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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林战争-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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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家杰的右臂用三角巾吊在胸前，由于失血过多，脸色苍灰，他的高挑的双眉使我感到英气中有种蛮劲，一言一行还是那种“敢把皇帝拉下马”的红卫兵气质。乔干事向他作了介绍后，他说他曾见过我，还读过我的中篇小说《我守卫在桃花河畔》。……然后就用我们带给他的礼物来招待我们，用左手抓起花生和糖果撒到我们面前，没有一点客套，也没有谦让之态，我想：若是哪个国家的总统坐到他面前，他也绝不发怵。那神态除了伟大领袖之外，谁也不会放在眼里，国家主席、将军、元帅都敢揪斗，中南海和外国大使馆都敢冲击。我不禁暗自佩服那位指导员，他用什么方法来驾驭这个桀骛不驯、可以打出红彤彤新世界的红卫兵呢？
“黎叔叔，你到越南来是打美帝还是写《最可爱的人》？”
“大概这两种事我都完不成，”我觉得有点好笑，“第一，我还没有见过美帝是什么样子，第二，朝鲜战场上的最可爱的人可以写，在越南的最可爱的人不能写！”
“为什么呢？”
“因为抗美援朝是公开的，援越抗美是秘密的！”
“那么‘文化大革命’红卫兵小将们的活动能不能写？”
“国内铺天盖地都是红卫兵小报，当然能写了，只是我不能，因为我不了解红卫兵。”
“你看过哪些红卫兵报？”
“看过你们上海的《造反报》，还有《飞鸣镝》、《全无敌》、《追穷寇》、《风雷激》之类。……”
“那不是我们办的，我们办的是《决战到底》。……你看过北京中学红卫兵报《奔腾急》吗？”
“没有！”我不解地问，“为什么非要看《奔腾急》呢？”
“那上面有我们的大行动！……”
“噢，什么大行动？”
“我们红卫兵小分队，冲上了国际列车北上反苏修。……”
“我听说过，那是北京中学的小将们的创举！……”
“其中也有我们5人小分队，我们是到北京搞串连的！”
“很好，那你就谈谈你们北上反苏修，南下反美帝吧！”我笑笑说，“不过，你的伤到底怎么样？你爸爸到工地上去了，他还不知道呢！”
“这点伤算不了什么！”孙家杰意气洋洋地说，“只是失血多了一点，我在炮位上坚持到战斗结束，我眼前一黑，就从炮位上倒撞下来，指导员还以为我活不成了呢。”
“那好，先说你北上吧！”
“你还记得北京54中的一位同学干了一件震动世界的大事吗？他们把苏联大使馆门前的扬威路改成了反修路，受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接见。……”
“记得，报纸上登过他们的照片吧？”
“是的，我们上海红卫兵小将一看到照片，就想到也要干点震动世界的大事，‘改个路名算什么？有种的就真正反反修！’这话就是我说的。接着，我们组织了5人小分队，找到了54中的校文革，见到了红涛和罗建军。一拍即合，我们组织了20多个人的分队，一心想为世界革命作贡献。……”
“你们当时大概只有十六七岁！”
“对，我是1950年4月生，16岁多一点！”
“干世界革命是不是小了一点？”
“怎么？‘八·一八’伟大领袖毛主席接见我们百万红卫兵时，充分肯定我们的革命行动是正确的！”孙家杰充满自信地说，“我们马上和黑龙江省委联系，……他们立即支持，我们拿着省委的介绍信到齐齐哈尔边防检查局开了出境通行证。……”
“出境开个通行证就行吗？苏修会放你们过境吗？把你们扣住怎么办？”
“这些，我们连想都不想，我们是喊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口号去的！……”
“那时候东北已经很冷了吧？”
“黑龙江省委给我们准备了皮大衣、皮帽子和布棉鞋。……那时，我们敢想敢干，刀山敢上，火海敢闯，省委、省政府没有哪个敢不支持我们的行动的！”
“这我理解，他们害怕你们砸烂他们的狗头！”
孙家杰得意地笑了：
“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毛主席是我们的红司令，我们一到海拉尔车站，市委就派人来接我们，我们要登国际列车，他们连说好好好，可又对我们耍滑头，留下我们参观海拉尔，派专人陪我们去参观日本关东军留下的‘地下城’，而后又组织牧民们跟我们联欢，我们发现了他们的阴谋：是想用这些办法消磨我们的斗志，阻止我们出境。有的红卫兵还敏感到，让我们参观日军暴行是为苏修宣传，让我们知道是苏联红军打败了关东军，帮助中国解放了东北。……真是个大阴谋。
“小将们！不要上了走资派的当！这话是江青同志讲的。当时，我们就要立即登上国际列车，海拉尔市委不敢再留我们了，按我们的要求，用俄文写了两大捆反修标语，提着浆糊桶和油漆桶，等到北京至莫斯科的第一次特快列车一停靠，我们就冲了上去。
“我们一上车，先是贴标语，而后就是用油漆刷标语，我们不会俄文，就用汉字写，‘打倒苏修！打倒勃列日涅夫！’然后贴毛主席像。开头，那些俄罗斯小姐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愣了一会神就明白过来了，竟然敢撕毛主席像，我们两员女将首先扑上去跟她们扭打，我们在车下的人就在站台上向外国旅客发表反修演说！……
“车站上有日本人、苏联人还有外国记者，闹嚷嚷乱成一团，我们有两个会俄语的同学就和苏修分子展开了大辩论。因为我们的目的性和措施并不明确，当即发生了争执。有人认为散发了反修传单就完事；有人就主张扣下苏联的这趟列车，硬逼列车上的苏修分子投降，写出悔罪书。或是把他们当人质，像揪斗国内走资派那样去游街！……
“吓得站长不断地向我们说好话，希望我们放行，不要造成国际事件！我们认为目的基本达到，同意放行。列车刚刚开动，就有人呼喊；车上还有几个同学没有下来，是跟苏修分子扭打时受了伤还是被她们抓去做人质不得而知，我们一听急了，有七八个同学跑到徐徐开动的列车前卧轨。……
“列车只好停住，我们就去扒车门救人，苏修分子闭门不出，也不放人，我们就从修路工那里取来了铁榔头，把车门砸得咣咣响，急得站长用话筒喊叫，又用俄语要求列车员放人，不然列车就不能开走……”
乔文亚听了目瞪口呆，他没有想到国内会乱成这个样子，一伙十六七岁的娃娃，竟然这样横行无忌，觉得不可思议。这次拦截国际列车事件我曾听说过，却没有想到竟然是不折不扣的一场‘严肃’的儿戏。
“最后她们只好把两个小将放掉，为了报复她们的暴行，我们在车厢外用油漆上了几十条标语，这些标语不说你也知道，我们把苏修骂了个狗血喷头。一直闹腾了四个小时，列车才狼狈地开走。……
“我们小分队对这次行动产生了分歧：有人认为这次基本上取得了成功，准备再等第上次拦车。‘接受第一次经验教训，不再登车，只是让列车多在站上停靠两小时，我们在车厢上刷标语，和他们展开辩论。……这样一次两次连三次地用大字报大辩论的方法把我们的口号一直带到莫斯科。”
“我从根本上反对这种办法，只打嘴皮子仗根本就没有作用。我提出、既然不能跟苏修刺刀见红，就南下反帝，到越南来打美国佬。……
“我的提议立即得到了几个同学的赞成，因为他们的父亲像我爸爸一样就在越南。……
“北京54中那些人不同意，对着我们高喊：反帝必反修！我们就反击他们，也高喊：打倒帝修反，帝在前！甚至不惜暴露军事秘密，说出我们的几万部队已经开进越南成了志愿军！
“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我们幼小的心灵里已经成为‘最可爱的人’，个个要武好斗，都想跟帝修反刺刀见红。并且听说有的红卫兵已经南下，我们心急火燎准备分道扬镳。坚持反修的同学高喊反对分裂。而我们主张南下的同学立即对他们的反修行动来了个全盘否定，认为大喊大叫刷标语，伤不了苏修半根毫毛！不敢跟帝国主义拚刺刀就是懦夫怕死鬼、……”
我看到乔文亚的眼睛一愣一愣，不断扭头看我的反应，好像问我。“这些千奇百怪的不可理喻的现象，你怎么听起来无动于衷？”我用眼色回答他：“你在境外三年，无法理解国内发生的一切。”其实。我也无法理解这一切。当我们作为逍遥派到杭州去写蔡永祥时，几乎日夜关怀着杭州红暴派和杭丝联的武斗，当时我是同情杭丝联，甚至也想参加辩论，冒点风险也在所不惜。
“正当我们闹内讧的时候，”孙家杰面呈得意之色，“海拉尔市委带来了中共华北局书记处书记华山，他交给我们一份党中央给我们反修小分队的电报，电文是：‘你们反修精神很好，要注意斗争策略。’那位华山书记说，‘我代表华北局支持你们的反修行动，但你们的行动要事先请示中央。’这时，有人认为拦截国际列车捅了漏子，引起了中央干预；有的则认为这不是真的，是修正主义分子假传圣旨，因为反修是革命行动，用不到请示中央，坚持同中央直接通话。……要华山带我们到市委会要长途电话。……”
“是吗？”乔文亚认为孙家杰吹牛，“一个华北局的书记就听你们的招呼？”
“怎么？敢上九天揽月，敢下五洋捉鳖，玉皇大帝我们也敢揪！结果，我们的长途电话直接打给周总理，那时，周总理正在中国科学院万人辩论大会上发表讲话，他中断了演讲来接我们的电话，我当时非常注意电话内容，这关系到我们南下、北上的大局。
“总理说：你们的反修精神很好，若是认真总结经验，提高斗争水平，讲求斗争策略，反修斗争就能取得更大胜利。……”
“我站在小分队头头红涛旁边，已经听出了总理电话里的意思，认定我们不讲求策略不够水平，可是红涛竟然说：‘我们小分队准备再进行几次拦车行动，他们已经到车站去了！’
“总理的声音沙哑，显然对我们的行动没有热情，他说：我的意见，你们可以在车站上贴大字报，但是不要到列车上去，那是他们的列车，你们一上去，他们就说侵犯了他们的主权，就会造成国际事件，就会发生上次绑架的事情。……”
“红涛立即给车站上的小分队打电话，小分队回答，国际列车已到，小分队已经登车宣传。大家对上次苏修绑架我们的人愤恨不已，这次要跟他们大干一场，不能叫苏修认为红卫兵软弱无能！红涛说总理的意见是不能登车！车站上的小分队要红涛再给总理打电话，问总理的意见是不是代表毛主席。如果代表毛主席，我们就坚决执行！
孙家杰说得绘声绘色兴高采烈，这在乔文亚听来就像痴人说梦，像他乔文亚，堂堂的大学生外加副连级干事，自认为颇具叛逆精神，见个支队长就唯唯诺诺，这些不谙世事的毛头小子，竟然敢问总理的话是不是代表毛主席，不然，他们就可以不听，狂妄至极！
“结果怎么样呢？”尽管这种现象在国内已是司空见惯，我依然表现出浓烈的兴趣，这是非常值得研究的一种现象，在某种气候下，人的心理就会变态。
“结果，我和红涛赶到车站，已经有两卡车解放军列队跑上站台，对列车进行警戒，不让红卫兵接近列车。……小分队认为这是镇压红卫兵的行动，又打电话给周总理，总理说：部队是他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派去的，是保护红卫兵不再受苏修绑架的。并且要我们9月10日前一定赶回北京，说召开大会欢迎我们，祝贺我们凯旋！……”
“红涛说今天是8号，我们10号前无法赶回，总理说，立即派飞机去接你们！……我们9月9日就回到北京机场，国务院派车把我们接到了中南海。‘……参加首都中学红卫兵座谈会，会上，我们成了反修小英雄，总理说：‘他们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回北京来了，让我们热烈欢迎他们胜利归来！’……”
“你们以为自己真的胜利了吗？”乔文亚实在憋不住了，微笑着问道，“你们是靠无法无天闯祸蛮干出了名吧？总理只好把你们哄回来……”
“后来，我们也发觉了这一点，欢迎会事实上是个辩论会，因为北京红卫兵出现了大危机：有人提出1966年8·18毛主席接见过的红卫兵是真正的红卫兵，8·18以后成立的红卫兵是投机分子赶潮派，不是真正的红卫兵。两派剑拔弩张。
“总理说，8·18以前的红卫兵，当然是老英雄，但是后继无人也不好，红卫兵不能搞垄断，垄断是资产阶级思想。……接着又讨论红灯绿灯的问题，……那时候，一切都是红红红、斗斗斗、反反反、仇仇仇，……安定路一定得改成造反路，和平电影院一定要改成战斗电影院，红色恐怖是最最革命的辞。……那时候，我们揪斗省委市委的老家伙，要他们背一段毛主席语录，就吓得他们打哆嗦。念都念不成句，只好跪倒在我们面前向毛主席请罪！我们呢，一本语录从头背到底，不带打哽的！我们小分队一个叫红到底的小家伙说：‘你们这些老家伙，连主席语录都不会念，还能干什么呢？省委书记得由我们来干了！……’噢，我说远了，就说红绿灯。
“为了世界一片红，红是革命的标志，提出红灯是前进的信号，绿灯是停止的信号，这主意是首都15中的女学生提出来的，我们就后悔让她们女孩子抢了先。……总理解释说：夜里和雾天，绿灯不显眼，容易出事故，只有红灯最鲜明，所以红灯不但是指路灯，也是保证安全的灯！
“以后又是数不完的大辩论，直到天亮还不完！北上反修的小分队提出了一个大问题，我们认为，沿路碰上的各级领导，都是口头革命派，骨子里的走资派。那队解放军也是去保护苏修的国际列车的！
“你们这种纠缠法，”我带着某种伤感的声调说，“准把总理累垮了！”
（二）南下反帝
这天乌云很低，下着蒙蒙细雨。敌机不来袭扰，很适于仔细交谈，对于红卫兵精神，我在国内冷眼旁观，虽然不能完全理解这种狂热，总觉得他们屈从于某种迷狂，像把毛主席像章的别针刺进肉里，以示虔诚，颇带宗教色彩。但是，他们离开群体之后，似乎又返噗归真。如果在国内，他很可能把我当臭老九看待，而今虽然还有点不知天高地厚，甚至还带着某种张狂，毕竟还有晚辈的谦恭。尽管他在国内可以揪斗各级领导，在这里，即使我说了他不爱听的话，他也绝不起揪斗我的念头，因为他失去了那种环境和氛围，也失去了最高指示的精神支柱，听了我的相反的意见，他也绝不会跳起来。我把这种状况叫作“孙家杰现象”。
午饭之后，乔文亚要扶侍孙家杰会上厕所，被他拒绝了，他说在阵地上，右臂负伤后，他是用左手向敌机开炮的！这股劲头倒让人喜欢。
孙家杰离开后，乔文亚问我：“小孙说得可是真的？”
“半句不假！你不理解吗？为了打鬼借助钟馗，等钟馗乱打乱吃之时，又有点投鼠忌器了，你还没有听出来吗？北上反修是把他们哄回来的！就像豆腐丢在灰堆里，吹不得打不得。……你如果现在听听国内的派斗，还要不理解。……”
“这是一种迷误……”
“人类的迷误是很多的。比如赌博、吸毒、迷信鬼神、迷信星象，……推而广之，你跟阿娟的恋情是不是也算一种迷误呢？美国的多米诺骨牌理论和对越战争，是不是也算一种迷误呢？真正的迷误恐怕还是宗教，世上有多少种教派呢？你研究过圣战吗？……”
乔文亚摇摇头似乎不以为然，孙家杰回来了。
他也不管我们对他的言行有何反应，坐下来就说：
“后来，我们红卫兵互相否定自己，对于打倒谁保护谁也发生了分歧，北航附中贴出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标语，横批是‘基本如此’！接着又出现了“血统论’和‘出身论’。我们的思想全乱了，有人拉我参加工农革干子弟协会，这样，我们的斗争就丧失了目标，我们的矛头对准了另一派红卫兵，我们原来冲击打倒的那些人。忽然成了‘革命的老英雄’！
“我们迷茫了，当时中央文革陈伯达建议把对联改成‘老子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理应如此；’不久就出现了‘红五类’的红卫兵十‘黑五类’的红卫兵。要他们背叛父母和家庭，高干子女都自称、咱来红’！‘出身论’和“血统论’进行混战，红卫兵之间就开始了攻击和斗殴。……
“我们北上小分队退出了这场混战，决定跟美帝国主义刺刀见红。小时候，我听过很多战斗故事和敌后武工队的故事，决心进入越南南方丛林创奇迹。我回上海翻到了父亲援越抗法时的回忆录草稿。找到了一份越北地图。……
“我们一行五人——三男二女，乘车到凭他准备步行通过友谊关。谁知在这里碰上了北京15中‘全无敌’战斗组的三名红卫兵，他们是被边境检查站挡回来的，他们说。越南反帝不反修，对红卫兵根本不欢迎。……
“我不相信，大不了去找我爸爸，……我们一商量，决定翻山过边界，我们在凭祥买足了食品——主要是饼干、巧克力和牛肉干，还买了一把自卫！临行前偷了凭祥驻军的一个指南针。
“进山不久就摔伤了一位女同志，只好让另一位女同学陪她返回凭祥，我们三个男子汉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署，兴高采烈地钻进了深山密林，高兴得吱呀乱叫，蹦蹦跳跳可真是经风雨见世面了，觉得没有什么事情不能于，没有什么事情不敢干！站在山头高唱语录歌，对着岩崖喊口号：‘苦不苦，想想长征两万五，累不累，想想贫下中农受的罪；敢不敢，砸烂世界帝修反；战战战，慷慨悲歌上火线！……’
“考验接二连三地来了，第一夜，下雨。我们三个挤在山洞里，早晨过一道水沟，不慎滑倒，全身湿透，那张地图泡烂了。可是，上面还可以看出同登、谅山和高平。我们计划从谅山乘火车到河内。先找到胡志明主席，然后再找大使馆，把我们送到援越部队，武装起来，再沿着胡志明小道到越南南方。……
“我们在山林里很快就迷了路，只是按着指南针向前走。第三天，我们带的干粮吃光了。还没有走出山林。我们才着了慌，没命地翻山找出路，衣服被荆棘挂了个稀巴烂，满身伤痕也忘了疼，那两个同学丧失了信心，埋怨我带错了路。‘那好！你们回去吧，我自己走！’可他们又不敢离开我。我们又坚持了一天，终于听到了敌机轰炸声。这是美帝的飞机在炸越南的村镇，我们心中一喜，只觉得这爆炸声非常可爱，我们冲着冒烟的地方走，才知道到了谅山省的文林附近，本来我们都不懂越语，幸好碰上一个懂汉语的华侨。
“他把我们带到一个小镇郊区的竹棚里，大概是越南的镇公所一类的机关，因为小镇已经炸成一片瓦砾，所以在野外的山林里办公。这里坐着三个越南人，他们对我们并不友好，活像审讯偷越国境的犯人！我们已经习惯了凡事先读语录，拿出红宝书。回答说我们不是越境者，而是来支援越南人民打美帝的。……
“他们三个交换了一下眼色，竟然有一个人会说汉语，他说，‘你们越境是非法的，必须把你们送到河内的中国大使馆去！’我们正想跟他展开大辩论，谁知他摆摆手，喊了两个人来把我押走，使我们无法容忍的是竟然把我们铐起来。我们大喊大叫：反帝必反修，不反修不是真反帝，你们侮辱红卫兵，没有好下场！结果，他们连口水也不给我们喝，就把我们推走了！
“我的一个同学恨恨地说，早知这样，我们也就不来了；并骂了一声他妈的！我说不，我们打倒帝修反，是为了打出个红彤彤的新世界，不是为他们打的！我们一路上猛宣传反帝必反修，因为我们认定那几个铐我们的家伙肯定是亲苏分子！
“到了大使馆，又是哄我们走，我们说怕死不革命，革命不怕死，不让我们打美帝，我们就绝食！……我们这一手很灵，第二天就决定分我们到施工部队去。……这时，我们才知道，援越部队并没有进入南方丛林，我到父亲领导的Ｃ支队，他们两个分到别的支队去。……”
“为什么还要你们分开？”乔文亚问。
“还不是怕我们在一起闹事吗？”
“你那两个同学在干什么？”
“不知道，我连他们在哪个支队都不知道，“孙家杰不无伤感地说，“我们这些红卫兵，到这里来很不受欢迎！……”
“说实在话，你们给国家添的乱子不算小！”我委婉地说，“不要说别人不欢迎，就是你爸爸也不欢迎！……”
“所以他把我介绍到62支队来！”
“据说是你要求的！”
“我是要求到高炮部队去，并没有要求到太原来，难道安沛、宣光的高炮部队还少吗？他没有跟你说吗？踢我一脚要我滚得远远的！……”
“你不觉得你们闹到这个份上，就是连中央也对你们感到头疼吗？……”
孙家杰竟然垂下头去，那种沮丧之情从他的躬下的身躯里充分地突现出来。然后喃喃地说：
“世界，并不像我们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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