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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时空－中华帝国-第5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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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光靠自己带来的知识、科技，中国是领先不了多久的。这个道理就象河流如果没有源头的话，要不了多久就会干涸了。
因此提高工商业的地位势在必行，但是拦路虎也是很明显的，那就是儒学，首先就要搞定它。
关于儒学，李志远可是费尽了心思，李志远一向觉得中国基本是被儒学所误，他认为“文革”做的唯一一件好事就是批斗孔老二。儒家讲究“仁义、礼”，说起来很玄，似乎很有道理，然后又配合上一大堆什么君子、孝梯之类的漂亮外衣，一般人非常容易上当受骗。儒学其实非常阴险，所谓的仁义的核心就是每个人象奴隶一样固守自己的地位，永远逆来顺受不能改变，。
记得以前课书有一篇《孟子－梁惠王－王何必曰利》，孟子在那一章中自我剖析了仁义的本质，只可惜那上面的话李志远一直没看懂，过了好几年无意中翻起来，才恍然大悟，原来所谓的仁义其实就是每个人都安分守已，也就是统治者可以永远统治别人，而被统治者永远不能反抗！主子永远是主子，奴才永远是奴才！这就是儒家的本质！
难怪得听到孟子的解释以后，梁惠王大喜，连忙把仁义奉为圭臬，觉得这玩意真好啊，可以让自己和子孙永远成为人上人！永远可以统治别人，永远不用担心反抗！就是这样的奴性思想毁灭了中国人抗争的精神，阉割了中国人的血性，使得中国人成为天下最温驯的顺民，从来不知反抗为何物！
虽然如此，李志远仍没打算跟儒学直接翻脸，一来儒学的势力非常大，读书人都以儒自居，如果禁儒，他们就会觉得朝庭要针对他们，由于读书人影响都比较大，那就会动摇国本。虽然在宋代，儒学并没有明清那样至高无上的地位，但不管怎么讲，支持的人还是比较多的。只要有变通的办法，就尽可能去尝试，在李志远心中内耗是要尽量避免的了。二来儒学是可以用来教化敌人的嘛，让那些异族接受教化还是很有必要的。儒学中有很多善良仁慈的宗教思想还是可以用来安抚老百姓的。
而且儒家的很多早期的思想还是比较朴素有一定价值的，比如孝敬父母，“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些思想还是可以宣扬的。
琢磨了很长时间以后，终于找到了一个变通办法，那就是降低儒生门槛，当所有人都是儒生以后，那些大儒还凭什么看不起商人、工匠呢，那些商人工匠一样也有儒生的文凭，大家都是平等的。这样一来，就不用费心去提高工商业者的地位招致儒生的不满。
为了能顺利施行这一方法，李志远想了一个简单办法对付儒生们，这就是复古，想当年欧洲资产阶级就是以文艺复兴开始的，连孔子都假托尧舜禹汤的名义，既然你们儒生们言必称祖宗、古法，俺也一样可以拿祖宗、古法来对付你们。
李志远下旨称：
第一，儒学的文章（这里指儒家经典如《左传》《毛诗》《论语》等聊聊几部），不允许任何人注释。李志远的理由非常简单：圣人的学说你们谁配解释，难道你们比圣人还强吗，你们既然不如圣人，那你们的思想自然也不如圣人，那么通过你们的思想得到的解释肯定不如圣人的真实思想，只是你们自己私心里的猜测而已，怎么能用来教学生！怎么能用来考试！绝对是假冒经典，污毁圣人之学。
当然儒生们自由地在私下讨论分析猜测圣人的思想是允许的，但不能用作为教学。也允许在平时引用圣贤的话，但该说法不能冠以圣贤之名，因为并不是圣贤为你的事而说的。也就确定了圣人的话在大多数场合不能作为论据。
第二，在这一大前提下，开设儒生资格考试，通过者均称为儒生。在考试中只考儒学经典，而且仅仅是默经（默写，或称墨义），贴经（填空，或称贴书），或说明出处等，不允许做任何解释分析论述。而且题量不大，成绩只分通过或不通过，没有优秀之分。这样一来那些大儒教授的时候也别指望把那些想法教给学生。更重要的是降低了学习的难度，估计任何人只要花个半年到一年时间基本上都可以通过考试获得儒生资格。
第三，只承认孔孟是圣人，只有聊聊几本书被作为儒家经典。其它的人只是学习者，把董仲舒、二程之流打成普通儒生，至于理学自然也是打倒在地。他们的思想只能称为个人意见，在任何场合都跟任何一个普通儒生的权威是一样的。
第四，既然经典成了教条，那么圣人之说就只能用在圣人的文章中，在其它任何场合只要情况略有不同就不能引用。比如，当我国需要向某国开战时，某些儒生肯定跳出来说什么刀兵不祥之类的，然后引用大堆的圣人之说来加强自己的理由。哈哈，这时，既然圣人之说不能被注释，那么马上就可以封了他的口，因为圣人说这话的时候是有前因后果的，难道圣人说过我中华帝国不能对某国宣战吗？既然没有说过，那你就是曲解圣人之说！这只是你个人的看法。
作者注：《孟子－梁惠王－王何必曰利》一章的故事确实是作者亲身经历的，以前对儒学是光知道名字，不明白它的本质，对什么“仁义”“三纲五常”等有如雾里观花，以为似乎也有些道理，总不明白毛泽东、鲁迅为什么要这么严厉地批判它。直到毕业后，某一天突然大彻大悟，才真正的看到了鲁迅先生所说的――掩盖在“仁义道德”后面的血淋淋的真相！
第二十二章 儒学2
最后，这也是李志远最重要的一条，绝对是釜底抽薪的招数。李志远虽然承认孔孟之言是经典，但否定儒家经典的绝对权威。看到这一条，儒生们都要跳起来了，李志远难倒不担心吗？当然不担心，因为他的理由太、太、那啥了，儒生们都哑口无言。理由是什么呢，那是因为孔孟自称师法周礼，李志远便以这一条动手。尧舜禹汤是不是圣贤？伊尹、管子、周公是不是圣贤？那他们有没有学过孔孟之言？（昏，当然没有了，孔孟出生时，他们尸骨都成灰了），既然孔孟的学说都是源于学习周礼，而周礼也只是效法尧舜禹汤。也就是说孔孟只是他们的徒孙。孔孟仅仅学习到一点点就称为圣人，那说明还有更多的东西是孔孟所不知道的。那么孔孟之言就当然不是绝对的权威了。
李志远大力推崇尧舜禹汤以及伊尹、管子、周公这几人，确立他们远高于儒家经典的地位。而且不断鼓动学子们去探索甚至于考古研究他们不为人知的知识，甚至公开提出这样的口号：想成为孔孟这样的圣人吗，请参加考古研究会吧！
为了造势，李志远下旨公开鼓励学生，只要不断的学习探索尧舜、管周等人，你们也能与孔孟比肩！既可以鼓舞学生们的上进心，还可以无声无息中贬低了孔孟的权威。而又让那些大儒们无话可说，还可以随便促进考古工作，真是一举数得。
除了这些从外而内的打击压制之外，李志远还分化儒学，要知道再坚固的堡垒也经不起内部的争斗。想想吧，那么复杂的一个学说，怎么可能会没有流派呢，更何况，孔子与孟子、荀子的演说相差不小，即便是孔子，他与周易、尚书、诗经等文章中的原意也有相悖之处，当代儒生中也一样有流派，如各种性善论性恶论等。李志远大力提倡争论，大力煽风点火，鼓动大家去挑刺，去打倒不喜欢的典型。
比如孔子在《论语》中有这样一段：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解释：子游问什么是孝。孔子说：“当今所谓的孝顺之人，都以能赡养父母为理由。可是养条狗、养匹马，同样也算是能养。如果不尊敬，养父母和养宠物有何区别呢？”
而在孟子的思想中，对于孝，却站在孔子的对立面上。他在为朋友匡章不孝的行为辨护时（孟子 离娄下），提出不孝只有五种情况，而匡章不属于其中，也就是匡章其实是孝子。而这五不孝里，有两条是祸及父母，有三条是不养父母，也就是说，只要养了父母那就算孝了。这里就与孔子的完全对立，不但如此甚至于跟孟子自己以前说的话不一样，在离娄上中，孟子声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可是现在却自打耳光。
再比如，信在孔子的思想中是推崇备至的，是一种最基本的规范，他认为不但是人要有信，就连国家也是无信而不立！但到了孟子嘴里，却公然声称（离娄下）：大人者，言不必信。信成了二流的配角，可以根据其它需要加以舍弃。
李志远这样做的目的很明确，一来分化儒家，让他们内部忙于辨论对错真伪，不要集中精力跟自己捣乱。二来，鼓励儒生们怀疑这些经典，不管是怀疑笔误、抄错，或者甚至是怀疑它被删改。不怕你们怀疑猜测，就怕你们死抱着经典不放，只要有了怀疑，这“经典”两字自然就打了折扣，李志远得意地想道。
这样做最终的好处除了李志远基本没人看得到，（也许有几个高瞻远瞩的人看到了，但却没人敢声张）。但眼前的直接好处却是很明显的，由于儒学的门槛降低到小学生的程度，默写背书这种事难度并不高，所有人几乎都可以自称儒生了。以至于后来儒生试成了小学生达标考试之一，每一个小学生在毕业前都能通过，都能获得儒生的资格，一辈子都可以儒生自居。
这样一来，满大街都是儒生，不要说商人，连杀猪的屠夫都有儒生资格，儒生太多了，因此在选拔人才时，考较“儒生们”的能力就不能再以儒学来看了，因为达标的人太多了，必须用其它实际用途的知识才能分出高下。
而那些儒学大师们虽然有意见但是看到儒生的绝对数量增多也可以满意了，再说他们也说不出什么意见出来，想提高考试难度，减少达标人数，但是光默写实在提高不了多少。不过仍然有几个人哆嗦了几句，被李志远来一句就打发掉了：圣人都想教化万民，你们居然嫉贤妒能，妨碍儒学传播。这个天大的帽子把那几个腐儒差点没吓死，连忙磕头认罪。
那些贩夫走卒尤其是商人更是得意万分，俺们辛苦一年，背背书考个试，拿个儒生资格，这一辈子都可以当“士”了，扬眉吐气做人，再也不用被人看不起了。
在后来，在中华帝国境内实际上儒学已经成为放在神坛上的腐肉，没有多大的影响了。
在宋代虽然没有明显的抑商的法规，但是商人仍然是贱业，仍然是专政对象，比如商人及商人子弟是不能参加科举的。这一条就否决了商人想在政治上出头的一切梦想。
因此对于中华帝国这一新的思想，商人们很快就察觉了出来，于是商人们纷纷第一时间参与到“新儒学”学习中来，以取得儒生的资格，这样就不再会因为经商而被歧视。
作者注：有人觉得儒家思想非常好，看儒家思想中那些君子啦、义啦、孝梯啦，哪样不是崇高伟大，道德高尚，李志远居然批评它肯定是疯子！其实老兄错了，看一件事物应该看它的本质，而不是外表，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什么？是仁义，是三纲五常，所谓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也就是说，它的核心就是任何人宁死也不能反抗自己的上级，也就是顺从和奴性。而人类的进步正是不断的追求财富，追求权利的过程，而儒家却教育老百姓逆来顺受，毁灭了中国追求进步的机会。所以俺才对此痛恨无比。
至于那些君子之类的个人德操，意义并不大，俺举个例子，FLG大家都知道吧，但恐怕没几个人知道FLG学员的崇高之处，为什么说他们的道德如此高尚呢？比如他们买东西是不还价的！并不是他们富有，而是FLG的李XX教导他们，人应该相互信任，而还价意味着不信任对方，这是极其不好的，因此要禁止，因此FLG的人从不还价。怎么样，牛吧，哪怕古之君子也不过如是吧！再比如，有一次，一群FLG学员在公园开会，近百人，坐了N久，走的时候居然一片张纸屑、一片果皮、一个塑料袋都没有，原地干干净净，在如今的中国简直不敢想象，这么多人居然每个人都有这么高的素质。从这两件事看来FLG是伟大的喽？当然不是，傻瓜也看得出来，这些不过是学员的一些教条，它的核心思想绝对是邪教！漂亮的外衣是用来迷惑人的。
另外，再说句公道话，批评儒家的话有些刺耳，孔孟提出这样的思想也是有原因的，当时正值春秋时期，诸候国为了争地盘、争利益发动了各种战争，孔孟等人看到战争给老百姓带来的伤害，找不到解决的出路，于是寄希望于一种虚幻的仁义思想：那就是每个人都不要争，该你的就是你的，不应该争夺利益。以为这样就会天下太平了。说起来他们也是好意，作为思想家来说确实是伟大的，只不过，这种思想其实并不好。
严格来说，孔子并未明确说过三纲五常，这种观念是在汉代才明确提出的，在儒家领袖中，只有孟子的思想比较相同于三纲五常这一观念，而孔孟之间间隔了100年的漫长岁月，在那没有造纸术、印刷术的时代，知识的传递是非常不完善的，究竟孟子是不是真的按孔子的思想很值得怀疑。不过，既然孔子是儒家的圣贤，儒家的功归他，那儒家的过他当然也要承担啦，所以批评儒家的时候当然以孔子为目标。
第二十三章 经济
作者语：最近事多烦心，更新不够及时，见谅。
在政府初步稳定开始运行起来以后，在国内国际局势基本安定以后，李志远便开始大力推行两件事，一是培养培训新式官员，指接受李志远的“新思想”、“新文化”的各级官员。二，制订国家工商业发展的法规和政策。
教育是李志远最短的一块，尤其是官吏的培养更是如此，虽然原来在台湾培养了不少人，可是相对于这么大的国家来说，还是太少了。为了大量培养出合格官员，李志远一开始在谭州就设了行政管理学校，培养下级及低层官员，后来将它并入帝国大学行政管理学院，培训中下级官员。
为了尽快出师，多数学生都是从前宋的官员中选取，而且学生花许多时间在具体的实习上，通常由吏部直接安排整个班到某个府某个县实习，既真实完整地上岗工作，又顺便作为对该县的考察研究，教师直接边教边指导，或者请求当地官员协助指导，效果比较不错，通过这种半年的快速强化，大量的培训学员迅速填补了政府基层官员的空白。
在行政管理学校里，一切都必须从数据出发，对于那些空洞的东西李志远深恶痛绝，比如有一篇课是由李志远亲自选定的，那是一份奏章以及李志远对此的说明：
原文如下：夫田地乃养生之本，布帛菽粟，膏腴纨绢皆从土出。黔首小民赖以为食，宗庙社稷赖以富强。今土地兼并已然匪夷所思。天下半数粮田入官绅之手，人民流离，百业凋敝，悍而不化者为匪为盗，循法良善者冻饿沟渠。朝廷难征库府之粮，纲纪不张；三军不堪饥馑之苦，何以用命？内忧外患何民平息？民心浮动，国本难固，人怨而神怒，国将不国矣！土地私卖，豪强聚百姓土地，百姓无以为生，赋税虽足，天下亦乱，余以为应明令禁土地私卖。。。。。。。注1
李志远的指出：此文章文笔颇佳，用作骟情非常好，但没有任何意义。这个文章决不能允许作为任何决策的依据，只能作为一种意向性的文章参考一下。而国家政策或者重大决定必需要明确的情况说明文件才能作出来，而此文章作为重要的说明文件，或者实际情况的汇报文件绝对是不合格的。
情况说明文件应该怎么写呢，比如考察汇报一县的土地兼并情况，就应该实际列出该县名，位置，调查时间，该县现有田地多少，现有多少户，平均每户多少亩地。有多少大户，实际上有多少亩土地集中在多少大户之手，平均每大户有多少亩，而其余小户平均多少亩等，这样一来，该县的土地兼并情况一目了然，这样为政之人才能确实看清实际情况，才能采取相应的操作。作为政府文件就要数据清楚，哪怕是估计也得有个数字，否则就只是文人煽情之作。
后来这份李志远亲自选定的范文不但出现在行政管理学校课本中，而且在各种培训教材中到处可见，几乎成为帝国最重要的文献之一。也为帝国政坛走向务实作风立了功劳。
培训新官员虽然麻烦，但并不难，学习的内容其实也简单，就是用具体的方法管理、汇报政府工作，因此在一开始的忙乱以后就慢慢走了上良性循环。
与培训新官员相比，发展工商业才是难事，说起来“守夜人”经济好象很简单，这个理论说的是政府就象守夜人，什么都不用管，只要看好商人的财富就可以了，商人自然会追求利益，进入良性循环。但是真正的在操作时，李志远才明白，守夜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考虑到马克思的名言：“为了百分之一百的利润，资本家敢于践踏人世间的一切法律。”所以在提高工商业者地位的同时，在给工商业大开方便之门的同时，李志远也没忘了给这匹烈马加上些缰绳。由于现在法规不完善，而且在先前的时代里李志远本人对于法律也只是一知半解，因此，李志远对于所谓的“法无明文规定即为合法”这一后世的法律基础持沉默态度，也默许各地法官在需要时可以继续按以往的规则即主观合理性判断作为司法依据。
当然了，李志远也作了一些努力，比如编写了《反垄断法》、《商业道德法》等，对于造假、出售劣质产品等加以严惩。至于垄断法，李志远只规定第一不得涉及粮食、水、燃料等几项重要生活物资。第二不得利用垄断地位强迫消费者购买额外的产品。
很多官员对第二条非常不理解，李志远不得不专门给大臣们讲解第二条的危害性，比如某家砖场的砖瓦又好又便宜，结果当地只有他一家的砖瓦，他就形成了垄断。但这是合理的，因为他家的东西好，其它砖场做得差的自然就没人买了。但是接下来这家砖场看到这种情况后，为了获取更多的利益，便规定，要想买我家的砖瓦，必须由我家的砖瓦匠建房才行，要不然，不卖砖瓦给你。这样一来，这家砖场就获取了不应得的利益，甚至影响当地其它所有人的生意。所以要严厉禁止这种垄断行为。
作者注：这份文章是俺从网上抄的，搞不清是谁写的。在宋代时，甚至在上世纪初，由于没有自来水，也不是每家都有水井，城市里很多人以卖水为生，从井旁挑水，沿街叫卖。至于守夜人经济理论，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起到过重要作用，当时政府权力过大，为了摆脱制肘，当时的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发展是一种自然的本能，并不需要政府的过多干涉，因此政府仅仅起到保护的作用。在上世纪初，这种理论已经完全被凯恩斯的国家经济理论取代。
第二十四章 西北
在西北的陆富贵也没有闲着，将西北原宋军全部整编完毕后，便开始不断进攻，用一个个小胜利来练兵，每战必集结重兵，务必一举全歼，消灭其成建制的部队。
虽然西夏军甚是勇猛善战，但是由于皇帝李乾顺重伤未愈无法决断国是，而且精锐丧失大半，新兵征召训练不及的情况下只能勉强支撑，只能指望固守待援。但面对中华军的强大的火器，以往的城防战的方法大多失去效果，结果陆富贵在半年时间里，先后攻克卓罗和南军司（今甘肃永登）、西寿保泰军司（今甘肃靖远），在静塞军司（今宁夏同心）大破来援的西夏禁军，斩首三万余人，俘获四万，夏国精锐几乎荡然无存。陆富贵趁势夺取咽喉要地应理城（今宁夏中卫）、鸣沙城（今宁夏中宁），兵锋遥指西平府（今宁夏灵武），远远威胁着西夏国都兴庆府，西夏国举国震动、一片恐慌，李乾顺在病榻上挣扎着主持国事，一边派人向辽国求告，一面除去皇帝号，重新向中华帝国称臣，并献上美女百名，求李志远罢兵。
辽国出于压制中华帝国的目的，再加上李乾顺娶了辽国公主也算是女婿之邦，因此派出使节，态度强硬要求中华帝国罢兵。
一个个捷报传来，帝国上下一片欢腾，虽然宋对夏也有胜绩，但多是小胜大负，所得不如所失，在关键的战局上一直没有大胜利。而现在陆富贵连连大胜夺得西夏多座城池的消息令臣民们认识到帝国的强大，感受到帝国的荣光。
鸣沙城在军事上极其重要。鸣沙城位于西夏中南部黄河岸边，扼制西夏国都兴庆府通往南部和西部的咽喉要道，因为西夏兴庆府西部是沙漠（今腾格里沙漠），虽然当时沙化不算太严重，但是穿越沙漠或半沙漠地带还是很艰难的，因此鸣沙城才是主要的通道。
所以控制鸣沙城也就意味着西夏国的西部如西平军司（今新疆安西）、甘肃军司（今甘肃张掖）、凉州（今甘肃武威）失去与国都的通畅联系，形势岌岌可危。
打了胜仗虽然很高兴，但是要不要继续打，这可是个重要问题，许多大臣都被接连不断的胜利感染，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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