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狼烟北平-第4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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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良心,文三儿在这两个星期中连酒都没敢喝,他确实下了工夫,连蹬三轮车的时候嘴里还唠叨着: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但文三儿脑子里像是灌满了糨子,越搅和越稠,最后又终归一片混沌,他彻底地放弃了这项政治任务,按文三儿自己的话说,叫“该死屌朝上,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

两个星期后,文三儿遭到无产阶级专政铁拳的迎头痛击。

那天照例是“天天读”,联社里号称最有文化的梁宝才结结巴巴读了一段《人民日报》,大伙对梁宝才的朗读水平大为不满,众口一词地说,你是他妈的什么狗屁秀才?把哥儿几个念得都快迷糊着啦。其实这怨不得梁宝才,他统共才念了一年小学,能把文章结结巴巴念下来已经很不错了。大家正吵闹着,只见文三儿像火烧屁股似的蹦了起来,手忙脚乱地解开裤腰带脱下裤子。原来文三儿刚才打了个盹儿,一不留神把手里的烟掉在裤裆上,直到燃烧的烟头烧穿裤子烫到皮肉才惊醒。伙计们都幸灾乐祸地大笑起来,梁宝才突然发现文三儿的内裤有点儿特别,仔细一看,原来文三儿的内裤是用几个红卫兵袖章拼接而成的,更可乐的是,这些袖章竟分别属于不同的造反派组织,正面是“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左右两瓣屁股分别是“井冈山造反团”和“千钧棒战斗队”,这条奇异的裤衩把大家笑岔了气。

文三儿坦然解释道:“我们街坊家二小子是什么造反团的头儿,这种‘红箍儿’有的是,那天这小子往家扛了一麻袋,我说,老二呀,把你那红箍儿给我几个,老二往麻袋里抓了一把给我,我一数有二十多个,好好的布料挂胳膊上多可惜?咱得派上用场,我求对门老胡头的儿媳妇做了几条裤衩,你还别说,除了颜色花点儿,穿着还挺舒坦。”

梁宝才说:“这叫紧跟形势,如今讲究‘红海洋’,您瞅瞅大街上,院墙上,电线杆子上都拿红油漆写上标语了,我还琢磨呢,赶明儿咱们都得穿红大褂儿,这不?还是文三儿觉悟高,连裤衩都成‘红海洋’啦。”

文三儿边穿裤子边得意地问:“哥儿几个,知道什么叫‘四红’吗?告诉你们,叫庙里门儿,火烧云儿,宰猪的刀子,语录皮儿。”

文三儿说得正起劲,没想到街道办事处分管联社的干部老于推门进来,他已经在门外听一会儿了,心里很气愤,这些污七八糟的老家伙居然把“天天读”开成这样,简直是反动透顶,老于憋了一肚子气。

一见老于进来,一屋子人都不吭声了,文三儿更是傻了眼,他讪讪地坐下,又拿出一根烟讨好地递给老于。

老于一摆手拒绝了文三儿的烟,开门见山地问:“老文啊,‘老三篇’背得怎么样?”

“还……还行吧。”文三儿回答得很没底气。

“那你给我说说,白求恩是谁呀?”

“烧木炭的……是吧?”文三儿也不十分肯定。

“那张思德是谁?”

“外国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每天挖山不止……”

老于讽刺地说:“学得不错嘛,文三儿,您可真受累了。”

“哎哟,您客气了,领导才辛苦……”文三儿真诚地认为老于在表扬自己,赶紧谦虚几句。

“文三儿啊,你在旧社会也算是个穷苦人吧?那你就谈谈新旧社会有什么不同,再谈谈自己对共产党毛主席的认识。”老于和颜悦色地问。

文三儿挠挠头皮,迟疑地说:“要说……要说有什么不一样,也就是……旧社会我拉车用两条腿儿跑着,到了新社会……我蹬上三轮啦,不用跑了,可话又说回来,不是还得用两条腿儿蹬吗?三轮车总不能自个儿走吧?能自个儿走的那是摩托……旧社会咱拉车挣钱没准谱儿,有时一天能挣好几块,有时挣不着钱就得扛着。新社会呢……大伙儿吃大锅饭,都是四十二块钱,撑不着也饿不死,就是得算计着过日子,要不然顶不到月底……”

老于打断文三儿的唠叨:“我问你对毛主席、共产党的认识,你说说。”

“毛主席?毛主席好啊,那是大救星,要不是他老人家……我还拿不上这四十二块钱呢,可就是有一样……也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你说嘛,知无不言,言者无罪,这是毛主席说的。”老于热情地鼓励道。

“我那辆洋车……可是我自个儿的,当年在虎坊桥‘西福星’车行花一百九十五块大洋买的,可……公私合营那年咋稀里糊涂就成了公家的啦?好嘛,那辆车本来姓文,才过了一宿,就他妈的改姓啦,不姓文了,改姓毛啦……”

老于突然翻了脸,他声色俱厉道:“文三儿,你不要再说了,这样吧,把你的车钥匙交出来,从今天起,你停职反省,等候组织上的处理。”

文三儿一时没闹明白“停职反省”的含意,他只当是老于给他派了新任务,不用干活儿了,他关心的是另外一个问题:“于同志,您的意思是……我不用出车了?那开支时扣不扣我工资?”

老于懒得和他扯淡,转身走了,文三儿再看看周围,伙计们早都溜得没影儿了。

文三儿还没来得及深刻“反省”,第二天就被拉去参加批斗会了。这类批斗会他参加过很多次,可这回不一样,文三儿被勒令站在台上,弯腰低头,身体必须弯到九十度或小于九十度,和他同时上台的还有三个人,都保持着这种奇异的姿势。文三儿用余光扫了一下两侧,突然惊奇地睁大眼睛,他发现左边站着的竟是京剧名角儿杨易臣,杨老板老了,头发胡子全白了,他穿着一身皱皱巴巴的灰布中山装,和当年穿着光鲜戏装,扎着背靠的那位名角儿判若两人。这时台下开始呼口号,按照姓名排列把被批斗的人“打倒”了一遍,文三儿这才听清楚,自己的罪名是“现行反革命分子”。革命群众对他的态度是:“现行反革命分子文三儿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文三儿心说了,那我要是投降呢,这事儿是不是就算过去了?

按照程序,口号过后是各界代表上台发言,内容无非是揭发批判台上的人,至于文三儿的具体罪行他没顾得上听,倒是竖起耳朵仔细听了杨易臣的“罪状”,大致是些“散布封资修流毒,到处种植大毒草,极端仇视社会主义制度”等等。文三儿感到很激动,他甚至觉得能和杨老板站在同一个台上完全是自己的造化。杨老板是谁?名角儿啊,当年杨老板一出《挑滑车》,平津两地无数戏迷为之倾倒,平津有名的大饭庄都设有杨老板的专座,杨老板不到,座位永远空着,别人想坐坐,门儿也没有,甭管你多高的身份,如今文三儿能和杨老板肩并肩地站在台上,实在是高攀了。

此时台下的口号声如火山爆发,此起彼伏,大有山呼海啸之势,而文三儿却充耳不闻,只当是放屁,他密切观察着杨老板的一举一动,杨易臣低着头,眼睛半合,仿佛老僧入定一般。

文三儿不禁大为感慨,名角儿就是名角儿,那张脸生来就是为万人瞻仰的,杨老板才不管台下有多少人,多大的嗓门儿,人家早习惯了。当年杨老板扮《六五花洞》中的大法官,戏中一声:“领法旨呀!”台下顿时炸了窝,喝彩声震动全场,久久不息……今天台下虽说也挺热闹,但比起当年来可差远了。文三儿为杨老板感到很自豪,他甚至庆幸自己在“天天读”时胡说八道,继而感谢街道干部老于,若不是他帮忙,自己这辈子恐怕也没机会和杨老板站在同一个台上,总有一天,杨老板会回忆起今天,他遭难的时候是谁陪着呢?文三儿啊。想到这儿,文三儿不由得兴奋起来,他抬起头,面带微笑地注视着台下的人群,感觉自己也成了名角儿,正在登台献艺……

“啪”的一声,文三儿的后脑勺挨了重重一巴掌,有人喝斥道:“老实点儿,低头!”台下又响起了震天动地的口号声:“文三儿不低头就叫他灭亡!”文三儿哆嗦了一下,低下头去……

那段时间文三儿算是露了脸,参加过几次陪斗,成了全脱产人员,和专职干部的待遇没什么两样,可能是由于街道办事处劳资科的疏忽,他的工资发放居然没有受影响。按理说,凡属“牛鬼蛇神”都应该只发十二块钱生活费,为此文三儿总是偷着乐,觉得占了很大的便宜,他不觉得陪斗有什么丢脸的,无所谓嘛,反正他平时也没什么“脸面”,所以也没什么可“丢”的,这回稀里糊涂就成了“脱产人员”,不用干活儿还白拿着工资,这种好事可不常有。

倒是街道干部老于先明白过来,他发现文三儿总是主动请示:“今天去哪儿接受批判?”看他这意思好像不是去陪斗,而是去参加旅游,脸上没有半点儿沮丧的表情,倒是很有些亢奋,这使老于感到特别扭。领袖说过:“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文三儿这狗东西不但没有一点儿难受的样子,反而像吃了蜜蜂屎似的,比过年还兴奋?老于琢磨了很久才悟出点儿名堂,这小子本来就属于最底层的小人物,按北京话说,叫人嫌狗不待见。他什么都没有,因此也不可能失去什么,马克思那句话是怎么说的?“失去的只是锁链,得到的将是整个世界。”老于终于明白了,照这么说,这狗东西恶毒攻击了党和领袖之后,居然什么都没失去?还他妈的“得到的将是整个世界”?这简直美死他啦。

老于想明白了之后,文三儿又蹬上了三轮车,“脱产人员”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徐金戈和文三儿的交往中断了二十五年后,又恢复了联系。比起二十五年前,文三儿的变化不大,除了面相上的衰老,他个人的生活、习性还是老样子,唯一不同的是文三儿有了一间自己的住房。一九五○年孙二爷被镇压后,同和车行的房产被充公,文三儿等几个常年住车行的车夫都被政府分配了住房,那时住房资源还不算紧张,文三儿也没觉得有间住房是多么了不起,可到了七十年代,住房紧张的问题就显露出来,文三儿的房子简直成了香饽饽,左邻右舍都盯着这间房,邻居们都认为文三儿简直太奢侈了,居然一个人住一间房,他凭什么?

文三儿的家徐金戈去过一次,那是间只有九平方米的破烂平房,睡觉的铺板是用四摞旧砖垫起来的,屋子的角落里有个破旧的衣柜,上面竟然缺了一扇门,文三儿四季的衣服都放在里面,还有一张桌子和一个长板凳,看破旧程度可能是从哪儿捡来的。

徐金戈问文三儿为什么不娶个媳妇。

文三儿回答:“我他妈连养自个儿都费劲,哪儿还养得起娘们儿?算了吧,还是一个人好,一人吃饱,全家不饿。”

一九七八年的一天,徐金戈接到通知,他被告知自己被选为区政协委员。他很奇怪,自己是个刑满释放人员,在政治上是个“贱民”,怎么突然成了区政协委员?要说是被“选上”的,自己除了认识个文三儿,谁会认识自己?既然谁都不认识,又如何被“选上”?谁选的?

徐金戈自从当上政协委员后,开会的时间多了,工作也比以前忙了许多,他有很久都没见过文三儿。一日徐金戈路过果子巷,忽听见有人叫徐爷,他发现文三儿坐在一家小酒馆靠窗的位子上,正向他招手。

徐金戈走进酒馆,因很久没见,想和文三儿聊聊。

文三儿喝酒的方式使徐金戈大吃一惊,他要的是九分钱一两的劣质白酒,没有下酒菜,他把桌上免费提供的酱油、醋倒进碗里,然后从怀里掏出一个纸包打开,里面露出一颗光滑圆润的鹅卵石……徐金戈目瞪口呆地看着文三儿,不知他在搞什么名堂。只见文三儿把鹅卵石放进酱油里泡了一下,然后用筷子夹出放进嘴里嘬一嘬咸味儿,就一口酒喝下,又把鹅卵石重新泡进碗里。

徐金戈问:“文三儿啊,你怎么跟块石头干上啦,这是种新喝法呢,还是兜里没钱,买不起下酒菜?”

“不是月底了吗?没钱啦,离开支还有几天呢,先凑合着吧。”文三儿说着又咂巴起鹅卵石。

徐金戈要了一瓶“剑南春”和几个凉菜,对文三儿说:“别咂巴你那石头了,我请你。”

文三儿没动筷子,他神色黯然地说:“徐爷,我没脸吃您的,当年您送我一洋车,那是多大出手啊,一百九十五块大洋啊,搁现在能买辆摩托,可我没保住那辆车,给充公了,还不能说,说了就开批斗会……徐爷,我对不住您,您坐了二十五年大牢回来,照理说我该帮帮您,可我无能啊,自个儿都混不好,我他妈能帮谁呀……”文三儿说着眼圈都红了。

徐金戈安慰道:“别这么说,我徐金戈如今举目无亲,只有你这么一个故交,当年你两次救过我的命,是我欠你的情,不过我现在也没什么能力回报你,真的很惭愧,来,什么都不说了,咱们喝酒。”

文三儿喝下一杯“剑南春”,心情似乎好了起来,话也多了:“徐爷,您还记得方爷吧?头些日子我碰见他啦。”

“方景林,他还活着?”

“活着呢,就是活得不太好,也是坐了十年大牢,今年年初刚放出来。”

“怎么,他也坐牢了?不会吧,他可是个老革命呀。”

文三儿夹了一块猪耳朵放进嘴里:“解放后我就没怎么见过他,可也是,人家当了大官儿,谁搭理我一臭拉车的?方爷先是公安分局的局长,到了‘文革’那年,方爷已经是市局的副局长啦,照理说方爷混到这份儿上不容易,可不知咋回事儿,六七年底方爷被拿进大牢,一关就是十年,听说方爷是叛徒又是日本特务、国民党特务,罪过大了去啦。”

“文三儿啊,你拣重要的说,他现在怎么样?你怎么看见他的?”

“头前日子我帮煤站拉蜂窝煤,不是要过冬了吗?家家都得存点儿煤生火取暖呀,煤站的人忙不过来,办事处就叫我们联社去帮忙送煤,我负责教子胡同那一片,方爷被放出以后,上面说他的事儿还没完,不能分配工作,就暂时住在那儿,还真巧,方爷住的那个院离当年罗小姐死的那院只隔了一堵墙,是上面分配的还是方爷自个儿要求的我就不清楚了。那天我把煤往院门口一卸就打算走,我朝院里吼了一嗓子,谁要的煤?可自个儿看好了,回头丢了我可不负责。这时方爷端着块木板搬煤来了,他把蜂窝煤一块块码在木板上,再从院门口端到他住的小屋里,弄得自个儿跟煤黑子似的,我瞅着他眼熟,一琢磨,哎哟我的妈呀,这不是方爷嘛,他怎么住这儿来啦?我说方爷,您还认得我吗?方爷抬头看了看,一眼就认出了我,你是文三儿吧?您瞧瞧,记性真好,要么怎么说是当警察的呢。不像我,属耗子的,记吃不记打,什么事儿撂爪儿就忘。我说方爷,您还记得徐金戈徐爷吗?他也出来啦,您想见见吗?方爷说,哦,以后再说吧……”

徐金戈马上打断文三儿的话:“文三儿啊,你以后再看见方景林不要再提我的事,人家虽说也遭了难,可那都是共产党内部的事,和我这种人性质不一样,老方也有自己的难处,我们应该体谅才是。”

两人走出酒馆时,文三儿说要送送徐金戈,他用一块干净毯子铺在三轮车的平板上,请徐金戈坐上,然后蹬起了三轮车:“徐爷,您可能不知道,干我们这行的如今有了新称呼,叫板儿爷,我喜欢这称呼,好歹是爷呀,比原先叫我们臭拉车的强多了。”

文三儿熟练地在街上的车流中拐来拐去,犹如鱼儿入了大海一样自如。他今天心情似乎不错,酒量也见长,喝了半斤“剑南春”居然没醉,除了有些亢奋话多外,还不见失态,看来文三儿如今已经摘掉“酒腻子”的称号了,他正兴致勃勃地哼着一支小调:

桃叶儿那尖上尖,柳叶儿遮满了天儿。

在其位的你就明哎公,细听我来言哪,此事哎出在了京西蓝靛厂啊,蓝靛厂火器营儿有一个松老三。

提起了松老三,两口子卖大烟,一辈子无有儿,生了个女儿婵娟哪。

小妞哎年长一十六啊,起了个乳名儿,荷花万字叫大莲……

一辆公共汽车将要进站,慢慢靠向路边,一个年轻的女售票员从车窗里探出头喊道:“汽车进站了,请让一下……”

文三儿似乎浑然不觉,继续哼着小曲儿慢悠悠地蹬着车,公共汽车被文三儿别得进不了站,女售票员拍打着车门喊:“嘿!说你哪,成心是不是?”

文三儿一脸坏笑地用手指着女售票员继续大声唱道:

大莲妹妹你慢点走,等我六哥哥……

徐金戈心说坏了,文三儿这混蛋故意扮出一脸的轻佻相,明摆着是在调戏妇女,这家伙怎么这样?好歹也是六十多岁的人了,简直是为老不尊。

文三儿果然惹出事儿来,公共汽车停住了,泼辣的女售票员冲下车来一把揪住文三儿嚷嚷道:“你这老家伙,耍什么流氓?”

男司机揪着文三儿的衣领吼道:“老流氓,今天你要不说清楚,我他妈揍你!”

汽车站上候车的人群一下子围了上来,北京人似乎有这个传统,对看热闹有着异乎寻常的兴趣。徐金戈感到很尴尬,他被夹在人群中不知如何是好,心中暗暗叫苦不迭……

这时文三儿说话了,他和刚才挑逗女性时判若两人,先是照自己脸上扇了两巴掌骂道:“打你个老东西,让你喝点儿马尿就胡说八道,打你这臭嘴……”文三儿向女售票员深深鞠了一躬,痛心疾首地检讨道:“大姑,大姑啊,我跟您赔不是啦,您别往心里去,您外甥我今天喝多啦,您该打就打,该骂就骂,就是千万别生气,为我气坏了身子不值当,大姑啊……”

围观的人群里爆发出一阵大笑,人们似乎还没见过如此滑稽的场面,一个头发花白、满脸褶子的老头儿不停地向一个年轻姑娘叫“大姑”,还口口声声称自己是“您外甥”,女售票员被文三儿一连串的“大姑”叫得面红耳赤,不知如何是好,男司机也悻悻地松开文三儿。

文三儿又不停地向男司机鞠躬:“大舅,大舅,外甥给您赔不是啦,您不打那是心疼外甥,回头外甥我自己打……”

人们大笑不止,男司机和女售票员骂了一声:“神经病……”转身回到车上,汽车在一片哄笑声中开走了。

徐金戈也被逗乐了,他看见文三儿还在不停地朝汽车离去的方向鞠躬,嘴里还在嘟囔着:“大舅,大姑,您走好,您走好……”文三儿直起腰,脸上露出坏笑,“走啦?嘿嘿!您玩去吧……徐爷,您坐好,咱也走。”

徐金戈埋怨道:“我说文三儿,你都这把岁数了,怎么没点儿正形?幸亏人家不和你计较,要是把你扭送到派出所,我看你怎么办?”

文三儿笑道:“徐爷,我看出来了啦,您最近心情不太好,我闲着也是闲着,这不是逗您开开心嘛,人哪,有什么事儿别闷在心里,得自个儿找乐儿,甭管有多大难事儿,一乐心里就舒服了,您说是不是这个理儿?”

徐金戈心中有些感动,他只拍拍文三儿的肩,什么也没有说。

两个月之后的一个傍晚,徐金戈下班回宿舍。

他被释放后政府分配了一套独居室单元房,楼里的邻居身份都和徐金戈差不多,不是前国民党县长就是前国军军官,大家都是从监狱里出来的,有这么一套住房已经很知足了。

徐金戈发现文三儿坐在楼门前的台阶上,他把两手揣在破棉袄的袖子里,蜷缩着身子在寒风中瑟瑟发抖……

徐金戈连忙上前招呼:“哟,这不是文三儿吗?你怎么在这儿?”

文三儿站起来说:“徐爷,我跟这儿候您半天了。”

徐金戈奇怪地问:“你怎么知道我住这儿?”

“嘁,您这楼可有名儿,谁不知道这叫‘战犯楼’?”文三儿还是老样子,一开口就得罪人,净说些招人不待见的话。

徐金戈苦笑道:“真要是战犯倒好喽,恐怕早特赦出来了,也用不着住这儿。文三儿啊,进去坐坐吧。”

“不进去了,我呆不住,就是想告诉您个信儿,是有关方爷的。”

“方景林?他怎么了?”徐金戈很奇怪。

“嗨,方爷最近新搬了家,是个独门独院,昨儿个我从他院门口过,碰见看门儿的大老张,大老张原先也在联社,后来岁数大了,街道上照顾他,给他找了个看大门儿的活儿,就是方爷家。”

徐金戈催促道:“你说话能不能简短点儿,拣主要的说。”

“您别急呀,是这么回事儿,大老张说,文三儿啊,好久没见了,咱哥儿俩找个地方喝二两去,我说行啊,该你小子请客了,咱去铁门胡同南口小吃店喝去……”

徐金戈打断他的话:“唉,你得把人急死,说了半天还不知你要说什么,方景林到底怎么啦?”

“哎哟,对不住您哪,我这嘴一说就收不住,咱说正题,大老张说,方副局长明天上午要去西郊万安公墓,说是给以前的一个战友扫坟去,还打发司机去买花儿,我一琢磨,对了,方爷肯定是去看罗小姐,我忘了跟您说,解放后方爷给罗小姐在万安公墓弄了个坟,其实罗小姐什么也没留下来,早粉身碎骨了,这您知道,可方爷那人太轴,他找了几件罗小姐穿过的衣服埋进坟里,每年罗小姐祭日都去扫坟,这不,明天又该去了。徐爷,您可不知道,方爷现在官复原职了,平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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