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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林战争-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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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越来越少的战俘行列里，德·卡斯特利将军和比亚尔少校在军官队里并肩而行，他们似乎比普通战俘幸运，在蓦然跌倒时还有押解者扶持。
其中有一位中校的竹杖“咔喳”一声折断，他身子一侧倾跌下去，只讲了一句“这是上帝的惩罚”，就停止了呼吸。
“应该说这是一段悲壮的行程！”比亚尔少校后来对记者说，“一种征服欲望挽救了我，……我们这些奠边府的幸存者，只有一半到达战俘营！”
“征服什么呢？”记者问。
“征服疲倦、病痛、丛林、炎热和潮湿。……征服自己的软弱和失望。……”
“你能活下来，仅仅是征服欲吗？”
“不！我想，我一定回到我的祖国，……还有，一个隐秘的念头在暗中鼓励着我，那就是我心目中的女神——那位我拥抱过的伟大女性，我想到她的坚强，她的忠贞，她的无私无畏，……每当我摇摇欲倾时，我的眼前总是出现她的天使般的面影。……”
“你们尊敬的法新社记者曾经说：‘这场战争对法国土兵来说，毫无意义，或者说具有一种非常不同的意义，那就是什么也没有损失，只丧失了生命。’你的理解也是这样吗？”
“是的，我赞成这种说法，但我至今还不明白，在战争造成如此重大灾难和损失时，应该怪罪谁。战士不需要战争，他们需要的不是领土而是荣誉。我带领的800名士兵，现在活着的不足80人，并不是我把他们投入战场的，把他投入战场的也不是德·卡斯特利将军，他也是被别人投进战场的，纳瓦尔也是一样。……把他们投入战场的似乎不是人，而是一种政策，一种职位，一种神秘的力量。记者先生，你可以去追问汉尼巴、亚历山大、拿破仑一世、彼得一世，是谁把他们投入战场的！……”
“少校先生，我还不明白你的真意，你是不是说，战争没有罪魁祸首？或是罪魁祸首只是一种不可知的神秘力量？战争也没有正义邪恶之分，战士打仗仅仅是为了自己的荣誉？”
“记者先生，你可以去研究历次战争的根源和它的结果，但我敢断言，法国退出越战后，这里也不会有和平。这次战争的结束正是下次战争的序幕。至于军人的荣誉，比亚尔少校取出自己的勋章，“我将永远怀念那块洒满法军鲜血的战地，因为我们都像勇士一样战斗过！”
果然被比亚尔言中了，新的一幕更为惨烈更为漫长的战争活剧在奠边府的硝烟还没有散尽时，新的主角已经准备出台：山姆大叔站在幕后，在1955年10月举行的南越“公民投票”中，废黜了法国傀儡保大皇帝，推出了一个新的傀儡——吴庭艳总统。他立即占据了举世瞩目的中心舞台，按照美国的乐曲跳舞！
奠边府的帷幕落下39年之后，法国总统密特朗访问了越南，那是1993年的2月10日，这是越南晴朗少雨的最佳季节。金色的阳光像一杯醇香浓郁的美酒沁人心脾。在河内官员怕引起贵宾们的某种不快或某种刺激回避奠边府时，密特朗总统不知出自何种心情，主动提出去看看奠边府的遗迹。
越南人怀着一种奇异的心情精心安排法国总统之行。但不知这位法国首脑从历史的明镜里会得到什么感悟？
密特朗总统乘直升机飞过越南北方的丛林，犹如掠过波涛汹涌的绿海；越过拾宋早再山的迤逦的峰峦，那峥嵘嵯峨的巨岩，在阳光下向他炫射着青蓝色的光辉。眩窗外白云飘过平静宁谧的天空，在直升机下方，他看见芽富、山萝、巴漠……这些鲜亮明净的绿树掩映的小城。在这样的繁花吐艳风光旖旎的景象里，总统先生很难和连年残酷的战争联系起来，但他必定意识到，他到这里来是求索时代的演进、国与国之间关系发展变化的真谛。但在此时，还没有一位西方记者撩开总统先生的心理帷幔，枉自判断：“他站在奠边府法军指挥官高举双手走出的地堡前面，将说些什么呢？”
39年后的奠边府，与黎东辉陪同我参观的奠边府已大不相同：密特朗降落在芒清机场上，这里的飞机跑道平直光亮没有一个弹坑。机场四周是翠绿的稻田，在兴兰高地上还完整的保留了法军当年的坍塌的堡垒和密如蛛网的战壕；在A1高地正中，耸立起一座无名英雄纪念碑，上面详述了当年人民军攻克这块高地的战斗事迹，作为陪衬，纪念碑下，是一辆被击毁的坦克；而在纪念碑的另一方则是当年用百吨炸药炸出的深10余米直径20米的大坑。
密特朗总统沉默地观看着这个战争博物馆似的阵地，然后他伫立在“德·卡斯特利地堡”前！这是当年法军指挥部所在地，它是用半圆形三层铁板盖顶的永久性的掩体。掩体前矗立着一座石碑，上面写着人民军攻陷法军指挥部以及德·卡斯特利将军投降的经过，而掩体上方，有三个人民军战士挥舞着红旗的塑像——这是奠边府大捷的象征！
密特朗总统沉默着，他是否看到了法军埋在异国他乡的尸骨？是否听到了当年搏杀的惨烈之声？于是，他仰起脸来，望着深逮的天穹，用低沉的声调缓缓地说：
“那是一场错误的战争！”
这是一句应该用黑体字标出来的话，它既是来自历史的深处，又将传向未来，这是法国人民对奠边府陷落后的总结。
（二）取而代之
黎东辉从奠边县副主席那里回来，带回一个消息，明天上午有苏联地质专家结合勘察工作，要到A1高地来参观。大约只有几个小时，问我明天怎么安排，言外之意是想要我们回避一下，客随主便，我提议明天到奠边府防御体系中的南分区洪棍和班磨去看看，还可以参观一下法军的预备机场。
接下来，我们就奠边府战役的细节进行交谈，但是，我们两人对那些战斗细节已经失去了兴致，接着话题一转，转向奠边府大捷之后，美国介入越战的过程，黎东辉回忆说：
1954年6月，日内瓦会议期间，坚持殖民战争的法国拉尼埃政府垮台，孟戴斯·弗朗斯组阁，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谈判有了进展，劳动党中央决定有人民军总参谋长文进勇、总政局副主任黎光道，308师政委双豪组成军事代表团，参加越法双方在越南境内的军事谈判。中国派解方同志来作谈判顾问。
7月中旬日内瓦谈判就军事停战和军事临时分界线达成了协议。随着法军的撤离，人民军在10月开进了河内。日内瓦协议把越南以北纬17度为界划为南越北越两部分，并呼吁南北双方在两年内举行联合选举，以达到重新统一。美国和西贡的吴庭艳没有在协议上签字，美国声称，它的一贯立场是尊重各国人民的自决。可是它暗中已经帮助吴庭艳训练和装备了234000人的部队。准备以美一吴联盟既赶走法国人，也挫败越共！
美国已经认准，如果通过民主选举，胡志明将取得胜利，那么，河内将成为中国通往东南亚的跳板，一系列东南亚小国就会像多米诺骨牌接二连三地倒向共产主义。在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看来，法国人在日内瓦投降了，但他更不理解的是孟戴斯·弗朗斯总理竟然同与他拼搏8年的越盟友善起来。其实美国应该明白，你想以美一吴联盟取而代之，往日的朋友也就成了现实的敌人！
这一夜，我跟黎东辉虽然交谈了很久，但有许多内幕我们并不清楚，只是到了后来，依靠许多外国资料，才了解了当时难以理解的许多奥秘：
在1954年10月11日，以北纬17度线分隔为南越北越之前，允许南北双方有三个月的合法移民，似乎南越北越已经分为两个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北方有85万人移居南方，大多是天主教徒和小土地所有者：南方有8万人移居北方，几乎都是抗法时的游击队的干部。当然，许多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隐伏下来。
接着就是根据日内瓦协议，法国从北方无条件撤军。这里法、美和南北双方出现过一段十分微妙的关系。因为法国在越南有经济利益而转向支持胡志明，并且判定在未来的选举中，胡志明会统一全越南，它曾多方劝阻美国不要插足越南，指出吴庭艳不能代表南方。甚至试图支持南方反对吴庭艳的势力，用政变方法推翻吴庭艳，也就把美一吴联盟的根基拔掉。由此，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决定直接插手，宣布美国援助将不通过法国人之手，而是直接交给吴庭艳政府。他一脚把法国从南越踢了出去！
可是，美国人始终无法走出两个误区，一个是，不管花多少金钱，都无法阻止吴庭艳政权的腐败；一个是他无法理解、更无法对付共产党人的人民战争。
1958年初，作为美国中央情报局西贡站长的威廉·科尔贝，已经发现南方的整个农村共产党的活动明显地增强起来，那些为了躲避捕杀而作为合法移民转向北方的抗法游击队干部，重又秘密返回，但那时的活动还是政治上的宣传、组织与发动，到1959年初，美国中央情报局估计，已有5000名南方出生的共产党干部从北越重又回到了南方。
鉴于农村的日益赤化，吴庭艳和科尔贝一起实施民众最不欢迎的农村战略计划，重复中国土地革命时期国民党在苏区实行的移民并村。在边远的越共游击队活动频繁的地区，村民们被圈在防卫营里，四周环绕铁丝网和壕沟，每个村都建立民兵护卫队。……以防止越共的活动。
这种凭想象的战略村计划，几乎没有起到起码的效果，这些战略村的防卫组织不但挡不住越共，反而成了越共的掩护物，他们照样可以在战略村里活动，甚至把村政权和民兵护卫队掌握在自己手里，吴庭艳很快也就变成了蒋介石式的“运输大队长”的角色，越南南方的民族解放阵线的游击队便日益活跃起来，在这样的根基上，越南北方便顺理成章地向南方渗透。
1961年1月20日，约翰·肯尼迪就任美国35届总统。上届总统艾森豪威尔以年高德邵的长辈资格向年轻气盛的肯尼迪提出建议：“现在老挝内战是你面临的大问题，我认为你必须派出军队，我将全力支持你。……”
在很多场合，艾森豪威尔都阐述他的多米诺骨牌理论，这对肯尼迪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5月5日，肯尼迪毅然宣布：如果有必要，他将动用美国军队帮助南越抵抗共产党的压力。可是5月16日，关于老挝问题在日内瓦十六国会议上，戴高乐总统与肯尼迪私下会晤时，警告他说：
“你们美国人昨天想取代我们在印度支那的地位；今天又想重新点燃我们已经结束的战争。我敢预言，你们将一步一步地陷入军事上和政治上的无底深潭。……”
肯尼迪脸上浮现出一种神秘的微笑，这位美国历史上称为一代英才的年轻总统，大有“燕雀安知鸿鹄之志”的气概，他想小试锋芒，未免失之于轻率，悍然发动了入侵古巴的“猪湾”战争，在卡斯特罗的岩石上碰得头破血流之后，才懂得了谨慎，他说：“猪湾教会了我许多事情，其一，是不可轻信将军们和中央情报局；其二，如果美国人民不想动用美国军队去除掉离我们海岸只有90英里的共产党国家，我又怎么能要求动用军队去除掉一个9000英里以外的共产党国家呢？”他似乎觉得戴高乐总统的警告不无道理了。
可是，身不由己。军方告诉他：“越南解放阵线的游击队已经发展到接近2万人，而且不断地对西贡政权发动袭击。原来认为不需要美国出兵的吴庭艳不能不向肯尼迪告急。肯尼迪自然垂询他的私人军事顾问——泰勒将军。
他无法不介入越南战争，但又非常小心，到、1962年初，他将军事顾问增加了10倍，由400人变成4000人，还派300名美国飞行员配合南越政府军进行战斗，但自己不要卷入，除非是自卫。这4000名顾问团中包括了绿色贝雷帽分队，这种特种部队是新设的极为有效的防暴委员会手中的尖刀！这个防暴委员会的主席就是泰勒将军。
对于美国的特种部队，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
贝雷帽分队长布莱恩上尉说。“肯尼迪和特种部队有着特殊的关系，因为它对付游击战方面有着一种特殊的能力。……”
当时研究与改进军事战略的格雷厄姆·马丁却说：“绿色贝雷帽是一个错误，因为他所受的是游击战训练，而不是反游击战的训练。”
吴庭艳的“战略村”实际变成了“集中营”。当时的国防部长助理保罗·尼采说：“北越的渗透获得了高度的成功，他们达到了一个村一个村地摧毁战略村的目的。因此，我非常怀疑用我们的军事行动能使情况得到改变。”
泰勒将军则坚定地认为：“我们的使馆人员和驻西贡的军方人士都一致认为，没有美国的帮助，南越政权是绝对无法对抗越共的！”
就在他们为对付越共大伤脑筋的同时，佛教徒的暴乱却插了进来。吴庭艳掌权以来，很少离开他的宫邸，成了名副其实的隐士总统。不断升级的宗教迫害引起的暴乱，到了不得不残酷镇压的程度，他们禁止佛陀生日这天升起宗教旗帜引发了示威；他们又开枪打死了40名示威的佛教徒，并且逮捕了数千名僧众，这使肯尼迪大伤脑筋，他的助理国务卿希尔斯曼凄怆地说：
“这是一个佛教徒占全国人口95％的国家，而这个国家却由一些说法语的人统治，他们毁佛塔、杀尼姑、杀和尚，我敢说，在佛教徒危机刚开始时，总统已经感到失望了。……”
1962年6月11日，一名和尚在西贡闹市区兜头浇了半加仑汽油，点火自焚，那窜得很高的火焰喷发着对吴庭艳政权的仇恨，那围观的市民的心也像在这烈焰里燃烧，对这个视死如归甘受火刑的和尚怀有深深地敬畏，这个使世界都感到不安的事件，并没有引起吴氏兄弟的反省，吴庭艳恶狠狠地说：“这些出家人受了越共的扇动，与其说是一种宗教情绪的爆发，还不如说是政治情绪的爆发！”
吴庭艳的弟媳吴庭如夫人却嘲笑说：
“这种散发着焦臭味的死法，不是太野蛮了吗？”
在1963年整整一年的时间里，在美国驻西贡大使馆里，在白宫和五角大楼里，都笼罩着一种危机气氛，而且出现了严重的争执，何去何从，差不多分成了两个营垒：
一方说：“我们同这个吴庭艳拴在一起，就不能打赢这场战争！”
另一方说：“除了支持吴庭艳之外，我们别无选择，还是在我们挫败了共产主义威胁之后，再来解决吴庭艳的问题吧！”
在整个1963年的危机感中，这种争执无止无休。已经成了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泰勒将军后来说：
“我们看了这些戏剧性的可怕的和尚自焚照片——据说这是对吴庭艳专制统治的抗议。这在肯尼迪总统的顾问中间引起了分裂：有一派非常强有力的人物警告说：你同吴庭艳在一起，不可能获胜。另一派则反问道：也许我们和吴庭艳一起不能获胜，可是，你想跟谁在一起呢？对方却无法回答。……”
这就出现了病马且当好马骑呢还是换一匹新马？能够在反共战场上驰骋的新马在哪里？
在这种举棋难定的利弊权衡中，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力量却迅猛地发展起来。
华盛顿对吴庭艳越来越明显的不满，自然被南越军方的将军们所察知，或者是从某种渠道接到这种要“换马”的暗示。但是，那些将军们却非常担心，吴庭艳的弟弟吴庭如建立并掌握了一个秘密警察系统，很可能政变在萌芽时，就被锄掉。他们在权衡哪一个危险更大：是政变好还是无所作为好？
这又出现了一个微妙的局面，美国想推动这场政变，却又绝不能暴露美国插手这场政变，那将成为世界爆炸性的新闻，而且美国的形象以及在未来的各种活动中都将受到损伤。于是在各种猜疑和推测中，难辨真伪，都不敢表现真情，因而也就在虚虚实实、真真假假中捉起迷藏来。内部句心斗角，谁还有心去关注越南南方民族解放战线的事情？
肯尼迪终于下了支持将军们政变的决心。他在8月29日给西贡洛奇大使的长长的充满暗示的电文中有这样一段明确的话：“从以往的经验中我认为失败比表面上迟疑不决更具有毁灭性。我当然要对这种政变负完全责任，正如我也必须对这一次行动及其后果负完全责任一样。”
这就是说，肯尼迪总统已经下决心，发动将军们举行政变，即使冒失败的风险也在所不借了。
经过可以写一部长篇小说的复杂过程，陈文同将军在闪闪灼灼中策划政变的细节，并表示在政变前几小时才能通知美国大使馆，以免走露风声使政变出现危险。
如果省略复杂而又惊险的政变过程，那么政变结果是，吴庭艳、吴庭如兄弟两人被政变者枪杀了，是谁主张把他们杀害的？
陈文同将军说：“我认为杨文明将军不想让他们活着，在押解
途中就把他们杀了。”
政变的将军们却解释说：“是他们兄弟两人企图夺取武器脱逃而被杀身亡的！”并为此表示遗憾。
中央情报局接到吴氏兄弟的尸体照片时，他们是反绑着手被打死的！
兵变委员会推举陈文同将军向美国大使馆作出解释，他说，杀害吴氏兄弟绝不是政变计划中的事，那是一种令人遗憾的意外。
使华盛顿震惊的是：他们一直反对用这种方式推翻吴庭艳，甚至改变过支持政变的主意。现在将军们出于自身利益的原因，一开始就用鲜血玷污了他们自己和美国的形象。当中央情报局的科尔贝回首往事时说：“我们的确想摆脱吴庭艳，却没有认真或是根本想不出用一个什么样的政府来代替他。当然，我们摆脱了这位贵族，选择了将军，按我们原来想象，这些将军会组建一个更民主的政府。……”
华盛顿很快就发现有两个出乎意外的景象：
第一，吴氏兄弟的猝死使美国极为震惊的同时，西贡并没有震惊，而是到处洋溢着喜庆的气氛，一个独裁者的死使市民们兴高采烈，而美国大使馆的人员备受西贡各阶层的人士欢迎，他们举着五彩缤纷的旗帜，在美国大使馆前欢呼，好像美国人为他们除掉了一个祸害！
第二，华盛顿别无选择，只好承认了新的南越政府——以杨文明将军、黎文金将军和政变联络人陈文同将军为首的军人政府，而市民的欢呼声和这届军政府只延续了3个月，在以后的20个月里，政府变换了10届，将军们既没有共同的目标，更没有共同的信仰，今天你推翻我，明天他推翻你。原来想改变得好一些的企望，今天随着政变都分崩离析了。
1964年的形势急转直下，越共通过胡志明小道向南方大量地派遣正规部队而不是像从前那样慢慢渗透。那时，华盛顿曾悲观地估计，1965年越共将赢得这场战争。
可是，1963年11月22日肯尼迪总统被刺身亡，副总统林登·约翰逊匆忙宣誓就任美国36届总统，这个异常固执的德克萨斯人、继承了总统宝座的同时，也继承了两次暗杀（指吴庭艳和肯尼迪）造成的混乱，以他顽强的性格，没有从越南的悲剧中后退，而是毅然地选择了战争。
就在这时，我们小说中的黎文英从胡志明小道进入南方；而威廉·安德森则在西点军校宽大敞亮的阅览室里构想他的《论特种战争》。
（三）河内之行
第二天上午8时，黎东辉、张科长和我，去奠边府的南分区洪棍访问，下午4时回到高炮团驻地。得知这天上午，驻守奠边府的140高炮部队战士围斗苏联授越专家的事情。
外事无小事，这是可以酿成大事件的事故。正值中、苏关系日趋紧张和中、苏、越三方关系非常复杂微妙之时，就显得特别严重。这事立即震动了奠边县、莱州省和外事处的同志，分别到我高炮团指挥部和六支队交涉。而且提到了严重违反了越南的主权的高度。
显然，我们的战士受了国内“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反帝必反修，对苏修大鼻子恨之入骨，一见面就怒不可遏，这个所谓的苏修地质专家胸前挂着望远镜，竟然到我们的高炮阵地上来参观，是可忍孰不可忍？国内红卫兵北上反苏修，南下反美帝。要见都见不上，今天，竟然敢到我们高炮阵地来，以参观奠边府A1高地为借口来窥探我们的军事机密，自然是不能放过他！
在战士眼里，他不但是苏修分子，而且还是个擅入我高炮阵地的特务，自然要把他扣留，要扣留自然要拦车，不但不停反而撞了我们，我们当然要开抢示警，我要扭住你送到上级机关加以处理，你不但不服反而挣扎格斗。到底谁打了谁？A1高地当然是越南的土地，可是，A1高地也是我们的高炮阵地，难道能允许苏修特务任意来去吗？
这就是我们战士的理由，至于那个苏联专家的真正身份和来奠边府参观的真正目的谁能弄清呢？
高炮团的同志已经处在烦乱紧张之中，不管理由是否充分，毕竟是一次开枪、围斗外国人的国际事件。我们三个客人都无法表示意见，在高炮团的同志已经没有心绪他顾的情况下，我们只能说按计划已经完成了访问任务，在诚挚感谢主人热情照顾之后，回Ｃ支队去。
但我们一直关心着这个事件的处理结果。……
4月27日，我们从奠边府返回，张科长不知是事先预谋还是忽发奇想，他在后座上低声问我要不要绕个弯到河内去一趟，去看看胡志明主席向全世界宣读《独立宣言》的巴亭广场。我深知河内是越南的古城，历史悠久，早已心向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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