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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时空之大中华-第18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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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问题
人力问题是战时经济的最重要问题之一。它不仅牵涉到建立一支人数多多益善的劳动大军的问题，而且还要做到在各军种、民防和主要工业之间合理分配人力，并在工业方面使人力发挥其最大的作用。
在战争爆发之前，有关武装部队征兵的计划和有关在工业部门保留必要工人的计划已经拟订就绪。征兵工作顺利开展，到1939年底已经有一百多万人应征入伍。1939…1940年的冬天，征兵的速度放慢了，但是到1940年春天又加快了。可是武装部队由于缺乏装备，所以需要的人力还不太多。在战争的头九个月里，尽管有专业人员登记表规定的限制，部队还是从工业部门获得了它所需要的全部劳力。
工业方面的情况有些不同。在战争爆发之前，对于工业劳动力的扩大和再分配方面的组织工作，没有制订过计划。政府的专家们曾经预言，劳动力的需要量将大大增加，但是结果证明，在所说的这段时期内，工业方面吸收劳工的能力很差。1940年4月，仍有一百多万人失业，即使不把暂时失业的人员计算在内，一个久治不愈的失业“硬核”仍然存在。可是，也有一个重要的例外情况。从战争爆发后，对熟练工人越来越需要，但是英国政府没有下过决心试图解决这个问题，并建立一支熟练工人的后备军，以应付即将来临的更困难的时期。有许多能解决问题的措施，理应在当时就采取，而不必等到后来。可是，英国政府错过了扩大和发展训练中心的机会；由于害怕引起工人闹事，政府不敢强行推广以非熟练工人来顶替部分熟练工人的办法，同时也不敢要求对可以调度的熟练工人强行重新分配。政府只得采取间接措施和利用经济形势，但是这些办法都未能实现重新分配熟练工人的希望，结果，出现了“偷挖”和普遍囤积熟练工人的现象。
加强财政金融管理
在英国国内，1940年5月以前的一段时期，乃是踌躇狐疑和坐失良机的时期。虽然1939年8月24日的紧急授权法授与了政府几乎无限的法定权力，但是这些权力并没有被使用过。政府为了害怕引起骚动，不敢贸然采取不得人心的措施，可是，在这个问题上，政府在多数情况下反而落后于公众舆论。政府的工作效率，还因以下几个因素而降低了，如：倾向于把作战努力主要看作是财政金融问题，而不是看作物质资源问题；在当时也缺乏为编制一些稍微精确一点的计划所必需的详细的统计资料。
英国政府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决心采取一切可能采取的措施，以防止通货膨胀和投机活动。战争爆发后，物价立即上涨，更加强了政府的这一决心。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政府颁布了物价初步冻结令，到1939年10月，又代之以预先规定最高价格的原则，以弥补设备更新的费用。这些条例是有效的，因为这些条例确实制止了投机活动的泛滥，但是它们不能适用于所有商品，而且，它们的作用是保持利润稳定，而不能防止物价上涨。在战争爆发时，政府曾实行征收百分之六十超额利润税的办法，来全面制止投机活动。后来到1940年5月，这一税率又提高到百分之一百。
在防止通货膨胀和投机活动的工作中，英国政府所碰到的主要困难之一是，在某些情况下，有必要去考虑利润的动机，因为利润可以刺激人们更加卖力。在农业领域，这一点更明显。增加粮食生产，对于解决从海外输入物资的问题来说，显然具有最重大的意义。在1939…1940年的那个冬天，制订农产品价格的政策，既要贴补生产成本的提高，又要允许农民的收入普遍有所增加。可是，由于缺乏远见，政府不能区别各种作物的价值，只是笼统地鼓励生产一切农作物，而没有鼓励生产那些从营养角度来看是最需要的作物。它要求每样东西都出产得多些，农业生产的水平确实是提高了。然而，如果把这种经济刺激的政策同样宽大地应用于同作战努力有极其重要关系的所有其他民生部门的话，那么，战时经济非常可能已经变得难以收拾了。
工资问题是使政府大伤脑筋的问题。工资不仅是生产成本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民收入的最大组成部分。而且，工资比利润更有可能转变为商品。鉴于商品越采越缺乏，因此对工资进行严格的限制是合乎需要的，但是，这样做政治上有困难。最有希望能使工资稳定的办法，是把生活费用固定下来。如上所述，政府所采用的物价管理办法，在这方面并不是完全有效。政府仍然相当害怕工人闹事，1939年12月6日，财政大臣在一次演说中要求工人合作来使工资保持稳定。工会理事会的秘书长答复说，工人不会同意生活水平有任何降低。1939年10月，煤矿工业首先增加工资，后来其他许多经济部门也同样增加了工资，危险的是，增加工资将成为普遍性的。由于有组织的工人拒绝接受有关工资增加的任何一般性政策，而工业的安定对政府说来又是必要的，因此政府只能依靠开展群众教育运动，只能设法把生活费用的上涨保持在合理的限度之内。为了实现后一目标，1939年11月，政府决定采用“临时”补贴办法，以防止有可能发生的主要食品价格的猛涨。这种“临时”补贴就成为后来的几个战争年头里经济政策的主要武器之一。
到1940年6月的时候，工资平均已经增加了百分之十左右，而生活费用则上涨了百分之十七。但是，从通货膨胀的观点来看，情况却比这还要不好。因为，工资率或许只有上升百分之十，可是每人的平均收入却已经增加了大约百分之三十。商品供应越来越少，同时，为了吸收游资以及防止用银行提供信贷来筹措战费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政府势必要增加税收。然而在第一个战时预算中，收支虽有了相当大的增加，可是到1940年春天的时候，在全部战费中，来自税收的部分仍然远远不到半数。为了吸收游资，1939年11月曾开展一个鼓励国民储蓄和劝购国防公债的运动，但是总的说来，效果是令人失望的。
要把英国的和平时期经济转变为战时经济，单单采取那些旨在限制购买力的财政措施是不够的。虽然在战争的头九个月里，压力不象后来那么大，但是民用的需要已经在同战争的需要和出口贸易的需要以及储藏物资的需要相竞争了。只有政府对资源进行直接控制，才能保证从民用部门获得必要的物资；但是这种管理工作进展缓慢，一直拖到1940年下半年才开始见效。甚至在那些竞争既直接又明显的地方，如在建筑工业和钢铁工业方面，政府的行动也是拖拖拉拉的。1940年4月，曾推行过一种严格的制度，规定要经过特许方可使用钢铁材料，可是这个制度直到1940年底才有效地实施。审批建筑执照的正式制度则到同年10月才建立起来。在其他方面，如果对资源的竞争一般说来是由于缺乏海运舱位和外汇以及由于储藏物资的需要等原因所造成的话，管理工作的效果甚至还要差。上文已经谈到过，政府缺乏一个周密的进口政策，从而不能使外汇和海运舱位得到充分的利用。供应部总的说来既不负责原材料的采购，也不负责随后的分配工作，以致一直到1940年6月的时候，仍然由于缺乏物资管理工作而使象铜那样的战略物资仍被用来制造诸如饰物、窗帘挂杆和床架等非急需的商品。
政府踌躇不决的另一个例子是，它迟迟不愿实行粮食配给。虽然在战争发生之前，对汽油、燃料和主要食品立即实行配给的计划已经拟订就绪，但是只有汽油是在战争爆发后一个月内就实行配给的。在整个战争时期，煤气、煤和电力的配给工作自始至终只是部分生效，粮食配给制度的推行则一拖再拖。开始时，那些掌权的人顾虑很多，生怕舆论将对这一措施不满，甚至当这种疑虑已经迅速消除后，政府还是犹豫不决。在战事开始后，有两个月的时间，食品配给一直没有实行，甚至在那以后，也只有对黄油和熏肉这两样当时已经开始缺乏的食品实行配给，至于肉类和食糖，则一直拖到1939年12月才开始配给。
由于缺乏任何由政府来掌握的全面的管理制度，民用品生产所消耗的物资在国家资源中所占的比例，必然是过高的。生活标准仍然保持在这样的水平，相对于战时经济的要求来说，水平这么高是不合理的。照理说，应当利用战争的这头九个月的时间，把国民经济的力量巩固起来，可是这段时间却被白白地浪费掉了。
盟国间的合作
鉴于英国在其自身的经济上未能作好打一场总体战的准备，在战争初期，英法两国试图进行经济合作没有取得什么具体的成果，也就不足为奇了。英国的缺陷前面已经提到过，完全有理由可以说，法国的经济也有许多同样的毛病。
在慕尼黑危机发生前几年，英法两国已经开始进行经济协商，可是在1939年9月之前，两国几乎没有采取过任何具体措施。在军事方面，双方已同意，当战争一爆发，就重新组成最高作战会议，但是在经济合作方面，却没有制订过类似的具体计划。两国对进行经济战的问题曾作了广泛的讨论，并作了充分的准备，但是在合用两国经济资源的问题，或者在两**备计划一体化的问题上，却没有取得什么进展。事实上，协调盟国之间作战努力的计划，一直都只是拟订一些内容有局限的协定，而且，除了达成一个防止竞相争购物资的一般性协议外，别无什么成绩可谈。对于紧要的财政问题，两国财政部保持紧密联系，但是在战争爆发的时候，双方还没有制订出一项联合政策。在同样紧要的海运问题上面，法国人不得不勉强承认自己必须依赖英国的船舶，他们确信，英国的船舶吨位将足够满足两国的需要。
不过在法国覆灭前的一段时期，两国也曾取得某些明确的进展。在很大程度上，这应当归功于法国经济专家让？莫内，他在很早很早的时候就一直极力主张两国间要进行更密切的经济合作。由于他的努力，成立了一个组织，由负责处理各类具体问题的九个执行委员会和一个协调委员会组成，莫内本人担任协调委员会主席，负责以下工作：协调九个执行委员会的工作；监督盟国驻国外采购代表团的工作；决定谁有权利优先采购的问题。这些委员会虽然在组织上是极好的，但是一无成绩。无论是英国还是法国都未能提供为制订各项计划所需要的统计资料。海运问题尤其令人恼火。英国对自己的运输力量估计过高，而且在那时，两个国家都没有制订过精确的或切合实际的进口计划。
1940年4月9日早晨，当英国公众获悉德国在前一夜已经入侵了丹麦和挪威的消息时，他们就象1939年9月3日听到张伯伦宣布同德国进入交战状态时那样，感到宽慰。他们又一次觉得，问题终于明确了，行动的机会已经来到了。在德国对这两个从不惹是生非、从未向它挑过衅的中立国无缘无故地发动进攻后，人们认为，它的这一行径比它以前对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的进犯更为邪恶；这一次，德国是跨海进行侵略的，所以它肯定是在碰运气，完全有可能被英国击退，而且是被英国占绝对优势的兵力所击退。但是，令人不安的是，德国海军居然成功地通过了英国海军的交叉火力网，不仅占领了有斯卡格拉克和奥斯陆峡湾这两个狭窄的海峡所掩护的奥斯陆，而且还占领了大西洋海岸的四个挪威海港，包括极北面的纳尔维克港在内，从瑞典北部的基律纳运来的重要物资铁矿砂，就是在这个港口装船的。但是，也有人想当然地认为，德国人这一轻举妄动，对西方盟国是有利的。以前，德国在陆地上向波兰进行闪电战时，西方盟国无法在那里采取直接的行动来进行干预，而这一次的闪电战是跨海进行的，而且受害的两个国家都是处于西方盟国的兵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所以一看到德国在这次闪电战中所取得的胜利犹如上次在波兰那样迅速、巨大、辉煌，英国人就越发感到沮丧和羞耻。当挪威军队被击败，而英国在挪威的登陆部队狼狈地逃回到船上时，事情已变得很明显，德国参谋总部的这一表面上的轻举妄动实际上是对采用空军力量后，战争的打法会产生彻底变化有正确估计，从而制定了一个合乎科学的作战计划。
正文 第二百八十四章 时穷英雄现
第二百八十四章 时穷英雄现
如果那一小批政界人士、文职人员以及参与此事的作战部门的人员当时就把全部事实都公开的话，英国公众一定会受到更大的震惊。英国公众尚未意识到，在俄芬战争时，英法两国政府曾经策划把挪威和瑞典与自己一起同时卷入对德国和对苏联的战争。他们更不知道，当上述计谋幸而告吹时，英法两国政府又想出了一个新的计谋，准备在挪威领海内的航道上布雷，意欲借此挑拨德国对挪威采取对抗行动，这样，盟国就有了合理的借口，派兵在挪威登陆，不管挪威政府同意也罢，不同意也罢。这是盟国和德国不约而同地第二次策划将一个竭力保持中立的、从未侵犯过别国的小国卷入战争。这种策划是不道德的，同时其方案又是幼稚的；因为，即使挪威政府居然同意的话，这项计划也不会成功，除非事情能象英国官方的一位史官简括地说出的那样，“德国的立即反击，足以使我们有正当的理由去干预，而不足以阻止我们去干预”。经受过德国在波兰进行闪电战成功这一实际例子的教训以后，还作这种打算，简直是愚蠢透顶。这一次，又象过去那样，盟国在制订计划和执行计划方面的踌躇畏缩、颟顸无能，正同德国在军事行动方面的残酷无情、生龙活虎恰恰相反。
盟国这次为斯堪的纳维亚战役部署的兵力，尤其是空军力量，同在俄芬战争时相比，其不足的程度更为可笑。英法两国海军力量远远超过德国海军，照理说，其优势足以保证盟国在挪威夺取制海权的战斗中得胜，但是，由于英国海军部太重视防守，结果丧失了它们海军的绝对优势作用。
英国民众根本没有疑心到会有上述那些令人震惊的事实，即使这样，他们对本国海上力量未能阻止德国征服挪威这一无可隐瞒的事实已感到震惊。那么，英国那一小批文武官员和政界人士，他们不仅了解全部事实，而且还应当对事情搞到如此地步负责，内心又作何感想呢？然而，这种丢人的、不可宽恕的海陆军的惨败，至少在政治方面的确产生了一个有益的影响。西方盟国在挪威的战败，终于使英国人恍然大悟：英国正承担着同德意志第三帝国的挑战，经受严峻的决战考验，这一任务是非常艰难的。英国人的这一震动，反映出张伯伦的信誉顿时扫地。
就在德国快要入侵丹麦和挪威之前，张伯伦在4月4日发表演说时，不幸而说了希特勒“没有赶上班车”这句话，但他未能说明他说这句话的意思而使人们忘记这句话。他的意思是（按他本人5月7日的说明），希特勒在9月3日到次年4月5日之间，已经失掉了一次进攻西方盟国的机会，因为那时他仍然享有在战前的重整军备竞赛中超过盟国的全部优势。从长远观点看来，张伯伦的这个意见可能是正确的——假如说，这七个月里英国在建设皇家空军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对同年夏秋两季的不列颠之战起了决定胜负的作用，从而也使英国、美国和苏联最后有可能把它们的资源汇合起来，给德国以致命打击。可是，就在这一时期，张伯伦本人却没有赶上班车，否则盟国就会卷入同苏联的战争——对于他的国家来说，这倒未尝不是一件幸事。可是，希特勒在接踵而来的几天中将证明：至少在他那昙花一现的旅程的下一阶段中，他已经发奋赶上了班车。这时候人们还不能预见到，希特勒就是在这疯狂的行车途中，五年之后终于从悬崖峭壁上堕入汪洋大海送了命，而且他们无论如何也不会把这个结局同当时立刻发生的危机联系起来。1940年4月8日到5月7日在斯堪的纳维亚发生的骇人听闻的事件，很快就由于5月10日到6月25日在西欧大陆发生的更为骇人听闻的事件而相形失色。根据5月9日和10日在英国就是否赞成张伯伦当首相的问题举行的一次民意测验，这时只有百分之二十二的人表示赞成，百分之五十八的人不赞成，不超过百分之十的人对这个问题不表态。1940年5月10日，德国人入侵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那天，张伯伦辞职，成立了以丘吉尔为首的联合政府。从那天起，英国人民终于万众一心，充满着信心，在这位领导人的指挥下作战，直到1945年7月26日，即战胜日本之前三十九天，丘吉尔在一次大选中失败而下台为止。
丘吉尔与英国人民之间的这种全心全意的合作，就这样持续了五年零两个半月之久，一直坚持到全面胜利的目标已达到了战胜德国，但还没有完全打垮日本的地步，方才散伙。但是，在1933年希特勒在德国上台之前的任何一天，有关方面很少有人能够预见到这种合作，甚或连丘吉尔本人也不会想到；即使在1940年4月8…9日夜间希特勒入侵丹麦和挪威之前，也就是丘吉尔奉命组阁之前整整一个月的时候，也不会有很多的人能预见到这一点。按照那种不合理的计算年龄时把不足一整岁的部分略去不算的方法，在1940年5月10日时，丘吉尔已经是六十五岁了，在这以前，他的事业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从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十四年中，他在政界有一个光辉的开端，被目为一位前程无可限量的青年政治家。可是，在1914年的安特卫普远征和1915年的达达尼尔远征中，丘吉尔本人负有一份责任，有损他的令誉；而且，由于这两次军事冒险的失败已成为他的盛名之累，失去的声望更难恢复。许多英国人从丘吉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经历得出了这样的教训：此公大胆冒险有余而沉着判断不足，他的才华反而足以败事。虽然在随后的十五年中，他仍然在政界身居高位，不失为一个风云人物，可是就在他东山再起之前一个月，也许还有人认为他已经“赶不上班车”了。
丘吉尔的政治生涩的第二章，正是德国魏玛政权统治的时期，这是他真正最不得意的日子。接下去的第三章，从希特勒开始掌权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丘吉尔在外表上的不得意，是重整旗鼓的必要的前奏曲，引出了较有起色的第四章和胜利的第五章。在1933年到1939年的七年中，丘吉尔鼓起勇气，激励自己，尽管无人理睬，仍然令人生厌地独自坚持着向那些英国人大声疾呼下去，而这些人则已下定决心充耳不闻，不过，他也开始重新赢得了少数英国人的尊敬和重视，这些人数目虽少，但是却在逐步增加。在这个“绥靖”时期，由于英国人不愿意看到自己也许不得不经受另一次世界大战的严峻考验的前景，故而把丘吉尔揭露的情况不当一回事，尽管丘吉尔有文件为证，确凿有据地连续不断揭露了德国在逐渐重整军备，德国在军备竞赛中逐步占得了英法联合力量的上风，以及希特勒蓄意要使德国发动另一次大战。英国人对这些骇人的统计数字、事实和预测都一笔抹煞，认为这些都是想入非非的不适当的夸张，毫无中年政治家应有的明智，而无非是男儿家以战争为乐事的情绪。事实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间的二十五年中，丘吉尔同大部分英国人之间的关系，大体上是不融洽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英国人对丘吉尔的看法开始转变了。同样是这些人，在这个时刻，他们一方面称赞张伯伦，说他终于正视了严酷的事实，另一方面也称赞了丘吉尔，说他在过去七年中，一直勇敢地坚持揭露这些事实，并且呼吁对此采取果断有效的行动。多亏鲍德温和张伯伦在过去这几年一直不让丘吉尔执政，丘吉尔这时反而在张伯伦战时政府的最高级官员中成为一个显然可以不必对唐宁街因未做该做的事而犯下的一系列过错负责的人，由于这些过错，英国陷入了当前这样一种令人沮丧的处境。这时英国既然已经无可奈何地勉强同意又一次同德国交战，丘吉尔的主战热情就开始成为一种美德，而不是一件坏事了。这次战争一开始，英国人就欢迎他重新担任内阁海军大臣；在“假战争”时期，在所有大臣的演说中，只有他的广播演说能吸引听众，使他们精神振作起来。然而，丘吉尔与英国人民的关系在1939年9月3日到1940年5月10日一段时期内的这种变化，虽说是明显的，但是还没有预兆能说明，英国人与他们的领袖之间的关系将会融洽无间，事实上，这种水**融的关系从那时起一直维持到战争末了，用丘吉尔自己的话来说，它使“这段时期”确实成为“他们的最美好的时刻”。这种看法和目的上的协调一致，表面上看来是突如其来的，因此初想起来又是令人惊奇的——它对世界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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