狼烟北平-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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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话音没落，文三儿已经拉着车蹿出了胡同口，这几乎是下意识的动作，文三儿实在是太怕那人手里的枪了，他边跑边回头看看这位强行坐车的人，总觉得后背冷飕飕的。那人只是简短地吩咐了一句：“去香厂路‘新世界’，快点儿。”

文三儿嘴里应着，脚下拼命地跑着，他心里盘算，从韩家潭胡同到香厂路“新世界”大楼顶多只有一里地，转眼就能到，只要这位爷下了车，天大的案子也跟他无关了，他情愿不要车钱。文三儿这么想着，已经跑出了陕西巷口，正要横穿马路进入万明路北口时，迎面跑过来两个日本宪兵，他们显然已经发现坐在车上的刺客，这人太显眼了，浑身是血，手里还握着枪，别说是日本宪兵，就是个普通老百姓也能认出这是个受了伤的刺客。两个日本宪兵用日语大叫着，边跑边掏枪，受伤的刺客没有丝毫的惊慌，他抬手就是两枪，子弹从文三儿的脑袋上飞过去，准确地击中了两个日本宪兵的额头，他们被子弹强大的冲击力打得仰面飞出去……

位于香厂路的“新世界”大楼是座外观呈环形的五层大楼，形状与轮船颇为相像，是仿造上海“大世界”而建造的，始建于1913年，由前九门提督陈光远投资，英国人包工建造，1918年开业。当时成为京城的一大胜景，娱乐业的龙头老大，直到1928年国府南迁，“新世界”才冷寂下来，最后竟倒闭关张。文三儿在“新世界”鼎盛时期经常拉客人来此娱乐，对这里很熟悉，不过他从来没有进去过，与其花那三十个铜板的门票钱还不如去买二两酒喝。

文三儿拉着刺客狂奔到“新世界”大楼时，迎面一辆黑色的轿车缓缓停下，车上下来两个穿西服的汉子将受伤的刺客扶进汽车，那刺客在钻进车门之前似乎想起了什么，他回头对文三儿说：“兄弟，你叫什么名字？”

文三儿哈哈腰道：“长官，我叫文三儿，是南横街‘同和’车行的，我们老板是孙二爷。”

那人说：“好，我记住了，你听着，照理说你救了我的命，我该好好感谢你才是，可我现在身上没有钱，这样吧，如果抗战胜利后我还活着，我会专程来找你，兄弟，谢谢你了，你好自为之吧。”

汽车开走了，文三儿呆呆地站在路边发愣，他终于想起来了，这个刺客他肯定见过，那次在永定门的城门洞，就是这个人救了自己，若不是他提醒自己向日本兵鞠躬，文三儿很可能当场就被日本兵用刺刀捅死了，这人姓什么来着？对了，姓徐，就是这个老徐。

过了几天，文三儿听一个客人说，报纸上都登了，警察局长沈万山和两个马弁在韩家潭胡同的“庆元春”同时遇刺身亡，据称，刺客为两人，在枪战中一名刺客中弹身亡，另一名刺客负伤在逃。据一个勘察过现场的警察私下透露，这是连环案，当刺客得手逃走后，“庆元春”又遭到第二次袭击，在这次袭击中，老鸨、门房及妓女小玉春被枪击身亡，沈万山的皮制文件包失踪，据案件调查人推测，这两起刺杀案为同一组织所为，其行动计划极为周密，第一批凶手负责打死沈万山和马弁，然后迅速脱离现场，而第二批凶手的目标很可能是沈万山的文件包，至于被杀死的小玉春等人是凶手为消灭目击者所做的杀人灭口行为。目前，北平警方及日本宪兵队正在全力追捕，据警方发言人称，此次刺杀行动极有可能是重庆方面军统人员所为……

徐金戈是带伤撤离北平的，在刺杀沈万山的行动中，他的搭档叶兆明中弹身亡，他自己腿部中弹，因流血过多险些丧了命，沈万山那两个保镖也是高手，若不是徐金戈以逸待劳，突然出手，谁死谁活还说不定呢。事后徐金戈回忆起这次行动的细节，不得不佩服那个从未露过面的“黑马”，此人的计划极为周密，他把接应脱身的汽车安排在香厂路的“新世界”大楼的确是个高招儿，因为韩家潭胡同的位置处于密如蛛网的小巷区，汽车在这种地形下很难迅速撤离，对方如果反应迅速，只需在几个主要出口设下障碍，那么刺客只有束手就擒了。这匹“黑马”的确是个特工高手，行动计划安排得丝丝入扣，徐金戈刚刚撤离现场不到两分钟，隐在暗处的“黑马”就发起了第二次袭击，不仅拿到沈万山的公文包，还果断地将一切目击者全部干掉，达到了灭口的目的，然后从容隐去。此人到底是谁？看来军统局内藏龙卧虎，人才济济，也许是一个平时不起眼的同事，徐金戈还曾经和他一起喝过酒，由于军统内部的严格纪律，同事们之间几乎没有任何沟通，也不可能有朋友，徐金戈可能永远也不会知道那个神秘的“黑马”是谁。

至于助手叶兆明的死，徐金戈没有太多的伤感，干这行的人最忌动感情，他认为叶兆明是条好汉，但就一个特工而言，他不过是尽了职责而已，徐金戈把这次行动得到的全部奖金通过人事部门转交给叶兆明在国外的父母，以表示作为同事的慰问，从此他不再用固定的助手。

徐金戈靠惊人的毅力摆脱了日本宪兵队的追捕，在内线的帮助下撤离了北平。他在天津杨村的秘密据点里养了半年的伤，伤刚好就收到“黑马”的指令，要他立刻赶到北平，徐金戈心里明白，“黑马”怕是又有新动作了。

徐金戈到北平已经十几天了，他像一头在丛林里觅食的豹子，正在一点一点地接近猎物，这是个慢活儿，绝对急不得。他的猎物不是等闲之辈，而是身怀绝技的日本黑龙会成员犬养平斋。此次行动之前，徐金戈查阅了大量关于日本黑龙会和主要成员的背景资料，那个神秘的黑龙会渐渐从暗夜里的迷雾中浮现出来……

这是日本最大的浪人团体，其前身为“玄洋社”，成立于中法战争之后，由日本浪人平冈浩太郎所创立，也是最早在中国进行间谍活动的特务组织。黑龙会出现于1901年，其头目头山满在日本的右翼团体、政界、军界和财界都拥有极大的影响，日本军政界的许多著名人物，如土肥原贤二、香月青司、广田等都是头山满的得意门徒。黑龙会的宗旨之一是标榜“大亚细亚主义”，极力策动政府侵略中国和朝鲜，它表面上是个民间团体，而它的党羽却遍布于日本军政界，在政治上具有极大的势力。黑龙会的总会长头山满没有担任过任何官方职务，其原因是日本没有一个官方职务能适合他的超然地位，连首相要找他商量事情，都要移尊就教去登门拜访，这种地位没有做官的必要。

根据徐金戈掌握的情报，犬养平斋是黑龙会派驻中国的重要成员，他在20年代就以浪人身份潜入中国，中日两国之间发生的所有重大事件中都有犬养平斋的影子。种种迹象表明，犬养平斋是黑龙会派往中国华北搜集情报的总负责人，和日本军部及日本谍报机关是既独立又交叉的关系。徐金戈注意到，犬养平斋虽然长驻北平，但他始终行踪莫测，没有人知道他的住址，据军统驻北平站的内线人员报告，犬养平斋曾租下西四附近的一个四合院为住宅，但却很少在那里居住，军统情报人员曾试图对他进行跟踪，但由于种种原因，都没有结果。犬养平斋以日本浪人的身份广交朋友，上至清朝遗老，下至三教九流，他出手阔绰，一掷千金，生活放荡不羁，热衷于声色犬马，在北平的各种圈子里都有人望。还有一条重要情报引起徐金戈的注意，犬养平斋最近迷上了斗蟋蟀，经常去南城南横街黑窑厂的“同和”车行斗蟋蟀。

“南横街”？“同和车行”？徐金戈飞快地在记忆中搜索着，没错，他听说过这些名称，这些信息似乎是在无意中进入记忆的，需要仔细想一下。

以一个特工人员的眼光看，这个犬养平斋绝对是条大鱼，他掌握着黑龙会在中国惨淡经营多年的情报网，这个极有效率的情报网独立于日本情报机关之外，十分隐秘。换句话说，假如日本战败，犬养平斋的身份也不会有任何改变，他只是个日本侨民，按照国际法原则，你无法把他列入战犯加以逮捕和审讯，按“黑马”的指令，对付犬养平斋最好的选择是秘密绑架或是干脆干掉他。

徐金戈认为，对于犬养平斋这种危险人物，最省事的办法就是消灭他，对于其他手段他不感兴趣，也没有必要使操作复杂化，既然“黑马”给了他两种选择，徐金戈当然要选择最容易的操作方法。

他终于想起来了，那个形象猥琐，胆小如鼠的文三儿就是“同和”车行的车夫，上次在韩家潭胡同脱险多亏了文三儿，他还欠着文三儿一份人情呢。

孙二爷这几年岁数大了，人也变懒了，每天遛鸟儿，喂蛐蛐儿，喂金鱼的事还是由文三儿代劳。干这些活儿也并不轻松，早晨遛鸟儿回来，文三儿先要喂蛐蛐儿，再给蛐蛐儿罐儿里换上新鲜的湿土，不然蛐蛐儿会生病。忙完蛐蛐儿的事又该喂金鱼，给金鱼缸换水了。喂金鱼是件麻烦事，金鱼要吃活食儿，文三儿还得去金鱼池那儿买鱼虫儿。龙须沟有个老头儿以卖鱼虫儿为生，他每天上午在金鱼池的天坛北墙根儿摆摊，文三儿得到那里去买。他拎着鱼虫儿罐儿从南横街出发，要顶着毒日头走四十分钟才能买到鱼虫儿，这滋味比拉车也强不到哪儿去，要不是看在钱的份儿上，他才不干这碎催活儿。

文三儿在金鱼池买完鱼虫儿就不想动了，他早晨没顾上吃饭，这会儿已经饿得直冒虚汗。他四下望望，发现路边有个卖烧饼馄饨的食摊儿，最近北平的市场稍微活泛了些，不少传统食品摊儿又开始恢复了，只要有钱就不一定要吃混合面。文三儿摸摸兜儿，一咬牙要了四个烧饼，一碗馄饨，用了不到五分钟就全部倒进了肚子，他心满意足地打着饱嗝儿松开裤腰带，只要是吃饱了饭，文三儿到哪儿都是这套动作，他没觉得有什么不雅。在文三儿准备结账时却遇到了怪事，摊主说：老哥，您的账有人替您结了。

文三儿身子一歪，差点儿从板凳上摔下去，长这么大他还没赶上过这种事儿，天上还真掉馅饼了？文三儿连忙四下看看，是哪位爷替他结了账，这一看不要紧，他的一声惊呼顿时就卡在嗓子眼儿里了，他发现上次在韩家潭遇见的刺客正大模大样地坐在他的车座上……一股凉气从文三儿的后脚跟向上直冲脑门儿，他的两条腿不由自主地哆嗦起来，眼睛也有些发直，一时竟说不出话来。

徐金戈微笑着和文三儿打招呼：“文三儿啊，好久没见了，我还挺想你的。”

文三儿本能地感到，这位老兄来找他绝没有什么好事，这烧饼馄饨也不会白吃，和这种人打交道实在是太悬，随时有可能惹出大娄子，真他妈邪门儿了，这辈子好事儿从来没赶上过，倒霉事儿倒是老缠着他。

文三儿的脸上挤出一丝笑容：“大哥，您来啦？”

徐金戈笑道：“文三儿，你紧张什么？我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想包你的车，你不愿意吗？”

文三儿哪敢说不愿意，他顺从地抄起车把：大哥，您去哪儿？

“你就叫我老徐吧，好久没来北平了，想在城里逛逛，你随便走吧，去哪儿都行。”

文三儿拉起车的时候腿还在哆嗦，他生怕这位爷又惹出什么事来，他腰里十有八九掖着家伙，要是碰见日本宪兵，这位爷随时有可能掏出家伙撂倒几个，看样子他和日本人有仇，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他姓徐的偷了驴，让文三儿拔橛子？这种傻事儿他可不想掺和，可话又说回来，不去行吗？惹恼了姓徐的，也照样是吃不了兜着走，文三儿还真是左右为难。他想起孙二爷的金鱼还没喂，他得先把鱼虫儿送回车行。徐金戈表示无所谓，他反正是闲逛，去哪儿都行，这一路上徐金戈似乎没什么正经事儿，只是和文三儿东拉西扯地闲聊。而文三儿见徐金戈不像要惹事的样子，也渐渐地放下心来。

至于文三儿的嘴，车行里的老伙计们早有评价：这小子心里搁不下事儿，嘴里藏不住话，是叫花子养兔子——人穷嘴碎。从金鱼池到南横街不过四十分钟的路，徐金戈从文三儿嘴里知道了很多他需要的东西。

徐金戈临走时扔下十块钱，文三儿没见过出手如此大方的人，他当时被一口气噎住，差点儿背过气去：“大哥……这……这是给我的？您真是太客气啦，其实用不了这么多，要不您再拿回去五块？”

徐金戈冷冷地说：“文三儿啊，你知道这钱是什么意思吗？明说吧，就是买你小子这张嘴，把钱收起来，给我把嘴闭严喽，你要记着，从今往后不管在哪儿遇见我，都要像不认识一样，除非我找你，听见没有？”

文三儿忙不迭地收起了钱，把头点得像鸡叨米：“我记住了，我记住了，您放心，我不认识您，我压根儿就没见过您，我从来就没从您这儿拿过钱……”

“你怎么这么多废话，说着说着就说秃噜了嘴？什么钱不钱的？对了，你说那个陆中庸喜欢去的茶馆是什么字号？”

“广义轩，在西珠市口大街路北，门脸儿朝南，掌柜的叫……”

“行啦，行啦，我知道了，我看你话又多了。”

陆中庸有个习惯，他喜欢在茶馆里写稿子，环境越闹他越有灵感，反之，他一个字也写不出来。报社里专门给陆总编准备了一张巨大的樱桃木写字台，奇怪的是，陆中庸只要趴上去就会打瞌睡，这张写字台似乎具有催眠效果。

陆中庸近来心情不大好，他被吓着了，以至于夜里经常做噩梦。他所加入的“新民会”看起来是个亲日的民间团体，实际上被日本占领当局牢牢控制着，按日本宪兵队的要求，“新民会”的成员必须要监督举报市民中的反日言论及行动，还要定期写出书面汇报。这是件得罪人的事，陆中庸实在不愿意干，他是个胆小的文人，谁也不愿意招惹，他只想当日本人的顺民，并不想和自己的同胞过不去，可宪兵队也不是好糊弄的，若是不表示一下，日本人会怀疑你的合作诚意。事情是明摆着的，别人都在吃混合面，你陆中庸却有特殊配给，大米白面始终没断过，总不能便宜都让你占了，人家要你帮忙的时候自己却一毛不拔？这说不过去。

陆中庸在《京城晚报》时的一个同事经常在私下里议论时局，还偷听重庆方面的广播，有一次和陆中庸一起喝茶时还劝他不要为日本人做事，国民政府早晚还会打回来，到那时戴个汉奸帽子实在是不值得。陆中庸考虑很久，最后决定行使一下“新民会”会员的职责，他向日本宪兵队举报了这件事，这位同事当即被捕。陆中庸本以为此事就算过去了，谁知日本宪兵队竟通知他去审讯室和那位同事对质，因为他拒不承认自己的反日言论。当陆中庸在审讯室里见到这位老同事的时候，他被吓得差点儿昏过去，老同事的双腿已经被老虎凳压断，他浑身是血，面目血肉模糊不可辨认，一个光着膀子的日本宪兵正在专心致志地用老虎钳把他的牙一颗一颗地拔下来……这件事对陆中庸刺激极深，平心而论，他和那个同事无冤无仇，甚至还是朋友，他只是想讨好日本人，并不想要老同事的命，谁知后果竟如此严重。陆中庸本是个胆小的人，内心里从来没想过和杀人的事沾边儿，他算是明白了，日本人干事就是这么认真，谁哪怕是口头上反对他们而并无实际行动，也敢要了人的命。后来陆中庸听说这位同事被宪兵队枪毙了，他当天就发起了高烧，在床上整整躺了一个星期。

陆中庸知道有很多人恨他，把他叫做汉奸，他对此有不同的理解，什么叫汉奸？都说吴三桂是个大汉奸，那林则徐算不算？一个汉人却做了满人的大官，怎么没人说他是汉奸？甚至还被说成是民族英雄。照陆中庸看，这两人的区别在于时间上，吴三桂投靠满清早了些，老百姓的脑子还没转过弯来，他自然要多担些骂名，要是晚个几十年，吴三桂兴许就是国之栋梁。世上的事儿就是这样，人嘴两张皮，当然是怎么说怎么有理，陆中庸才不怕别人的闲言碎语，如今既然是日本人要建立大东亚共荣圈，那就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闹不好也像满清入中原似的，二三百年就下来了，中日成了一家人，到那时还有汉奸一说吗？再者说了，也不能排除有些人是出于嫉妒，“新民会”就这么好入？是个人就能参加？非也，日本人也要看看你的身份，是不是有头有脸儿，是不是栋梁之材。

“广义轩”茶馆是陆中庸常来的地方，茶馆的楚掌柜知道陆中庸是《新民日报》的总编，日本人的红人儿，是个惹不起的主儿，于是一心想巴结他，便把靠窗户的那张桌子定为陆总编的专座儿，不管有多少客人，只要陆总编不在，那座儿永远空着。

陆中庸这两天正为写一篇文章而苦恼，听说在日本的北海道最近挖掘出一座古墓，出土了几个中国南宋时期的蛐蛐儿罐儿，上面还有彩绘的春宫图。陆中庸灵感忽至，打算写一篇关于中日两国友谊的文章，题目也起好了，叫做《逝去的战争》，听起来很刺激，其实他所说的战争是指远在唐宋时期中国诗人和日本和尚之间的蟋蟀之战，陆中庸以此来论证中日两国的友谊交往源远流长。

陆总编最近脑子不大好使，总像是一盆儿糨子，才写了几行字就卡壳了，怎么也理不出头绪来，正在抓耳搔腮，忽然听见身后有人问：“对不起，敢问这位可是陆中庸先生？”

陆中庸转过身来，见是一位三十岁左右的男人，中等个子，穿着一身做工考究，剪裁得体的藏青色三件套西装，系银灰色领带，头戴蓝色呢制礼帽，此人看打扮就是个有身份的人，陆中庸连忙站起来，双手抱拳道：“在下陆中庸，先生是……”

那男人自我介绍：“鄙人徐东平，在南京政府财政部供职，此次来北平是因为公事。”

陆中庸打量着对方：“南京财政部，您是汪先生的人？”

“在汪先生手下混碗饭吃，惭愧了。”化名为徐东平的徐金戈恭敬地鞠了个躬。

“哪里，哪里，徐先生过谦了，汪兆铭先生是当今伟人，是中国的一面旗帜，没有汪先生的努力，就没有今天中日亲善的局面，鄙人对汪先生是仰慕已久啊。”

徐金戈做了个手势道：“陆先生请坐，恕我冒昧，刚才我听到茶房称您为陆总编，便猜到您就是大名鼎鼎的陆中庸先生，我经常读您的文章，和您神交已久，很佩服先生的学问和文采，愿意和您交个朋友，所以就忍不住贸然打扰了。”

陆中庸听得心里很是受用：“有朋自远方来，不亦悦乎？徐先生，我们已经是朋友了嘛，如有用得着陆某的地方，徐先生尽管吩咐。”

徐金戈招呼茶房撤去陆中庸的旧茶，换上最昂贵的武夷山“大红袍”，陆中庸道：“真不好意思，让徐先生破费了，改日我请您去‘全聚德’吃烤鸭。”

徐金戈说：“如今这年月，能享受一天是一天，以后怕是享受不到好日子了。”

“徐先生这话是怎么讲？似乎对时局很悲观呀。”

“陆先生，您难道不为时局担忧？别忘了，您和我这碗饭都是日本人给的，日本人要是不行了，我们也就完了。您听说了吗？俄国人已经逼近柏林了，如果不发生奇迹，希特勒先生恐怕是回天乏力。太平洋方面的战事也很糟糕，美国人的轰炸机已经直接轰炸东京了，据您看，日本人还能支撑多久？”

陆中庸淡淡一笑道：“此言差矣，徐先生大可不必悲观，您只看到了事物的一个方面，因此对时局的估计难免悲观，其实不然，对于中国来讲，眼下时局恰如在下的名字，中庸……”

“哦，愿闻其详。”

“事情是明摆着的，此次世界大战无非是两大阵营，同盟国对轴心国，这么说吧，不管欧洲和太平洋打得有多热闹，不管将来哪个阵营获胜，咱中国都是战胜国。您想想，重庆的蒋先生是同盟国一边的，而南京的汪先生则是轴心国一边的，他们两人都代表中国，都是政府，谁打赢了都是中国赢了，割地赔款的事断不会发生，胜者王侯败者寇，蒋汪两位先生各押各的宝，各下各的注，输了赢了是他们个人的事，可中国还是中国。汪先生的‘曲线救国’确是高招儿，蒋先生的‘抗战不到最后一刻，决不轻言牺牲’也是大有深意，就像大街上两个人打架，一个瘦小枯干，一个五大三粗，旁边还围着一群看热闹的。那瘦小枯干的主儿只要咬住牙坚持个两三回合，最好还被打得鼻青脸肿，这时就会有人看不下去了，您放心，好打抱不平的主儿什么时候都有，一旦有人挺身而出，得嘞，您就用不着打了，自然有人替您出气，关键是头几回合您得撑住，不然就没下面的戏了。这蒋委员长玩的就是这招儿，结果怎么样？美国人、英国人、俄国人都卷进来了，蒋委员长倒踏实了，他不着急了，和日本人干脆进入了‘相持阶段’。高啊，真是高，蒋汪两位先生都是高人，联手玩了个‘中庸之道’，一下子把两大阵营都搁进去啦……”

陆中庸的高论听得徐金戈一阵犯愣，这种理论他还是头一次听说，真不知陆中庸是怎么想出来的。真是匪夷所思，难怪陆中庸愿意当汉奸，闹了半天他有自己的一套歪理，甚至认为自己也是这场“过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