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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规则-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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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社会生活不仅仅包含政治和经济这两个领域。我的一个在美国生活了多年的朋友告诉我，美国人很怕坏了自己的信誉。他们轻易不敢赖账，轻易不敢违反交通规则。我这位朋友在一个月之内曾经两次驾车超速，被警察叫了下来，登记了他的社会安全号码。不久，他的违规记录就遭到了报应。他接到了来自保险公司的通知，他的汽车保险费用从200元增加到400元。美国人的社会安全号码就好像中国的身份证号码，是惟一的，也是公民得到福利待遇的凭据。但是他如果赖账，如果在公共信用方面有了不良记录，任何跟他做生意的人都会查出这个记录。被他的不良行为害了的银行保险和交通管理之类的部门，自然也愿意登记这个记录。结果，假如你要在一个文明宁静的地方租一间房子，房主一定会要你的社会安全号码，要是你的品德和信用记录不好，就别想以正常价格租到这间房。我的这位朋友认为，这种精密的报应机制，就是美国社会公德水平比较高的根基。这套机制奖励公德，惩罚缺德者。
本来，我对发达国家的报应机制的叙述到此就结束了。写完后，我将这篇文章传给一位在英国的朋友看，她说我忽视了一个重要的方面，那就是公正高效的司法体系。征得她的同意，我把她的部分论述翻译过来充实本文：
法律和司法系统在维护西方的社会秩序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比如，按照法律规定，如果谁超速驾驶或酒后开车，他就要冒吊销驾驶执照的风险。真值得冒这么大的风险吗？如果违反了法律规定，你至少在一年之内无权开车。假如你习惯了每天驾车上班，现在却不得不改乘公共汽车或者出租汽车了，这自然非常不便，而且要为日常交通花更多的钱。更多的麻烦还在后头：即使过一段时间拿回了驾照，你也不再是一个干净驾照的持有者了。那意味着你不是一个老板可以完全信任的人。在英国求职，你必须出示你的干净驾照，以证明你是一个守法的公民。
在这里，维护良好社会秩序的核心角色是法律，而不是道德原则。离开了法律对人们行为的规范，道德原则什么也不是，至少是苍白无力的。
在西方社会，你可以在超级市场、地铁车站和加油站之类的地方违反规定，但是你不能不面对自己的行为引起的后果。几乎没人愿意去干那种违规的事情，拿自己的前程、职业、家庭生活等等冒险。我们听到过一个故事，有个中国留学生在超级市场偷拿东西，他立刻就被驱逐出境了。在我看来，绝大多数人都觉得违规是不值得的。就是这样。
说到司法的公正和高效，我们又回到了政治领域。这真是一个绕不开的下手之处。
五
走出恶性循环的实际努力开始之后，自然还有不可替代的精神方面的工作。譬如我们要找到一种类似信仰的东西，一种操守的基础。儒家的基础已经被骂倒了，新的信念的基础在哪里呢？
我想，这基础其实就在我们的生活之中，无须到天堂和地狱中寻找。譬如造化的报应。前边已经说过了，我们现在正在遭受报应。而且这报应一点也不神秘。
我们的祖先一直说天道好还，报应不爽，希望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其实造化把这报应的工作交给了人类自己，交给他们设计和建立的制度。如果这个社会倾听这种要求，在尊重个人的基础上建立了权利和义务平衡的制度，建立了恰当的责任追究制度和贡献奖励制度，报应的体制就建立了。如果这个社会不建立这样的制度，那么，这个社会就会遭到报应，它会被其他有着更合乎造化要求的制度的社会所淘汰，或者被它自己所破坏。我们中国的2000年王朝循环就是造化给予帝国制度的报应。
报应不仅落到了整个社会和制度的头上，也落到了每个人的头上。我们随地吐痰，我们不排队，我们遇到不道德的国际行径和国内行径都假装看不见。这些严重缺乏公德的行为遭到的报应还不清楚么？我们被人家看不起。我们自己的生活环境和健康环境下降，使得每个人都生活在一个他不喜欢的世界里，这就是报应。为了让自己生活得更有尊严，也更健康，更美好，究竟值得不值得约束一下随地吐痰之类的毛病呢？或者，请一些执法者来管这件事情，而每个中国人都要为他们的工作多掏一笔税金。花钱雇人强迫你，并且用侮辱惩罚的手段迫使你自己不吐痰，然后我们再掏更多的钱行贿，逃避处罚，这不是很愚蠢很可笑么？干吗不约束自己一点，非得获得如此愚蠢可笑的报应呢？造化的报应就是这样的东西，你愚蠢，它就还你一个愚蠢。你可笑，它就还你一个可笑。所有的行为都会计入收支账目，真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任何社会和个人都要为自己的失职付出代价，你自己逃避了这种代价，别人就要替你付。人人都能逃避这样的代价，那就要由这个允许逃避的社会和民族的整体付，变本加厉地付。我们的黑头发可以染，黑眼睛和黄皮肤却难以掩饰。
造化终究是令人敬畏的，是不容糊弄的。我们自己，我们中国，我们人类，都是这造化的一员，我们今天的行为必定要影响我们的未来和我们的命运。这造化并不仅仅是一个威慑者，它还是一个鼓励者，是一种宽广的、诗意的生活的基础——只要你对它有足够的理解和尊重。
中国现在是一个人们正在逃离的社会，这个社会和我们这些社会成员正在为过去和现在的背离造化而遭到报应。我们接受报应，我们不抱怨，这一切都是我们应得的。同时我们要努力，为未来建立新的报应机制，合乎造化的体制，跳出恶性报应的轮回。
注：
（1）本文的开头和问题的提法，深受茅于轼先生在《南方周末》上发表的一篇文章的启发。
（2）《论衡·率性篇第八》。
古今中外的假货
读纪晓岚写的《阅微草堂笔记》，发现了几个关于假货的故事。纪晓岚是乾隆年间的大才子，四库全书的主编，他记载的这几件发生在北京的旧事，距今已经200多年了。
一件事是纪晓岚买罗小华墨。我不懂墨，不知道这个牌子有多么响亮，想必当时是很出名的。这墨看上去“漆匣黯敝，真旧物也”，可是买回去一用，居然是泥抟的，染以黑色，还带了一层白霜，利利索索地把纪晓岚骗了。
另一件事是买蜡烛。纪晓岚赶考，买了几支蜡烛，回到寓所怎么也点不着，仔细一看，原来也是泥做的，外面涂了一层羊脂。
纪晓岚的从兄万周，一天晚上见灯下有吆喝叫卖烤鸭的，买了一只回去，竟然也是泥做的。这鸭子的肉已被吃尽，只剩下鸭头、鸭脖子、鸭脚和一副完整的骨架。骨架里搪上泥，外面糊上纸，染成烤鸭的颜色，再涂上油，灯下难分真假。
纪晓岚家的奴仆赵平，曾以2000钱买了一双皮靴。自以为买合适了，沾沾自喜。有一大下雨，赵平穿着皮靴出门，光着脚回来了。原来那靴子的腰是乌油高丽纸做的，揉出了皱纹，貌似皮子。靴子底则是破棉花粘糊的，再用布绷好。
讲了这几个假货的故事之后，纪晓岚又讲了两个更难以想象的假夫妻和假房客的故事。说来话长，恕不转述。有兴趣的可以去翻翻《阅微草堂笔记·卷十七·姑妄听之·三》。
这些年我们老说假货泛滥，以为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似乎过去就没假货，至少是没有那么多假货，看来这是偏见。实际上，不仅我国制造和贩卖假货的技艺高超、历史久远，假货的普及程度恐怕也不在今天之下。我没有统计数字，但是不妨在情理之中推测一番。就说那做烤鸭的，肯花如工艺品一般精细的做工，再搭上等鱼上钩的时间和被人识破打一顿的风险，只为了赚一只烤鸭的价钱，这种高成本低收人的买卖，当今还有几个人肯做？为了这点小钱尚且有人费心费力地制假贩假，更多更大的机会自然更不会轻易放过了。这恐怕也是当时人生之艰难和资源之贫乏所决定的。这一点，现在应该是有所改善了。
另外还应该提一下商业方面的“制度安排”。纪晓岚提到的那几件假货，显然都是在地摊买的。当时似乎还没发明百货商场。本世纪北京人闹起来的东安市场，直到“文革”前还类似一个地摊汇集，并非现代意义的百货商场。西方人发明的百货商场是个好东西，它可以降低“交易成本”。一方面不用顾客花很多时间满世界地寻找他要买的东西，另一方面也相对降低了卖主的等待时间。在百货商场里卖假货，更有“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的麻烦。因此，沾新制度的光，如今的北京人在大大小小的百货店里买东西，应该比当年纪晓岚在地摊上买东西的风险小多了。
如今人们都觉得假货泛滥，恐怕也是国营商业体制的背景衬托出来的，再一个原因大概是假货的标准变宽了。国营商店的盈利是国家的，亏损也是国家的，职工们犯不上为了国家的利益冒险买假货。国有企业也犯不上为了国家的利益生产假货。这种缺乏激励的机制也抑制了假货二三十年。现在忽然放开，假货也忽然冒了出来，大家很不习惯，便觉得假货特别的多。再说，假货的标准也比古时候严格了。古时候也没那么多的名牌，假冒的自然也就少了些。不过，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有名牌就难免有冒牌货。譬如“王麻子剪刀店”就有“老王麻子剪刀店”和“真老王麻子剪刀店”及“真真老王麻子剪刀店”之类的竞争者。李逵碰到过李鬼，孙悟空遇到过六耳猕猴。这些事发生的时候还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呢。
说到这里，我想起美国了。美国的假货并不少见。我在美国街头的许多地摊上见过劳力士表，外观极其漂亮。一问价，才二三十个美元。我笑道：“假的吧？”对方也笑笑：“你看看价钱呀。”我在美国街头还遇到过推销瑞士军官刀的。在纽约的百货商店里，瑞士军官的多功能刀卖30多美元，而街头的年轻黑人，手里拿着同样的刀，吆喝着只卖3美元。后来我在一个亚裔人开的小店里，花3。5美元买了一把冒牌货。店主人不会说中国话，不知道是韩国人还是越南人。
我猜想，古今中外的地摊和行贩行为都差不多。大店名店则另是一路。造成重大差别的不是时间、地域和民族，而是具体的商业制度。
我们的人格理想
仁孝人格
汉恒帝时期（147年…167年），陈蕃出任乐安太守，听说治下有一位叫赵宣的平民百姓，乡邑间盛赞其人至孝。父母去世，按常规要守丧3年，或居家，或结庐墓旁，这位赵宣竟然守丧20余年，而且一直住在未封闭的墓道之中。
陈蕃——就是《世说新语》开篇说的那位“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登车揽辔，有澄清天下之志”的陈仲举——听到了众人的推荐，便会见了这位“州郡数礼请之”的孝子。聊起家常，陈蕃发现赵宣有五个不到二十岁的孩子。陈蕃大怒。这家伙睡在墓道中干了什么？这不是“污鬼神”吗？“圣人制礼，贤者俯就，不肖企及”（语出《礼记》），你跟着脚尖够不上倒也罢了，假充什么圣贤？这不是“诳时惑众”吗？于是陈蕃将赵宣治罪。（1）
恒帝时期的东汉并不是什么好世道。连年歉收，盗贼四起，宦官干政，党祸不断，立国120多年的东汉已然日薄西山，露出了衰亡之象。但是我们透过这个故事仍然可以想见当时的道德风尚，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人们怎样诳时惑众，凭借何种表现就能够诳时惑众。
时代真是不同了。试想，今天的中国还会有人做赵宣做的事吗？即使他想诳时惑众？赵宣的行为恐怕已经超出了今日疯子的想象力范围。再退一步想，如果有人重新提倡守丧三年，我们会觉得这很正常，很自然，因而衷心拥护吗？如今国家规定的丧假是3天，似乎没有人建议延长十倍八倍以捞取政治资本道德资本或别的什么资本。2000年屹立不倒的常规，如今已经不正常了。
我这里说的不是某种无足轻重的礼数。“孝为仁之本。”孔子叫世人“修身以道，修道以仁”，又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2），他为我们描述的是一种以仁孝为核心的理想人格，据说上合天理，下依人性，发为礼义。它为2000年来数以亿计的人们提供了为什么生活和怎样生活的权威答案，而且获得了吸引人去假冒的崇高地位。
孔子真死了？
雷锋人格
好像雷锋也死了。十多年前，一位不知姓名的父亲抱小孩乘车没人让座，当父亲的便对孩子说了一句：“雷锋叔叔不在了”。这句话的版本之多，流传之广，恐怕要远远超出尼采的那句“上帝死了”。可见时势不仅造英雄，还能造哲学家，至少能造名言。
其实现在还是有人给老人小孩让座的，孝敬父母的孩子也不罕见。但是大概没有人不承认道德风尚确实变了。作此断言的基本依据，就是很少有人为了诳时惑众而像赵宣假充学子那样假充雷锋了。假充雷锋的现象曾经相当普遍，“假积极”这个词也曾经相当流行。时过境迁，现在还有谁骂别人“假积极”么？现在诳时惑众的是假洋鬼子和真真假假的大款大腕，而不是假孝子假道学假仁假义和假积极。
“雷锋叔叔不在了”，这句话非同小可。雷锋所代表的是一种以“为人民服务”（人民不包括敌人）为核心的理想人格，据说它合乎科学规律，顺应历史潮流，代表人类未来。具有这种人格的人可以当接班人，生得伟大，死且不朽。这种人格理想曾经在共和国的历史上雄踞二三十年，为数以亿计的人们提供了为什么生活和怎样生活的标准答案。
人格与时代
人格理想不像时装发式，其变化的根据要深刻得多。
孔子和毛泽东倡导的人格理想，都很合时宜地告诉人们如何处理当时最基本的人际关系，并且很有力地证明这种处理方式合乎天道人心或者历史规律，具有终极价值。现在，我们离宗族大姓毗邻而居、宗亲世交触目皆是的时代已经很远了，我们离革命同志团结一心兴无灭资推翻三座大山的时代也不近了。出门上班，满眼小商小贩雇主雇员，下班上路，到处是行色匆匆的路人和讨价还价的顾客。想叫一声同志，招呼一声兄弟，真不知冲谁开口。
孔夫子和毛主席没有教我们在这样的社会里怎样做人，没有来得及为我们树立一种合乎此时此境的人格理想，并把它与不知躲在何处的终极价值联系起来。
呜呼，我们失去了精神支柱。
公民人格
西方人有什么好主意吗？据说西方人面临精神危机时常常把眼睛转向东方，那我们也不妨看看西方。在上帝去世或弥留之际，西方人总要拿出个办法来处理他们的人际关系。
西方基本的人际关系是什么呢？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从商品开始，他认为商品交换是那个社会的基本关系。他又把劳动力作为商品引入，在遵守等价交换规则的条件下，推演建立了一个逻辑严密令人瞠目的理论大厦。
现在正吃香的西方经济学，其所有理论都建立在两个最基本的假设之上：一、每个人都归在给定的约束条件下争取自身的最大利益，也就是说人是理性自利的。二、每个人在市场上都有完全的选择自由，也就是说谁也不能强迫谁，只能平等地交换各自的产品和服务。于是我们又看到两不相亏的交换波涌而出。
似乎不必再说等价交换的原则如何渗透了西方社会，以至社会学中的交换理论成为主流。也不必再提用经济学方法分析家庭和政府行为的努力如何频频斩获诺贝尔奖。总之，西方人处理基本人际关系的常规是等价交换。
等价交换——这算是什么人格理想？再说得好听一点：做一个善于保护自己的权利，同时也尊重他人权利的好公民，一个自利同时也遵守社会义务的好公民，这能算是理想吗？为人民服务呢？爱呢？天理呢？道呢？历史规律呢？人生的意义呢？终极价值呢？难怪西方人说自己精神危机！
但是我以为西方人的主意并不坏。公民人格很有资格成为我们今天乃至未来数代人的理想人格。假设这个理想真能成为现实，马克思描绘的靠资本获取剩余价值的现象虽然不会寿终正寝，赤裸裸的坑蒙拐骗总不会有了。此外，“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之类的痼疾，满口的为人民服务，一肚子营私舞弊之类的顽症，居然也出乎意料地失去了流行的适宜温度。剩下一个大家诚实地劳动，干净地挣钱，尊重自己也敬重别人的社会——这是一个很糟糕很庸俗的结果吗？
“圣人不死，大盗不止”（3），这话实在是很有道理的。
顺便说一句，我觉得英美人彼此相称的“Mr。”这个词很妙。Mister作为Master的弱化形式，在词源上的基本意思仍是“主人”。你也是主人，我也是主人，大家都是自己的主人，自己照顾自己，同时也自己承担责任。谁也无权欺负谁，至少是不能强迫谁。这正是等价交换的前提，公民人格的要义。
公民人格与传统
咱们不能崇洋媚外。他们是主人，咱们也是主人。他们的传统生出了公民人格，咱们也有能生出公民人格的传统。“性相近也，习相远也”（4），天下的人心本是相通的。
在以仁为核心的儒家理想人格中，就分明蕴涵着公民人格的生长点。
子贡曾经问孔子：“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孔子回答说：“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5）孔子在此既尊重了别人，也肯定了自己。这不是一句无足轻重的话，孔子告诉子贡的是可以奉行终身的大原则，而且类似的原则也曾在位居核心的“仁”的范畴里出现。子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6）这里更直截了当地肯定了“欲立”和“欲达”的自己，也尊重了有同样欲望的他人。如此两不相亏地行事，正是公民人格的核心。
我无意把2000多年前儒家倡导的理想人格混同于今日西方的公民人格，这样做自然经不起知人论世的推敲。我也无意当一个儒家修正主义者。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问题和解决办法。不必死抱住某句箴言不放——西方的公民们似乎也没有死死抱住耶稣“爱你的邻人如同爱你自己”的训诫推导不已。
我想说的是：不必担心丢了咱们的传统。古今中外的人心自有相通之处，在劳动仍是谋生手段的时代，在劳动成为人生第一需要或莫大乐趣之前，在纳贡服徭役修陵寝的时代过去之后，人有一种不得不然的为人之道，不管你叫它什么，也不管你的传统是什么。
公民人格与终极价值
自利不损人的公民人格未必就与飘渺的终极价值挂不上钩。我先在这里挂挂看——我挂不好不等于别人也挂不好。
最简捷的挂法，就是把公民人格说成自本自根的终极状态。人是什么？“食色性也”，用中国农民的话说：“人活两个脑，一头吃饭，一头生养”。这是“本我”。再加上“超我”的约束，责任感义务感或曰礼义廉耻之类，这就是人了。谁也不会追问蚂蚁或猴子在其自身生存繁衍之外的终极价值，那么也不必向人类发问。
这种挂法有点耍赖之嫌，但不能说它没理。事实上弗洛伊德的本我，萨特的选择自由，确实被许多人视为终极价值。你可以另有高见，却不能说人家赖皮。
如果不肯接受这种终极价值，只承认传统的终极价值，我们可以再往传统上挂。马克斯·韦伯在他那本《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就用一个“天职”的概念当钩子，把公民的赚钱工作与上帝、天堂、灵魂不死这一套终极价值挂起来了。利己的行为都能挂上尊重他人的行为自然不必多说。我们中国人要想挂，似乎也不必太费劲。我们的祖先把道、天道、天理等等视为自本自根的终极存在，而且用天人合一的概念把天道与人性挂得结结实实。《中庸》有云：“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那么我们只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就行了，终极价值已在其中。一定不肯接受这种自然而然的包容，非有与外在的天硬挂，我们也可以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7）。什么叫自强？拼命工作算不算自强？算就挂上了。这就是以天为则，顺天意，行天命，正好比服从上帝。再加上一个“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8），宽容地对待别人，帮助别人，那更是阴阳调和。一阴一阳谓之道，这就算到头了。
如果说东西方传统中的终极价值太老了，不适用了，我们还可以换不太老的，流行于十几年前的。西方经济学中有个“激励相容”的概念，就是说每个个人理性自利的行为经过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便会结出社会进步、人人受益的善果。那么，好好赚你的钱就行了，只要别违法，其结果必定是社会进步，人民幸福。如此，关心国计民生的人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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