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阉宦简史-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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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功能退居末席时，更受男子垂青的女性往往都是身材纤细的难产型的，而这在初民社会中是无法想象的——爱情作为一种性的表征，它被注入了太多文化的、审美的因素。性的快感在经过死气沉沉的维多利亚时代之后，重新被赋予了合法性，但经过许多年的颠覆对偶制婚姻和重回部落时代的尝试，性革命最终悄无声息了。因为这场激进运动的张扬者最终要么被艾滋病这个幽灵折磨得憔悴不堪，要么悲哀地发现，快感对于不断渴望性的神秘沉醉的人们，如同期待触摸的皮肤对于渐渐滋生起的老茧，已经有点水涨船高的味道了。也许，道德的底线被最终突破的方式会是：在大庭广众之下，在受到万人注视的场合，公开进行的性活动由于大众的喝彩和鼓动而完全获得表演的快感。
所以，正如日本一位研究婚姻问题的专家井留宏所说的那样，家庭虽然看起来对爱的激情并无助长，反倒会在琐碎的生活中消磨这种激情，但作为一个最小的社会功能单位，我们必须全力维护它的合法性。此话是极，因为婚姻本身就是一个协议　，在这个协议中，即使没有规定我们必须相互爱着对方一生一世，但至少规定了我们相互扶助的义务和对对方、对社会尽职的责任，因为社会不需要我们生产一个或几个动物，而是一个或几个公民　。
女权主义：高声呻吟（1）　　　　：　权力是最好的壮阳药。基辛格博士的这个闻名论断对女人同样适用。自从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1792年发表《女权辩》以来，女权主义理论家们就从未停止过用“性”和“权力”共同来建构他们的理论话语。这给了女权主义实践家一个暗示：性，究竟可以作为一种获致权力的武器——而且，是最后一种。阉人之所以无法获得历史主体性，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他们丧失了这最后的武器。
在漫长的中古时代，女人在观念上被当做阉割了的男人，她们，充其量不过是一具具行走着的孕育器——其唯一价值在于排卵。她们偶然在性上表现出来的小小需求，就令男人们大为惊慌：啊，这个荡妇！把握了话语权的男史学家总会在爬上权力之颠的女人们的传记的显要位置加注：性淫。这样的话语建构方式产生了一个众所周知的结果：男人在性事上的频繁与放任被当做“英雄气概”“风流多情”……而女人，情况如此悲惨，以至于她们终于忍气吞声，并最终以“物”的形式出现——少女是植物：亭亭玉立，含苞待放，青涩……已婚妇女则不过是一个器皿：仔细琢磨“盆腔”、“子宫”和“乳房”这些最有使用价值的部位，哪一个又不曾指向一种器皿意义？尽管妓女在性上并未受到多少压制，但她们可资支配的器官，唯一的价值却在于交换！交换是商品的基本属性，纳入商品体系的生殖器，在本质上不是解放了，而是更深地被奴役了。
所以，当女权主义的先驱者觉醒的时候，她们发现的一个基本事实是：男人在使用着女人，并且，男人是作为人的尺度而存在着的——他们简直有权代表上帝！于是，蹲着撒尿意味着低贱，站着撒尿则被视为高贵；“男子气概”是一个典型的褒义词，而“女里女气”，哪怕是用来修饰女人，也多少暗含一层贬抑；“突起/凹陷”作为一对反义词，前者是本源的，后者则是派生的，前者的近义词是“优势”，后者的近义词则是“缺陷”，前者是“锦上添花”，后者则是“美中不足”，前者是“权柄”，后者则是“漏洞”……事实上，它们不过是男女生殖器的一系列隐喻。
女人首先得从“物”的处境中觉醒。黑人民权运动的参与者们高举的牌子是：I　AM　A　MAN！女权主义者首先应举起的牌子当然是：I　AM　A　PERSON！她们获得主体性地位的第一步是与男人理性对话：“男人只要肯慷慨地打断我们的枷锁，并且满足于和一个有理性的伙伴共处，而不是奴性的服从——那么我们也一定会真心真意地爱他们，因为我们应该学会尊重我们自己，同时也令一个高尚男人的平静心情不会受到他妻子无益的虚荣唠叨。”（《女权辩》）
这种政治上的企图遭到维多利亚时代聪明之士的嘲弄，当笛卡儿重新恢复了理性的威严之后，文艺复兴时期昙花一现的解放精神还尚未惠及到女人便又一次沉寂了：中世纪统治人的是作为神的上帝，而现在，则是作为神的理性。人性被简单地阐释为人的理性，而女人再一次被判定为非理性动物从而丧失了做人的资格。至今，我们仍然习惯于把女人和小孩相提并论（妇幼保健院），这种话语方式也许是得益于叔本华的只言片语。
而在中国，情况则显然糟糕得多，纳妾制度并未随着清帝国的崩溃而消亡，相反，它在知识阶层一次又一次寻求到了它的剪辫子与拒绝剪辫子的代言人，即使在新式文人中，宿妓也被当做名士风范沿袭了下来。早上去礼拜堂做礼拜，中午到大街上宣扬激进思想，晚上去八大胡同……这作为一种时尚的生活方式，在知识圈中被不断模拟。基督教的胜利并未伴随着一夫一妻制的胜利，自由的胜利也并未揭去女人的裹脚布，而作为民主表象的府院之争　，泛起的泥沙中也从来找不到叫做女人的那一粒。沙龙夫人虽然穿起了开叉开到大腿根的旗袍，但她们扮演的，也不过是高级交际花的角色，昔日她们坐在旗人阔少的左腿上，如今却坐在军阀们的右腿上。她们获得的唯一自由是，可以跟男人一样，去烟馆吸食鸦片。
女权主义：高声呻吟（2）　　　　：　1662但受过新式教育的女性究竟越来越多了，在反对政府的游行中，她们为自己争取到了一项权利：男女同校。这为大面积的自由恋爱提供了温床，在革命激情的鼓荡下，青年一代逐渐明白：只有解放全中国，才有可能解放他们自己。这种信念让中国的女权运动被更大的社会革命裹挟了，所以显得比任何国家的女权运动都激烈、含混和悲壮。“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作为一首诗，它在中国获得了比“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更大的认知度——显然，前者代表了食洋的新式知识分子的心声，而后者，则反映了食古的旧式文人的浮浪与轻薄：这是一个革命与反革命的问题。爱情作为一个词汇在社会上广为流行的时候，同时宣告了女人的胜利。这种胜利持续了大半个世纪，直至被嬉皮运动完全粉碎。嬉皮运动的先驱者们胜利的秘诀在于：他们敏锐地发现，“爱情”被女人当成了战斗的武器，这种武器崇高无比，不可质疑——跟“革命”一样。从某种意义上讲，王朔的小说启迪了革命后成长的一代：去他妈的爱情，我只需要性。这种觉醒迅速酿成洪流，女人被重新推回那个古老的堡垒——在那里，她们仅仅作为一具具身体而存在！
在西方，女人退缩的历程从她们愿意脱衣的那一天就已经开始：维多利亚时代的贵妇人，除了穿紧身胸衣和大撑裙，还要外裹九件衣服和七八条裙，外出时再加上厚重的披肩，戴上插着羽毛、花朵和丝带的大帽子。20世纪终于来了，服装设计师们帮了我们的大忙。斗篷装让女人们的长裙刚离开地面，舆论界就一片哗然，“原来女人也是两足动物。”没等这样的喧哗落定，保罗？波烈便急不可耐地让女人脱去了胸衣。在他看来，那种令女性保持43厘米细腰的玩意，实在是一种损害健康的枷锁。但保罗？波烈无法做得更为彻底，因为他能让女人脱去胸衣，却无法摆脱自身对华贵、浓艳的爱好，所以当夏奈尔一剪刀裁去华贵与修饰，衣服唯余遮寒蔽体的功能时，保罗？波烈讥讽夏奈尔有一种“高级的穷相”，像“营养不良的打字员”。从伊夫？圣洛朗的“梯形”作，到韦斯特伍德的“内衣外穿”风潮，从路易斯？里尔德的“比基尼”泳装，到玛丽？奎恩特的“迷你裙”，再到1991年戛纳影展麦当娜的胸罩与束裤……脱，俨然成为一种风尚。这种风尚让女人重新沦落到“被看”的境地。人们不再关心她们的思想与灵魂，只关心她们的身体——商业让女人重新中了古老的符咒，维多利亚时代对女人布满嘲讽的天才思想家们，泉下也会露出狡狤的微笑。
中国女人的脱衣史相对简单，尽管20世纪早期刘海粟在他的美术学校中就安置了裸体模特，但大面积的脱衣还是不到20年的事情。80年代中期的女大学生梦想做存在主义的情人，而到了新世纪初，她们则想躺在比尔·盖茨的床上。在集体脱下黄军装之后，她们一路欢歌，来到新世纪的舞台上。当“心灵美”被她们当做歧视性话语的时候，“仅仅作为身体的存在”被她们确认了——这个简单明朗的定位让她们如释重负（在她们看来，精神/身体这个被预先设定了的二元叙事模式，不过是男权主义的阴谋），而仅存的几个死硬的女权主义者，则卸下胸罩，像怨妇一样坐在落地窗前，细细体味内心升腾起的每一丝欲望，然后把它们统统写在纸上，附上照片卖给那些没有钱包养情人的人。通奸不再作为一项罪名，多妻制在有钱阶层中复辟了。女人的愿望被重新书写：不愿做一个教养良好的贵妇人，唯愿做一个镁光灯下跳舞的脱衣舞演员。被爱显然不再重要，重要的是被看。嬉皮士尚未摧毁的，被女人自己摧毁殆尽了。
这一切源于身体价值的重新发现。劳动、资本以及资源共同作为价值源泉——而女人们看重的，显然是最后两种。交换作为商业社会的唯一原则被她们娴熟地利用了。“身体就是资本”、“身体就是资源”被重复成了真理——这让女人们逃离了劳动：一种真正的解放。消费社会的到来终结了女权主义的历史，因为“没有女人的身体，一切金钱都显得毫无意义”这种针对男人的启蒙性话语，早已让男权主义者做好了预备。倒霉的男权主义者像一只驮着老鼠奔跑的猫——光身子的老鼠，私处用“男人万岁”这样的标语来遮羞。
女权主义：高声呻吟（3）　　　　：　257在化妆品堆积的废墟上，女人被“女人”“非常女人”“女人味”“美女”这样的词汇湮没至颈，而她们乐此不疲，并高声叫卖，高声呻吟……男人第三次发明了女人：不是用肋骨，也不是用“三从四德”和贞节裤衩，而是用女人自己——作为群体，她们可以联合起来对付男权主义，但作为个人，她们谁也无法忍受身边的同伴比自己更漂亮。
男权主义获得了最终的胜利，因为所有女人都是为他们预备的。
女权主义也获得了最终的胜利，因为所有男人都是为她们劳动的。
——部落时代重新来临？
男权主义：床上的英雄神话（1）　　　　：　1528冷兵器时代结束后，“英雄”成了一个被扔进历史、神话角落的概念，徒供怀旧者们玩味，或者供理想主义者伤神。虽然，两次大规模的战争　让“英雄”复活，但很快，又销匿于万古长夜之中。英雄的死亡预示了男人的死亡——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女权主义运动加速了死亡进度。在这种风行全球的运动早期，“跟男人一样”的梦想引领着女权主义的先驱：她们拒绝穿戴胸衣，拒绝穿高跟鞋（在中国则是拒绝裹足）……一切在男人看来能够彰现女性性征的东西都遭到反对，许多极端者开始剃光头，并拒绝生育。不光在生活风尚领域，在社会公共事务领域，她们也表达了一种强势的参与要求，甚至，当进化论者提出女人跟男人分工不同是由于体力上的差异时，她们中的许多人开始投身最危险的行业，比如炼铁、采矿、战争等等。想想中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铁娘子”以及早在此前就已存在的“娘子军”，便可明白。
事实上，在中国，纯粹的女权运动并没有想象中那么激进，因为它是被裹挟到更大更持久的革命洪流中并得以发展的。女权主义启蒙是跟共产主义启蒙同步进行的，所以很难说它是一种自下而上的要求，还是一种强加给她们并让她们认同的社会理想的一部分。总之，这一切跟更大的主题“革命”和“建设”纠葛在一起，与此同时，它也获得了某种政治上的优势：反女权主义者理所当然被视为“保守”“顽固”“封建”“腐朽”，甚至“反动”。这样说毫不夸张：反女权就是反社会主义革命。这彻底摧毁了追求政治上正确的男人们的自信，他们在法律上处于弱势（中国许多法律的立法基础是保护弱者），并受到遍布中国每个肌理的“妇联”和“街道办老大娘”的苛责。
以上是政治层面。在另一个层面——“性”上，女权主义者拥有更大的道德优势：在心理深处，她们认为性是男人对女人的侵犯（“刺入”作为性行为的基本动作，也许具有“侵犯”这层象征意义），所以理应由男人来为这种行为负责。“强奸”最初的定义是“男人对女人的强迫性性行为”，而不是“某一性对异性的强迫性性行为”……正如犹太人如今在德国受到的非正常礼遇一样，她们的不公平遭遇终于给她们累积了如此巨大的道德财富。性，于是成为女权运动的核心武器。一方面，她们借以自保：性骚扰，性侵犯，性补偿……一系列概念被她们发明了出来；另一方面，她们借以出击：性无能，性衰竭，性商低下……另一系列概念也被同时发明。这样说轻易明白：假如一个男人在没完全征得女人的同意下跟她发生性行为，或者表达出跟她性交的强烈愿望，那这个男人就是“强奸犯”、“强奸未遂者”、“性侵犯者”或者“性骚扰者”，但假如一个女人表达出想跟男人性交的意思，这个男人却无动于衷，那他就是“性无能”、“性衰竭”或“性商低下”。女人的原罪被解除，而男人的则被加强。麦当娜吐出性感的舌头，但在收回时并未乘机舔自己的嘴唇，她的潜台词是：我有权吐出自己的舌头，但我并未勾引你。
在这样的夹击下，男人都变成了阳痿患者，或者认为自己是阳痿患者——至少也有程度不同的阳痿焦虑。各种药物以及辅助手段于是大兴其道。从某种意义上讲，女权主义跟男权主义的斗争最终回到了床上，借助药物，男人们梦想见到昔日从战场凯旋的荣光。这句话可以作为最好的注脚：昔日男人是通过征服世界来征服女人，而今日则是通过征服女人来征服世界。所以，一部壮阳史　也就是一部男权梦想的复兴史：
公元前1700年，埃及，泥敷剂，制作及使用方法：一份枣树叶子，一份洋槐叶子，一份蜂蜜，将叶子在蜂蜜中碾碎，然后敷到阴茎上。
公元前9世纪，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河谷，亚述的医生让阳痿病人吃干蜥蜴。
公元前9世纪或更早，印度，患者被要求吃在黄油中炸过的山羊睾丸。
男权主义：床上的英雄神话（2）　　　　：　1545公元前2世纪，希腊医生建议患者吃河马睾丸。（补充：这种吃什么补什么的思想如今在中国仍然拥有数以亿计的支持者和践行者。）
1863年，德国科学家康拉德·埃克哈德认为电击能治疗阳痿：用热橡皮塞堵住肛门，然后将一把状如音叉的金属器械一端插入尿道，另一端跟微型发动机相连……
1911年11月，费城医生列维·哈蒙德和霍华德·萨顿完成了第一例睾丸移植手术。
1911年，芝加哥医生维克多·莱斯皮纳斯将捐献者的睾丸切成片，然后嫁接到接受者的阴囊及周边的肌肉组织中。
1920年6月12日，在巴黎工作的俄国人塞尔日·沃罗诺夫将类人猿的睾丸移植到人体中。
1934年，在纽约的一次保健医生会议上，一位精神病学家呼吁不要把阳痿患者打发到泌尿学专家那里去。这位弗洛伊德的信徒显然引述了斯特克尔在《男性阳痿》一书中的观点：阳痿只有5％是器质性原因，其余的都是心理原因。女性应该负有责任，因为她们在性交中只知道“仰卧，然后分开大腿”。
1936年，泌尿学家于内力图夺回被精神分析学家控制的领地，“我们人类不仅拥有大脑还拥有性器官这个事实被他们完全忽略了”。
1943年，弗鲁姆金大夫宣称用病人的肋骨完成了阴茎再造，这让战争中失去阴茎的男人获得新生。
1948年，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古德温医生将弗鲁姆金的“肋骨”换成丙烯酸棒。
1973年，迈阿密大学的两位医生发明了配有成对的由海绵填充的硅棒的装置，但这种装置的缺点是：总是保持着膨胀状态。
1973年，明尼苏达大学的斯科特研制出了第一例可充气的阴茎假体，它的革命性意义在于可以上下摆动。
1982年，法国外科医生罗纳德·维拉格错把罂粟碱注入与阴茎相连的动脉中，结果处于麻醉状态的病人出现了两个小时的勃起。几乎与此同时，布林德利尝试给自己注射苯氧苄胺，结果33次实验中，都引发了几秒钟到44小时不等的勃起。这对人们揭开勃起之谜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罂粟碱促使阴茎体内的平滑肌组织迅速放松，从而降低了抑制血液内流的能力……血液得以流进饥渴的海绵一样的阴茎体。因为阴茎体迅速膨胀，出血静脉都被迫平扁下去，滞留在那里的血液导致了勃起状态的持续。布林德利后来出现了佩罗尼氏症状（因内伤而引起的阴茎弯曲），所以泌尿学专家放弃了苯氧苄胺，而罂粟碱偶然能引起异常勃起，基于对其的改良，其他平滑肌松弛剂被合成出来：前列腺素E－1，罂粟碱与前列腺素E－1及芬妥拉明的混合剂。
年，Pharmacia　&　Upjohn公司获准生产第一种专门治疗阳痿的药剂：Caverject——一种注射到海绵体的前列腺素E－1合成药。
1997年，Vivus公司获准生产经由尿道治疗阳痿的药丸。
1998年3月27日，辉瑞公司获准生产阳痿治疗史上最伟大的药物：伟哥。到2000年，辉瑞公司的伟哥年销售额实现10亿美元，这令其他医药公司群起效仿：生产阿司匹林的拜尔公司开始研制PDE－5抑制剂Vardenafil，Eli　Lilly公司与ICOS公司联合开发恰利斯药丸……
医学上的捷报频传让男权与女权的任何争论最终都失去意义，阴茎不再是受男人或女人主宰的一个器官，而仅仅只是医学上的一个对象：阴茎被医学化了。这背离了所有男权主义者与女权主义者的初衷，作为一个器官，它当初之所以成为问题的焦点，是因为它被赋予了这样的意义：权力与阳刚之气。女权主义者争夺它，是想对它代表的权力进行规训，而男权主义者拼死保卫它，其实是在保卫自己的权力。而最终的胜利属于医学——以及支持医学的庞大的医疗话语体系和商业体系。
性别：21世纪的审美与中性人（1）　　　　：　1525终有一天，我们发现性别不再是一个生物学概念，我们自小从教科书上得来的经验也全部破产：男子不再经由外挂体、喉结和胡须来获得一致的规定性，女子也不再经由阴道、乳房和平滑的肌肤来获得性别认证。这对追求多样性的人文知识分子来说也许是个噩耗，但对“只准生育一胎”的计划生育夫妇来说，却绝对是个喜讯，他们不再有“生儿，还是生女”的困扰。尽管短期内人类还不可能进化为一个性别，但通过分工的消失和审美上的强化，中性人的出现是完全可以预期的。
这一切得益于“性”的重新发现。在漫长的前现代时期，人们大致持有这样的观念：性是亘古不变的一种生物本能，它本身并不构成一个问题，所以几无探究的必要——即使探究，也应完全纳入医学企图之中。基于此，围绕性发展起来的是一整套技术：作为一种生物本能，我们所能做的只是如何助长它，或者压抑它。这使得性话语在权力界面上的投影无比单纯：纵欲/禁欲。进而，我们取得了对古典历史的基本印象：纵欲时代与禁欲时代交替出现。同时，我们获得了对古典时代的道德判定：荒淫的或者节制的，颓废的或者进取的。
但现在，这一切都终结了。因为性这个传统的医学重地，被社会建构主义者、本质虚无主义者、阶级论者联合起来攻占了：性不再存在一种神秘的、有待发现的本质，不再是一种安闲之物，而是一种可以被建构的话语，以及由话语指导的实践。一句话，性不是被“发现”出来的，而是被“发明”出来的。
性彻底被社会化了。
这使得性别的生物规定性一夜之间崩溃了。各种激进运动的鼓噪者和女权分子、疑似女权分子联合起来发明了一个真理：性别不是先天的，而是后天的。在男女平权成为普世思想时，这个真理获得了各民主国家和标榜民主的国家政府的庇护，从而使它在政治上永远正确——任何妄图质疑它的人都被视为性别歧视的罪犯。
首先受到指责的是教育。它的罪名是，在一个女孩长大的过程中，不断要求她蹲着撒尿、留长发、细声细气说话、保持坐姿不能两腿张开朝向客人、热爱小动物以暗示她对小孩必须怀有耐心和感情、整洁、从不厌恶炊具、喜欢床而不是书房、不能对兵器发生热情、在诸如“强大/弱小”“进攻/防守”“攫取/给予”等一系列对立范畴中自觉对后者抱有认同……
教育让一个人变成了女人，而让另一个人变成了男人——这被看做是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