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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剑天下-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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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下，中央苏区老根据地八万主力红军都呆不住了，却要求红七军团这支六千人的部队，深人到蒋介石国民党的闽浙赣皖腹心地区去“最高度地发展游击战争”，“建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更是完全脱离实际的臆想。此其一。
其二，就兵力而言，红七军团在休整朔间，虽然突击补充了两干多名新战士，加上中央派遣的一个随军工作团，全军团共约六千人。但这六千人中，非战斗人员（如军团直属的运输连、卫生队、担架队以及保卫局、供给部等）就占了两千多。
在武器装备方面，红七军团虽然在东线作战缴获甚多，但此时已全部上交，因而装备并不好。从数量来看，仅有长短枪一千多枝，一部分轻重机枪和六门迫击炮，不少战士仍然背着大刀、扛着梭镖及迷惑敌人的假枪假炮，如“机关枪”，就是用红毡包裹的涂上锅灰的毛竹管。就质量而言，也十分低劣，全军团仅有的一千多枝长短枪，一部分还缺“胳膊”少“腿”，有的甚至连“老鼠仔”（当时对扳机的俗称）都没有，而长枪又大多是些毛瑟枪、单粒快，最好的也不过是汉阳造，仅有的六门迫击炮，不仅射程短，威力不大，而且相当笨重。……仅中央交付红七军团携带的一百六十余万份宣传品就有三百八十余担，连同部队的后勤物资及炊事用具等，总共多达五百余担。……部队超负荷，行动笨重，它再也没有原来精锐了。
其三，先遣队领导核心中的状况也不能不使粟裕感到担忧。按照中央和中革军委的指示，由红七军团组成的北上抗日先遣队保持原有的军团领导体制，决断一切政治和军事问题的是红七军团军事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由三人组成：军团长寻淮洲，军团政治委员乐少华，随军中央代表曾洪易。军团参谋长粟裕及政治部主任刘英被排除在军事委员会之外。
寻淮洲，湖南浏阳人，十五岁投笔从戎，参加了贺龙领导的北伐军第二十军独立团，开始了他戎马倥偬的战斗生涯。1927年，调往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参加了著名的秋收暴动，后随**艰苦转战井冈山。1928年加人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第一、二、三、四次反“围剿”中，机智勇敢，屡建奇功。
历任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团长。十八岁时，担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二军三十五师师长，以后相继任红二十二军三十一师师长、红三军团第五师师长、红一方面军二十一军军长，至1933年6月，升任红七军团军团长时，年仅二十二岁。因他身材瘦小，被中央苏区红军誉为“神猴子”。
寻淮洲是在艰苦的革命征战中锻炼成长起来的一位优秀的青年军事指挥员，然而，在当时“左”倾宗派主义之风盛行的情况下，这样的“土生土长”的将领是不可能受到信任的。他虽是军团长，却没有实权，也很难有所作为。
先遣队的领导权，实际上掌握在曾洪易和乐少华两人手中。他们两人都是……是王明路线的忠实追随者。
曾洪易，（注：后成为叛徒）江西万安人。1923年2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0月，任南昌第一届团地委秘书。1925年赴苏联留学。30年代初回国，正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统治全党之始，是王明上台后派到赣东北的中共中央代表。
在赣东北，曾洪易伊然一副“钦差大臣”的派头，标榜自己“百分之百的正确”。积极推行宗派主义干部路线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一套主张，全面否定方志敏创建赣东北革命根据地的光辉业绩，完全以“左”的标准来衡量赣东北的工作。
……
在赣东北省党的“一大”后，省委、省苏和红十军在组织上几乎完全处于曾洪易的控制之下，从而有助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主张在赣东北得以全面推行。
革命的最大危害，莫过于“左”祸。1932年3月，鄂豫皖根据地的肃反文件传到赣东北，曾洪易等大加赞赏，并于当月27日发表了《肃反宣言》。随之，赣东北的肃反严重扩大化。
……
肃反扩大化，实际上是一种革命力量的自杀，它起了国民党反动派所起不到的作用。赣东北的群众在回忆这段惨痛的历史时，曾十分沉痛地说：“当时的肃反扩大化，起了从内部搞垮苏维埃的作用。”
人民的见解是一针见血的。赣东北，好端端的一块革命根据地，在曾洪易极“左”路线的统治下，不到两年时间，险些被断送。
中央代表曾洪易如此，政委乐少华又如何？对于乐少华，粟裕更是早有领教。
乐少华，浙江镇海人。曾参加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1927年加人中国共产党，同年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1年春回国，在上海中共中央秘密机关负责无线电部门工作。1932年3月到中央革命根据地，任中革军委直属队总支书记，5月任红五军团十五军副政治委员，同年秋，任红三军团七军政治委员，率部参加中央革命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作战。
1933年6月，全军整编，任红三军团五师政治委员。同年12月，任红七军团政治委员。至此，回国不足三年时间，便平步青云，身居军团政委要职，完全是一副少年得志、风流满洒的派共。他和曾洪易一样，既无实际斗争经验，又不谦虚谨慎，倚仗自己吃过红肠面包，蛮横专断，极为霸道，丝毫也不把寻淮洲、粟裕、刘英等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将领放在眼里。
粟裕第一次见到乐少华时，是在欢迎他就任军团政委的大会上。那天，粟裕刚从战场满腔热情地赶回来，就是为了欢迎新政委。到会场后，见乐少华正在夸夸其谈，便靠在门口静静地听。军团长寻淮洲见粟裕回来了，兴冲冲地出来打招呼，询问战况，刚交谈儿句，乐少华便在台上拍桌子大骂：“妈那个屁，我在作报告，哪个还在讲话？”一点起码的尊人之道都不讲。
还有一次，粟裕带部队阻击问江西进犯的敌第四师李默魔部，消灭了一部分敌军。粟裕从前沿跑回军团指挥部请示是否继续追击，军团长寻淮洲说：“好，好，好！”表示要继续追击。乐少华没有作声，粟裕认为他默许了，刚转身要走，他突然跳了起来，大叫：“站住，妈那个屁，政治委员制度不要了？回来！回来！”粟裕被迫停止追击。当晚，中革军委来电批评不追击一事，乐少华却拒不承担责任，而粟裕则除了挨中革军委的批评之外，还被乐少华扣上“反政治委员制度”的帽子，并因此长时期地受到限制和监视。
想到此，粟裕的心情更加郁闷。在决断一切军事和政治问题的军团三人军事委员会中，“左”倾错误政策执行者三分天下有其二：随军中央代表曾洪易妄自尊大，颐指气使，伊然一副“钦差”相；政委乐少华冷酷暴躁，霸道专横，滥用“政治委员最后决定权”瞎指挥是他的一贯作风。军团最高决策层有此二人一唱一和，身为军团长的寻淮洲自然显得势单力孤，束手束脚。在这种情况下，日后行军作战是进是退，是攻是守，意见如何统一？这些重大的、需要快速作出决断的军事决策问题，不仅直接关系到军团的前途和命运，也是粟裕最为担忧的。
粟裕素以理智和谋略著称。事情的发展果不出其所料。
7月19日，红七军团出征不及半月，进抵白区永安。军团最高决策层便在是否攻占永安一事上发生了激烈的争执。
永安，别称燕城，位于福建中部偏西，东南临大田，西接连城、清流，南毗漳平、龙岩，北与三明接壤，地势险要，是沟通闽西北的重要山城，也是敌掩护主力〃围剿〃中央根据地的一个重要据点。……
针对这种情况，寻淮洲主张攻取永安，并找到乐少华和曾洪易，召开军团军政委员会会议。
……
寻淮洲的话被乐少华打断：“什么磨刀不误砍柴工，什么灵活机动地处置，全是他妈的鬼话。**的别跟我们讲这些大道理。这些大道理我们难道不懂，还用得着要你来教？”
寻淮洲非常气愤，但为了大局，他抑制着心中的怒气，仍心平气和地陈述着自己的意见：“乐少华同志，我们现在是商量工作，不是骂街。既然你们懂得这些大道理，那还为什么反对攻打永安？我认为，攻克永安，消灭永安守敌，无论是从北上抗日、支援皖南暴动，还是从宣传我党的抗日救国主张，扩大红军的影响和减轻中央苏区的军事压力，支持闽西的革命斗争等方面来说都是正确的、必要的。〃
结果，军团军政委员会会议不欢而散，寻淮洲与他们扯了半天的皮也毫无作用。
22日，红九军团主力经宁化禾口、清流沙龙溪等地抵达永安城西北，与红七军团会合。
这时，永安守敌如同热锅上的蚂蚁，更加惶惶不可终日。可是，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就在红九军团主力抵达永安的当天下午，红七军团在向城中发射几枪后开始撤围。次日，红九军团为了掩护红七军团行动，也虚晃一枪，全部撤离永安。为此，躲在永安城里的敌人莫名其妙，红七军团的绝大部分指战员也百思不解。
……
寻淮洲身为军团长，无权指挥部队作战，眼巴巴地看着瓮中之鳖放人大海，心里更不是滋味，但为了革命大局，他只好强装平静，带领部队向闽中挺进。
一路上，寻淮洲默然无语。他知道攻打永安之争虽是出征以来的第一次，但绝不会是最后一次。有曾洪易在，有乐少华在，加之中革军委不时于千里之外发来的各种脱离实际摇控指挥的电报，类似这样的争吵是不可避免的。特别是决断一切军政问题的军团军政委员会，因粟裕、刘英不是军委会成员，没有表决权，寻淮洲的战略计划、作战意图再好，亦有可能在一比二的对峙下遭到否决。
行军作战，军情万变，最要紧的是要有一个坚强的、团结统一的、能够根据实际情况随时调整战略部署的战斗堡垒。而红七军团的领导核心，却是按照〃左〃倾宗派主义干部政策配备起来的。少数〃左〃倾政策的坚持执行者，掌握着领导权，包括军事指挥的最后决定权。仅此一点，即可以说，先遣队日后的悲剧，从一开始就埋下了失败的伏笔。
朝令夕改使红七军团陷入困境（一）
一，深夜，军委一道紧急电令：打下福州
红七军团渡过闽江后，按原定计划准备由古田、庆元、遂昌直接北上浙西，然后去皖南开创新的根据地。……
1934年7月31日凌晨，红七军团主力抵达古田县谷口村时，中革军委突然改变计划，发来一道紧急电令，要红七军团由谷口东进，占领水口，威胁并相机打下福州。
对中革军委的命令，军团首长寻淮洲、乐少华、粟裕等人虽然感到困惑，但还是决定执行。他们放弃攻打古田县城的部署，命令部队连夜向水口前进。……
当天上午，军团部在水口镇召开〃八一〃纪念大会。会上正式宣布，部队对外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名义活动，对内仍称红七军团。在大会上，对北上行动和攻打福州进行了动员，部队情绪高涨，斗志昂扬。
红军在闽中地区的突然出现，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极大震惊。敌人忙将部署在闽东宁德、福安、霞浦和泉州等地的第八十七师王敬玖部集中到福州，并向闽江上游堵截我军。同时，又急调在湖北整训的第四十九师伍诚仁部由长江水路日夜兼程东进，经海运驰援福建。正在《围剿冲央苏区的国民党东路军总司令蒋鼎文也急忙从漳州飞到福州“视察”。
福州是福建省省会，地处东南沿海，交通方便，城墙高大坚固，城内外驻有国民党第八十七师的一个团和一个宪兵团，还有一些炮兵、工兵和海军陆战队，城郊南台建有飞机场。部队开赴福州前，红七军团军事委员会连夜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研究攻打福州的具体部署。
会议一开始，军团长寻淮洲就表示了对强行攻打福州的担忧。他说：“福州城墙高大，工事坚固，城内守备力量远远超过我们，如果硬攻，有很大的盲目性和冒险性，在战略上也无可取之处，况且我们此次出征的目的……”
“攻打福州，是中革军委的命令，难道要我们违抗中央的命令吗？乐少华粗鲁地打断了寻淮洲的发言。从瑞金出发后，乐少华动不动就拿政治委员的架子，根本不把有着丰富指挥经验的军团长寻淮洲放在眼里，一路上彼此常常发生争吵。
“问题不在于谁的命令，我们需要的是正视现实，对革命负
责！“寻淮洲针锋相对，毫不示弱。
“况且我们的部队也确实缺乏攻坚的思想和物质准备。”一直保持沉默的军团政治部主任刘英，这时也表明了自已的立场。军团参谋长粟裕也同意寻淮洲的看法，建议对攻打福州慎重行事。
乐少华看到反对强行攻打福州的意见占上风，又气又急，他对粟裕、刘英吼道：“你们不是军委会成员，没有决定权，决定权在政治委员手中，这是中央的规定。”
这时，坐在一旁的中央代表曾洪易阴阳怪气地说：“攻打福州是中央的命令，谁违反就要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我们要无条件地执行中央的命令。再说，福州虽然城墙高大、工事坚固，这没有什么可怕的嘛。城内不是还有地下党策应我们吗？福州之战，是向敌人显示我们强大力量的大好时机，千万不要错过哟。”
乐少华和曾洪易一唱一和，攻打福州的决定就这样强行通过了。
8月2日，红七军团从水口出发，直奔福州。……
然而，福州的敌军早就作好了准备，他们密切地注视着红军的一举一动。部队从水口出发的当天傍晚，敌人就派出飞机进行侦察、袭击。缺乏防空经验的红七军团的战士们还没弄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就倒下去七八十人。平时趾高气扬的中央代表曾洪易，被这突如其来的袭击吓惜了，一时不知所措。寻淮洲、粟裕赶忙指挥部队分散隐蔽。敌机盘旋扫射了一阵，飞走了。
部队还未到达福州就遇到敌机空袭，伤亡几十号人，寻淮洲、粟裕感到十分内疚、痛心。他们提议要对战士们加强防空知识的教育。这时的曾洪易，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一改往日的自信傲慢，变得愁眉苦脸，情绪低落，一路上竟多次要求部队绕开福州快走，遭到了乐少华的坚决反对后才作罢。
8月7日，红七军团到达福州西北近郊，部队顾不上喘息片刻，当晚即向福州城发起攻击。
城内外的守敌早已作好应战准备。他们凭借坚固的工事拼命扼守，并以猛烈的炮火向红军进行轰击，飞机在上空对红军阵地轮番轰炸扫射。红军战士们打得十分顽强，前面的倒下去了，后面的接着往上冲。强攻一昼夜，攻占了敌军一些阵地和城北关的主要街道。但因红军还不善于迫近作业，又缺乏攻城器械，城内的地下党组织也没有配合策应，无法打进城里。眼看着再这样打下去，红军的伤亡会更大，后果将不堪设想。寻淮洲提议立即召开军团军事委员会紧急会议，研究对策。
被残酷的战斗吓破了胆的曾洪易，主张立即撤离福州北上，与闽东红军和游击队会合。原先一直坚持要强行夺下福州城的乐少华，看到部队伤亡太大而又毫无进展，也不再叫嚷要“誓死攻克福州”了。会议决定部队撤至福州以北岭头一带，准备向闽东转移。……
中革军委这次电令攻打福州，不仅使红七军团损失惨重，还给红七军团以后的行动带来了很大困难。本来，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初人福建时，声势浩大，所过之处，敌人不知底细，大多闻风而逃。而福州之战后，先遣队的实力完全暴露。
……从此，蒋介石对红七军团的实力不以为然，敌人也不再害怕这支部队，而且倾全力对其围追堵截，红七军团的前程更具风险了。
桃源、降虎战斗以后，先遣队继续向闽东地区转移。时值8月中旬，天气十分炎热，部队的伤病员增加到八百余人。由于在白区活动，既无后方，又无民夫，这些伤员的转移安置成了一道摆在刘英面前的棘手难题。
……部队迫切需要一个适当的地区把伤病员安置下来。在经过连江附近的时候，先遣队和闽东游击区取得了联系。……
历尽艰险好不容易把八百号伤病员带到闽东根据地后，刘英如释重负。他迅速将伤员交付给当地党组织，并给每个伤员发了二十块银元、儿套便衣和许多食品、药物，嘱咐他们安心养伤，在地方党组织领导下，继续为革命事业贡献力量。这批伤员伤好后，大都加入了闽东红军的行列，有的还成了骨干。……
二，“基本破坏闽浙赣三省边区的铁路、公路等，……”先遣队任务突变
……
8月30日清晨，先遣队撤离庆元县城，向龙泉方向进军。下午，先遣队在浙江竹口遭到浙江保安团的进攻。……竹口战斗，红军以较少代价换取较大胜利，浙江保安处也承认了失败，并作为“前车之鉴”冶诫各部吸取教训。……
对先遣队的连连得胜，蒋介石甚为恼怒。9月2日，蒋介石发布命令，限驻闽、浙军队于11月前〃肃清〃红军先遣队。于是，第四十九师、刘和鼎师、驻古田的李默庸部和浙江保安队一部纷纷出动，阻击堵截。
1934年9月4日，先遣队从浙江龙泉县八都迸人福建浦城县党溪一带驻营。下午3时，中革军委来电，指出：“七军团现已开始作战计划的第三步，“中心任务仍是“在闽浙赣皖边境创造广泛的游击运动及苏区根据地“。电令中要“七军团勿作强行军，每日走二三十里即可“，以保证完成在9月份之内，基本破坏闽浙赣三省边区的铁路、公路等，断绝敌人的交通与通讯，并伺机创立新的苏区。……
寻淮洲反复思索着闽北的有利形势，并与粟裕、刘英和三个师的负责人进行了认真的研究，提请乐少华、曾洪易召开军政委员会会议进行讨论。
结果，会上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会后，曾、乐、寻三委员各向中革军委发了电报，陈述自己的意见。曾洪易要求中革军委同意红七军团进入闽浙赣苏区进行休整，接着又发电报给闽浙赣军区负责同志，要他们立即派部队前往古楼游击区迎接先遣队。
乐少华则反对红七军团休整补充，主张立即北上。
寻淮洲将军团广大指战员的心愿和自己的意见，即利用闽北苏区的有利条件作短暂休整，适当补充兵力，以利下一步行动，如实地向中革军委作了汇报。
中革军委当即回电，对乐少华的意见予以支持和表扬，对曾洪易的主张予以严厉的批驳，对寻淮洲的主张予以批评，并指出，先遣队“拟于闽北边区休息，这恰合敌人的企图，因敌人企图阻止你们北进”。“七军团应集结兵力转移到新的隐蔽地域以便于袭击渔梁之敌。”于是，先遣队在闽北只停留了三天，安置了一批伤病员，就继续向北迸发了。
急于要先遣队离开闽北，这是继攻打福州之后中革军委在战略指导上的又一次重大失误。从当时红军斗争的全局来看，既然是要先遣队配合申央红军主力的战略转移，起战略牵制作用，就不必机械地限定到皖南去。何况当先遣队出动不久，中央就知道皖南暴动已经失败。如果当时让先遣队先在闽东、闽北地区活动，帮助地方党扩大武装斗争，打儿个胜仗，更大规模地发动群众，有依托地向政和、松溪发展，把闽东、闽北连成一片，再同浙南群众条件较好的庆元地区连接起来，创造较好的局面，然后跳跃式地向浙西和皖南发展，倒是可以吸引和调动更多一些敌人的。
先遣队自出动以来，不仅外有敌人围追堵截，内部也出现了严重困难，军团主要领导成员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尖锐起来。首先是乐少华一味盲目地执行中革军委的命令，拒绝结合实际，而且专横无忌，对寻淮洲极不尊重，一开会就吵架，天天如此，几乎造成指挥上的瘫痪。与此同时，曾洪易则愈益暴露出严重的恐慌动摇，在水口遭到敌机袭击时，他吓得脸色发青，嘴唇颤抖，一到闽北就提出要到闽浙赣大苏区去，并直接发电报要闽浙赣军区派部队来接。他的主张受到寻淮洲和大部分同志的反对，中革军委在回电中也对他作了批驳。从此以后他就更加消极对抗，竟要求离开部队。军团领导中这些极不正常的状况，从根本上说，是〃左〃倾宗派主义的必然恶果。它给先遣队这支深入敌区、独立行动的部队，带来了难以言喻的困难。
三，乐寻两帅争议：中央电令执行与否
先遣队到闽北苏区时，已是从瑞金出发后的近两个月，超过了中央规定的到达皖南的限期。如果继续进军，本应向皖南急进，但中革军委又来电指示，要先遣队在浙江执行两项“中心任务”：
一、彻底地破坏进攻我红十军与闽北苏区敌人的后方；
二、在闽浙赣皖边境创造广泛的游击运动及苏区根据地。
破坏敌人的后方交通，要求：首先，破坏龙泉浦城、浦城厂丰、广丰玉山间的汽车路、交通工具及电话等。其次，破坏兰衡（溪）衡县、玉山、江山间的铁路、车站及车头车厢等，并破坏玉山常山、江山常山间的道路。而对于原来赋予的去皖南的任务中央末作任何说明。
1934年9月9日，先遣队离开闽北苏区，北上浙西。限于当时的装备、技术条件和当地的群众基础，耍按照中革军委的要求在广大地段上破坏铁路、公路，那是绝对办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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