要钱的食堂。取消了粮食定量，实行敞口吃饭，宣传所谓“粮食供给食堂化，肚子再大也不怕”。有的公共食
堂半个月就吃掉了三个月的口粮。据国家统计局1960年1月的统计，全国农村已经办有公共食堂391。9万个，参加吃饭的有四亿人，占
人民公社总人数的72。6％，其中主要产粮区的河南、湖南、四川等7省市区达90％以上。
（二）大量增加城镇和职工人数。1958年6月，中央决定劳动力的招收、调配由省市区确定后即可执行，各地又将招工审批权层
层下放。职工1960年达到5969万人，比1957年增加2868万人，城镇人口1960年达到13000万人，比1957年增加3124万人（《当代中国
的劳动力管理》第1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全国农业劳动者人数由1957年的19310万人急剧下降到1958年的15492万人
，占工农劳动者的比例由93。2％下降到77。8％（《建国三十年全国农业统计资料》第5页）。
（三）投资和人力物力继续向工业方面倾注，排挤农业。1958年秋收未完，就将大批农村劳动力调出，参加没有计划的水利工程
，抽调农村劳动力3000多万人搞钢铁等其他事业。
1960年9月谭震林给中央报告说，主要产粮区的河北、山东、河南、山西四省的拖拉机和排灌机械有40％缺乏零件和燃料不能开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