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规则-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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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中国历代老狼的经验很丰富，完全明白这个道理。那些为天子牧民或者叫牧羊的肉食者，都知道羊是狼生存的根本——简称“民本”。大家都懂得爱护羊群的重要意义。奈何抵抗不住眼前绵羊的诱惑，也抵抗不住生育狼崽子的诱惑。这也是有道理的：我不吃，别的狼照样吃；我不生，别的狼照样生。个体狼的利益与狼群的集体利益未必一致。如果我的节制不能导致别人的节制，我的自我约束对羊群来说就没有任何意义，徒然减少自己的份额而已。在老狼忍不住饕餮的时候，我可以听到一声叹息：它们要是变成刺猬，俺们不就变成清官了么？
　　注：
　　（1）：《皇明经世文编》卷一百九十一，汪应轸：《恤民隐均偏累以安根本重地疏》
　　（2）：参见民国《眉山县志》卷十一，人物志，第68页；卷九，职官志，第24…25页。转引自《清代四川财政史料》上，第593页。
　　（3）：参见民国《荣县志》，食货第七，第5…8页。转引自《清代四川财政史料》上，第5…91页。
　　（4）：《清史稿》卷三百五十六，列传一四三，洪亮吉。
　　公平是有等级的
　　道光十九年（1839年），山西巡抚（省府一把手）申启贤到雁北一带视察工作。路过代州（今代县），当地一些里正（类似村长）和绅耆（类似老知识分子或退休老干部）拦住轿子告状，反映驿站在征收号草中的问题。（1）拦大官的轿子和敲登闻鼓告状一样，都是很叫官员反感的行为，所告事实如有出入，按规定就要打八十板子，这是足以要老头们的性命的责罚。韩愈说“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让这些老头和村干部感到不公平，非要鸣一声不可的，究竟是什么东西？
　　清朝的驿站近似现在的邮政局，号草就是驿站马匹食用的草料。这些草料由本县百姓分摊，按期交纳。那些老人和村长控诉说，驿站收号草有两条不公平，一是大秤不准，经常七八十斤号草上秤而秤不起花；二是必须向收号草的驿书和家人交纳使费，不然他们就不肯收。
　　第一条无须解释了。第二条，用当代语言来说，就是非得再掏一笔辛苦费，才能请动驿书和“家人”的大驾，麻烦他们收你的号草。驿书近似现在的县邮政局领导，“家人”则是县令的私人亲信，近似生活秘书。《大清会典》规定，驿站的财政费用由当地州县政府提供，州县官员派亲信来收号草，就体现了这份权力和责任。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告状者的无奈：县令的家人敲诈勒索，怎能不拦住省府大员告状？
　　据申启贤巡抚自己说，那些老头拦住他告状的时候，他已经生了病，性情烦躁，也没有深究是非对错，就下令掌责呈诉者——打了那些老头一顿耳光。不过刚打完就后悔了，心里感到不安。他说，那些挨打的老头“俱白发飘萧”，他害怕这顿耳光会打出人命来。于是将此案件批给道台张集馨（近似雁北地委一把手）亲自讯问，在半路上申巡抚又专门写了一封信，叮嘱张集馨处理好这件事。
　　申启贤感到不安是有道理的。人们为了千八百斤草料可以拦路告状，却不见得去“京控”。去北京上访是一件代价很高、成功率却很低的事情。但是出了人命就不一样了，苦主轻易不会善罢甘休。再说那些老头和村干部还可以分担“京控”的费用，这就不仅愿意告，也告得起。一旦进入告省府官员的京控程序，就可能有钦差大臣下来调查。按照常规，钦差大臣会抹平此事，但是省、地、县都要付出相当可观的代价，二三万两银子的“钦差费”肯定是免不了的。按粮价折算，二三万两银子将近500万人民币，逞一时之快值不值这笔巨款，申启贤不能不犯嘀咕。以上推测没有计算良心的作用，不过就我所知，申巡抚虽然不是恶棍，但他的良心也不是很敏感，不算也罢。
　　我想讲的故事到此才算正式开始。
　　经过调查，张集馨发现，那些白交还要遭受两道刁难的号草，按规定竟该由政府向民间购买。国家规定的收购价格是一文钱一斤。折算为现在的货币和度量单位，大概就是2毛多钱1公斤。当地每年收驿草10多万斤，财政拨款将近人民币2万元，但是这笔钱根本就到不了百姓手里。张集馨写道：“官虽发价而民不能领，民习安之。”
　　我想强调一句：这里显现了三种公平的标准。按照正式规定，老百姓在名义上的权利竟然如此之大，他们不仅不应该被官府的黑秤克扣，不应该交纳使费，相反，他们还应该从官方拿到一笔卖草钱。这当然是头等的公平，但只是名义上的东西，并不是老百姓真正指望的标准。“民习安之”的标准，是白交驿草但不受刁难，这是比正式规定降低了一个等级的标准。百姓胆敢不满意的，只是使用黑秤外加勒索使费，并不是白交驿草。官吏和衙役们得寸进尺，想让老百姓在认可第二等标准之后再认可这第三等标准，村干部们不肯认账，这才有了拦路告状。
　　第一等　公平的由来
　　说到驿站事务方面的第一等公平标准，尽管只是名义上的标准，我们也不能不怀念明末豪杰李自成。
　　李自成与驿站有特殊的关系。一说他本人在造反之前就是驿卒，因为驿站裁员，下岗失业了，于是造反。一说他的爷爷和父亲摊上了给驿站养马的义务，赔累破产了，而李自成造反则由于还不起债务。这两种说法都与驿站事务有关。清朝的开国元勋是和李自成交过手的，至少他们亲眼见到李自成推翻了明朝这个庞然大物，想必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因此，在清朝皇帝和大臣眼里，驿站和驿马是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问题，处理起来便有了面对未来李自成的意思，不敢把百姓当成好欺负的冤大头。于是我们就看到了体现出第一等公平的正式规定。
　　康熙皇帝决定，改革明朝向民间摊派养马任务的制度，将民养官用改为官养官用。同时，改革明朝在民间无偿佥派夫役的制度，夫役由官方出钱雇佣。皇帝如此规定，也是下了大决心的。清朝全国有2000多个驿站，使用的牛马驴骡将近7万，每年开支300多万两银子，这还不算遍布全国的14000多“铺递”——靠步行传送邮件的官方组织。皇帝真怕制造出李自成来，对政府的权力做了价值连城的约束，而这些改革和制度都载入了《钦定大清会典》，属于行政法规性质的最正式的制度。
　　按照《大清会典》的规定，驿站的每年费用是有定额的，每年都要上报考核。而养马用的草料开支就是额定费用中的一个大项。（2）《大清会典》规定，驿站的额定费用从州县征收的田赋正额和地丁银子中拨给，这就是说，州县百姓已经在交纳皇粮国税的时候为马草掏过一次钱了。在这个意义上，再让百姓无偿交纳号草，等于是一件东西卖两次，在现代术语里，这叫“重复收费”。
　　如果不讨论“家天下”的制度是否公平，《大清会典》的这些规定在技术上是无可指责的。驿站是国家的神经网络，是国防和行政信息的通道，无论如何都是必要的。而支撑这个网络的，最终必然是百姓的赋税。只要百姓的赋税水平合理，国家的神经系统不腐败变质，我们就得承认这个标准很公平。这就是我们应该感谢李自成的道理。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应该感谢秦始皇，至少要感谢陈胜吴广。秦始皇横行霸道，把老百姓当做可以任意践踏的冤大头，征发数十万上百万的老百姓给他本人建造宫室陵墓，给他的帝国修建围墙，结果他设计的万世江山不过二世就完蛋了。这个教训想必也给汉朝皇帝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没有秦朝短命的暴政，恐怕就不会有汉朝的“独尊儒术”。这个前车之鉴使得儒家的威胁显得比较可信，仁政和王道的主张也显出了皇帝认可的好处。因此，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生才有资格与皇上讨价还价，达成一个双赢的协议：皇上获得儒生的支持和代理天道的地位，儒生也获得了表述天道的特权。儒家表述的大道很像我们在《大清会典》中看到的关于驿站的漂亮规定，说起来颇为公平合理，但用起来却满不是那么回事。
　　当然，儒家并不反对“家天下”。因此皇亲贵族就应该当纯粹的寄生虫，百姓就应该掏钱给皇上供养众多的后宫佳丽，供养伺候她们的成千上万的宦官。但王道毕竟比秦始皇的不加掩饰的霸道上了一个台阶，这也是流血牺牲换来的。
　　第二等　公平的根据
　　我认为，代州百姓根本就不指望第一标准能够实现，这是很有自知之明的。第一等公平的标准接近市场上等价交换的标准，而市场交易需要一个前提，就是双方平等，拥有参加或退出交易的自由，谁也不能强迫谁。很显然，官府并不是老百姓的平等交易伙伴，官府是有权收费的。老百姓们都很明了，抗粮、抗税或抗拒苛捐杂费，都会导致严重的后果。
　　下边我们以每年春秋两季的钱粮交纳程序为例，看一看老百姓不听招呼的常规后果。
　　每到开征之时，县衙前贴出告示，要求百姓按照惯例主动在指定的时间到指定地点交纳钱粮。交纳的过程当然免不了许多盘剥，不服盘剥也可以不交，后边自有对付你的合法手段。
　　没有交纳或没有交够的人，就要在簿册上留下拖欠记录，这些人要按照规定的期限去指定地点补交。
　　过期不交，书吏差役就要下乡催科了。催科是一件很有油水的事情，是需要竞争上岗的。清朝光绪年间，屠仁守在《谨革除钱粮积弊片》中说，下乡催役的差使都是要花钱买的。有的人甚至提前买下差使囤积起来。到了催科的时候，揭票下乡，向粮户征收。除了勒索酒食供给外，每票总要勒索钱数百文，甚至数千文。稍不如意，辄以抗粮的罪名报官。乡民畏惧，不得不满足这些人的贪欲，以免被罪名拖累。（3）
　　如果催科之后还没有交够钱粮，就要抓到衙门里打板子，站枷号。这里就更黑了，需要另文细说。
　　总之，官府并不怕零散百姓的对抗，吏胥们甚至怕你不对抗。他们虎视眈眈，就等着你因对抗而落网，送上一口肥肉呢。处在这种虎狼环俟的情境之中，只要州县官打一个招呼，谁敢不老老实实地交纳号草？谁敢晚交？谁不怕驿书和家人拒收自己交纳的号草？谁还敢把自己在名义上拥有的权利当回事？
　　垄断价格的比喻
　　对官府强加的第二等公平，中国百姓好像存在着不分时间地点的广泛认可。如果打一个富于现代色彩的比喻，这很像是对某种垄断价格及相关的隐性支出的接受。七八年前我们装电话，要交5000元的初装费，像我这样不熟悉外边世界的普通百姓竟以为这规定公平合理，活该如此。在我眼里，这就是第一等公平。
　　我有点不满的只是他们收了钱还要拖你半年以上，不催几次，不走后门，安装工人就不来给你装。我当时也知道安装工人上门，按规矩还要塞给他们一二百元的辛苦钱，至少要塞他们两条好烟，不然装上了电话也未必能接通。就连这笔费用我也愿意掏，只要你别再没完没了地拖下去。我认可半年的拖延，也认可辛苦费，如果电话公司强迫我买他们的电话机，我也准备认可。这就是我眼中的第二等公平，也是我真正指望的公平。在整个过程中，一切都是我主动的，并没有人拿刀子逼我排队装电话，更没有人逼我往工人手里塞钱塞好烟，我愿意认账，我也不会告状和揭发。
　　在晚清官员段光清《镜湖自撰年谱》咸丰四年（1854年）六月的记载中，我看到了类似的故事。他讲了宁波渔民和商人购买海上安全的经历。
　　当时宁波外海不靖，海盗很多，渔民和商人的生意大受影响。这本来是清朝水师的失职，他们领饷吃粮却不干活。但是这又很正常。公务员偷懒，按术语说就是追求闲暇效用的最大化，这是很有名的，举世公认的，老百姓也是充分理解的。大家并不真指望官员们尽职尽责地为人民服务。他们也许有这种良心，但是没有这种必要。满清王朝垄断了公共服务业务，没有人敢和他竞争，所有竞争都叫造反，那是杀头之罪。
　　商人和渔民们没有办法，就自己凑钱激励水师，麻烦他们出海维护治安。这又属于一件东西卖两遍了。商人和渔民已经在各种税费中掏过钱，其中已经包含了供养水师维护海上安全的费用，现在却不得不再掏一遍。当然，并没有人逼他们掏钱，我们只能说他们是自愿的，他们认可了这第二等公平。更准确地说，是认可了自己的二等身份。
　　据宁波知府段光清说，这办法开始还管用，水师干活了。但是今年给了钱，明年又给了钱，一年一年地给下去，这笔钱好像又成了水师该得的一笔陋规，水师再次懈怠起来，渐渐又不干活了。另外一种解释是，海盗越来越厉害，水师缺乏训练，打不过人家，不敢出海干活了。不管怎么说，总是百姓花了两次钱，仍然没有买到海上安全。
　　好在——也许应该说坏在——清朝水师的垄断地位被洋人打破了。宁波的商人见水师实在不顶用，就掏钱请洋人的战船为他们保驾护航，又求段光清给洋人发了航行和入港的许可文书。过了不久，朝廷接到了报告，说北方海防发现有轮船“捕盗甚力”，查起来还有宁波知府发的许可文书。有一次洋人与海盗遭遇，炮战一场，一个洋人水手受了重伤，也击沉了海盗头子的船，从此威风大震。可见没有垄断地位的洋人拿了钱是真干活的，并不像清朝水师那样卖假货。
　　不公是易燃的危险品
　　最后我们看看张集馨是如何处理号草问题的。
　　他调来了驿站收草的大秤，经检验，果然是百姓所控诉的那种黑秤。于是张集馨下令另造官秤，同时宣布：按照每斤一文的官价支付草价，不许驿书和家丁“干没”。他说，对这种处理，“民甚欣悦，而州牧及丁胥皆不乐。”
　　这样就算完了？完了。没有提到敲诈勒索问题，没有追究贪污的责任，没有任何官员吏胥家丁为持续多年的不法行为付出任何代价。所有处理，不过是发一杆新秤，重申一遍正式规定。按照这种逻辑，不公平能够存在多年，难道就是因为缺少一杆准确的秤？就是因为缺少一纸不准贪污的规定？
　　在我看来，这样的处理与其说是处罚，不如说是鼓励。不处理，那些违法乱纪的人或许还有点心虚。经过这样一番处理。他们便可以放心了：告到巡抚那里，又指定名声不错的道台亲自处理，最后又能怎么样呢？不过给了我们一杆新秤。过一年我们还贪污，还敲诈勒索，大不了再得一杆秤。这也能算风险吗？因此，他们的不高兴不过是暂时的。他们手里的加害能力并没有丝毫的削减，他们的反扑欲望已经在不乐中展现出来。有能力又有愿望，还没有风险，究竟什么东西可以阻止他们前进的脚步呢？
　　后边的事情张集馨没有记载，我也就不知道了。但我估计当地百姓从此会死了告状的心。至于清朝全国通行的驿站潜规则，我读史不博，说不确实，但我敢确信：清朝在整体上没有实现儒家的主张和《大清会典》规定的第一等公平，连第二等公平也未必能够普遍实现。以鲁迅“想当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为标准，我们不妨把第一等公平称为臣民级的公平，把第二等公平称为奴隶级的公平。奴隶级公平没有普遍实现的证据，就是太平天国起义。
　　山西代州的村长和老头告状11年后，太平军起义爆发了，起义的旗号正是“太平”——其中就有特别公平的意思。不公平的感觉是一种易燃易爆的危险品，几个好汉在公平奇缺的世界上敲出了几颗火星，全中国便翻卷起逼人的热浪。令人感叹的是：太平天国实际展现出来的内部关系，与他们那面漂亮旗号的差距，并不比《大清会典》与黑秤的差距小多少。
　　注：
　　（1）整个故事参见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道光十九年。
　　（2）关于清代驿站制度的描述，本文主要参考了马楚坚的《清代驿传述略》，见《明清人物史事论析》，江西高校出版社1996年出版。
　　（3）《光绪财政通纂》，卷二十九，赋役。转引自鲁子健：《清代四川财政史料》上，第587页。
　　当贪官的理由
　　《明史》上记载了皇帝和监察官员之间的一个你攻我守的故事。
　　崇祯元年（1628年），朱由检刚刚当皇帝。当时他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年轻人，一心想把国家治理好。朱由检经常召见群臣讨论国事，发出了“文官不爱钱”的号召。“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惜死”，这是宋朝传下来的一句名言，国民党垮台前也被提起过。据说，如此就可以保证天下太平。
　　户科给事中韩一良对这种号召颇不以为然，就给皇上写了份上疏，问道：如今何处不是用钱之地？哪位官员不是爱钱之人？本来就是靠钱弄到的官位，怎么能不花钱偿还呢？人们常说，县太爷是行贿的首领，给事中是纳贿的大王。现在人们都责备郡守县令们不廉洁，但这些地方官又怎么能够廉洁？有数的那点薪水，上司要打点，来往的客人要招待，晋级考核、上京朝觐的费用，总要数千两银子。这银子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也不会从地里冒出来，想要郡守县令们廉洁，办得到么？我这两个月，辞却了别人送我的书帕五百两银子，我交往少尚且如此，其余的可以推想了。伏请陛下严加惩处，逮捕处治那些做得过分的家伙。
　　户科给事中是个很小的官，大概相当于现在的股级或副科级。但是位置很显要，类似总统办公室里专门盯着财政部挑毛病的秘书，下边很有一些巴结的人。韩一良所说的“书帕”，大概类似现在中央机关的人出差回京，写了考察纪行之类的东西自费出版，下边的人巴结的印刷费。那500两银子，按照如今国际市场上贵金属的常规价格，大概相当于43000多元人民币。如果按银子在当时对粮食的购买力估算，大概有现在的20万元人民币（1）。那时的正县级干部，每月工资大概相当于现在的1000多块钱人民币，4万或20万都要算惊人的大数目。
　　崇祯读了韩一良的上疏，大喜，立刻召见群臣，让韩一良当众念他写的这篇东西。读罢，崇祯拿着韩一良的上疏给阁臣们看，说：“一良忠诚鲠直，可以当佥都御史”。佥都御使大致相当于监察部的部长助理，低于副部级，高于正司局级。韩一良有望一步登天。
　　这时，吏部尚书（类似中组部部长）王永光请求皇帝，让韩一良点出具体人来，究竟谁做得过分，谁送他银子。韩一良哼哼卿卿的，显出一副不愿意告发别人的样子。于是崇祯让他密奏。等了五天，韩一良谁也没有告发，只举了两件旧事为例，话里话外还刺了王永光几句。
　　崇祯再次把韩一良、王永光和一些廷臣召来。年轻的皇上手持韩一良的上疏来回念，声音朗朗。念到“此金非从天降，非从地出”这两句，不禁掩卷而叹。崇祯又追问韩一良：五百两银子是谁送你的？韩一良固守防线，就是不肯点名。崇祯坚持要他回答，他就扯旧事。崇祯让韩一良点出人名，本来是想如他所请的那样严加惩处，而韩一良最后竟推说风闻有人要送，惹得皇上老大不高兴，拉着脸对大学士刘鸿训说：都御史（监察部部长）的乌纱帽难道可以轻授吗？崇祯训斥韩一良前后矛盾，撤了他的职。（参见《明史》卷二百五十八，毛羽健列传附韩一良）
　　韩一良宁可叫皇帝撤掉自己的官职，断送了当大臣的前程，甚至顶着皇帝发怒将他治罪的风险，硬是不肯告发那些向他送礼行贿的人，他背后必定有强大的支撑力量。这是一种什么力量？难道只是怕得罪人？给事中就好像现在的检察官，检举起诉和得罪人乃是他的本职工作，也是他获得声望的源泉。怕得罪人这种解释的力度不够。
　　细读韩一良的上疏，我们会发现一个矛盾。韩一良通篇都在证明爱钱有理，证明官员们不可能不爱钱，也不得不爱钱。韩一良说得对，明朝官员的正式薪俸确实不够花。而他开出药方，却是严惩谋求俸禄外收入者。这恐怕就不那么对症下药。
　　明朝官员的正式工资是历史上最低的。省级的最高领导，每年的名义工资是576石大米，折成现在的人民币，月工资大概是11780元。（2）正司局级每年的名义工资是192石大米，月薪大概相当于3930元人民币。七品知县，每年的名义工资是90石大米，合月薪1840元人民币。韩一良这位股级或副科级干部，每年的名义工资是66石大米，折合人民币月薪1350元。（参见《明史》卷七十二：职官志）
　　我反复强调“名义工资”这个词，是因为官员们实际从朝廷领到的工资并没有这么多。那时候发的是实物工资，官员领回家的有大米，有布匹，有胡椒和苏木，还有银子和钞票。不管领什么，一切都要折成大米。于是这个折算率就成了大问题。《典故纪闻》第十五卷曾经详细描述成化十六年（1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