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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乱时期的爱情-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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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霍乱时期的爱情
作者：＇哥伦比亚＇ 加西亚·马尔克斯 纪明荟 译
内容简介：
“我对死亡感到唯一的痛苦，是没能为爱而死。”
软弱者永远爱情的王国，爱情的王国是无情和吝啬的，女人们只肯委身于那些敢做敢为的男子汉，正是这样的男子汉能使她们得到她们所渴望的安全感，使她们能正视生活。
她从来没有想到，好奇也是潜在的爱情的变种。
一个人最初和父亲相象之日，也就是他开始衰老之时。
“社会生活的症结在于学会控制胆怯，夫妻生活的症结在于学会控制反感。”
找出儿童和成年人之间的差别，对她来说殊非易事，但分析来分析去，她还是更喜欢儿童，因为儿童的观念更真实。
作者简介：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Gabriel García Márquez， 1927年3月6日）是哥伦比亚作家、记者和社会活动家；是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又译作马奎斯。
正文
第一章
这些地方的变化日新月异，它们已有了戴王冠的仙女。
——莱昂德罗·迪亚斯
这是确定无疑的：苦扁桃的气息总勾起他对情场失意的结局的回忆。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刚走进那个半明半暗的房间就悟到了这一点。他匆匆忙忙地赶到那里本是为了进行急救，但那件多年以来使他是心的事已经不可挽回了。那位安的列斯群岛的流亡者、残废军人、儿童摄影师，又是跟医生交情甚笃的国际象棋对手德萨因特·阿莫乌尔，此刻已利用氰化金挥发出来的气体，从回忆的折磨中彻底解脱了。
医生看到尸体躺在行军床上，覆盖着一条毛毯。阿莫乌尔生前一向是睡在这张行军床上的。靠近行军床有个板凳，凳子上放着一只小桶，那是用来蒸发毒品的。地板上躺着一只胸脯雪白的黑色丹麦大狗，它被捆绑在行军床的床腿上，旁边摆着一条拐杖。那间令人窒息的杂乱的房间，既是卧室又充当工作室，黎明的曙光从打开的窗户射进来，意微的光亮足以使人们立即认出他确实已经死了。其它的窗户以及门缝都被破布遮得严严实实或用黑色的马粪纸封闭起来，这更增加了室内的压抑的气氛。室内有一张木台，上面堆满了细口小瓶和没有商标的香水瓶。在用红纸罩着的一台普通聚光灯下有两只白蜡小桶，外皮已经剥落。第三只桶里盛着定影剂，靠近尸体。过期报章杂志扔得到处都是，一块块玻璃板上堆满底片，破旧的家具摆得零乱不堪，但是在那双勤劳的双手的操持下，一切都显得纤尘不染。尽管从窗外吹来的空气使室内气息变得清新，但熟知内情的人，仍然可以感觉出那带有苦扁桃气息的不幸的爱情的幽怨和隐痛。乌尔比诺曾不止一次地在没有先兆的情况下想过：那里真不是应上帝的思召而离开人间的合适场所。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终于认识到，死者的神经失调也许正是出于上帝的一种密旨。
警察局长带着一个正在市诊所里进行法医实习的年轻学生先到了，是他们在乌尔比诺医生到来之前打开了窗户，并把尸体盖了起来。局长和学生严肃地跟医生打了个招呼，这位医生这次所以到来，主要是出于同情，而不是出于受人崇敬，因为没有人知晓他和阿莫乌尔的友谊之深。这位医道高明的教授，就像每天在临床课开始之前跟他的学生—一握手一样，同警察局长和年轻的实习生拉了拉手，然后便用食指和拇指紧紧捏住毛毯的边缘，仿佛对待一朵鲜花，像惯常一样慢慢地小心翼翼地揭开了毯子。赤裸的尸体僵硬地弯曲着，眼睛睁着，躯体呈蓝色，仿佛比前一天晚上老了五十岁。他的瞳孔是透明的，胡子和头发是黄色的。肚子上有一道旧伤痕，粗糙地缝合着。由于拐杖的折磨，他的身躯和胳膊犹如被判取划船苦役的犯人那样粗大健壮，但是他的僵死的双腿却象无依无靠的孤儿的细腿。乌尔比诺医生怀着痛苦的心情凝望着，他在同死神徒劳争夺的漫长岁月里，很少有这样的表情。
“真蠢，最糟糕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他用毛毯重新把尸体盖上，恢复了卓而不群的教授的神气。前年他过八十寿辰时，热热闹闹地庆祝I三天，在致辞时，他再次顶住了退职的诱惑。他说：“我死后总会有充分的时间休息，但死亡这件变幻不定的事还没有列入我的议事日程。”他右耳越来越不中用了，他用带银柄的拐杖来掩盖瞒珊的步履，依旧摆出年轻时的气派，身穿一套亚麻布衣服，外加一件坎肩，坎肩上挂着金表链。珍珠母色的巴斯德式的胡须和同样颜色的梳理得溜光移亮、居中分开的头发，是他性格的忠实反映。记忆衰退越来越使他不安，他不得不随时把事情记在小纸条上，以免遗忘。结果，口袋里的小纸条太多了，又混得难以分辨，正同医疗器械、药瓶以及其它东西在他塞得鼓鼓囊囊的手提箱里混成一团一样。他不仅是城里资格最老和最杰出的医生，也是最讲究穿着的人。然而，他的过于外露的智慧和不太谦虚地动用权威的方式，反而使他得不到应有的爱戴和尊敬。
他给警察局长和实习生下的指示是准确迅速的，不必验尸。房间里散发的气息就足以确定死因：某种感光的酸液引起了容器内的活性氰化物的挥发。但死者阿莫乌尔本人是此中老手，决不会在这种事情上有所疏忽。看到警察局长的犹疑不定的表情，乌尔比诺以他典型的处事方式斩钉截铁地打断一f他的话：“请记住，签发死亡证明的人是我！”年轻的医生也感到扫兴：他从来没有遇到过通过解剖尸体来研究氰化金性能的机会。乌尔比诺医生很惊奇，在医学院里没有见过这个学生，但是从他羞涩的面容和安第斯发音上很快就明白了：也许他刚刚来到城里。他说：“在这里，要不了几天，就会有某个爱情狂人给您一个机会。”这句话刚出口，他便马上意识到，在他记忆中数不清的用氰化物自杀的人中间，这是第一个并非由于爱情而自杀的人。于是他稍稍改变了他的声调：
“当您遇到这种事时，请好好注意。”他对实习生说，“在心脏里常常可以找到金属的微粒。”
然后他象上级对下属那样跟警察局长谈话，吩咐他要绕开一切审理手续，以便当天下午神不知鬼不觉地举行葬礼。他说：“以后我找市长去谈。”他知道阿莫乌尔是个十分节俭的人，节俭得近乎原始人，他凭自己的手艺挣来的钱足以维持生活，因此，在他的某个抽屉里应该放着存款，用做葬礼是绰绰有余的。
“不过，找不到也没关系。”他说，“一切费用由我承担。”
虽说他知道报界对这一消息决不会感兴趣，他还是关照了记者：摄影师是自然死亡。他说：“如果需要的话，我会找省长谈的。”警察局长是个规矩而谦恭的公职人员，他早就听到过乌尔比诺医生的严厉甚至可以使他最亲密的朋友也无法忍受。他对他那么轻易地跳过一切法律手续匆匆忙忙安排葬礼感到惊讶。警察局长唯一没有同意的是去和主教商量，把阿莫乌尔安葬在圣地。他对自己的不肯通融的态度感到歉疚，请求医生原谅。
“我深知此人是个圣者。”他说。
“不仅是个圣者，还有点古怪。”乌尔比诺医生说，“他是个无神论的圣者。但那是上帝的事情。
在殖民城市的另一端，大教堂的钟声远远地传来了，召唤人们去望大弥撒。乌尔比诺医生戴上半月形夹鼻金丝眼镜，掏出一块精致的方形怀表看了看，弹簧把表盖轻轻地打开了：他险些误了圣灵降临节的弥撒。
客厅里，一架巨型照相机架在轮子上，那轮子就象公共场所活动栏杆下的轮子一样。幕布上画着“黄昏的大海”，是工艺匠的手笔。周围墙上挂满了孩子们的照片，并标着那些带有纪念意义的日期：第一次圣餐、戴兔子假面具、幸福的生日。乌尔比诺医生通过他到这里来下棋的那些下午，年复一年，于冥思苦想之余，目睹了这个客厅的墙壁已逐渐被照片覆盖殆尽。他曾多次不无痛心地想到，在那个陈列着即共拍下的照片的展室里。孕育着一个未来的城市，这座城市将由那些难以捉摸的孩子来管理和败坏，而他的荣誉则将荡然无存。
写字台上，靠近一个放有几只海狼牌烟斗的陶瓷罐，摆着一局残棋。尽管他有急事要办，心情又非常阴郁，乌尔比诺医生还是禁不住要把那盘棋研究一番。他知道，那是前一天夜里下的棋，因为阿莫乌尔每天下午都下棋，而且至少要找三个不同的对手。不过，每次他都是把棋下完，把棋盘和棋子收拾到盒子里，再把盒子放到写字台的抽屉里。他还知道，阿莫乌尔对奕时历来执白，而那一局棋，不出四步，白棋就必输无疑了。“如果他是被杀，这是一个有力的证据。”他心中这样想。“我知道，只有一个人才会设置这么巧妙的杀着。”那位顽固不屈的、惯于拼杀到最后一滴血的战士为什么没有结束这最后的一局棋就溘然撒手了？他觉得不弄清其原因，自己继续活下去便失去了意义。
清晨一点钟，更夫在做最后一次巡逻时，看到了在临街的门上赫然标着这样几个字：“不必敲门，请入内，并请通知警察。”不久，警察局长和实习生就赶到了，两人在房间里搜索了一番，企图寻找苦扁桃气味的来源。但是，在分析那盘残棋的短短几分钟内，警察局长在写字台上的一些纸张中发现了一封致乌尔比诺医生的信。信封用火漆封得结结实实。必须撕开封口，才能把信取出。医生拉开黑色的筒帘，让光线身进来，然后飞快地向那十一页正反两面都用漂亮的字体写得密密麻麻的信纸扫了一眼。从读完第一段起，他就明白自己已赶平上领圣灵降临节的圣餐了。他激动地喘着气阅读着，为了把失掉了的思路联接起来，他几次倒回去重读。当读完全信，他感到自己仿佛是从过去一个非常遥远的地方归来。尽管他想努力振作精神，依然改变不了沮丧的神色。他双唇发蓝，手指颤抖着把信叠好放进坎肩的口袋里。这时，他记起了警察局长和年轻的实习医生，便带着痛苦的表情向他们微笑了一下。
“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他说，“是他最后的一些嘱托。”
这半真半假的话完全博得了他们的信任，因为他们照他的吩咐揭开地板上一块活动瓷砖，果然在那里找到了一本陈年旧帐，上面写着开保除柜的密码。钱没有他们想象得那么多，但是用来安葬和办理其它琐事已足够了。乌尔比诺医生此时意识到，在宣讲福音书之前，他已无法赶到大教堂了。
“自从我记事以来，这是我第三次误了星期日弥撒。”他说，“但是，上帝会原谅的。”
这样，他宁可再拖几分钟，以便把所有细节全部解决，尽管他迫不及待地想同他的妻子共同分享信内的机密。他表示要通知为数众多的住在城里的加勒比海难民，以考验他们是否愿意向这位最受尊敬、最积极和最激进的死者表示最后的敬意，尽管他显然已经向障碍屈服，没有克服他前进路上的绊脚石。他也将通知死者的棋友们，在这些棋友中间，有著名的职业棋手，也有无名小卒。他同样准备通知一些交往较少的朋友，因为说不定他们会来参加葬礼。在看到遗书之前，他决定成为第一个参加葬礼的人，但在读过遗书之后，他什么也不敢肯定了。不管怎么说，他要送一个桅子花的花圈！也许阿莫乌尔最后曾一度失悔吧。葬礼定在五点举行，那是炎热季节里最合适的时间。如果需要的话，他可以从十二点钟就去拉西德斯·奥利贝利亚医生的乡间别墅，这位医生是他喜爱的学生，将以丰盛的午餐来庆祝从业二十五年纪念日。
当最初的军队服役的那些暴风雨般的岁月过去之后，乌尔比诺医生变成了一个十分随和的人，他在全省获得了无与伦比的崇敬和威望。他鸡鸣即起，开始服用一些秘方：提神的澳化钾；治风湿痛的水杨酸盐；治昏厥的黑麦角菌滴剂；治失眠的颠茄。他不间断地吃，但总是偷偷地吃，因为在他长期的行医和授业的生涯中，他一向反对给老人开治标性的药济。对他来说，忍受旁人的痛苦要比忍受自己的痛苦容易得多。他衣袋里时刻带着樟脑晶，没有人看见时，他就拿出来深深地吸一口，以消除对那么多药物混在一起的恐惧。
他一般在书房里呆一个小时，为他星期一至星期六每天八时整到医学院讲授普通；1＄床学备课，直到临死的前夕为止。他也是个新文学作品的热情读者，这些作品由他的巴黎书商寄来，或由当地书商从巴塞罗那为他定购，尽管他对西班牙语文学不象对法语文学那样重视。不管怎样，他从来不在早晨读文学作品，而是在午觉之后读个把小时，晚上睡觉之前再读一会儿。备课结束后，他面对打开的窗户，在浴室里做十五分钟呼吸操。他总是面向公鸡啼鸣的方向做操，因为新鲜空气从那儿吹来。然后他洗澡，修胡子，在货真价实的意大利香水的浓郁芳香中粘胡子。他穿上白色亚麻衫裤，外加一件坎肩，戴上软帽，穿上西班牙科尔多瓦产的山羊皮靴。到了八十一岁，他依然保持着在霍乱流行期后不久从巴黎返回时的那种潇洒风度和欢快神态。他的头发后中分开，梳理得整整齐齐，除了颜色变得像金属一般之外，和年轻时没有半点差异。他在家里用早饭，但是他有自己的一套规矩：一杯大苦文花汤顺胃，再加一头大蒜。他吃大蒜向来就着面包一瓣瓣细细咀嚼，为的是预防心脏憋闷。教课之后，他常去参加正当的社交活动，或者去接触天主教徒，或者从事艺术方面或社会方面的某项课题的研究。
他几乎总是在家中吃午饭，饭后一边坐在院里花坛上打十分钟的诚，一边在梦中听女佣们在枝繁叶茂的芒果树下唱歌，听街上的叫卖声，听港湾里柴油机和马达的轰鸣声。炎热的下午那种响声在周遭回荡着，就像被判刑的天使在受难一样。接着，他要读一个小时的新书，特别是小说和历史专著。随后他便教鹦鹉讲法语和唱歌。多年以来，那只鹦鹉已经成了家中迷人的娱乐品。四点钟，喝下一大杯加冰的柠檬汁之后，他就出去巡诊。尽管他已经上了年纪，他还是拒绝在诊所接待病人，而是一如既往，到患者家里去为他们治病。自从市政建设越来越完备以来，他可以乘马车到任何地方去。
他第一次从欧洲回来后，便乘坐由两匹枣骏马驾着的家用四轮马车活动。这辆马车坏了，他又换了一辆由独马驾辕的双座四轮带篷马车。当马车开始被淘汰，只是在供旅游观光者玩赏和为葬礼拉花圈才使用时，他照旧乘坐这种马车，而且还为它古旧的式样颇感自豪。尽管他拒绝退休，但是他心中明白，除非遇到不治之症，人们是不会上门请他的。他认为那也是一种专长。他只凭外表就可看出患者得的什么病。他越来越不相信药物，对外科手术的普及，他怀有一种惊恐的心情。他说：“手术刀是药物无效的最大证明。”他认为，严格说来，一切药物都是毒药，百分之七十的普通药物都在使人加速死亡。“无论如何，”他经常在课堂上讲，“人们已知的良药并不很多，而且只有少数医生真正了解它们的性能。”他从热情奔放的青年时代起，就把自己称为宿命论的人文主义者。他说：“每个人的死期都是自己命中注定，我们唯一能够做到的。只是时辰一到，就帮助他们既不害怕又无痛苦地了却生命。”不过，尽管这些偏激的观点已经构成地方医学的组成部分，他昔日的学生们，即使在正式开业之后，也还在继续向他请教，因为他们承认他的诊断准确无误。不管怎么说，他一直是一位可贵的不可多得的医生，他的病人集中在总督区的高贵门弟里。
他每天的工作井然有序，以致如果在他下午出诊期间发生点紧急事儿，他的妻子准知道该往什么地方给他送信儿。从年轻时起，他总要在回家这前去教区的咖啡店里呆一阵子，因此，从岳父的朋友和一些加勒比海难民那里学了一手好棋。但是，从本世纪开始，他就不上教区咖啡店去了，而是打算组织由社会俱乐部赞助的全国性比赛活动。就在此时，阿莫乌尔来了，他下肢瘫痪，当时还没有搞儿童摄影。不到三个月，他高超的棋艺便使所有的人对他另眼相看了。他尤其善于走“象”，从来没有人赢过他一盘棋。对于乌尔比诺医生来说，那堪称是一种奇遇。当时，他对象棋简直入了迷，而能使他满意的对手已经不多了。
乌尔比诺医生成了他的无条件的保护人，并为他的一切担保，他甚至没有去调查他是谁，从事何种职业，在什么不名誉的战争中留下一副残废身子茫然地在这儿出现。医生借给他一笔钱，让他开一家照相馆，而阿莫马尔，自从用闪光灯为第一个神色惊恐的孩子照相时起，总是把最后一分钱都付给他。
一切都来自于象棋。最初，他们在晚饭后七点钟下棋，医生略胜一筹，因为对手显然也棋艺不凡。后来医生的优势越来越小，最后就旗鼓相当了。加利莱奥·达孔特先生开办第一家电影院之后阿莫乌尔成了它的最准时到场的观众之一，下棋就只限于没有电影首映式的夜晚了。那时阿莫乌尔和医生已是形影不离的朋友，所以医生便陪他去看电影。但医生看电影从不带妻子。这一方面是因为她没有耐心看那些曲折复杂的情节，另一方面也因为医生凭着他敏锐的感觉，认为阿莫乌尔不会成为任何人的好伙伴。
医生在星期日的生活就是另一种模样了。他去教堂出席大弥撒，然后回到家中休息，或到院里花坛上去看书。如果没有十分紧急的情况，在这个专为自己保留的日子里他很少出诊。多年以来，除非情不可却，他从来不接受社会义务。圣灵隆临节那天，由于意外的巧合，两年离奇的事凑在了一起：一位朋友之死和一位杰出的学生庆祝从业二十五周年。虽说如此，他并没有如原来预想的那样在证实了阿莫乌尔的死亡以后径直回家，却被好奇心牵到了别的所在。
他一上车，就把遗书迫不及待地重新看了一遍。他要车夫把他拉到古老奴隶区的一个不易寻找的地方去。这个决定是如此反常，以致车夫想确认一下是否有错。没有错，地址很清楚，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说，写地址的人十分了解它。乌尔比诺医生重新读起了遗书的第一页，他再一次沉浸在那些不怎么受欢迎的大量披露中。假如阿莫乌尔能够使自己相信那些话并不是一个绝望者的梦吃的话，那么，即使到了他这把年纪，生活也还是可以改变的。
一大早，天空就板起了脸，变了颜色，乌云密布，寒风袭人，然而中午之前并没有下雨的征兆。为了找一条近路，车夫驱车走上了殖民城市铺着石头的崎岖不平的高地，结果他不得不多次停下来，以免那些参加圣灵降临节礼拜仪式归来的学生和教徒们使马匹受惊。街上摆着纸花环，乐队奏着乐曲，鲜花也到处可见，姑娘们打着五颜六色的阳伞，头上戴着薄洋纱飘饰，站在阳台上观看节日队伍通过。教堂广场上，在非洲棕桐树和崭新的球形路灯之间，几乎看不清芙洲解放者西蒙·玻利瓦尔的塑像。弥撒一结束，人们蜂拥走出教堂，堵住了汽车出口处，可敬而喧闹的教区咖啡馆里也挤满了人。乌尔比诺医生的马车是唯一的一辆。这辆马车跟城里留下来的其它几辆屈指可数的马车大不相同。它的漆皮折叠车篷总是保持得明亮耀眼，包角是铜的，为的是不让硝石腐蚀。轮子和车辕都涂成了红色，金色镶边。这种装扮，使人想起维也纳上演歌剧时的盛装夜晚。此外，最爱摆排场的家庭往往允许他们的车夫穿上干净的衬衫，而他却要求车夫穿上软绵绵的天鹅绒制服，戴上马戏团驯兽人的大礼帽。这种衣帽除了不合时宜之外，在加勒比海地区的三伏天里，也似乎欠缺一些怜悯之心。
尽管乌尔比诺怪腐似地热爱那个城市，并且比任何人都更了解那个城市，他却很少有过象那个星期日那样，毫不犹豫地在那个古老奴隶区的喧嚣中冒险。为了寻找那个地方，车夫不得不绕来绕去，几次停车问路。乌尔比诺医生终于认出了附近肮脏阴郁的泥塘，它的不祥的沉寂，它的溺死者的尸体散发出的恶臭，这种恶臭曾在无数个不眠之夜的黎明跟院子里的茉莉花的芳香混在一起飘进他的卧室。他感到这种恶臭如同昨天的一阵风一般从他的身旁吹过，同他的生活没有任何关系。不过，当马车开始在街道的泥泞路上颠簸而行的时候，那种被他的怀念之情多次理想化了的恶臭就变成了一种难以忍受的现实。污泥地上，几只秃鹫在争食用船锚从屠宰场里拖出来的下水。和总督区石砌房子相反，这里的房子是用陈旧的木材和锌皮搭成的。大多数的房子都架在木桩上，这是为了避免在阳沟涨水时污水涌入。那些阳沟是从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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