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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咒-第4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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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科学’的引进，让东方文明完成了内核的脱胎换骨，那么经济的影响则让东方人不知不觉抛弃了自己的传统。我们都知道，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在文化习俗方面有着强烈的示范效应，日韩富裕，所以中国的青少年以日韩服饰为美。美国富强，所以好莱坞的大片可以横扫世界，英语也成为世界通用语言。今天，在中国作为母语的汉语地位远远不如英语，作为精英阶层的中国知识分子和官员在国际交流中以说英语为荣，说汉语为耻，记得有一次我参加上海的一个国际交流会议，会议的中方主办者要求所有参加会议的中国代表在发言时必须讲英语，不得说本国母语，看到这样荒唐的规定我作为一个外人都感到寒心，而与会的中国学者和官员们竟欣然接受，没有人表示异议，本以知识承载者和传播者为己任的士大夫阶层尚且如此，中华文明焉有不衰败之理。”山本池一气愤道。
“任何一个民族意识的衰亡都是从语言开始的，作家都德以普鲁士战胜法国后强行兼并阿尔萨斯和洛林两省的事件为背景，写过一篇流传广泛的短篇小说《最后一课》，小说的情节很简单，它通过一个小学生在上最后一堂法文课时的所见所闻与内心感受，深刻地表现了法国人民的爱国主义民族感情。这篇小说的思想精神可以说影响了法国几代人，正是意识到语言的重要性，所以法国人在面临美国强势文化的影响下，以各种极端的方式捍卫自己本民族语言的纯正性和主导地位，这也许是他们在历史上曾经有过那么一段屈辱的经历的原因。”
“教授，为什么中国的精英们在事关本民族文化根本的问题上如此无知，无所作为呢？”少年不解的问到。
“这就要谈到政治因素了，这是也导致中华文明衰败的最根本原因。春秋战国时期，中华文明曾经有过一个智慧大迸发阶段。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数千年历史中，中国再也没有出现过有世界影响力的杰出思想家，原因何在呢？不过愚民二字。”山本池一慨叹道。
“中国的历朝历代君主，出于维护自己统治的目的，对老百姓和知识分子一直实行愚民政策。什么是愚民政策？愚者，愚弄也。民者，大众也。愚民即愚弄大众。愚民政策就是统治阶级为了一己之私，而推出的愚弄人民，使其愚氓无知，闭目塞听的政策。中国的历史从民众教化的角度上来分析，实际就是一部愚民史。从中国通史看，愚民政策发端于秦始皇，在维护统治方面，秦始皇做的有两件事是较为突出的，一是听从廷尉李斯的建议，将秦以外的史书全部焚毁，私人所藏儒家经内和诸子书都当干柴烧掉，聚谈诗书者斩首，理由是‘儒生不师今而学古，各尊私学，诽谤朝政，惑乱民心’。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焚书坑儒事件。不过，这里的书并非全烧尽了的，医药、占卜及农作物的书不属烧禁之列。始皇帝明白，民众虽不可施以教化，但不可不强身健体，所谓思想不可杂草丛生，但田间不可不繁荣锦秀。中国文化和动荡的年代有缘，春秋战国时期是最动乱的时期，但也成就了中国历史上的光辉岁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其时的诸多学说，开创了中国未来诸多学派的先河，而秦始皇统一甫定，立刻视百家为异端邪说，要把藏在民间的书付之一炬。焚书坑儒只是让人无书可看，或索性不看书，所以那时的民众还是不失天性的。和其后统治者比，秦始皇在愚民方面还算幼稚宽容。
公元前二零六年，集文盲与流氓大成者刘邦夺得天下，建汉，号汉高帝。中国愚民政策有了进一步发展。据史料载，汉高帝用太牢祭孔子，承认儒学在学术上的正统地位，但西汉前期，指导政治的学说是黄老刑名之学，阴阳五行次之，儒学只能算末流之学。从黄老刑名之术，到《公羊》学的盛行，汉时政治进入成熟时期。从霸（刑名）王（儒）道，到纯儒学，愚民政策也羽翼渐丰。昔时秦皇，只知秦家天下，而到汉时，纯儒学的政治主张实际将统阶阶级完全的划分到一个阶级的份上。纯儒学政治使上下层豪强得到兼并的便利，同时也形成了大一统的思想，‘四海一家’指的就是全世界都是一家子，都得听皇帝一人的。汉武帝采用董仲舒的意见，独尊董仲舒与公孙弘的《春秋公羊》，罢黜百家。汉武帝推崇《春秋公羊》，是因为《春秋》有孔子的名份，是专诛乱臣贼子的著作，而到了董仲舒的嘴里，便出了阴阳怪调。董仲舒的哲学是《易经》阴阳学说的引申。董说，凡事有阳就有阴，有上就有下，有顺必有逆，有昼必有夜。所谓‘凡物必有合’、‘合各有阴阳’。董的阴阳怪调是，阳性尊，阴性卑，君、父、夫是三阳（三纲），臣、子、妻则属阴。中国几千的封建糟粕便是从此开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生出一帮奴才。据其阴阳怪调，引而申之，有愚必有被愚，有强奸必有被奸。而为了当官，进取向上，有事业心的青年，就只有皓首穷经。据载，武帝后的百年间，因为士人求仕必通儒，因此没少耗费青春。
据称有个研究《书经》的大师秦延君，用十多万字来解释《尧典》中的两个字，用三万字解释‘曰若稽古’四个字。其实这些秦大师，虽然通了经文，但却也只有当愚氓的份，不过，虽然受苦受累，但也算是白发而立，有官可作。汉武帝的‘高明’在于他不像秦始皇那样去焚书坑儒，而是让大家‘有书读，读好书’。直到二十一世纪，我们还可以看到中国全民疯狂学英语的情景，为了上学，为了毕业，为了获取高薪，为了考公务员，从儿童到青年，从科技人员到政府官员无不战战兢兢，埋头苦读，令人唏嘘。只是他们仍未明白，因为那点功名利禄的诱惑，将大好青春用来钻研一些一生中也用不了几次的学问，自己早已成了行尸走肉，在思想上与古代那些穷经皓首的腐儒们并无二致。”
“自先贤孔子创立儒学以来，儒学前后有几次大的变化，首先是战国孟轲，之后的董仲舒，然后便是宋朝的程朱理学。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都会有一种大一统的思想，这种思想在阉割了真实性与真诚以后的御用，在宋朝的理学上达到了登峰造极。如果几百年后人们将朱熹从坟墓里挖出来对话，不仅是因为他的英名，更是因为他曾经在中国渊远流长的愚民历史长河中掀起过巨浪。直至今日，仍余波未逝。朱熹主张‘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之学，让他遗臭万年的名言是‘去人欲，存天理’，这话听来似乎艰涩，实际上就是让百姓们甘心为奴，甘心于现存的政治制度，消除异见于无形。大凡异端皆是人欲，统治者的意愿便是天理，在将程朱理学推上大一统宝座的宋理宗看来，强奸民意就是天理，民意不被强奸便天理难容了。
从强奸民意的愚民到诱奸民意的愚民，一千多年过去了。到清末，一切又发展到了极致。在《中国通史》中讲到清朝的文字狱时有一段感慨，‘大抵一个王朝，越是处在强盛的时期，政治上越能包容大度，具有较强的自信心。相反，一个王朝处在日趋衰朽的时刻，越是难以自保，越加偏狂疑忌，强化暴力统治。’在清朝，这种愚民政策是充满血腥味的，即使是当年的四书五经，也是要经过消毒处理的。康熙曾严厉镇压反清复明思想的传播，雍正朝先后兴起汪景祺、钱名世、查嗣庭等大狱及吕留良、曾静案，以文字之过大兴狱讼与杀头。乾隆时将文字狱作为治国大计。最后的结果是，仇家告讦，诬告盛行。清官遇讼，冤案丛生。师友株连，人人自危。这一点很像中国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乾隆还干了一件事就是焚书，而且这一烧便是十几年。中国人常骂八国联军烧了他们的圆明园时却很少有人骂朝廷烧民间的书籍。用乾隆的话来说是这些书‘大节有亏’、‘不足齿于人类’。全毁，抽毁，删改者不计其数。官方的虐政让纸张上的历史变得面目全非。民众若有所思所想，便是冒着杀人的危险了，草民黔首，非不学无术，而是不能。如此积贫积弱积愚，中国也只有生灵涂炭的份。所以，当西方列强用枪炮打开中国的大门时，发现貌似强盛文明的中华大国，实则愚昧落后至极，不堪一击。”
“教授，不对啊，如果愚民政策不好的话，为什么中国历史上会出现汉唐大治，康乾盛世呢？”一个眉目清秀，眼睛里闪动着灵慧的小姑娘疑惑不解的问到。
山本池一听了宽容地笑了笑道：“百合子，你现在还小，有许多事情并不像你想象的那样非此即彼，非白即黑。愚民政策虽然一种摧残思想，制约文明发展的政策，但是在某些方面却有利于国家的安定团结，有利于统治阶级对民众的管理控制，这在经济发展方面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小女孩听了恍然大悟，兴奋地道：“我明白了，这就是泽川林老师教我们的柔性思维中的有利有害视角，‘凡事必有利害，有利的事物中包含着有害的因子，有害的事物中包含着有利的因子’。”
第八章 强国论谈（下）
“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泽川林刚才在学舍旁听了半天，听山本池一讲到精彩之处竟入了迷，忘了还有请客人一事。等他想起来急忙拽着山本池一回到书社明堂，大家寒暄坐定，他将刚才听到的精辟论述向真子讲述了一遍，真子听罢也不由得赞叹道。
“好了，你们两个人就不要一唱一和了，过一会有该打鬼主意拿我寻开心了。 ”山本池一开玩笑道。当年在给一斋先生作助教的时候，泽川林和真子经常联合起来捉弄他，常用的手法之一就是先把他捧得高高的，然后再抓住他讲学内容中的漏洞，提一些尖锐的问题死缠烂打，乐见他忙于招架的窘迫和答不上来的尴尬。不过在这种开玩笑式的辩论中，大家倒也教学相长，结成了深厚的友谊。
“泽川君你教孩子们的柔性思维才是真正了不起的东西，通过这段时间给他们讲课，我发现这才是真正的智慧之学，我的那些内容不过是翻翻故纸堆吧。我还想抽时间好好向你请教一番呢。”在谦虚一番后，山本池一啧啧称叹道。
泽川林笑道：“我没有那么大的本事，柔性思维还是真子教我的，要请教你就找她吧。”
见真子疑惑不解地望着他，泽川林解释道：“师妹，上次见面你给我的那份柔性思维翻译稿我带回来给师傅看过后，他大为赞叹，临终前将它定为书社的三大必修课程之一，现在书社弟子几乎人人都懂一点柔性思维。不过要谈到精通此学，堪为人师者，除了它的原创人，恐怕只有你了。”
“我哪里有资格教山本师兄，对柔性思维我也仅仅是学了一点皮毛而已，谈不上精通。”真子谦虚道。“这门学问原是一位中国朋友所创，当年我游学大陆在一个很偶然的机会遇到他，两个人论道三天输结果给了他，也算不打不相识，他顺便教了我一套柔性思维之法，后来因为有急事回国就没有机会再继续学。据他讲柔性思维共分12部，72门课程，真正算起来我也不过学了其中十之一二。”真子惋惜道。
“真是太可惜了，这么好的东西，应当不惜一切代价学全了才是，怎么可以半途而废呢？”山本池一责怪道。
真子微微叹了口气，她何尝不想继续学下去，可是当时因日本占领钓鱼岛，中日两国之间已经开始有剑拔弩张之势，为了不给自己的这位中国朋友惹不必要的麻烦，她只能断然离去。后来又因为接手黑龙会，策划日中战争等事，她就更无颜去见这位中国朋友了。
“你这位中国朋友叫什么名字？他住在那里？我想去拜访他。”山本池一急切地问道。
真子犹豫了一下：“现在日中正处于交战状态，我想这个时间你去大陆拜访他恐怕不合适，会给他惹麻烦的，最好还是等停战以后吧。”
山本池一觉得也有道理，只得悻悻作罢。
“山本师兄，如果让你来写历史的话，你会如何定义日中这场战争？”真子试探地问道，她想知道在一个历史学家眼里，她以往的所作所为会得到什么样的评价。
“一场不义的侵略战争！”山本池一毫不客气道。
真子听了山本池一锐直的定义，脸色变得煞白，双手微微颤动。坐在旁边的泽川林见状急忙辩解道：“虽然是不义的战争，但无可否认，这场战争对中国是有一定的益处的。就像当年的鸦片战争，如果没有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国是不可能猛醒的，满清政府也不可能放弃闭关锁国过的政策，中国人也就不会有机会接触到西方现代文明的教育。那样的话，中国即使不亡于西方列强，也会亡于自我的愚昧。”
“你说的不错，我也同意这场战争虽然不义，但却有益的说法。但对于一个史学家来讲，他首先要做的是客观记录历史，至于历史所带来的影响那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不管西方列强对东方的殖民统治曾经带来多少好处，但那都不可能抹杀它侵略逐利的本质。同样，日本入侵中国，不管能给大陆带来什么好处，其本质还是一场不义的侵略战争。”山本池一斩钉截铁道。
真子强笑道：“山本师兄说的有些道理，不过我还想请教一下，为什么以‘逐利’为目标的西方文明会在历史进化竞争中胜出，而一向标榜‘逐义’的东方文明却在逐渐衰败呢？”
泽川林听了也道：“历史本来就是由强权书写的，美国强大，所以它就可以把为石油入侵伊拉克定义为正义的战争，而萨达姆掌握政权时，他就可以用铁腕让全民公决一致投票拥戴他的血腥统治。蒙古人征服中国，历史是如何定义的？满清人征服中国，历史又是如何定义的？如果日本征服大陆，百年后历史又将如何定义这场战争呢？如果美国人征服全球，实现儒家四海一家，大同世界的理想，历史又将如何定义这场战争呢？”
山本池一沉默良久，缓缓道：“生即生，死即死。不义的战争不会因为胜利者的强权而改变的。历史的真相可以掩盖一时，不可能掩盖一世，相对于历史的长河，任何政权和个人的生命都是有限的，我坚信人性本善，我坚信这个世界之所以在向更高的文明的阶段发展，是因为存在超越功利之争，超越主义之争，超越种族之争，超越文明之争的是非标准。”
听到山本池一这番铿锵有力的话，真子和泽川林悚然起敬，不再继续争辩下去了。因为山本池一的这番话代表了历史的良知，人类的良知，他不会在强权高压下屈服，也不会因利益诱惑而丧节，真正体现了一种威武不屈，富贵不淫的大丈夫铮铮风骨。
“山本师兄刚才只谈到了东方文明衰败的原因，不知道对东方文明的复兴有何良策？”沉默了一会，泽川林虚心地请教道。
“真不愧是兵家门徒啊，三句话就离不开计谋对策。文明复兴之事岂是一两个计谋所能奏效的，它需要数十代人的努力才行！”山本池一笑骂道。
“师兄起码应该给指个方向吧，你是儒家门徒耻于言利，这做小人的事只有让我们来代劳了。”真子也在一旁起哄道。
山本池一拿着两个家伙没办法，被逼无奈，理了理思绪道：“据我最新的研究成果发现，东西方文明的竞争，从更深层次可以视为两种不同的社会系统结构之间的竞争。东方社会是一种微观静态，宏观动态的结构模式；西方社会是一种微观动态，宏观静态的结构模式。在东方国家，思维权被掌控在少数统治者手里的，民众思考什么，不能思考什么完全由统治者决定。这也就导致了居上位者思考，居下位者顺从的局面，统治者希望用自己的思考来代替民众的思考，要求民众莫谈国事，因为只有这样社会才能稳定，国家政权才便于被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但在西方国家，思维权是分散在民众手里，每个人都有独立发表自己言论的权利，都有自由思考的权利，统治者无权控制民众的思想。在这种格局下，常常是居下位者积极思考，居上位者顺应民意，清静无为。”
喝了一口茶，润了润喉咙，山本池一继续讲道：“任何一种文明的发展，都必须有广泛民众思考为基础，靠一个或几个杰出的伟人智者是不可能创造一代文明的。其实不管东方人还是西方人，在智力上是相差无几的，如果从文明发展竞赛的起点来看，东方文明要远远超前于西方文明，如果不是因为后来受大一统的政治思想管理制度的制约，现代科学文明之树完全有可能在东方的土壤中诞生成长，因为纵观中华文明的历史，科学的因子并不缺乏，它们之所以没有来得及破土萌芽就被扼杀，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统治者对民众思想的整体钳制，使得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把青春和精力都耗费在无用的四书五经，八股文上了。纵使有少数天才在科学数理方面有所创建，也往往因后继无人，得不到社会认可，而寂寞地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
“反观西方国家，自文艺复兴以来，民智开化，在新兴的资产阶级领导下，建立了以议会为代表的社会管理机制，与君权相抗衡，民众享有参政议政的权利，更有自由思考的权利，各种新学说得以诞生，当然这个过程也是漫长的，期间经历了多次的反复和复辟，但最终分权制社会管理模式，代替了集权制社会管理模式，为科学、经济、文化的发展创造了宽松的社会环境。所以，在短短的几百年里，西方文明以突飞猛进的速度追赶并超越了东方文明，成为世界文明发展的领跑者。”
“民主制度确实是当前社会发展的潮流，但把它提高到对文明发展影响的战略高度，我觉得有些夸大其词，难道说在专制制度下文明就不可有高速发展的可能性吗？以俄国为例，在彼得大帝继位初期时期，俄国还是一个农奴为主的半封建半奴隶社会，可当他去世后，俄国已经一跃成为堪与欧洲强国相抗衡的新兴资本主义国家，在前苏联社会主义专制时期，苏联的科学技术也在斯大林的强权政治下有长足发展，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大国、军事大国和科技大国，反而是社会主义瓦解后，俄罗斯一蹶不振，四分五裂。这又作何解释呢？”真子不服气地质疑道。
泽川林打断了真子的质问，他神色郑重地道：“师妹你理解错了，山本师兄谈得不是民主制度，而是一种社会系统结构。如果你的思维执著于有形的皮相，就看不出这其中的关键点。山本师兄所讲的那种微观动态，宏观静态的结构模式不仅存在于民主社会制度中，也有可能存在于专制社会制度中；不仅存在于政治领域，也可能存在于经济领域，甚至军事领域，这是一种普适性的现象。如果专制制度符合了这种结构那国家就有可能获得高速发展，如果专制制度背离了这种结构，就有可能走向没落，而从先天性来讲，专制制度的本能是回归微观静态，宏观动态的结构，但在某些开明君主的领导下，社会管理也回向微观动态，宏观静态的结构模式方向做微调，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休养生息，广开言路。从中华历朝历代的变迁我们也能看出，开国者在打天下时往往能从谏如流，礼贤下士，顺应民意，所以不管环境多么艰难，力量多么弱小，都最终能夺取天下。但得天下后，却常常刚愎自用，专制蛮横，强奸民意，结果一代一代衰落下去，直至等到又一轮的改朝换代的来临，等到新的势力崛起取而代之。”泽川林越说越兴奋，他继续延伸自己的观点道：“我觉得山本师兄你可以把这一结构模式研究成果引用到社会其他宏观和微观领域，我想它不论是在企业发展的兴衰变迁还是在个人的事业成败方面都会找到相应的原型事例，它们会更进一步证明你的理论成果是一条普适性的规律。”
听他这么一说，山本池一顿觉思路大开，对历史的研究深度和熟知程度，他要远远超过泽川林，但他从来没有像泽川林那样发散思考，从广度方面去拓展自己的研究成果。他连忙道谢：“泽川君不愧是一斋先生的高徒，经你这么一指点，我感觉对我的研究成果又有了更深的新发现，谢谢你了。”
泽川林不客气地摆了摆手道：“你别急着谢，我话还没说完。你刚才提到的两个模式揭示了两个理论微观模块，但如何组合这两个理论微观模块去解释现实中的各种现象还需要制定一些更高层的法则。比如，民主制度由于采用的是分权管理，它可以保证一个政府少犯错误，不犯低级的错误。但是因为分权制衡，相互制约，也使得政府很难有什么超常的突破，在这一点上，民主讨论不如专权专制。为什么打天下时，专制制度要远胜于民主制度，而坐天下时，民主制度要比专制制度更优越呢？为什么明君领导的专制体制效率要远远高于平庸管理的民主体制？为什么社会主义专制在初期比资本主义民主更具有活力，但在后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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