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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伯达传-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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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么一段话：〃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
不过；《五。一六通知》下达时；并未决定这个〃小组〃的人选。？？毛泽东亲自提名陈伯达为这个〃小组〃的〃小组长〃。据云；在起草《五。一六通知》时；毛泽东便曾跟陈伯达打过招呼。最初；这个〃小组〃的名字叫〃文化革命委员会〃；设立〃主任〃。陈伯达说；他还是当个〃小组长〃吧；于是在《五。一六通知》中写成〃文化革命小组〃。尽管毛泽东亲自提名陈伯达担任〃中央文革小组〃的〃小组长〃；陈伯达仍推辞再三。陈伯达曾这么回忆：〃文革〃前；周总理（毛主席那时不在北京；我认为；周总理是奉毛主席的指示同我谈话的）对我提出担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职务；我认为不能胜任；不肯担任。记得；好像是谈过几次（三次？）。周总理说；〃这样；中央不能分配你的工作了？〃我才表示接受。
陈伯达又这么回忆：
不久；毛主席回北京来；我又向他提出；我是个〃书生〃；担任不了这个职务（引者注：指〃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之职）。毛主席说；你可把〃书生〃两个字去掉。这样；我就只好担任了。
也就是说；陈伯达向周恩来、毛泽东都当面再三推辞过〃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之职。推辞不了；这才应允下来。陈伯达回忆；在他应允之后：周总理说；〃那你可开个小组的名单。〃
这样；〃小组长〃陈伯达便奉命开始〃组阁〃。陈伯达起草〃中央文革小组〃名单；首先这么考虑的：
这件事既然是毛主席的意思；那时他在上海；江青也在那里；前些日子；我也在上海；江青曾要我看一次〃样板戏〃（智取威虎山）；林彪也在那里看；我想；这个问题会和江青有关。
这就是说；陈伯达已经清楚意识到江青势力的崛起；而毛泽东本人当然不会亲自提名江青；于是陈伯达在〃组阁〃时；首先把江青列入名单。陈伯达曾对毛泽东说：〃让江青同志当组长；我当她的助手！〃
毛泽东理所当然地否认了。这样；江青便成为陈伯达〃组阁〃名单中的名列第一的副组长。陈伯达接着这么考虑：
还有毛主席要拟文件；有时曾指示我找关锋、戚本禹、王力合作。于是；把康生列为顾问；江青列为副组长；王力、关锋、戚本禹列为组的成员；写成名单给周总理。
请注意；在陈伯达最初开列的〃中央文革小组〃名单上；没有江青手下的两员〃大将〃———张春桥和姚文元！江青一进入〃组阁〃名单；马上提议：〃春桥同志应该担任副组长。〃江青的这一提名；使张春桥从上海跃入中央。
经过陈伯达和江青共同〃组阁〃提出了〃中央文革小组〃的初步名单。经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意；报毛泽东批准。1966年5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通知；通知中写明组长为陈伯达；顾问为康生。
副组长的名字未写入通知；但已定下来；共四人；即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
组员名单是陈亚丁、吴冷西、王力、尹达、关锋、戚本禹、穆欣。
这份名单；实际上就是《五。一六通知》起草小组成员名单。
后来；觉得陈亚丁、吴冷西有些〃问题〃；从名单中删去了；增加了曾参加《纪要》讨论的谢镗忠。
对于王力；曾有过争论。毛泽东对王力有看法；以为他不合适。陈伯达力保王力；仍把他留在名单之中。
姚文元原本〃榜〃上无名。
1966年6月16日至18日；〃中央文革小组〃在上海锦江宾馆开成立会———因为当时毛泽东和江青都在上海。小组成员除王力之外；都来上海出席会议。据关锋回忆；江青在会上提议增加姚文元为组员。
陈伯达对姚文元没有好印象；大概是姚文元那篇〃雄文〃抢了头功使他不悦；陈伯达当即表示反对；说道：〃姚文元不合适；他的父亲姚蓬子是叛徒；容易叫人抓住小辫子。〃
陈伯达当众如此说；差一点使江青下不了台；江青马上甩出了〃王牌〃：〃我请示一下主席。〃
翌日；江青在会上说请示过主席了；于是；〃中央文革〃便多了一名成员姚文元。此后姚文元平步青云；进入〃中央文革〃是关键性的一步。
江青力荐姚文元；陈伯达则力荐王力。陈伯达的理由是；王力是钓鱼台〃秀才班子〃里的成员；是个〃老人〃；起草文件比姚文元要熟练。
于是；在6月20日；王力接到正式通知———他是〃中央文革〃成员。
如此增增减减；〃中央文革〃的班子算是定下来了。经毛泽东提议；后来增加陶铸为顾问。
以后又补充四名组员：郭影秋（代表中共中央华北局）、郑季翘（代表中共中央东北局）、杨植霖（代表中共中央西北局）、刘文珍（代表中共中央西南局）。至于中共中央中南局和华东局的代表；由王任重、张春桥兼任。
这时；〃中央文革〃进入〃全盛时期〃；正式成员共18人。
〃中央文革〃在钓鱼台〃安营扎寨〃。随着〃中央文革〃的名声大振；〃钓鱼台〃在全国的知名度也不断提高；以至后来〃钓鱼台〃成了〃中央文革〃的代称。陈伯达、尹达、关锋住在钓鱼台14号楼。那里成了〃中央文革〃的办公楼。后来；〃碰头会〃改在16号楼召开；但〃中央文革〃的办公室、会议室仍设在14号楼。
江青住在11号楼；由此得了个代号叫〃11楼〃；这时一说〃11楼〃的指示；便知道是江青。
随着〃文革〃一步步推进；如同毛泽东所比喻的剥笋一般；在一片打倒声中；〃剥〃去了陶铸；〃剥〃去了王任重；〃剥〃去了刘志坚……〃中央文革〃的成员不断减少；权力也越来越集中。
后来；真正成为〃中央文革〃的〃首长们〃；是这么一些〃大左派〃：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张春桥；组员：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对于陈伯达来说；当上这么一个拥有无限权力的〃小组长〃；成为他一生的巅峰。这个〃小组长〃；远远超过他过去所担任过的一切职务；胜过《红旗》总编；胜过马列学院院长；也胜过那一连串的〃副〃———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国家计委副主任……这个〃小组长〃；实际上相当于五六十年代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而组员们相当于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第二十章田家英之死
就在陈伯达〃荣登〃那〃中央文革〃组长宝座的前五天；他的宿敌、年仅44年的田家英；成为〃文革〃的第二个罹难者———在田家英愤然离世的前五天；邓拓含冤屈死。
关于田家英被迫害致死的经过；田家英夫人董边曾作如下回忆：
1966年5月22日下午3点；安子文同志和王力、戚本禹来到中南海我家里；当时田家英不在。他们等了一会儿；家英和秘书逄先知同志回来了。这时安子文对我说：〃董边；你也是高级干部；应坐下来听听。〃当时逄先知也在座。安子文、王力并排坐在长沙发上；戚本禹坐在旁边的单人沙发上。
安子文严肃地向田家英说；我们是代表中央的三人小组；今天向你宣布：第一；中央认为你和杨尚昆关系不正常；杨尚昆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你要检查；第二；中央认为你一贯右倾；现在我们代表中央向你宣布；停职反省；把全部文件交清楚；由戚本禹代替你管秘书室（即后来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信访局）的工作；要搬出中南海。田家英问：关于编辑毛选的稿件是否交？安子文说；统统交。戚本禹问：毛主席关于《海瑞罢官》的讲话是否在你这里？（引者注：指毛泽东1965年12月21日在杭州与陈伯达等人的谈话记录）田家英回答：没有。
点交文件进行到5点多；安子文、王力走了；戚本禹继续点交到天黑才走。半夜12点；戚本禹打来电话；要田家英到秘书室去签字。家英气愤地把电话挂了；对我说：〃戚本禹是什么东西；早就是江青的走卒；我不去签字。〃又对我说：〃我的问题是江青、陈伯达陷害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不相信这些人有好下场。〃
在当时那个情况下；加给田家英那两条〃罪名〃；并宣布〃停职反省〃；〃搬出中南海〃；凡是了解〃文化大革命〃历史的人；都不难想到这意味着什么。这突如其来的大祸临头；家英是没有精神准备的；使他难以承受。第2天即5月23日上午；家英含恨离开了我们。这里我要说明一下；安子文同志当时是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1966年7月也被批斗、关押；遭受到严重迫害；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得平反；他在病重期间还关心地询问家英和我的问题是否已经平反……
关于田家英的死因；他的挚友李锐在1980年一期《大地》杂志上的《怀念田家英》一文中；曾写得很清楚：
解放后；他住在中南海；很看不起周围那些追名逐利之徒。他早就厌恶江青的一些行为（当然；那时议论的还多属于生活方面）。据董边同志告诉我；他同陈伯达作过长期斗争；针锋相对；寸步不让；因此；陈对他恨之入骨。我们当年臧否人物；就包括此人。他告诉过我：这位〃陈夫子〃制了一颗〃闲章〃；曰〃野鹤闲云〃。特别喜爱；以此自诩。其实；这正从反面露出此人当年的极大牢骚：无权无势。此人在中南海的房子住得很不错；但还想方设法翻修；中央办公厅的负责同志硬不卖帐；于是怀恨在心。家英最看不起的是；此人经常向他打听〃主席最近又读了什么书？〃〃注意什么问题？〃之类。这种察颜观色；也觉得是一种危险之事……
1967年4月；我曾回到北京一次；才知道家英已不在人间了。前些日子见到董边同志时；她比较详细谈了1966年5月23日；家英被迫致死的情况。……他当时面对着两个大敌；陈伯达与江青；还有一个小人叫戚本禹。他很愤慨；对妻子说道：〃我的问题是陈伯达和江青陷害的。真想不到兢兢业业18年；落得如此下场！〃〃那些坏人、恶人；终会得到恶报。〃记得鲁迅谈到自杀时；说过这样的话：自杀是对环境的一种抗议。家英之死；是对当时环境的抗议。
当时与田家英谈话的〃三人小组〃组长安子文；已不在人世。笔者为了了解情况；曾访问过戚本禹。对于田家英之死；他不愿谈。笔者访问王力时；他如此说：
家英被迫死去；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造成的；而家英一直是站在正确方面的。极左路线的苗头；从1956年开始出现；家英就积极抵制。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家英是少数几个站在正确路线方面的人。家英是最早提出包产到户并进行试点的人。1962年夏季；极左路线初步形成了；在北戴河会议上；家英是被点名批判为〃右倾〃的四个人之一。据我所知；家英是极个别的敢于当面批评毛主席的人。他勇敢地提醒主席不要在死后落骂名。可惜；毛主席没有听取他的劝告；反而说家英是〃没有希望〃的人了（有文字记录）。
家英当面批评陈伯达是一贯的〃左〃倾机会主义者；是伪君子；因而遭到陈伯达的忌恨。陈伯达多次在毛主席的面前说家英的坏话。家英早就看穿了江青的恶劣品质；藐视江青；因而遭到江青的忌恨。在家英死前几个月里；江青策动了一系列严重打击家英的措施；实际上把家英当做敌我矛盾了……家英之死；对党是重大损失。他如果不死；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党中央帮助会是很大的。
田家英死后；戚本禹取而代之；成为毛泽东和江青两人的秘书；掌握机要大权；一下子变成了〃炙手可热势绝伦〃。
戚本禹乃山东威海人；生于1932年。香港报纸曾报道他是〃山东大学历史系〃毕业；其实他根本没上过大学；只是个中学生。解放前在上海做地下工作。1949年；他虚岁18调入北京中南海工作。他后来在《红旗》杂志当历史组组长。进入〃中央文革〃时；他的职务最低；只是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信访科科长。
他觊觎着田家英的职务。当他终于如愿以偿；取代了田家英；他的政治野心便猛然扩大了……
这突如其来的大祸临头；家英是没有精神准备的；使他难以承受。
他同陈伯达作过长期斗争；针锋相对；寸步不让；因此；陈对他恨之入骨。
家英之死；是对当时环境的抗议。
第二十一章接管《人民日报》
陈伯达称这是一次〃小小的政变〃。
陈伯达一〃接管〃《人民日报》社；《人民日报》就改变了声调。
翌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的社论是八个寒光闪闪的大字：《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那时候我像发疯了一样！那篇社论起了很坏的作用。责任确实在我；不在别人。〃在田家英死后的第三天———5月25日下午2时；〃文革〃之火在北京大学点燃。由聂元梓、宋一秀、夏剑易、杨克明、高云鹏、李尘醒、赵正义七人共同署名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贴在北京大学大膳厅东墙上。顿时；北京大学轰动了。数百人围观大字报；并与领头贴大字报的女人、中共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展开激烈的辩论。
被大字报点名的宋硕；乃中共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陆平为北京大学校长兼中共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彭云；女；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
据陆平告诉笔者；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是在一位〃冯大姐〃的指点下写成的。〃冯大姐〃何人？康生之妻曹软欧！
康生在北京大学点起了这把〃文革〃之火；北京的气氛骤然紧张。
不过；大字报的影响毕竟有限。要把〃文革〃之火在全国燃起；必须借助于报纸。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须知；《人民日报》在社长吴冷西的主持之下；对于〃文革〃显得十分冷漠。姚文元那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之后；《人民日报》沉默了好久；直至第20天———1965年11月31日；才在重重压力之下；在第五版〃学术研究〃专栏予以转载……
〃我只看《解放军报》；不看《人民日报》！〃在那些日子里毛泽东曾不满地这么说过。
《解放军报》受林彪控制；在那些日子里；〃左〃味十足；一时名声大振。1966年4月18日；《解放军报》发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一文。5月4日发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一文。5月8日；刊载化名〃高炬〃的文章《向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这家报纸原是军内报纸；一时间仿佛成了〃左〃派机关报；影响远远超出军界；弄得《人民日报》在种种压力之下要转载《解放军报》的文章；而一向的惯例总是《解放军报》转载《人民日报》的文章。《人民日报》社长吴冷西；曾是钓鱼台写〃九评〃的〃秀才班子〃成员；曾是起草《五。一六通知》小组成员；曾列入〃中央文革〃最初的名单而终于被圈掉大名；这清楚表明他的处境已岌岌可危了。
撤换吴冷西的呼声；日甚一日。
1966年5月30日；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出于无奈；和周恩来、邓小平一起；只得向正在杭州的毛泽东写信请示：
〃拟组织临时工作组；在陈伯达同志直接领导下；到报馆（引者注：指《人民日报》社）掌握报纸的每天版面；同时指导新华社和广播电台的对外新闻。〃
毛泽东当天迅即作了批示：〃同意这样做。〃
陈伯达急急点将；带着唐平铸等人；组成一个工作组；于5月30日晚进驻《人民日报》社。
没有登报声明；没有发布〃进驻〃消息；《人民日报》在一夜之间便落进陈伯达手中。陈伯达称这是一次〃小小的政变〃。吴冷西曾这么回忆：
在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后；5月31日经过毛主席批准；中央宣布由陈伯达带领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实行夺权。用陈伯达自己的话来说；他在人民日报搞了一个〃小小的政变〃。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他主持起草的题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从此；不仅人民日报；全国新闻界大难临头；遭到空前浩劫。所谓〃文化大革命〃从此开始；我不久即被捕入狱。
吴冷西在〃军事监护〃下；失去了自由；成为〃阶下囚〃；度过那〃文革〃岁月。陈伯达一〃接管〃《人民日报》社；《人民日报》就改变了声调。
翌日———6月1日；原本是欢歌曼舞的〃国际儿童节〃。往年；每逢这一天；《人民日报》总是要向千千万万孩子们献上一束鲜花。可是；1966年6月1日的《人民日报》；却变得杀气腾腾。头版头条的社论与国际儿童节毫不相干；而是八个寒光闪闪的大字：《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如果说《五。一六通知》是〃文革〃的纲领；那么；这篇《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便成了在全国公开发动〃文革〃的动员令。这篇社论的主稿者；便是陈伯达。他在5月31日晚定稿后；第二天就见报了；未曾送杭州毛泽东那里阅定。
这篇社论很明确地提出了〃政权〃问题。半年多以后；演变成上海的〃一月革命〃；演变成席卷全国的〃夺权〃风暴；如果说；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打的是〃拐弯球〃的话；这篇社论则是重炮直轰了。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意识形态、宗教、艺术、法律、政权；最中心的是政权。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因此；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后；无论有着怎样千头万绪的事；都永远不要忘记政权；不要忘记方向；不要失掉中心。忘记了政权；就是忘记了政治；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变成了经济主义、无政府主义、空想主义；那就是糊涂人……
牛鬼蛇神；原是一种文学比喻；是佛教中〃牛头〃、〃铁蛇〃般的阴间鬼卒的形象。自《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发表之后；〃牛鬼蛇神〃成为一种政治概念；而这种政治概念却又是模糊不清；没有严格定义的。在〃文革〃中；许多无辜者被打成〃牛鬼蛇神〃（简称〃牛〃）；打入〃牛棚〃；其源盖出于陈伯达所主稿的这篇祸害无穷的社论。当然；在此之前；1966年5月25日聂元梓等七人在北京大学贴出的那张大字报中；便已经提出：〃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不过；聂元梓等人所写的毕竟是一张大字报；而《人民日报》社论是党的方针政策的集中体现。1980年11月29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第一审判庭曾就《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篇社论；审问了陈伯达。
笔者跟陈伯达谈及《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篇社论时；他很感叹地说：〃那时候我像发疯了一样！那篇社论起了很坏的作用。责任确实在我；不在别人。〃此后一个多月———1966年7月8日；毛泽东在〃西方的一个山洞〃里写给江青的那封信；用了〃横扫牛鬼蛇神〃这样的话：〃此事现在不能公开；整个左派和广大群众都是那样说的。公开就泼了他们的冷水；帮助了右派；而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所以我的这些近乎黑话的话；现在不能公开；什么时候公开也说不定；因为左派和广大群众是不欢迎我这样说的。……〃当然；陈伯达万万没有想到；〃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中；把他也〃横扫〃进去了—此是后话。
第二十二章〃欢呼〃聂元梓的大字报
6月1日陈伯达在《人民日报》点起一把邪火。也就在这一天；康生跟陈伯达唱〃双簧〃；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点起一把邪火……
据陆平告诉笔者；6月1日这天；他在中共北京市委开会。
散会时；吴德通知陆平：〃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今晚广播；明天见报。〃
陆平心头一震。这张诬良发难的大字报；值得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中国广播！当晚8时；当陆平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时；果真；头条新闻便是聂元梓等人的那张大字报！
陆平事后才得知；那是康生在背后捣鬼……
康生为什么会插手北大呢？1967年初；当有人炮打曹轶欧时；康生于1月22日接待群众代表；作了如下表白：
〃关于我爱人曹轶欧；有人说她是北大工作组的副组长；这是不对的。我爱人等5人；曾组成一个调查小组在1966年5月去北大；目的是调查彭真在那里搞了哪些阴谋；发动左派写文章；根本与工作组没有关系。聂元梓的大字报；就是当时在我爱人的促进下写的。〃
康生〃过谦〃矣！曹轶欧对于那张大字报的作用；岂止是〃促进〃；乃是幕后导演也。
那张大字报在1966年5月25日下午贴出之后；深夜12时；在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派了华北局、国务院外办和高教局负责人前来北大；重申内外有别的原则；批评聂元梓等人贴的大字报。
康生从曹轶欧那里弄到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悄然转往杭州；直送毛泽东。毛泽东看后；打电话给康生和陈伯达；决定广播这张大字报。
6月1日下午；康生像打了大胜仗似的；发布消息：〃经毛主席同意；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今晚广播；明天见报！〃
陈伯达接到毛泽东的电话；当即把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发排；打算明日见报。陈伯达还准备亲自到北京大学去看一看；考虑是否为大字报配发一篇评论。王力和关锋自告奋勇前往北大；让陈伯达留在《人民日报》社主持工作。晚上；王力、关锋从北大回来后；说北大〃革命形势一派大好〃。于是；连夜赶写了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由陈伯达签发；拼在第一版。
也就在6月1日晚；原中共河北省委主管文教的书记张承先被任命为工作组组长；急急派往北大。
原北京大学工作组第一批成员之一的时友人先生；在1996年3月28日从北京给笔者来信；回忆当年的情景：
我本人即为该工作组的第一批成员；随张承先同志于6月1日晚上入驻北京大学；直至8月初全体撤出。
当时我在高等教育部教学一司工作；6月1日晚上7时多在家听完中央广播电台播完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后；突然接到通知让我到蒋南翔部长办公室；说有重要任务布置；我立即随来人一起回办公楼；蒋南翔部长即向我和其他几位同志宣布；当日下午中央决定以北京新市委的名义向北京大学派出工作组；组长为张承先；副组长为刘仰峤（当时任高教部副部长）；成员皆为高教部干部共4人；即杨惠文、黄圣骅、白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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