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根问祖访羊山-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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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遇奶妈
在北羊山甘沟的采访中，遇到一位年过八旬的老妇。花白的头发下，映射着一幅略代红润的脸膛。眼睛很显然模糊不清了。
她从两间瓦屋的高坎上下来，似乎对我很熟：“你是丛娃吧！你是丛娃吧”。我的小名叫丛林，母亲和当地老人为了好叫，都叫我丛娃。“你上一次回来，我就要去看你，但我去时，说你已经走了，我好失悔啊（后悔的意思）。”她拉着我的手，久久不愿放开，向母亲见到儿子一样。
不一会，旁边的一位老人对我说：“你小时，她还给你喂过奶。”
我大吃一惊，真有此事吗？我旁边的几位儿时好友解释说：“这是真的，那时你一岁多，他的大儿子刚刚出世不久，那时你妈身体不好，奶不够吃，你又很瘦，你妈就抱着你到她怀里吃奶。”
我算了一下，她比我只大17，那么说，她17岁就有了孩子。这在今天看来不可思义，但在那个时代，又算不了什么新鲜事。
记得小时候，母亲经常有病，我又是个依恋母亲的孩子，总想吃奶。为了给我断奶，母亲把我送到外婆家，我曾叼着外婆那干痹的奶吃个不停。
母亲50年前离开这里，未曾提及，1996年去世，无法对证。今天看来，甘沟的乡亲们都这样说，那应该是真的。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用母乳曾哺育我的这位老人。我理当报恩。
我扶着她，走向她的家里。她淘淘不绝地问着我家的情况，问着我父母的情况……。
我为老人拍了标准照片，并与她合影留念。临走时，我给他留了一些钱，她无论如何不要。她说：“这辈子还能见到你一面，我就很高兴了。”我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你给我喂过奶，你是奶娘，我这只是表达一点心意，但恩是报答不完的。”说后她留了下来。
临走那天，我去向她告别，她已在路边的田地里点种玉米，我看着她那饱受苍桑的神态，粗糙的双手，八十多岁了，还在为生活操劳，不仅一阵心酸。我握着她的手，祝福她多保重身体，有时间我还会来看她。
我放开了她那粗糙的双手，向远方迈步。她在向我招手，我几次回过头去，向她挥手告别。
再见了！曾用年轻乳汁哺育过我的深山奶妈。
再见了！北羊山名叫刘初礼的老人。
土地
土地，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属私有制，中国的少数人，占有着中国的大量土地。因而中国共产党“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深得人心。
土地，在旧社会，是祖业，是家产，是穷富之分的界限，是一家人的命根子。有了地就有了一切，没有地就得受剥削压迫，就得当佃农，当长工。祖祖辈辈就得受穷。因而那时，中国人为拥有自己的土地而奋斗一生。
我的祖父，在长安白鹿塬，只有九分地和三间“半边盖”的厦子房。传给我父亲的就这点家产。九分地那时要养曾祖母、祖母、爷爷、二爷、父亲和两个姑姑，是不可能的。因而父亲自民国十八年逃荒，研肩磨担，靠着一双肩膀，一根扁担，为我家在关中白鹿塬买了十八亩地，在陕南甘沟买了半边山坡。
白鹿塬的十八亩地，是他经过近15年的奋斗，用一块一块攒起来的现大洋购得的。
他在关中购地时，已是1949年至1952年的事了，记得1953年，我父亲已在关中买了一头牛，准备弃商从农，过一过“十八亩地一头牛，老婆娃娃热炕头”的日子。记得那时有地三块：一块在南岸湾，在北桑村的东南面，东西走向，很长很长，宽度也不过六、七米。还有一块在八里坟，在村的正南面一个土坎上，方方正的。还有一块在村官路南面的土壕上。
为了这十八亩地，父亲奋斗了半生。到1956年合作化以前，我们家每年卖购粮，交公粮已经是用大车拉了，那几年，可以说我家真正过了几年丰衣走食的日子。但好景不长，父亲解放后买的地，土改时定成份还定成了一个中农。五、六年后又拉牛交农具参加了农业合作社。1958年成立了人民公社之后，大锅饭吃着，但日子每况於下，农民越来越苦。
陕南北年山干沟兰草凹的那块山地，我只知道上齐猪头石，下至河道，东至山梁分水岭，西至小河沟。总共有多少亩，说不清，反正是沟沟砍砍的乱石窝，下边有几块较大的慢坡地。
那一面山坡地，是父亲用60匹布，从一个叫冯万忠的手里买的。听说冯万忠欠别人的钱，等着用钱，就卖掉了他的祖业。父亲买这块地，一则我母亲是陕南人，她一时不想回关中，二则为拴住我的大哥赵教文，作为继父的我的父亲，为母亲前房儿子购买一块地，为他留下一份家产，这在当时成为一段佳话，也是父亲为人正直厚道的品格体现。
我家购了兰草凹那块山地后，卖地的冯万忠曾不愿离开那里，还想在那里种地，1949年，我和母亲、妹妹回到陕南时，冯万忠已叫了他们的亲戚在那里开始种地了。母亲为夺回本应属于我们的土地，曾于冯万忠等几个男人开展了一场夺地的生死较量，冯万忠仗着男人势众，母亲则以一个妇人的胆识与泼辣，与冯家大打出手。母亲打不过他们，就在茅坑里灌了一尿桶稀屎，在那些男人中抡来打去。结果，母亲胜了，那些男人们跑了。
自那些后，母亲开始雇人种地，雇人开荒，我们也搬到了那块山坡地的两间茅屋。
冯万忠失去了土地，气地得了精神病，在一个屋子里打打闹闹。他的一个儿子叫灯娃子，有点小偷小摸行为，结果叫一些学生用黄豆挤压耳朵，赶出校门。后来冯万忠一家住到了没人住的阴坡堖上。我这一次到干沟，听说这一家人已没有了。
土地，谁拥有了它，谁就有了一切，谁没有了它，谁就没有了一切。我父亲在陕南北羊山买了那块山地，随着1956年我全家迁往关中，那块山地合作化时，也就随之归了集体。
记得1991年父亲来到北京，有一次我曾讽刺他一辈子没有给后人留下家业。父亲当时看着我，想说什么，可是什么也没说。80多岁的父亲，曾用他双肩为我们置下的土地，因为社会的变革而归于集体，但父亲的功劳是不可磨灭的。他给我们留下的艰苦奋斗的精神，永远是后人的一笔财富，他比土地更重要，比金钱更宝贵。
走向长安
1947年12月27日，（民国三十六年腊月二十八日），在兵慌马乱中，父亲带着母亲、我和妹妹金凤，还有二哥的岳母毛全香、未婚妻候安琴及候安域、候安香、候安霞。两家人在漆黑的夜晚，打着灯笼，从干沟出发了，离别故乡，走向长安。走的原因是那里开始了打仗，目的地是关中长安白鹿塬北桑村。
漆黑的夜里，父亲领着这群男女老幼，急冲冲的向西前进，父亲的担子上挑着两个孩子，我的妹妹金凤和候安域的小妹妹霞。那个时候，没有公路，路都是人踩出的羊肠小道。高一脚低一脚，母亲和毛全香都是小脚女人，也不知他们怎么走过来的，天亮时分赶到了西口。后来的路线是经铁厂、铁炉沟、宽坪、凤镇、马儿峡、蔡玉窑、沙沟岭、安沟、秦岭、汤浴、魏家寨、上原到南桑村至北桑村。记得在两叉河，八路军和国民党保家部队还打过一仗，我们住在一个木板门的客店里，早晨听到枪响，老百姓不许开门，当我在门缝里向外看时，看到一个人搜另一个人的身，看来那是八路军逮住的保家队员。那一仗在两面山头打了两个多小时，八路军取得了胜利。
记不清在路上走了多少天，记不清在路上受了多少难，六岁半的我一双小腿，跟随母亲的一双小脚，翻越崇山峻岭，回到了父亲祖籍长安。在我们一行九人中，毛全香的小女儿安霞，由于路途的艰难与恶劣环境折磨，到了北桑村的第三天，就死在了白鹿塬。
1949年6月，我又同父母、妹妹回到了干沟，开始住在亲戚候家，后来又住到樊家冲小舅家，在那里渡过了一个饥荒的春天，吃过神仙叶、观音土、榆树皮。1950年我住到了干沟泰山庙左前方的两间草屋，那一年我9岁开始上学，第一任老师叫吴周德，他是个教私塾的老先生，第二任老师叫石显豪，第三任老师叫徐唐尧，我每一次到镇安都要去看他。
1951年父亲买了兰草凹半坡山地，从那以后，我家在陕南有了自己的土地和两间草屋。后来父亲把在云镇放牛的哥哥接回家里，叫他也在泰山庙上学，兰草凹的山地，父亲是买给赵教文哥哥的，为了留住地，还给他取了个童养媳。哥哥不满父母的包办婚姻，于1952年又回到云镇叔叔家。1949年5月17日，母亲在干沟兰草凹的草屋里，生了弟弟耿兴宽，1953年母亲又生了最小的一个弟弟，但不足两岁就死了，后来又抱养了妹妹耿彩娥。
我是1953年初离开甘沟的，自那以后再未回过。直至参军、转业到北京工作后，1986年以红旗杂志社记者的身份到镇安县采访，到了我的出生地北羊山，我的故居甘沟。
1954年我的妹妹耿金凤，因缺医少药在兰草凹病世，时年9岁。1955年我的一个小弟弟在兰草凹夭折，1956年我父母丢下兰草凹的那块土地，告别妹妹英灵，告别故居，告别亲友，告别干沟、告别北羊山，定居于长安白鹿塬。
2003年9月，我到镇安做旅游资源调查，拜托少时好友，在北羊山下妹妹的坟前，竖起一块碑文，叙述了我一家人与北羊山的亲缘与情谊。2005年清明，我带着一束鲜花，来到北羊山下，来到干沟，来到兰草凹，来到妹妹的坟前。把它献给这山，献给这地，献给这里的亲人。临别那天，我再次到这个山凹，坐在妹妹的坟台上，久久地，久久回忆着那过去的事情。
北羊山，有太多的记忆，北羊山，有太多的伤感。北羊山人民哺育了我，我永远记住这块土地，永远记住这里的人民。
（2005年4月21日至24日写于镇安县城赵教文哥哥和侄女赵红霞家里，5月3日至6日改于北京西山）
年　娃
　　　　年娃
耿兴余
听弟弟说年娃死了，我心里咯噔一下，他怎么他就死了呢？他比我还小一岁呢？
人生下来，不知为什么，总要在这个世上受罪，有的人受的小，有的人受的大，年娃就是那种生下来受了大罪的人。
年娃，大号耿大年，年龄小我一岁，辈份低我一级。小时候他住在沟里，那时沟里人都比原上人穷，原上人可以住瓦房，沟里人只能住窑洞，年娃就是在鲸鱼沟凉水泉边一个窑洞长大的。
我和年娃曾在桑村小学上学，他住距学校远，我距学校近，上学时，他经我家门口，有时叫我几声，我就从被窝出来和他一道去上学。
年娃老实巴交，性格懦弱，但有时候爱插嘴说话，说不对了，那些厉害的同学就打他，有时打得鼻青眼肿，挨了打只会嚎啕大哭，没有反戈之力。那时我很同情年娃，很想为他大报不平，但是我也斗不过那些大孩子，只会把对年娃的同情变为怜悯，把那些欺负他的人变成愤恨，那时我不知道“弱肉强食”这个词，但是世间不平的事确实存在。后来我发现年娃不来上学了。自那以后，我很少见他，偶尔下沟抬水时，我发现他拿着锄头坎刀，在修理他房前屋后的土地。
1989年8月，我从北京红旗杂志社回家探望父母，年娃突然来了，刚到50岁的他，已经变得弓背驼腰，他听说我当了“大官”，是从中央机关回来的（其实我不过是一个红旗杂志社的记者），也可能是“发小”时对我的一点感情和信任，他见了我就泪流满面，他说他有一个唯一的儿子，已经长到20岁了，被人压进鲸鱼沟几十米深的水库里淹死了。他说鲸鱼沟北原上的人，自古和南原上的人有仇，积怨甚深，只要是单枪匹马上北原，总会遭到他们的欺负。我说：“文化大革命早都结束了，现在改革开放，讲安定团结，怎么还会出这事？”他说：“这是几年前的事了，我娃下沟弄柴火，北原上一个姓X的小伙硬说砍了他们的树，把娃硬往水里拖，我娃力单体弱，斗不过他，天色已黑，我隐约听到娃的哭救声，赶紧跑到河边，眼看着一个黑影子把我娃往水里压。”我在对面哭着喊着：“可别给啊！可别给往水里压呀！有啥事我赔你，你别对我娃下毒手呀！”对面的黑影人，一声不吭，嘴里喘着粗气，把水打的哗哗直响，开始年娃的儿子还有呼救声，慢慢地没有了声音，一阵水上的扑腾声音之后，那个黑影人上了岸，拔腿向北原跑去。年娃听着自己的儿子呼救，看着儿子被一个黑影人往水里压，但是从小懦弱胆小的年娃，又无能力去几十米的水库中去抢救自己的儿子，他在岸边哭喊着。。。。。。
天黑人静，没有另外一个人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年娃在对面哭喊到半夜，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够游上岸来，能够同他一起回家，但是这一切都晚了。待到第二天清晨，年娃请了村里的人，再去水库寻找儿子时，鲸鱼沟的水面上漂出一具鼓涨涨的尸体。
年娃向我倾诉着，希望我这个北京回来的“大官”能为他报仇，能把肇事的凶手抓出来，绳之以法。
我详细问了他，你知道凶手是谁吗？他说知道：“他爸是北原上的村支书，两年前他就把他的儿子送去当了兵。”我说你到法院告过他吗，他说告过，但法院说没有证据。我说：“当时事发时还有人知道吗？”他说：“就我一个人，天黑了，我听到孩子呼救，我就到了河边，看到一个黑影向水里压，后来他跑了。”事过6年，告状败诉，我深深同情着年娃，体会到他失子的痛苦与孤独。
我探亲临走那天，年娃提了一筐鸡蛋送到我家，我不肯收，但他哆嗦着手，流着眼泪还是让我收下，我知道，他是对我为他儿子之死申冤抱着极大的希望，他认为我是中央来的人，只要中央人在，什么冤案都能平。我不肯再伤这位可怜的农民，这位小时候懦弱的同学。我不能没灭了他对我这最后唯一的一点希望。我收下了那筐鸡蛋。
到了北京，我真的通过陕西的老友，咨询了他儿子之死的情况。但是，没有任何希望能为他翻案，最后我写了一封安慰他的信。同时我一直想着，那年春节为他寄点钱，可是，这个愿望没得实现，他就死了。我深深为他的事而内疚，为我没能为他雪恨而感到不安。
记得两年后的1991年，我又回去探亲，我看到他在乡上街道里钉鞋，人已经变得很憔悴，很呆木，我象他打招呼，他好象不认识我，只是木呆呆笑着看了看我，我当时觉得，他把我这个“大官”也看贬了，他觉得我为百姓办不了事，也不过是个白吃粮的。我看着他木呆的样子，一种同情，一种自责拥上心头，我丝毫不怪罪他对我的冷漠，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中央的记者，欠了他许多许多。
临别时，我看着他狠狠地钉着鞋钉，好象要把世界上的一切不公平的东西钉进十八层地狱，我好象看见他在钉着！钉着！
2007年3月23日于海南保亭新星花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