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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特反谍奇战写真-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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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临时看守所（特务称之为“小学”），在中美合作所内的“白公馆”设立秘密监
狱（特务称之为“中学”），更在贵州省息烽县境内设有全国规模最大的集中营
（特务称之为“大学”）；此外，还在江西省的上饶县设有东南最大的上饶集中营。
特务们在这些杀人的魔窟里，对所谓“政治犯”施以种种非刑，并用美国新式器械
横加折磨，其手段之残酷令人发指。
特务也是蒋介石翦除异己力量的一支别动队。1933 年11 月，李济深等在福
建成立反蒋抗日的“人民政府”时，戴笠率领大批特务赶到福建进行策反和破坏。
1935 年初，康泽率领“别动队”入川，也是蒋介石专门用来对付四川军阀的。1936
年6 月，陈济棠在广东成立“西南政府”时，戴笠派遣特务收买了陈的空军和其他
将领，致使陈军不战而溃。同年冬，戴笠派人在上海绑架了反蒋派胡汉民的得力助
手刘芦隐。
抗战初期，国民党对抗战还比较积极，“军统”在这时期也诛杀了一批叛国投
敌的汉奸卖国贼。如： 1938 年在沦陷后的上海，诛杀了伪“维新政府”的军政部
长周凤岐、外交部长陈萧、伪上海市长傅筱庵；以后，又击毙了投敌的上海帮会头
子张啸林，枪杀了正在进行通敌叛国活动的唐绍仪。但自1939 年以后，蒋介石集
团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军统”为了实行反共政策，不惜与日伪特务勾结，和汪
伪的政治保卫局交换使用人员，各委要职，设立电台，互换情报。有的汉奸甚至还
兼有“军统”特务身份，如大汉奸周佛海就是“军统”指挥下的“军事委员会上海
行动总队”的“总指挥”。
张国焘1938 年3 月在武汉叛离共产党后，先和“中统”发生联系，到重庆后
又转到“军统”的“特种政治问题研究所”任所长。
抗战中叶是军统局的黄金时代。当时，它所掌握的基本特务约有10 万人，外
围人员20 万人，直属机构有：各地军事机关的第二处、警备司令部的稽查处、财
政部缉私处、财政部货运管理局、水陆交通统一检查处、邮电检查处、航空检查所
和别动军等。协助机构有：各地宪兵团和各地警察局。
“中统”能与“军统”分庭鼎立，获得蒋介石的亲睐的另一特务组织，就要属
“中统”了。
国民党蒋介石统治集团为了维护和巩固它的反动统治，从CC 系的“党方”和
黄埔系的“军方”，分别组成””中统”和“军统”两个不同系统的特务组织。它
们是蒋介石豢养的两支政治鹰犬，凶狠残暴，血债累累，一直把罪恶矛头对着中国
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运动。
“中统”是陈果夫、陈立夫兄弟秉承蒋介石的旨意，一手创办和经营起来的。
它的全称是“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正式成立于1938 年8 月。
追溯它的前身，却起源很早。蒋介石自1927 年发动“四一二”政变后，为了进一
步破坏共产党组织。屠杀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同时为了把国民党完全控制在自己
的手中，清除左派和防止其他反蒋派系，以陈果夫、陈立夫为中心组成了一个特务
性的CC 集团。这个集团的基础就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科长是陈立夫。
他对党务调查科大加扩充，并在各省市党部指定专人为“肃反委员”，设立“反省
院”、“感化院”，专门关押和审讯“政治犯”，逐渐形成一个“党方”的特务系
统。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为了镇压革命
运动和对付各派反蒋势力，命令陈果夫、陈立夫纠集一批CC 系亲信分子，组织
“青天白日团”（简你“青白团”）和“中国国民党忠实同志会”（简称“同志会”）。
这两个秘密组织的主要成员，都是“党务调查科”系统的骨干分子。
这时，陈立夫的表弟徐恩曾主持“党务调查科”。他适应蒋介石强化反动统治
的需要，对该科的人事和经费大加扩充，设立机构，大批训练特务，在各省市党部
设立“调查室”，派遣专人进入各地党政机关和文化教育机构，进行法西斯特务活
动。1931 年4 月逮捕顾顺章（当时为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并策动其叛变，以及
1932 年10 月逮捕陈独秀，都是党务调查科干的。1935年底，党务调查科扩大为
党务调查处，它的触角伸到全国各个方面，特务活动更加猖撅。
1937 年4 月，蒋介石为了进一步强化特务活动，将党务调查处与军委会特务
处合并，组成“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由当时任中央党部秘书长的陈
立夫兼任局长，党务调查处改为第一处，军委会特务处改为第二处。但这两个处是
“党方”和“军方”两支不同系统的特务，矛盾迭起，纠纷不止。1938 年8 月，
蒋介石又将这个调查统计局改组，“党方”的第一处另行成立“中国国民党中央执
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军方”的第二处扩大成为军事委员会调
查统计局，简称“军统”。中统局局长由中央党部秘书长朱家骅兼任（陈立夫此时
已调任教育部长），徐恩曾任副局长。“中统”迁到重庆后，竭力招兵买马，扩大
机构，到1940 年底已有特务13000 多名。
“中统”始终以党政机关、文化团体和大中学校为活动重点。它采取“渗透和
招抚”的策略来破坏共产党的地下组织。伪装“站在共产党立场，用共产党的观点，
以共产党的思想观点来说话行事”，混入共产党组织进行阴谋活动。它大量招纳堕
落的知识分子和叛徒充当它的爪牙。1937 年国共合作抗日后，“中统”被迫暂时
收敛了一下反共活动，但不久即按照蒋介石的意志，恢复了它一贯与共产党为敌的
狰狞面目。1939 年1 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异党问题处理办法》和《限
制异党活动办法》就是中统局起草的。
“中统”特务按照这两个“背向日本，面向边区”的绝密文件，把日本帝国主
义和汉奸卖国贼作为次要敌人，把共产党和陕甘宁边区作为主要敌人，充当“溶共、
防共、限共、反共”的急先锋。中统局在1941 年“皖南事变”前夕，按照蒋介石
的布置，派出“专员”邓纫在浙江金华设立机构，并到上海与日本特务头子柴山、
影佐、冈田、金山一一会晤洽商。当蒋介石调集7 个师袭击皖南新四军时，日本侵
略军也加强了对长江的封锁。
“中统”以国民党的各级党部为其活动基地，在各省市普遍设立调查统计室，
在省以下党部则设专人负责“调查统计”工作；在文化团体和大专院校、重要的中
学，广泛建立起了“党员调查网”（后改称“党员通讯网”）。
他们不仅迫害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对国民党内不满蒋介石独裁统治的人，也
进行“调查”、监视，炮制黑名单，配合军警机关逮捕、审讯。因此，国民党内一
些正义之士说话行事也常常是提心吊胆的。
1945 年抗战胜利后，“中统”又接收了大量日伪特务，因而得到更大发展，
特务人员分布到县城和乡镇，秘密监视、逮捕和迫害每一个被他们认为可疑的人。
这时，全国各阶层人民强烈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法西斯统治，要求实行和平民主。
“中统”遂把它的工作重心放在破坏和镇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和平民主运动上，施
展它的“以政治对政治”、“以组织对组织”、“以群众对群众”的反革命伎俩。
所谓“以政治对政治”，意思是共产党善于根据形势提出政治口号，“中统”也提
出政治口号；所谓“以组织对组织”，意思是共产党组织各种团体，“中统”也组
织各种团体；所谓“以群众对群众”，意思是共产党发动和组织群众，“中统”也
发动和组织群众。他们施展这些伎俩，制造了一系列政治事件。1946 年1 月捣乱
政治协商会议各界协进会会场的重庆“沧白堂事件”，2 月10 日破坏庆祝政治协
商会议成功大会、殴打郭沫若等60 余人的重庆“较场口事件”，2 月22 日的全
国性反苏游行以及捣毁重庆《新华日报》和《民主报》（民主同盟机关报）事件，
6 月在南京下关车站包围和毒打反对内战、呼吁和平的上海代表，等等，都是“中
统”破坏和镇压民主运动的血腥记录。“中统”为了破坏和镇压学生运动，以国民
党政府教育部的名义，派遣大批特务分子充任大专院校的训导长和训导处工作人员，
对重要中学的训导主任也竭力加以控制。“中统”还在大中学生中发展特务，腐蚀
青年。
“中统”疯狂破坏民主运动和迫害爱国人士的罪恶行径，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公
愤。1947 年4 月，国民党反动派被迫改“调查统计局”为“党员通讯局”，但仅
是换个名称而已，实际上丝毫没有改动。这年5 月，“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
学生民主运动席卷全国。“中统”特务与“三青团”骨干分子组成“党团同志联合
会”，继续在大中学校玩弄它的“三对”故伎，编造黑名单，协同军警宪兵逮捕进
步学生，制造了大规模的白色恐怖。
“军统”、“中统”共同行使着它们的特务职权，为着自己的利益也不时发生
冲突和摩擦。戴笠生前备受“老头子”蒋介石的宠爱，他所领导的“军统”更是有
恃无恐，相比照之下“中统”稍逊色一筹。戴笠死后，“军统”的内哄使陈氏二兄
弟有了可乘之机，削弱“军统”，发展“中统”，好像也有难得的机遇。
在四面楚歌声中，毛人凤与唐纵曾一度商量向蒋介石建议把军统改为“国防警
察局”。蒋介石没有同意，他认为这一名称不适合军统工作的职权范围。
以后决定附设在新成立的国防部时，毛人凤又建议仍然保留调查统计局这个名
称。蒋介石自己很清楚，调查统计局这块招牌上涂得鲜血大多，再拿出来实在太不
雅观，便采用了“保密局”这样一个比较隐讳的名称。保密局成立后，郑介民为了
防范毛人凤大权独揽，便把他的亲信同乡、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张继勋派为局长
办公室主任，规定各处室公文都要先送局长办公室；还派他另一亲信同乡王清为办
公室专员，协助张对付毛人凤。
毛原来想让他最亲信的人潘其武担任这一工作，看到郑这样安排，只好请求唐
纵把潘其武安置在警察总署当刑事警察处处长。唐纵这时因意外地得任全国警察总
署署长，便心满意足，不想再插手保密局去争领导权，只是趁机要去了马台街22
号一所大房子，作为警察总署的办公地方。毛人凤为了拉拢唐，专门对付郑介民，
又自动送几辆汽车给警察总署，并同意唐在保密局中调用干部。
总务处长沈醉当时倾向于毛人凤的浙江派。由于掌管财物关系，郑介民的老婆
柯淑芬认为他分东西偏心，经常找岔子。毛人凤便利用沈对郑妻的不满，叫沈给郑
制造一些麻烦，以扩大人们对郑的不良印象。沈醉曾抓住郑介民做50 岁生日这个
机会进行活动。郑一向怕老婆， 1947 年他50 岁生日时，自己怕惹是非，不敢大
张旗鼓地做寿，毛人凤叫沈怂恿他老婆非做不可，并向许多特务去宣扬，暗示他们
送厚礼。生日前两天，郑生气跑到上海去了。
沈醉便派人为他大肆铺张，把他在南京颐和路的住宅装饰一新。到时，许多公
开单位送去的金制寿桃和许多金银器具、礼券等，都一齐陈列在寿堂上。
正在大开筵席的时候，沈醉又派人到鸡鹅巷53 号招待所，叫住在那里的一群
特务遗属也去祝寿要饭吃。这些人因为发的抚恤金花完了，保密局不想再理他们，
便都挤在那里住，并且整天吵得不可开交。现在一听说郑介民大做其寿，便拖儿带
女成群结队地奔去。当沈醉派去的特务回来告诉他们已出发了的时候，沈又把这一
情况告诉了郑妻。她一听，知道这群人一到来，马上会出大问题，沈也怕事情闹得
大大不好收拾，便在她再三央求下假充好人，赶忙把这群人劝回去，答应给他们在
招待所加菜招待。毛人凤便把郑介民做寿，特务遗属准备去郑家吵闹等情况立刻向
蒋介石报告，使蒋听了很生气。
这件事情发生后，郑派的人不甘心，不久便查了出来，事情与沈醉有关系，便
想先收拾他。由于沈醉经手处理过不少财产，他们便从这方面下手找毛病。结果没
有找到可以法办的证据，便找他部下的毛病。总务处管理科长邓毅夫私自盗卖了一
批洋锁，被他们查了出来，于是将邓扣押了起来。按照一般情况来处理，至多关几
年，郑介民却坚持要严办。因为邓毅夫是临浩特训班学生中最拥护毛人凤的人，郑
就以监守自盗的罪名请求蒋介石予以枪决。
矛盾发展到这个地步之后，毛人凤便指使沈醉暗中搜集郑的材料。沈当时掌握
到的有关郑的贪污情况是：他在南京莫干山路占了一幢洋房，在汉口日租界军统接
收的日本人一座洋房也占为己有，用他老婆的名字过了户；他家中每月一切开支均
向总务处报销，连小孩玩具、湘绣观音像都出公帐；郑还私自把中美所交给军统的
手枪、手提机枪等送给他兄弟郑挺峰40 支。毛人凤认为还不够，又要他的亲信小
同乡王蒲臣在北平搜集到郑的许多材料，一起向蒋介石去检举。当时蒋介石身边的
军务局长俞济时，也一向不大高兴郑而和毛要好，便在很多方面与毛同时进攻郑。
最后蒋介石便于1947 年12 月5 日免去郑介民保密局局长和二厅厅长的职务，让
他继黄镇球任国防部次长，主管国防物资去了。
毛人凤在接任保密局局长时，郑介民到保密局举行交接典礼，表面上两人还非
常客气。在郑介民讲话之后，毛只讲了几句话，表示今后还得依靠郑先生来领导，
说什么今天长官（指郑）在场，所以他不多讲。在送郑上车时，毛还亲自为他打开
车门。但一转身，他便立刻清除郑在保密局的心腹，把局长办公室主任张继勋，专
员王清、肖漫留等一一逐走，接着便把属于郑派掌握的公开机关也抓了过来。上海
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程一鸣被调职，由毛派陶一珊接替，交警总局长吉章简也换成
了周伟龙。
郑介民安置在保密局内外的人被挤走之后，毛人凤还不甘心，又对依靠郑的关
系而当了北平市民政局长的马汉三下了毒手。马原为军统华北办事处长，处理日伪
财产时贪污很多，郑在北平时，与郑发生密切关系，经常送厚礼给郑妻。毛过去虽
已掌握了马汉三不少证据，由于郑的关系不便动手。等到郑调任后，毛人凤便将马
汉三和马的助手刘玉珠扣押起来，由于一些事情牵连到北平站长乔家才等多人，毛
说他们搞小集团，想在保密局中自成一系。
毛人凤认为如单以贪污和搞小组织的罪名告他们，还不如杀了这几个人，便趁
蒋介石正为李宗仁当选了副总统，他指定的孙科未能当选而大发雷霆的时候，提出
马汉三违反支持孙科的命令，而支持了李宗仁，要求蒋介石批准将马汉三、刘玉珠
枪决，并没收其全部财产交保密局。经过这一番打击，郑派彻底垮台了。属于唐派
的保密局设计委员会主任张严佛（毅夫），不久也被毛人凤挤回了湖南。这时保密
局便成了清一色的毛派天下。
毛对张的排挤，也有一些内情。本来毛、张一向相处得还不错，毛在军统当代
主任秘书时，两人共事多年。戴笠死去之后，属于毛派的重庆航空检查所长吴茂先
替毛妻做贩运私货的生意，张当时在重庆任结束办事处主任，因吴有恃无恐，不买
张的帐，张就把吴扣押起来，报请郑介民处理。毛对此怀恨在心，等自己当了局长，
便立刻把吴开释出来，并将张赶走。
毛、唐两人之间的冲突，虽不如毛、郑之间激烈，也一直在暗中勾心斗角。毛
人凤想和军统时期一样，把警察总署的人事控制住。唐纵早就注意到这一点，便做
出规定，凡是由保密局介绍到警察总署去工作或希望通过警察总署派到各省市警察
机关去工作的人，不经过他的批准，人事室不能处理。
毛人凤对这一规定极为不满，多次在中午会餐时提到这一问题，认为唐控制太
严，不肯安插自己的人，而喜欢用外人。由于利害关系不太大，唐不想在保密局中
发展自己的力量，所以两人矛盾不很尖锐，还能相安无事。
另外，戴笠死去以后，毛、郑、唐三人在抓特务训练班结业的学生方面，也发
生过不少次的争夺。1946 年开始，历届军统特训班的学生感到，自己不抱团，便
会受到排挤，因此纷纷以同学会或同乡会等名称结合起来。首先是临训班和黔训班
学生在重庆成立了一个滨湖同学会，由张明选、李葆初、邓毅夫、易啸夫、刘本钦
等暗中进行联系工作，接着兰州、息烽、东南、谍参等班学生也相继暗中组织起来。
他们都想找靠山，希望搞军事工作的便想走郑的门路，想搞警察的便去找唐，愿意
继续做特务的便投到毛的手下。由于郑、唐、毛过去都没有一批自己认为忠实可靠
的干部，戴死后，正是打天下、争权利的大好机会，也都想趁这个时候抓一些人在
手中。
毛人凤看到这一情况，便召集拥护他的潘其武、袁寄滨、李修凯、毛钟新、沈
醉等七八个人商量，决定成立一个“军统局各训练班毕业学生统一同学会”，规定
凡是抗战期间在军统各训练班毕业的学生，都要参加这个组织，不准另外再成立什
么训练班的小组织；已有的应一律停止活动，否则以搞小团体的罪名加以处分。同
时还决定，在统一同学会成立后，请郑、唐两人为名誉会长，毛人凤为会长，另外
聘请一些与训练班有关系的大特务为顾问。
这样一来，这几万名学生便全由毛派掌握。
1947 年统一同学会在南京洪公祠保密局大礼堂开成立大会时，军统几十个训
练班的毕业学生都派有代表参加，但两位名誉会长因对此事很为不满，却不去参加
大会。这个会由毛人凤主持，以后便附设在保密局人事处里面，由李葆初、邓毅夫、
徐凤等以总会干事名义处理各项工作，下设联络、登记、福利等组，并在各省设立
分会。军统各特训班毕业学生参加该会的达两万名左右，会员都发有一个会员证章，
铜质圆形，图案是用一支箭射穿和平鸽。
解放前，在蒋管区内到处可以见到佩带这种证章的特务，只有担任秘密工作的
才不准佩带。当时，这个小证章简直成了这些特务可以到处横行不法的许可证。一
般公开机关中搞特务活动的人，遇见佩带这种证章的，不管与之认不认识，都要客
气三分。临解放时，这个会也随保密局一同逃往台湾，一直由毛人凤所控制。
郑、唐、毛三人各有一套，作风也各有特点。郑介民一向以老成持重、深谋远
虑而得到蒋介石的信任。他平日喜怒不形于色，很能控制自己，有空便阅读书报杂
志，肯用心钻研问题，对国际、国内形势也爱分析研究。他在军统局和保密局的纪
念周上讲话时，一向是专做时事报告，极少谈到工作上的问题。有部下去看他时，
他也爱讲一些对时局的看法。
抗战期间，有一次他正在和部属们大谈其对日军作战的形势分析时，他老婆何
淑芬就在旁边插嘴，叫别人不要相信他那一套。因为抗战开始时，根据他的分析判
断，香港不会有问题，他老婆便信了他的话把许多东西存放在香港，结果日军占领
后全部损失。她曾多次当着别人的面气愤地质问郑：“你说香港没有问题，现在怎
样？你把我的东西还来！”郑对她这样当面给他出丑，也毫不在意，只是一笑置之。
郑自认为对中共问题素有研究。戴笠在世的时候，也常常叫毛人凤就一些关于
中共的问题向郑请教。有一次郑到军统主持纪念周以后，正在休息，重庆邮电检查
所长刘之盘把查扣到的一批报刊送给他看。他除拣出其中一两份外，指出一份对刘
说：“这种东西粗看像是共产党的，其实是我们的同行搞出来的，不过搞得还不错，
连我们的同志都信以为真，一般人就更不容易分辨出来了。”接着他便对邮检方面
的工作做了一番指示，教他们如何注意研究问题，不要粗枝大叶。并说，对付共产
党是多方面的，我们有些单位是专门假借共产党的名义来进行反共宣传活动的，如
果把这类东西也扣下来，无形中就替共产党做了工作。
蒋介石派郑介民担任军调处执行部国民党方面的代表后，郑跑到军统局找毛人
凤商量了很久，接着又把人事处、军事情报处、党政情报处的负责人找去商谈了一
阵，最后又把沈醉找去，叫沈在交通运输等方面注意协助他工作。郑介民和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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