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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咒-第5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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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气度不凡的老者皱了皱眉，礼貌而又坚定地打断了中年学者的长谈：“方博士，您能不能说的更简单通俗一些？”
上海著名的独立经济学者方健抱歉地笑了笑道：“我马上就要谈到今天的主题，在经历了三十多年的改革之后，中国的市场化范围虽然不断扩张，但作为市场基础设施的信任却遭到了严重的败坏。就我们有限的阅读以及人生经历而言，这种败坏程度在中国历史上是相当罕见的。无需举证，所有对中国市场历史有完整经历的人，都会对此有深刻感受。官员、医生、律师、法官、教师这些典型的助人型职业一直被认为是传播社会信任的最佳载体，但在今天，这些职业却几乎年年都名列‘害人职业’前茅，成为传播敌意和怀疑的工具。仅此一端，我们就能够对中国社会信任的败坏程度心知肚明。不过，信任的败坏并不是市场化的必然后果，而是一种中国式市场化的结果。有必要特别加以指出的是，自1990年代以来，在中国，存在着一种对社会信任的蓄意和系统的破坏。由于管制合法性在1980年代末期所遭到的严重削弱，官僚系统要想维护其原有的管制能力和谈判地位，就必须瓦解人民的团结，将他们变成一个个原子化的互不信任的疏离个体，以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在这个时期，所有的中国人都被暗示甚至催促着以‘闷声发大财’的方式去争取个人利益，可以清楚的看到，这种个人（或集团）利益经常是以牺牲他人或者他集团的利益为代价的。于是，人民之间的深刻‘不信任’被成功和大规模的繁殖出来，而官僚系统的合法性危机也因此得到了有效缓解。没有什么比离间自己的人民更能够巩固一个弱势官僚体系的地位了。当所有人都无法互相信任的时候，他们就只能将信任被迫交还给官僚体系。一场对信任和美德的阴谋绑架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在某种意义上，这种策略无疑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然而，它也同样以惊人的程度破坏了中国的社会资本。1990年代对中国社会信任文化的蓄意消解，在经济上产生了两个主要后果。其一是，由于人们之间横向的传统信任纽带遭到肢解，导致民间企业本身很难超越地域提供信任资源。如此，除非借助于地方政府提供的隐含信任担保，民间企业本身的市场就只能局限于狭小的范围内。观察家们对中国经济一直有一种深刻的迷惑，那就是：中国如此巨大的本土市场为什么在长达27年的时间中，没有成长出一家世界级企业？除了其他因素之外，民间企业本身无法向社会输入信任资源并由此扩大交易规模，也是一个非常的重要的原因。
在上面这个后果出现的同时，另外一个后果也出现了。由于好不容易在1980年逐渐积累起来的社会横向信任的瓦解，低水平的信任被迫重新向官僚系统纵向聚集。但显而易见的是，这更像是一种依赖的信任。对于合法性逐渐流失的中国官僚系统来说，这种聚集无疑是一种合意的发展。因为它不仅为官僚体系提供了合法性，也为官僚系统最大限度的寻租提供了可能。很容易观察到，中国在1990年代后期后期的绝大部分市场化运动，实际上都是政府信用在后面推动的。无论是全国性的证券市场，还是地方性房地产市场，抑或是对更加具有公共品性质的教育和医疗的市场化，都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经常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协同）的信用在背后支持的。中国在1990年代之后形成的这种独特的信任结构，一方面造成了市场范围在政府推动下不断扩大（它甚至毫不犹豫的延伸到了教育，医疗等公共事业），但在另一方面却造成了市场交易的不断内卷化—；—；交易成本不断提高，交易效率急剧递减。早就有研究者洞悉，信任一直是作为一种潜在但却相当关键的交易成本隐藏在交易活动中的。不信任（信任的反面）作为提高交易成本的关键因素，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天敌。所谓市场的内卷化，实际上是指这样一种情况：当由于信任匮乏而导致交易成本不断提高，人们从交易行为获得的交易剩余（合作剩余）不断减少甚至为负的情形。从个体经验的角度讲，在这个时候，人们可能仍然被迫进行交易，（当人们无法不选择交易形式的时候，交易并不总是意味着自愿）但对市场交易普遍的失望乃至愤怒却在加速增长。换言之，人们将开始逃避市场。在这里，信任的崩溃可能是市场内卷的一个有用的先行指标。危险的是，我们已经在中国的房地产、教育、医疗、股票、足球几乎任何领域察觉到由于信任崩溃而导致的市场萎缩现象。这是一种典型的不祥之兆。它提示我们，在市场化范围不断扩大，GDP不断增长的表象之下（在我看来，中国近年来的GDP增长，完全是在某些领域强制市场化和货币化的结果），市场的内部却在加速溃烂。人们纷纷走避市场，投向公务员怀抱现象所彰显的，正是他们对市场的恐惧。然而，中国社会的这种情绪发展，丝毫也不值得管制者欣喜，因为不信任随时都可能转移到对整个系统和制度的深刻怀疑，这当然包括官僚体系本身。所有变革时期的历史经验都表明，不信任文化一旦形成恶性循环，所有的管制都不能幸免于失效，而市场的退化和失效也是题中应有之义。货币是好的，但天天都通货膨胀的货币不值得信任，同理，市场是好的，但不能给我们带来快乐的市场是不值得信任的。”
方健博士最后总结道：“当战争突然降临，我们一觉醒来，发现整个国家分崩离析，昔日貌似强大的帝国变得不堪一击，我们不应该感到惊奇，因为这个国家的政权早已因为失信于人民丧失了整合各种资源一致对外的能力。鸦片战争时期，国势如此；八年抗战时期，国势如此；今天，我们也临同样的局面。”
第二十一章 玉碎？瓦全？（下）
“方博士，情况没你说的那么糟糕吧，政府在市场化方面尽管做得有些不尽人意，但总体来说还是比较成功的，让多数人受益了，也大大提高了国家的竞争力，否则你怎么解释前些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现实？”一个红光满面，形体富态的老者反驳道。
方健博士听了心中苦笑，目前国家已经破败如此不堪，这些人却仍旧沉浸在昔日的辉煌中，他犹豫了一下，最后决定还是直言不讳：“以一种常规的眼光观察，中国无疑是全球化中最有力的竞争者。的确，中国有世界第一的FDI，有世界第一的外汇储备，不惟如此，中国还有世界上最优惠的投资环境，有世界上最充足的人力资源和最富潜力的内部市场。所有这一切，都足以让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发抖。前些年关于‘中国世纪’的夸张故事甚嚣尘上。在这个故事中，中国被描绘成为一个即将崛起，力大无比的潜在巨人。对一个积弱至久的国家而言，这个夸张的预言确实非常及时地满足了我们的民族主义冲动。然而，故事真的是这样吗？”
“超低的劳动力价格，几乎被一致公认为是中国在全球化竞争中的利器，也一直是中国某些经济学家津津乐道的所谓比较优势。与美国和日本比较，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大约只相当于它们的4％左右。对此，许多人相当庆幸，以为中国终于找到了某种不容剥夺的奇禀异赋。不过，现在人们已经清楚：这个‘奇禀异赋’并不是有些人告诉我们的那种所谓自然禀赋，它既不“天然”，也不正常。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26年之中，中国的GDP增长速度是发达国家的好几倍；但工资增长的速度却远远落后于这个幅度。而在日本的经济快速增长时期，日本工资的成长速度比美国快70％；到1980年就已经与美国持平。从1950年到1980年，日本的工资追上美国用了30年，而从1978年到2004年，中国经济也高速增长了将近30年，工资却只有美国的4％。在制造业，中国的劳动力价格甚至比1990年代才开始快速增长的印度还要低10％。更让人费解的是，在中国最发达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民工的工资竟然10年没有上涨。中国劳动力价格（尤其是底层劳动力价格）增长与GDP增长之间的这个令人狐疑的巨大差额，一部分是由于国内分配的极端不均，也就是说，它们被转移到了其他人手上；而另外一部分，则是由于某种制度性的人为压抑所致。可以更明确的指出，这个所谓制度性原因，实际上就是中国底层劳动者普遍缺乏集体谈判权利的现状。
在全球化时代，国家在经济竞争中获取竞争优势的办法大致有两种。一种是加大经济活动中的科技、教育投入，在增加本国人民福利的情况下，提高经济活动的生产率；而另外一种相反的办法则是，以剥夺本国劳动阶层的各种劳动保障、人为压低他们的工资、放任自然环境的损害为代价，从而赢得竞争中的价格优势。后一种办法被形象地称之为“竞次”，即所谓打到底线的竞争。显然，在竞次的游戏中，人们比的不是谁更优秀，谁投入了更多的科技，更多的教育，而是比谁更次、更糟糕、更能够苛待本国的劳动阶层、更能够容忍本国环境的破坏，一句话，是比谁更有能力向人类文明的底线退化。以竞次手段所获得的所谓竞争力，其内里是一个民族向道德野蛮状态的复归。或许，正是这种野蛮状态所召唤出来的力量，我们才会使那些老牌资本主义不寒而栗。
人力，作为一个民族国家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实际上是一个国家竞争力的根本。一个国家将人力资源打压至简单再生产的底线，就像一个工厂不提折旧费用一样荒谬。它纵然可以创造短期超常的产出，但决不可能成为最后的赢家。野蛮的力量毕竟是野蛮的，它难以与文明的量做长久的赛跑。一个残酷的事实是：中国虽然有超低的劳动力价格，但如果考虑生产率因素，在劳动力密集型制成品方面，创造同样多的制造业增加值，美国的劳动力成本仅仅相当于中国的1。3倍，日本相当于中国的1。2倍。而如果与韩国比较，中国的劳动力成本甚至还高20％。这意味着，中国用相当于美、日将近1/25的工资换来的仅仅是非常微弱的劳动成本优势。这就是说，我们仅仅压低了人力工资，但并没有换来什么了不起的竞争力。
应当坦率地承认，有人已经在中国的公众意识中非常成功地塑造了一个神话。这个神话使我们误认为：我们面临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如果我们的人民不延长工作时间，不降低工资要求；不降低保障水平；他们就会面临失业的危险。而事实上，人为压低的工资、内部分配的严重不均衡，正是造成中国经济内需低迷、严重依赖出口的罪魁祸首。如果你不知道分配不均在多大程度上压缩了中国的内需，可以想像一下中国内部对奢侈品的巨大胃口。据说，大多数知名奢侈品品牌在中国的销量已经达到全球的12％。如果将这些消费能力更加平均的分配，那么，中国对自己完全可以替代外资的本土产品的需求将会如何？”
讲到这里，方健的情绪有些激动，他愤怒地道：“将自己的人民当作自然资源甚至比自然资源更低级的资源加以出口，显然是一种野蛮，对本国自然资源的剥削也同样是一种野蛮。在这方面，我们一样有超乎寻常的纪录。有数据显示：在引资最为的中国昆山，每亩工业用地的价格从2001年的9。5万元降到2002年的8万元，再降到2003年的6万元。对于这种竞争性降价，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一位负责人说：‘我们不降就失去竞争力。’这位负责人显然是诚实的，但这种诚实却将中国在引资中的竞次逻辑暴露得相当彻底。就是因为这种竞次性降价，在中国引资之风最为炽烈的长江三角洲地区，‘零地价、送厂房、政府指定银行配套贷款， 五免十减半等政策倾销’已经成为常见的引资组合拳。有人形象地将此称之为政府的‘割肉比赛’。当然，地方政府本身是无‘肉’可割的，这些所谓‘肉’其实都是本国人民的当期福利，都是子孙后代的现金流。通过压低现行的工资水平，再通过剥夺子孙后代的资源，我们制造的是大量在国内无法消化的产能。如此，我们只好通过倾销的方式在国际上廉价甩卖。这无异于对国际市场进行一场慷慨的财富捐赠，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漂亮甚至令人惊讶的FDI数据，多少有点慈善排行榜的意味。当然，我们的官员和学者们最乐意的就是从国际赞赏中受到鼓舞。一个穷国向发达国家无私的输出财富，这看上去非常不合常理。但深入中国的体制禀赋内部，我们大致就可以看到，这种怪现象实际上不仅是符合逻辑的，而且几乎是必然的。设想一下，如果土地（包括其他要素资源）不是完全控制在地方政府手上，而是物有所归，那么其价格就一定会受到成本收益的约束，而不至于像现在这样毫无底线。再设想一下，如果官员的行为受到某种民意的约束，那么土地即便归于政府，土地的价格也不会如此毫无理性。不过，对于地方政府来说，这种看上去的‘不理性’，恰恰是一种理性。因为只要能够将成本（经常是是巨大的成本）推迟未来或归于隐性，那么，只要能够制造哪怕些许GDP，在政治上都是合算的。遗憾的是，以上我们假设的两种情况在中国都不存在。换句话说，这种缺陷正是中国独特的体制禀赋所在。而这种体制禀赋就是制造中国在全球化背景中种种荒谬现象的首要原因。”
感觉到自己有点失态，方健略微平息了一下继续说道：“除了上述原因之外，另外一种因素也有力推动了中国的财富输出。这就是所谓中国在全球化环境中所采取的一种政府中心主义战略。这种战略将一个国家的政府而不是一个国家的企业和人民作为竞争的主体。在全球化时代，一个国家的竞争力主要体现在这个国家的企业和人民所具有的竞争力上，作为一种游离于政府之外的力量；企业比政府力量更容易跨越民族国家的边界。跨国企业巨头在全球化中越来越显赫的作用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然而，在整个转轨时期；尤其是在整个1990年代，中国在全球经济竞争中一直固守着一种政府中心主义的战略姿态。政府中心主义，作为中国内部全能政府体制的延伸；是一个非常自然的结果。它要求将最大限度的财力集中在政府，以形成某种‘调控’能力，这种调控经常也附带着要达到从资源上钳制异己经济力量的目标。中国以政府控制为基础的汇率制度所形成的庞大的外汇储备、以廉价出卖资源为手段所获得超高的FDI、以压低人力工资和财政补贴所刺激的出口能力，以及以政府投资为主强行拉动的经济增长率等等；都是这种政府中心主义战略的后果。在实现上述战略目标的过程中，压抑、挤压本土企业尤其是本土民间企业的成长就是必然的。回溯历史，这种情况虽然经常发生，却于今为甚。无需我们在举例说明中国企业挣扎在全球产业链低端的困苦情形，任何对中国企业全球位置有了解的人都对此心知肚明。也许，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对于一个完全经济人化的国家官僚体系来说，要想获得了某种跨越民族国家范围的巨大寻租利益，蓄意维持一个贫困的底层和一群毫无竞争力的企业，就是它们所必须做的。”
方健最后不无讽刺地道：“这种经济上的‘外忍内残’现象看似不合理，不过对于特权阶级而言，只要能维护其统治权力的稳定，他们甘愿‘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宁与洋人，不予家奴’，抱着‘我死后，哪管他洪水滔天’的政治理念来统治这个国家。在他们看来，稳定可以压倒一切，稳定也可以压倒公平公正，压倒国家民族的利益。”
第二十二章 博弈游戏
“这个方博士还真是个高人，倒是让他看出不少门道。”形体富态的老者笑道。方健博士走后，屋里剩下的几个人都不是外人，他也就不用再继续掩饰了。“王老，你看是不是把他也引入咱们的圈子里啊。”
坐在沙发中间那位气度不凡的老者微微摇了摇头：“他是一个真正的学者，性格耿直，不适合进到咱们这个圈子里，偶尔请来听听启发一下思路一下还可以，真正让他办事情会搞砸的。”
其他人听他这么评价，也赞同地点了点，方健博士的学问不错，眼光也很敏锐，是个有真才实学的人，可惜就是太正直了，这样的人很难在政治环境中生存。他刚才讲的那些“大逆不道”之言话，要是放在过去早就被抓起来收监入狱了，尽管他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者，但是和强权对抗的爱国者往往不得善终。
“刚才方博士的一句话给我一个提醒，他说‘没有什么比离间自己的人民更能够巩固一个弱势官僚体系的地位’，看来朝中还是有高人，不全都是吃闲饭的。”见大家不明白，气度不凡的老者神情郁闷地道：“当年我们定下计策，不惜血本让中国加入WTO，目的就是想借助体制外的力量推动体制内的改革，打破‘党天下’的畸形政治格局，用经济力量，国际规则促动政治改革，民主进程。可是人家也不傻，借势顺势用市场经济进一步弱化老百姓的生存空间，涸泽而渔，把经济危机推向极致，搞得大家反过头来不得不维护中央的权威，维持这个烂摊子。我们推进股份制，想把国有资产转化为私有资产，壮大民间的独立力量，对方正好趁机官商结合，中饱私囊。我们推进教育产业化、住房产业化、医疗产业化，想激起民怨，让其自掘坟墓，对方却借就业恐慌之际，不断给公务员加薪，收买了官僚体系，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这些年来我们眼见着官员们一天天腐败，民怨沸腾，以为大厦将倾，改朝换代的日子就到了。可是，没想到却突然来了这么一场战争，打乱了我们和平演变的计划，让北京那帮人得以苟延残喘，继续维护他们的统治地位，我好恨啊！”
“王老也不必心急，我看他们现在不过是回光返照，等战争一结束，且不论胜负如何，现政府倒台是一定的，到那时候收拾残局还不是要靠我们这也些人。”做在一旁的一位中年将校劝慰道。
气度非凡的老者冷笑了一声：“你们太小看共产党了，俗话说烂船还有三千钉，共产党内的能人智士不少。我们懂得欲取先予，打着红旗反红旗的道理，他们也明白以害为利，养祸以自全之道。两个核大国之间的战争打了大半年都没有结束，现在反而把美国人招惹到本土来了，你们不觉得奇怪吗？”
“我看不是战争能打这么久，而是有人不想让这场战争早早的结束，是在借外祸以消除内患，悄悄巩固自己的地位。”气度非凡的老者语出惊人道。
“王老，你的意思是程光是想借这场战争的破坏力消除一些国内问题？”形体富态的老者肃然而惊。
“这也太匪夷所思了吧……”众人议论纷纷。
气度非凡的老者神色凝重道：“这有什么不可能的，战争不过是政治的延续。美国出于将国内经济危机向外转嫁的目的发动了这场战争，中国自然也可以借助这场战争解决人口基数庞大、政府机构臃肿、官员贪污腐败、贫富两极分化加剧、青年学生大量失业、地方政府离心独立、经济危机等一系列问题。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这条计策是阴毒了一些，可效果也是显著的。现在他打着民族大义的旗号为所欲为，排斥异己，四处安插自己的人，大权独揽，谁又敢说个不字？！”
“我还是不敢相信程光有这么大的魄力，这简直是一场世纪豪赌啊！”形体富态的老者摇头晃脑，犹然将信将疑。
“我倒是比较赞同王老的分析。”身着将校军服的中年男子道：“我记得曾经看过一篇文章，据《南京晨报》2005年1月份的一篇报道，江苏的一位省领导在一次会议上披露：在苏北的一个乡镇，正副镇长和党委书记有50多人！当时我就在想如果加上人大、政协、人武部门等其他职务，这个镇的领导干部应该是一个更加惊人而荒谬的数目。这还仅仅是一个乡镇，如果统计一下全国吃皇粮的官员，那该是一个天文数字了。我想了半天，也没想出一个好的解决办法，在和平时期要想压缩这样一个庞大的官僚体系，那简直是在引爆一个火山群。唯一的出路，恐怕只有通过战争的破坏力来自然削减多余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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