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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蛮生长-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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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走是需要机缘的。柯云路写了一本书，其中提到的那个谢老板，当时在北京，希望我给他干。我跟他说我想自己做，希望得到他的支持。于是我和老谢手下两个人一起去海南，他们拿着老谢的钱，准备在海南办一个公司。为了要走，我就开始装病请假。离开北京那天很是戏剧性：订好了飞机票后，我让太太花了70块钱买了一个个体户常用的密码箱。正准备离开住处，老牟派人抱了个大西瓜来探望，因为我已经几天没去公司，请假说自己病了。我赶紧上床盖上被子装病，听来人寒暄着“天气热多注意身体”什么的，我一边应承着，一边心急如焚，担心再不走赶不上飞机。那人终于离开了，我翻身下床穿上衣服就飞速往飞机场赶。
老牟知道后非常恼火，因为我一不要钱二连招呼都不打，说明内心及其自信，且不把他当回事。我是南德历史上第一个炒老板的人。他曾经对我有评价：没有缺点的人是最可怕的。没缺点的具体表现就是从来不占便宜，每次活动别人不交钱我交。牟其中常说，有缺点的人好用，容易控制；没缺点的人可怕，因为他有巨大的欲望和意志力。其实我们之间有一种英雄主义是可以沟通的，但我的出走对他心理上是个巨大的挫折。我在海南待了一个月之后，他办事也正好要去海南，王功权他们给我透了个信儿，所以我就到机场接他，想给他一个解释。他从机场出来，我叫了一声牟总，他头一扬不理我。我跟着一直走，到了琼苑宾馆进了房间，他顺手把门关上了。我让他手底下的人进去说合，还是想解释一下，回话还是不见。我心想算了，吃了两块西瓜就走了。一两个星期之后我回北京办事，南德搬到永定路，我又去找他，还试图沟通。他依然不改口，就是不见。我就回来了，放出话说：“活着就不要见了。”后来他编了一些故事，说我卷走200万，组建反革命集团，举报我们。我极其撮火，但也没办法。他飞机生意做成了，赢得巨大声誉，我们也慢慢做大了，南德的人待遇一不好就往我们那跑，老牟又不高兴了。
到他越来越困难的时候，就让下面的人找我合作，功权他们也劝我见见，但我坚决不见。然而感情上是有瓜葛的，我们内部“MBA教材”全是老牟的案例，有一天半夜一两点钟我们讨论生意，专门跑到南德门口转了一圈，远远地看着这个公司，然后就走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两次奇迹的邂逅。一次我们全家去三峡，登机的时候，他站我前面，一回头，太近了，没法弄啊。我就叫了声“牟总”，他“哦哦哦”，问我是不是去重庆，我说去三峡，他又“哦哦哦”一阵。飞机上他坐在我后面两三排的地方，下飞机我没打招呼就先走了。第二次是在华盛顿的中餐馆，我坐着吃饭，呼啦啦进来一群人，一看正是老牟，远远瞪着我，我没站起来，看了他一眼，继续吃我的饭。这是两次邂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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擦肩而过（3）
后来他就出了状况。有一天他突然给我打来一个电话，说：“我是牟其中，我没出事。给我拿些钱，回头我还给你。”事后我分析肯定是公安给了他我的电话号码，因为他需要请律师。过了一段时间，他在武汉监狱里手写了一封信托人带来，大概说了一下案子的情况，还是希望我给钱，准备继续请律师。我跟功权商量了一下，做了一个决定：第一，在二审判决之前不便介入，也不便给予任何资金上的支持，因为会形成和政府的直接对抗，法律关系不清楚，不知道这笔钱算什么性质；第二，如果二审判完了，服刑的话我们会去看望；第三，牟其中劳改出来了，生活上所有的事归我冯仑管，我负责养老送终。对我个人来说，无非多了一个爹，原则上我爹多少他多少，对朋友也是个安慰，他岁数和我父亲差不多。
今年可能会和王石一起去武汉，看看他。这将违背我“活着不见面”的赌气誓言，但时过境迁，心境不一样了。
从1989年到现在，我认识老牟已经十六年了。我开始创办万通的时候，多少有一点商业的经验，这和两个人有关系，一个是王功权，他曾经在海南做过一个房地产公司的老总；一个是牟其中，我跟着他耳濡目染知道了一些生意上的事。这些构成了我们最初创业的商业背景。
牟其中是被社会长期压在底层的一个角色，其悲剧性在于要用冲撞体制的办法不断证明自己的强大，要翻身。牟其中是第一代贸易类民营企业中做得最成功的，单笔金额几个亿，没人做得过他。实际上，倒飞机这件事是在改革开放初期的体制下私人资本创造的最了不起的商业奇迹。至于他的商业伦理、公司内部组织，都和他的出身、经历、以及社会制度的变革有关。这样来说比较公允，不能笼统地把他说成是个江湖骗子或者坏人。
第一代民营企业江湖豪侠、英雄气节、政治情结非常浓烈。90年代初在全国做承兑汇票做得最大的是海南南方信托的老板朱邦义，他也是四川人；老牟在北边控制信用社。他们都是社会底层混上来的，互相不买账，光约会见面这件事，我作为总办主任都衔接不好。老牟要在北京见，那边说在南方见，这就是民间江湖较劲的方式，因为涉及江湖地位的问题。
当然，老牟也有失手的时候。当时招了一个秘书，从山西来的，平时不怎么吱声，文化水平不高，长得挺端正的，被评为“南德小姐”，和老牟关系不错。有一天海南突然来了三个人，一个东北人，一个浙江人，还有一个海南本地人，一起来游说老牟在海南办三个信用社。这三个人就住在南德的宿舍里，我们谁也不知道；三个人走的时候老牟每人给了20万开办费。那个海南本地人姓杨，老婆是唱琼剧的，他居然在此期间把山西来的女秘书搞掂了。信用社办成了，跟老牟没关系；那个女秘书也离开老牟跑到海南和姓杨的一起裹着做信用社。老牟气坏了，因为姓杨的骗了他的钱拐了他的人。他发誓要把这人弄进去，后来真的弄进去了，南德小姐流落街头，我们正好办公司，就暂时收留了她；后来不知道她去了哪里。
做飞机时，有一伙人想“兵变”，计划把所有相关文件拿走自己做，老牟连夜把那些人抓起来捆在地下室里。所以我们当初的判断是对的，如果我们兵谏，估计也被捆起来了。
老牟不论开大会开小会，从来没人主持。讲台上放一张小方桌，他拿个大茶缸子坐下，讲完就散会。不听大家说什么，他讲过瘾了就行。
老牟早上坚持在玉渊潭冬泳，且博览群书，我们离开南德前，有一次他过生日，我和功权还凑钱买了一套《资治通鉴》送给他。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生意人。政治情结、江湖大哥、民间智慧、合理的商业想像力，以及我们有限的体制空间，塑造出牟其中这样一个形象。现在没有此类人物了。生存就是在每个阶段改变自己适应环境，不断改变行为方式；而以原有方式一直往下做，环境改变人不变，会死得很快。
擦肩而过（4）
我也是被盖上时代印戳的人，在我自己眼力，我现在是资本家的工作岗位，无产阶级社会理想，流氓无产阶级生活习气，传统士大夫的精神享受。我也是一个不伦不类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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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哈儿与张少杰（1）
我有一个朋友叫张少杰，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很有影响经济学家。九十年代初有一度他也下海经商，下海之初，我把他介绍给牟其中。有一段时间，张少杰在牟其中那儿当门客，每天吃火锅，聊天，觉得特别不过瘾，就想自己去做。他托我跟老牟说项，希望老牟给点儿钱，让他自己做一个咨询公司。我跟牟其中谈了以后，牟其中就很爽快，满口答应，而且通过我转告他，说可以给20万块钱，支持他去做一个咨询公司。当时张少杰是要跟劳元一合作（劳元一现在是第一上海中心的老板，文化革命的时候上海的风云人物）。当我把牟其中的想法告诉少杰时，他非常不高兴，说这太小看人了。他当时自我感觉非常好，很牛逼的，知名度不亚于现在的张维迎，觉得老牟才给20万，太低看他了，好像打发一个叫花子，所以很想不通。后来我告诉老牟，老牟就说：“他不会做生意，你叫他来，我跟他说。”那时候南德的火锅算是一个招牌，所以就叫张少杰来吃火锅，很随意，吃完了就神侃，最后牟其中跟张少杰说：“20万起家开一个咨询公司已经很多了，要是我来做的话10万就够了，我考虑到你不大会做事，还多加了10万呢。”张少杰为难地说：“怎么做，租个办公室这点钱就都没有了。”老牟说：“你这个家伙不会做事，这样子，我告诉你怎么赚钱，20万足够了。”少杰好奇地问：“那你怎么做？”老牟说：“你到上海打听一下哪儿最贵？是不是国际饭店最贵？你去最贵的那个地方的顶层，就在那儿请客，请上海最牛的人，把这20万请完，花完，你至少能赚200万。”少杰说“这不可能吧？！”老牟说：“你不信，我告诉你，最重要的不是说你有多少钱，而是别人认为你有多少钱。”这挺有意思的。相当于我们现在说，你一定要让投资者、让客户对你有信心。他当时就说：“你口袋里有多少钱没有人知道，但是别人认为你有多少钱就会给你多少钱的机会。所以如果在那个地方把这20万花完，请最牛的人全都吃个遍，那整个上海就都认为你是最有实力的，很多有钱人就跑来跟你打交道，跟你做事情，最后你就会有钱了。”张少杰听了还是将信将疑，觉得这有点儿不靠谱，像坏人懵事儿。老牟说：“读书人跟做生意的就是不一样，好，我再跟你讲一个故事。”
老牟讲的是在三、四十年代抗战时期的一个故事。当时四川有个军阀叫范绍增，就是傻子军长范哈儿。范哈儿那时在四川很落魄，于是就摇个船到上海，船靠码头时，吆喝一群挑夫上船挑大萝筐，筐里头是红纸包着的一卷一卷像钱一样的东西，挑夫们肩上的扁担嘎吱嘎吱直颤，说明这个筐特别沉，钱特别多。于是上海滩的人都知道范军长来了，钱太多了，挑得挑夫腰杆都要断了。所有的人都特别喜欢他，大家都愿意跟他结交，他就在一些豪华地方吃喝玩乐，今儿向这个借五万、明儿跟那个挪六万。因为都是特有钱的人在一块儿混，大家都觉得没事儿：老范家这么多钱，藏着好几大箩筐呢！所以没人着急跟他要。就这么在上海滩折腾了好几个月，所有人都知道这家伙有钱，尤其是他那一屋子卸下来大洋压根就没动过。过了一段时间，范军长突然不见了，所有借过钱给他的人都急了，就把他的房子给围了，围了以后就把那些筐都抢了，最后把那些红纸包打开一看，全都傻眼了，原来全都是青冈木。青冈木特别沉，一节一节的都用红纸包着，看上去就像现大洋一样。而范哈儿则拿着从上海忽悠的一大笔钱回四川折腾去了。老牟对少杰说：“你一定得让人家认为你有钱，才能获得成功。”后来，我也专门看了一些范军长的故事，还真有这么回事儿。
其实范军长还有一个类似的故事。当时也是为了筹集军饷，他曾经住进上海的长三堂子，就是上海的妓院最集中的红灯区，然后找最火的小姐（头牌小姐），每天都去。他那时候抽大烟，抽大烟要拿个竹签子挑烟灯，拨亮灯芯；这个范大爷每次不是拿竹签，而是拿一张最大的钱，把钱搓成一个签子来挑烟灯，挑完了就把钱扔了。这个事，被头牌小姐拿出去显摆，到处嚷嚷：范大爷挑个烟灯都拿钱做签子，实在太有钱了！于是上海滩的有钱人都知道范大爷。所以，他通过很多细节，在上海给人很有钱的感觉，最后在上海滩谋了一大笔钱走。
范哈儿与张少杰（2）
牟其中讲的青冈木的故事和用钱挑烟灯的故事大同小异。他当时就是想用这个故事来启发张少杰，教他知道什么叫有钱，怎么去弄钱。牟其中没有讲什么叫商业信用、品牌之类的东西，实际上照今天的标准来看，这就是一个商业信用问题：人家都认为你有钱了以后，你就有了商业信用了。就像李嘉诚今天说要借5万块钱，没有人说不借给他的，他肯定能借到。但如果说是一个民工突然跟你说借300块钱，你肯定不借，你的心理差距会非常大。可见在别人心里，建立信誉和让别人认识你这个品牌是非常重要的。有趣的是老牟讲了这个故事，但自己却栽在商业欺诈上；张少杰也没能用自己的学者名声将盛极一时的恒通集团从泥沼中救出。
老牟讲到怎么应对一些烂事和坏现象时也给我讲过两件事情，很有意思。一件事儿是说在万县乡下有一个无赖，老惹事，到处招惹是非，跟人闹纠纷，所有人都特别恨他，老想修理他，可是每次人家想要收拾他的时候，他得罪人得罪狠的时候，他就得癌症了。他一说得癌症了，所有人就都不惹他了，一想他都快死了，还收拾他干什么？这股报仇的劲儿就没有了。老牟说这人第一次说得癌症了，别人就不招他了；可过一段又说没死，癌症好了，又出来折腾，然后又惹上很多事，很多人又要弄他，他又说得癌症了，别人的火一下又消了。这是一个几近黑色幽默的故事，我想在老牟内心，这样一个故事一定也会影响到他。显然，在与外部发生剧烈冲突的时候，示人以弱是最好的保全之策。遗憾的是，当他自己遇到很多危机的时候，他从来不得癌症，他的身体还老是这么好，我想当年遭遇危机的时候，如果他真得癌症了，或者对外宣称得癌症了，可能就会有另外一种结局。
老牟说，万县还有另外一个无赖，没事就敛钱，敛钱的招数就是过生日。他们家人老是过生日，尤其是他妈生日特别多，因为他给他妈编了很多故事，一会儿阳历、一会儿农历，一会儿记错了、一会儿又补过，一年整个四五回，想方设法敛钱。他妈的事完了，还有爸爸、哥哥，反正他们家生日特别多，总是用这种方式来敛财。老牟讲过许多这类民间的故事。我觉得，在那个没有MBA的年代，作为第一代的民营企业家，他的一些智慧，大部分来自于民间流传的故事；这些故事很重要，会给你很多基本智慧和对人情世故方面的知识。所以，中国最早的MBA应该是牟其中所讲的这些故事；包括牟其中反复跟张少杰讲的在内的所有故事，都是当时MBA的活教材。
倒飞机与放卫星（1）
牟其中在商业上有过巨大的成功，但最终还是身陷牢狱，没能成功到底。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我发现，他的商业逻辑并不是都不成立，但是这个逻辑跟社会制度的变化节奏不够吻合，和体制变革的逻辑是冲突的，所以他成功的概率非常小。透过牟其中的个案，我就觉得，做一件事，商业上的合理性和制度上的允许程度是直接相关的，必须有很好的配合。比如贩毒，商业上也合理，但在制度上明显不合理，或者说在社会逻辑上是是根本行不通的。老牟面临的问题就是商业逻辑和社会制度的逻辑的冲突，老牟最后也败在这个地方。倒飞机这件事情勉强成功，后来其他项目为什么都不成功呢？其实他每一个商业计划，包括炸喜马拉雅山，商业逻辑都是对的，但这些计划却是为当时的社会体制所不相容的东西。
倒飞机这件事为什么能成功呢？非常简单，这件事商业上的逻辑正好符合制度逻辑的需要，所以勉强成功了。老牟做飞机的时候完全是走一步看一步，慢慢把这个事折腾成的，而不是一开始就有一个很好的商业计划和商业模型、然后再一步步把它做出来，就像我们现在找风险投资那样。在最初的时候，是一个翻译老薛（航天部下边的一个研究院的俄文翻译）偶尔提起这个事情。他认为苏联的“图154”飞机还不错，在中国应该有市场。那时，省一级航空公司非常少，四川航空公司刚成立，成立后没有飞机，但是他们跟国家计委、国家民航局申请了一个批文，可以进口飞机。有批文可以进飞机，但他们没钱。这时候老牟就对川航说：“我帮你们把图154飞机买进来。你没钱，我给你钱；这飞机我卖给你，飞机到了再结账，你给我担保就行了。”老牟随后就去跟俄罗斯那边谈：你把飞机给我，我给你钱，给你什么钱呢？你那儿不是缺轻工产品吗，我给你轻工产品作为支付，然后你把飞机给我。俄罗斯人听了满口答应，要东西不要现钱。那会儿俄罗斯经济比较紧张，只想要要生活消费品。于是老牟马上返过身就跟中国的厂家谈：你们都给我东西，把你们积压的东西都给我，我给你们钱。厂家说钱在哪儿呢？老牟说：这样吧，我去银行贷款，我贷的钱给你。接着他又去跟四川航空公司谈，说你给我担保，我去贷款；因为你要买飞机，照理说你该出钱，你们现在不用出钱，改成担保吧，这样挺好。但是四川航空公司说：我可以担保，可是我们刚成立，有些银行也不认。老牟就又去找银行，劝说银行担保，四川航空公司反担保。那家银行一看说行，最后就交四川交行担保。这个事儿是我去办的，就是亚运会开幕那一天，我专程到成都去找川航总经理杜定欢协调担保的事。结果，四川交行担保，老牟借到钱，将借到的钱给这些厂家作为订金，比如100万的货我付你50万，然后你把东西拿来。在此之前，他在南德院里弄了个房子做样品展示，叫厂家都来送货，送样品，弄了一大屋子，组织俄罗斯人来看。俄罗斯人看了觉得行的，就具体下单，老牟拿着单子再跟厂家订货。从商业链条来看，他把每个环节连得还可以。最终用户川航只是出了担保和反担保，没有出现金；老牟从银行贷到了款，付给了厂家。只是付给厂家时遇到一个问题，当时所有的厂家没有出口权，老牟也没有出口权，所以老牟找了商务部（现在经贸部）下边一个公司，专门做对苏联贸易的，由这家公司来集中收购和对外出口，他跟这家公司结帐，他也没有一对一跟厂家结帐。这家公司收取了一笔代理费；俄罗斯收到了几十车皮的轻工产品，就把飞机直接飞到成都；川航那边再拿飞机营运的钱还给老牟；老牟再把贷款还给银行。其实这是很合乎逻辑的一个故事。最后这单生意的确是这样做成了。但做成了以后，老牟却没有赚到太多钱，原因是后面飞机营运得并不好，结算的利润并不多。这单业务时间拉得很长，大量货物运输损耗很大，官司纠纷不断；另外这些飞机飞到四川以后，光有飞机还不行，还有航材、飞行员、运营等问题，这一堆事都弄得不好，有着扯不完的皮。所以这件事情是做成功了，但是南德并没有赚太多钱。回头看，这是特别巧妙的一单易货贸易，这单贸易之所以能成功，主要是因为当时的体制正好允许给出这个批文，当时四川省政府和航空公司也有这个需要。总之，它在商业上的逻辑和社会体制上的逻辑还算是相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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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飞机与放卫星（2）
继这一单成功之后，老牟又继续做，比如做卫星，商业上也是很巧妙的，但却一个都没成功。他是怎么做的呢？当时长城公司是中国唯一能够发射商用卫星的专业公司，但该公司却没有钱推广业务。卫星的价值在哪儿呢？不是卫星本身，而是卫星上面的转发器，那个转发器可以用于商业目的，比如说电视台或者卫星通讯公司。在我的印象中，一个卫星上面可以带几十个用于出租的转发器。老牟了解这一点，所以就去跟长城公司谈：我要发一个卫星，这事儿我出钱。人家说这么多钱，你哪里出得了？老牟说：“我出钱，我肯定出钱，交给我吧！”然后他又说：“我要给你发，我要出钱，但你不能什么都不跟我签啊！你怎么能证明你要让我发呢？最好签一个协议。”后来双方果真签了一个协议，约定南德出钱，长城公司发射，发射成功后，卫星上的转发器归南德支配（出租经营）。南德还承诺在多长时间内付清发射的钱，付不出这个钱合同自然作废。这都是很合理的。签完以后，老牟就拿这个协议去找那些需要转发器的单位，跟卖楼花似的：我有五十个转发器，这个转发器肯定有人要，你要不要？然后跟你签一个，跟他签一个，推销出去一个转发器就收10％定金，这10％的定金就能够支付长城公司的头款。比如长城公司付款周期是三个月，老牟这边签的收款时间是一个月，他收了钱就付给长城，付给长城以后，长城公司就履约发射卫星。之后就是不断左手收钱、右手付钱，只要把两个付款节奏错开就行了，也就是说，只要长城那边付款日期晚这边一个月就可以了。不光如此，这边收钱那边付，中间的差价就是利润，挺好。这个项目的商业逻辑不单是巧妙，简直就是绝妙。发卫星可不象卖烧饼那么简单，谁敢想啊？！只有老牟敢想，他有一个理论，就是好生意必须是无竞争的，卫星和转发器的生意在中国绝对是无竞争领域。
虽然这个项目本身的商业逻辑是对的，但后来为什么失败了呢？据说主要原因是国内政策不允许，于是老牟跑到俄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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