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军工传-第4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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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北海舰队尚未正式成立，但青岛已经成为年轻的中国海军的摇篮。海军第一个驱逐舰队、第一个潜艇大队和第一个快艇大队都是在青岛诞生的。军港的码头旁，整齐地排列着驱逐舰、猎潜舰、潜水艇、扫雷艇，阵容威严，气势雄伟。哈军工的教员们一到青岛，放下背包，谁也顾不上欣赏青岛市的碧海青山，立即赶到码头，开始紧张的实习活动。大家每天按计划整队登舰，分组活动，听讲解，做记录，学操作，同劳动。白天在舰上实习，晚上回到海军东海饭店的会议室里整理记录，交换学习体会，开碰头会。邓易非每天和教员们形影不离，关心大家的学习和生活，领导实习紧张而有序地进行，教员们情绪高昂，感到实习的收获不小。

一天下午，初冬的海风吹得军舰上的信号旗“哗哗”作响，陈宽气喘吁吁跑上驱逐舰，通知在各个岗位上学习的教员们：“快，快，全体上码头集合，院长来看望我们啦！”

“院长来了！”年轻的教员们兴奋得连蹦带跳，急忙鱼贯下了舷梯，刚在码头上整队完毕，就看到陈赓院长由邓易非陪同向队列走来。陈宽出列，代表全体实习教员，向陈赓敬礼报告。陈赓一身整洁的黄呢军服，戴着大盖帽、洁白的胸签和手套，显得英俊威武。他举手还礼大声说：“同志们辛苦了！”看见四位苏联顾问也站在队列旁边，便走过去与他们握手，翻译王湘霖连忙出列，跟在陈赓后面当翻译。陈赓亲切问候苏联顾问，听取他们对实习计划的意见。接着陈赓对实习教员们说：“部队对我们学院还不够了解，以为和地方大学一样。我在全军宣传，军工是我军自己的工程技术学院，我是院长兼政委。学员毕业出来都为部队服务，以后军工的教员和学员要经常来部队实习，请大家支持。你们是我们建院以来第一批来海军实习的教员，要总结出经验来。在实习中有什么困难和要求，就来找我。我听说你们时间抓得很紧，这很好，但也要注意劳逸结合。青岛的

苹果很好哟，多吃水果，回哈尔滨以后恐怕没这个口福啦！”

大家都让陈赓逗乐了，使劲给院长鼓掌。

陈赓和教员们一一握手道别，又转身对王湘霖说：“你的俄语讲得不错呀！过去在哪里学的呀？什么时候来咱们学院的？”王湘霖回答说：“我是在中国人民大学学的俄语，1951年调到海司，今年1月调到学院来的。”

“好！”陈赓拍拍王湘霖的肩头说：“好好干吧！”

陈赓披着一身绚烂的晚霞，离开了海军码头。实习教员们则把院长的关爱铭记在心。听邓政委讲，院长是这次军事演习的组织者和指挥者，大家感到能在院长的身边实习，真是莫大的荣幸，学习的热情特别高。

陈赓接见哈军工实习教员的消息在青岛军港传开了，海军各舰官兵们都对哈军工教员们另眼相看，说你们学院真是了不起，你们是陈副总长管的海军，跟我们肖司令员管的海军是一家人吧？实习教员和各舰官兵的关系更为融洽，哈军工的名字在青岛基地传开了。

黄明慎和郁祚瀛在实习中翻阅了驱逐舰舰炮指挥仪俄文原版技术资料，但在无人懂俄文的军舰上，这套厚厚的资料只能尘封于保密柜中。两位副教授感到这套资料对系里舰炮专业的教学和实验室的建设有重要参考价值，如能借到一套，完成翻译和技术审校，铅印成册，不仅对学院而且对海军建设都是一个贡献。他们把这个想法向邓易非汇报了。邓易非思忖再三说：“各舰只有自用的一套资料，恐怕舰长不会借吧。”

一天傍晚，住在东海饭店的邓易非、马克西苗克和王湘霖碰巧遇见陈赓陪同两位苏联将军下楼梯，邓易非和王湘霖迅速立正，敬礼，陈赓站住和他们握手，趁苏联将军与马克西苗克寒暄，邓易非抓紧时间向陈赓报告了借用指挥仪技术资料的想法，陈赓马上爽快地说：“海军苏振华政委在青岛，我同他说说去，你们等消息吧。”

实习结束了，陈赓对哈军工教员们的组织纪律性、刻苦精神和学习成绩都表示满意，并向指导实习的苏联顾问表示感谢。当实习人员返程路经北京时，陈赓特意安排出时间，在张衍的陪同下，到北京饭店看望了四位苏联顾问，并宴请了顾问和教授。

不久，驱逐舰指挥仪技术资料按保密邮件全部寄到哈军工，黄景文马上组织人力进行翻译和技术审校，想到这是在院长的支持下才搞到的宝贵资料，参加翻译的王湘霖、高志新和技术审校俞克曜等教员加班加点，如期完成了任务。哈军工把原文资料和中文书册发回海司，为海军战斗部队学习和掌握舰炮射击指挥仪，提供了首批教材。

海军工程系教员的青岛实习，给海司领导留下良好的印象，以后有了什么好事总忘不了哈军工。

1955年春，海司通知哈军工，1949年3月起义的

国民党巡洋舰“重庆号”已列为教学用舰，哈军工可派员到舰上选择对教学适用的技术装备和武器。黄景文认为这是充实系里实物教具的好机会，马上组织力量，由306教授会实验室主任宋冠杰带队，并请两位苏联顾问同志，翻译还是由业务能力强的王湘霖担任。

王湘霖原籍浙江绍兴人，1929年生于哈尔滨市，幼年随家人逃难回到上海，饱尝抗战时的颠沛流离之苦。1948年，在南京读高中的王湘霖约上几个同学，到下关码头去看国民党政府从英国买来的轻型巡洋舰“阿夫若亚号”，即改名后的“重庆号”。这些年轻人都想当海军，听说下关停着中国最大的军舰，心里早就发痒了。他们像探险家一样躲在江边的小树丛里，偷看那条神秘的大船。只见江面上一座银灰色的钢铁城堡，炮管林立，旗帜飘扬，小伙伴们都情不自禁地叫起来：“呀！乖乖！这就是重庆号！好大的军舰啊！”
　

　　

　　

27　陈赓履新　实习教员扬波胶州湾（6）
　
人的命运中真有巧合，三年后，王湘霖从人民大学参军，本想入朝参战，没想到肖劲光的秘书罗钰如看上这个聪明的小伙子，把他调到海军司令部秘书处翻译组，王湘霖梦想成真，当上了海军军官。1951年仲夏的一天，王湘霖正在工作，电话铃响了，他拿起听筒，听到肖劲光司令员的声音：“告诉你们组长，参加打捞重庆号的苏联专家到京后向我报告，我准备招待他们。”1953年，在调入哈军工之前，王湘霖参加了把重庆号技术资料译成俄文的工作，并在海司第一次见到率部起义的“重庆号”舰长邓兆祥将军。是年11月，海司造船部派出三名译员到大连熟悉“重庆号”军舰的现状，王湘霖是其中之一，当年自己偷窥的大军舰，竟成了油漆斑驳脱落的空舰壳，停靠在大连造船厂的码头上。

这是解放战争后期的一段令人扼腕的历史，“重庆号”记录了全舰爱国官兵反对内战、投身光明的英雄壮举，也记录下面临覆灭的美蒋反动派垂死挣扎的可耻罪行。

王湘霖没有想到刚从青岛海上实习归来不久，领导又派自己出差，还是和“重庆号”打交道，莫非自己和这艘起义的巡洋舰有缘分？

当时负责“重庆号”打捞、善后的海军称为“黄河部队”，原“重庆号”舰炮副部门长刘渊主任负责接待哈军工来的同志，王湘霖第一次上舰时已认识刘渊，两人重逢，格外亲热。刘渊带大家去见邓兆祥舰长。

邓兆祥40多岁，身体结实，目光炯炯，显现出职业军人的英武气质。他和苏联专家及哈军工的同志握过手，示意请大家入座，一开口就很爽快：“欢迎军工的同志们！你们需要我给予什么帮助？”

王湘霖把苏联专家的意见译给邓舰长后，邓兆祥说：“由刘主任陪同你们参观军舰，需要什么，你们就提出申请，照上级指示办。能使这条军舰的装备为培养我们海军工程技术人才服务，是我们共同的心愿。”

邓兆祥风度潇洒，讲话干脆，声音洪亮，给苏联顾问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再三向邓舰长表示感谢和敬意，对有机会第一次参观英制军舰而兴奋不已。

哈军工最终申请拆卸“重庆号”的100毫米双高平两用舰炮、40毫米四管机关炮、12。7毫米液压传动机枪、三联装鱼雷发射管以及指挥仪等，海司领导和海司苏联总顾问戈洛文少将很快批复下来，夏天的时候，这些庞然大物在身穿白色水兵服的三系实验员守护下，从大连押运上车，气宇轩昂地进入哈军工。

100毫米双管舰炮就安放在海军工程系实验楼东侧门口，参加这一工作的该系舰炮专业负责人何水清、陈宽等教员和苏联顾问特地在这门舰炮前拍照留念。

“重庆号”巡洋舰的装备为哈军工海军舰炮专业发展作出的贡献，也为“重庆号”的历史留下最后一笔闪光的注脚。

1954年10月15日上午，一曼街方向驶来浩浩荡荡的豪华轿车队，在哈军工大门口向北，缓缓地绕到南通街，沿着哈军工木板栅栏外的马路向太平桥方向驶去，在环绕哈军工一圈后悄无声息地离开。

车里坐的是何方贵人？为什么环绕哈军工行驶？谁也不知道。哈军工的警卫战士诧异地瞪大眼睛看着车队绝尘而去，眼尖的战士大声喊道：“那头两台车不是我们学院的吗？”

哈军工的领导人事后才知道，那天车队里坐的都是国际大人物，为首的竟是显赫于世的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谢？赫鲁晓夫，紧随其后的是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防部长尼？亚？布尔加宁元帅、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阿？伊？米高杨等苏联党政代表团成员。

前一天，省里派人来哈军工借车，陈赓院长和首席顾问乘坐的两台轿车是从苏联进口的防弹

豪华车，当时的哈尔滨市，除了“103”，找不到第二家有这种高档车，省里说有重要外事活动，点名要借用这两台车，现在才弄明白，一台给赫鲁晓夫坐，一台给布尔加宁坐。

是年9月29日，赫鲁晓夫率领一个庞大的苏联代表团访华，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五周年庆典。第一次访华的赫鲁晓夫带来一个发展中苏友好合作关系的宏伟计划，其间中苏两国签订了一系列合作协议。毛泽东和

周恩来十分重视苏联领导人的来访，隆重的接待，至高的礼仪，毛泽东与赫鲁晓夫相互拥抱、亲颊，像老朋友一样亲热地聊天，都令世界瞩目。在中苏两大国领导人进行多次会谈之后，毛泽东建议赫鲁晓夫到中国南方看看，赫鲁晓夫欣然接受。中国方面只派翻译师哲陪同，又安排了六架飞机，供苏方随时调遣。

赫鲁晓夫一路上高兴得手舞足蹈，在上海溜马路，吃馄饨，逛公园，乐不可支；在杭州，鲜美的鱼汤令他赞不绝口，喝了一碗又要一碗；在广州一下飞机，发现师哲乘的飞机还没到，赫鲁晓夫与欢迎他的广东省委书记陶铸相互语言不通，只好挤眉弄眼，比比划划，好不狼狈。陶铸请他们吃“龙虎斗”，赫鲁晓夫吓得不敢动筷，这些都是赫鲁晓夫首次访华的轶闻趣事。

10月13日，赫鲁晓夫一行离京回国途中，又参观了东北的大连、鞍山、长春，最后一站是哈尔滨。

整洁宽阔的哈尔滨街道挂满了欢迎“老大哥”的红旗和标语，中苏两国兄弟般的友好气氛如浓郁的秋色，令人心醉。在黑龙江省和哈尔滨市领导为苏联代表团举行的盛大欢迎仪式上，赫鲁晓夫与驻军首长、哈军工的领导人刘居英等第一次见面握手，态度颇为友善。通过奥列霍夫，赫鲁晓夫自然知道哈军工的一切秘密，那里有个庞大的苏联顾问团。
　

　　

　　

27　陈赓履新　实习教员扬波胶州湾（7）
　
赫鲁晓夫是否想看看哈军工？是否由于中国方面事先没有安排，苏联代表团不便参观哈军工？笔者找不到任何史料来回答这些揣测。总之，赫鲁晓夫没有跨进哈军工的大门，而是在外面隔着玻璃看了看。说他关注哈军工，恐怕不为错。至于带着丑化色彩的演绎，把赫鲁晓夫描绘成一个偷窥者，则与直笔修史无关。

赫鲁晓夫下台以后，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我记得1954年秋天我从中国回来以后曾告诉过我的同志：同中国人的冲突恐怕难以避免了。”这就说明性情粗鲁而狡黠的赫鲁晓夫一直对中国心存狐疑。虽然，世人无从知晓赫鲁晓夫透过车窗，注视着远处哈军工高大屋脊时的心情，他却为哈军工的历史添上一笔有趣的小花絮。
　

　　

　　

28　声讨胡风　肃反运动席卷大院（1）
　
声讨胡风　肃反运动席卷大院

强调政策　陈赓诚挚安抚教授

1955年的春节过后，院党委做出《关于制定5年制教育计划与修订4年制教育计划的指示》，刘居英和徐立行组织科教部检查51个专业教授会开设专业基础课的准备工作，“以教学为中心”的指导思想体现在学校的各项工作中，不管是干部和教员，谁都喜欢把陈赓院长“教员是炒菜的，学员是吃菜的，而干部是端盘子的”　那句名言挂在嘴边。

3月7日上午，到哈尔滨市视察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贺龙突然来到学院，院领导又惊又喜，陪同贺老总参观了两个小时，贺老总心满意足地离开了哈军工。

4月初，中央军委重新任命学院科教部的领导，教育长徐立行兼任部长，原部长张述祖因年龄偏高改任副部长，另一副部长为张子明。一年多来，张述祖领导科教部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亲自下炮兵工程系蹲点，总结师资培养的经验，同时对个别干部不注意团结知识分子，弄得老教授卢寿　、潘景安一肚子气的问题大胆提出批评。张述祖改任副职，有利于集中精力抓科研，从干部的配置上看，中央军委很重视哈军工的教学和科研。

5月，陈赓、刘居英和刘有光三人联署发布《关于开展劳卫制体育活动的命令》，学院成立体育运动委员会，爱好运动的刘居英出任主任委员。

哈军工大院里春风浩荡，绿树红花，脱掉棉军装的学员们生龙活虎，朝气蓬勃。每天清晨，军号声刚落，唐凯、黄景文、戴其萼等系领导们早早就站在各系宿舍的正门前，检查学员的出操情况，学员们穿着白色短裤、光着膀子、喊着口令向大操场跑去，系、科、队的干部经常带队跑在学员班的前面。傍晚的体育锻炼时间，刘居英常到操场上检查学员的“锻炼小组”，鼓励学员们坚持苦练，争取劳卫制达标。

全院德、智、军、体教学工作井然有序，谁也不会想到，一场席卷全国的政治运动使静谧祥和的校园天翻地覆。

5月13日，《人民日报》公布了《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第一批材料》和措辞严厉的“按语”。中国人几乎一下子停止了正常的工作和生活，举国上下都在全神贯注地倾听读报人的声音：把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清查出来！

哈军工大院里，人人神色严肃。政治上一直比较敏感的年轻政工干部们是一个激情如火、闻风而动的群体，他们一带头，所有的大楼里都贴满了声讨胡风反党集团的标语。文庙街两侧也树起醒目的招贴宣传画，那上面是义愤填膺的革命群众用手指着行人，画面下边是一行触目惊心的文字：胡风分子，你的问题交待了吗？

肃反运动势如烈火，迅速燃遍全院。运动一开始，院党委成员的头脑比较冷静，基本上是左顾右盼跟着走的姿态。一方面要向总政请示，军内的运动怎么个搞法？另一方面要看看省、市的态度，特别是哈工大怎么搞肃反？

党委会上，刘居英和徐立行再三强调，全院正在普遍声讨胡风，开展学习讨论和批判敌我不分的和平麻痹思想，但是，不能打乱教学秩序，就是说，不能停课。政治运动主要在院、部、系机关开展，学员的学习讨论放在晚上。院党委决定成立以刘有光为首的院运动五人领导小组。

一进入6月份，全国的反胡风运动变成激烈的全面的肃反运动，四平八稳的哈军工挨了总政的“板子”，开始迅速跟进、升温。6月11日，全院举行“声讨胡风反革命集团罪行大会”，院政治部下达了关于运动的方法和步骤的指示：

“第一阶段打好思想基础，各单位首先作深入动员，端正学习态度，不号召暴露思想，也不过早批判思想，然后阅读文件，进行讨论，讨论时有不同意见，可展开争论……第二阶段，号召一切胡风集团分子和受影响的分子进行坦白交待，并号召一切反革命分子和反动分子坦白交待。转入第二阶段必须做到思想成熟，占有材料，寻找适当时机。”

看来，学院的领导集体并不想把运动搞成急风骤雨式的阶级斗争，但是他们做得了主吗？没过几天，根据上级的指示，一场让全院所有人员都心惊胆战的“保密大检查”在大院里拉开了天罗地网。

所谓“保密大检查”，说白了就是“抄家”。

半夜时分，各系的学员成班、成队被带到大操场上坐下，四周由持枪战士看住，不许学员交头接耳或乱走乱动。这个时候，由院、系肃反运动领导机构统一布置，每个学员班的运动领导小组成员开始到宿舍里搜查，对每个学员的私人物品，特别是信件、日记等带文字的东西，仔细翻阅、查验。从外地实习刚回来的学员班也不许漏掉，一进宿舍，队长通知大家把所有信件、工作日记和学习笔记本都交出来，口袋也要掏给队长和指导员看一看，比乘飞机过安检还要严格。

大概胡风先生的背运跟他那位反戈一击的朋友交出其上百封私人信件有关。所以，搜查私人信件成为肃反运动初期的一大特点。一系三期学员苏隆清的家信上交后，队长看罢有点不过瘾，悻然道：“哼，就数你的信看起来没意思，你爹妈净说些吃饭穿衣的婆婆妈妈的事儿干吗？”

苏隆清说：“我是独生子，爹妈担心我，所以老是嘱咐我别冻着，别饿着，队长，你看这些信要是有用，我就都交给组织了！”
　

　　

　　

28　声讨胡风　肃反运动席卷大院（2）
　
“没用！”队长没好气：“都拿回去吧！”

同班另一位同学的哥哥来信时，嘱咐一句“凡事要三思而后行”。这可麻烦了，这位同学要交待“在哪些事上三思而后行”，足足交待了两周，弄得那个学员精神恍惚，面容憔悴。

对有老婆孩子的机关干部，照搜不误。张衍的老秘书、政治教员王秉衡，平时常常清理旧信件，没用的就烧掉，因此上交的信件不多。协理员问：“你的信怎么这样少？平时看你挺爱写信啊。”王秉衡解释说：“我没有保留信的习惯，没用的都烧掉了，也不知道今天组织上要检查呀！”

五系传来一条爆炸性的消息，从黄德馨教员的家中查到一张他和蒋介石的合影。搜到照片的人如临大敌，“呼哧呼哧”地赶来报告：“哎呀！多反动呀！这位起义将领心里还想着蒋该死呢！”

唐凯心事重重地找院领导汇报，刘有光决定召开一次常务会专门研究这张照片的问题。

张衍在重庆时看过那种照片，黄埔军校校长蒋中正板着面孔，正襟危坐，年轻的学生站在他的身后，在国民党黄埔系将领中，这种照片比较常见。他首先表态：“黄德馨同志是参加云南起义的国民党将领，起义后表现很好，来学院后工作积极，星期天都用来编写教材，老唐你说说，他在你们系表现怎样？”

唐凯说：“老黄表现是有目共睹的，快50岁的人啦，带学员到野营场实习测量和筑城作业，比年轻教员都有劲头，他是我们五系教员中的模范啊。”

张衍接着说：“这张照片只能算个历史纪念物，不能作为我们判断黄德馨政治立场的依据，我们得尊重历史，应该说，我们改造起义旧军官的政策是成功的，从二高步校带来的旧军官普遍表现不错，在肃反运动中，应注意党对起义人员的一贯政策。”

党委会的意见居然出奇的一致，刘居英看看刘有光，笑道：“你最后拍板吧！”

刘有光对唐凯说：“把照片退给老黄吧，思想工作由你们系负责。肃反是揭露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对起义人员得注意党的政策。”

黄德馨平安无事，照旧当他的教员，笔者也想趁这个机会简单说说他的经历。1907年11月，黄德馨出生于湖北省应城县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926年，在北伐军誓师北上的大革命年月，他考入黄埔军校第六期工兵科。1929年8月毕业后，因成绩优异被选派日本留学，先后在日本明治大学数学研究馆、日本陆军炮工学院深造4年，1933年10月学成归国，任工兵学校教官多年。抗战时一边率部抗击日军，一边加紧培训学员，成为当时中国工兵界的著名专家，1948年升任国民党工程署副署长、中将衔署长。在中共地下党的策动下，黄德馨于1949年在昆明弃暗投明，毅然参加云南起义，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

哈军工的起义人员，包括黄德馨在内的三名将官和36名校官、尉官，由于学院严格执行了党对起义人员的政策，在肃反运动中有惊无险。其他人员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保密大检查”仅仅是运动的序幕。

在没有任何个人隐私可言，连私人信件都必须公开的政治氛围下，哈军工开始了大张旗鼓的大揭发，寻找任何反动言论和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