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莉文集-第10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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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肖红啊，你可给我来电话了！这几天我找你找得急死了，你还有心开玩笑。”
　　我伤心地说：“我没开玩笑我——”
　　“你住嘴。你这个小东西还给我来这一套。告诉你。我故意逗你的。京城一枝花，大名鼎鼎的名记谁不知道。你写我的那篇文章我已经看见了，棒极了！说正经的，今天中午我请你吃饭。想吃什么菜？北京城里的餐厅，点什么我带你去吃什么！”
　　我不能再沉默了。我说：“老阿山。我是眉红。”
　　老阿山惊叫一声：“眉红？”好半天没声音。是一盆凉水浇了头的感觉。我怕出了什么事，因为他血压偏低。我使劲对着话筒叫喊：“喂喂！喂喂！你没事吧？”
　　“你杀了我吧眉红。”老阿山换了一副低沉的一本正经的嗓门。“我操！我他妈真出丑了。眉红，你千万别当真，我在拿那女记者开涮呢。她丫倒真够名妓了。现在还能和女人动真情吗？当然除了你，你是纯洁的。”
　　“得。请别涮我。我从生下来就沾染世尘，早不纯洁了。”
　　“哦，对了眉红。你现在在哪里？”
　　“我当然在武汉。”
　　“多遗憾。要是在北京我可以请你吃一顿饭。有事吗？”
　　“没事。没事闲得手痒，拨个电话好玩。”
　　“真羡慕你。我操！我他妈每天忙得四脚朝天，挣钱太不容易了。整天与一些傻调打交道。现在北京尽他妈傻Ｘ！”
　　我扭头看了看门。“我们领导来了。”我们领导当然没来，我在这么想象，凭借想象好撒谎。我说：“我得挂电话了，再见。”
　　“再见。”
　　我倒在床上休息。我想老阿山当个编辑都极不称职，错别字连篇，怎么导戏？难怪我们的电视剧绝大多数不能看。
　　毛同志天黑进门。跛着累坏的脚，用湖南普通话向我大声控诉北京的一日几游，旅游车巧立名目收很多钱，但每个景点只让旅客蜻蜓点水一样点一下就走。而且所有的参观门票还是游客自己掏钱买。毛同志一会儿说游了三处，一会儿说游了五处。都气糊涂了。
　　“小眉你是不是也到北京旅游来的？”
　　“是想好好玩一下。”
　　“好好？现在谁会让你好好地玩？告诉你，你千万别坐游览车！”
　　“也许我是不会去坐。”
　　“没有也许，就是不坐！”毛同志搬起赤脚在台灯下察看水泡，硬逼着我答应她决不去坐北京的游览车。她说：“我是前车之鉴。你看看！看看！钱花了一百多块，玩没玩好，吃没吃好，脚上还打了泡，导游小姐像撵兔子一样撵你，能不起泡？你千万别上他们的当。你说呢？”
　　毛同志把我逗笑了。我说：“对。我决不上他们的当。”
　　毛同志也笑起来。
　　毛同志洗了澡，躺在床上，大叹一气，说了一句惊世骇俗的话：“这么搞下去，我们中国还得了？”
　　我扭头望毛同志。我在北京这几天也不如意，可我压根就没由此考虑国家前途人类命运。我感到湖南人了不得，天生博大的革命胸怀。
　　我问：“毛同志您是韶山冲人吗？”
　　毛同志答：“长沙人，和毛主席是大老乡。”
　　毛同志睡了一会儿又爬起来，披上衣服靠在床架上看电视。一边看一边打瞌睡。毛同志说：“小眉你先睡，要不我打鼾吵你睡不着。昨天我是坐火车坐得太累了。”
　　我觉得我好像有点儿喜欢毛同志了。
　　事态变得严峻起来。我到北京干吗来了？就是旅游来了嘛。我来北京多次，从来没有机会认真地看看那些名胜古迹。这次是下决心要看的。这次时间有了，钱也凑合，可没有朋友陪着。没有朋友，一个人乱逛，不好玩。没有人，再好玩的地方也没意思。人是景的一个组成部分。我傻看那些飞檐碧瓦干什么？没来的时候，北京的朋友好像都在等我，来了才发觉不是那么回事。旅游车显然是不能坐的。和朋友，拿一点小零食，在故宫在长城，随心所欲瞎逛，拍几张照片，谈许多闲话。说说笑笑走遍北京城——我就这理想就这心愿。可我现在看出我这理想心愿似乎下错了车站。
　　早上毛同志出门之后我躺在床上有些茫然。
　　王先生来了一个电话问我在于什么，我说：“在虚度光阴。”就把电话挂了。
　　我又摊开电话号码本，审视一个又一个朋友的面孔。到吴琴心这儿我拿起了电话。
　　“吴琴心，我是眉红。”
　　“呀眉红！你在哪儿？”
　　我说了招待所的名字，吴琴心更惊喜：“呀太棒了！离我家很近。你等着，我半个小时后到。听着，今天中午我请你吃饭！”
　　到底是同学。感觉就是不一样。
　　吴琴心戴着一副宽大的墨镜敲门。我们高兴地拉着手转了两个圈。女人一见面便是典型的妇女话题。
　　“眉红，你还这么年轻！”
　　“你可比从前漂亮多了！”
　　“去去，腰围二尺二啦。”
　　不管吴琴心腰围多少尺寸，她确实比从前漂亮。她读大学时穿什么，一身化学纤维。现在穿什么？真丝裙，真皮风衣，与风衣配套的长筒皮靴。
　　“小姐请你摘下墨镜好不好？”
　　“当心吓坏了。”
　　吴琴心取下墨镜让我瞧一眼随即又戴上了。她的下眼睑烂得赤红发亮。
　　我说：“天！你怎么啦？”
　　“割眼袋了。手术才一星期，按说是不应该出门的。”
　　“那你快回去，别感染发炎了。如果发炎了那可怎么好？”我望着吴琴心发呆，我明白我与朋友携手游览京城的希望又一次破灭了。
　　吴琴心掏出香烟，问我：“抽吗？”
　　我说：“抽。”
　　我取过一支细长的褐色的摩尔女烟，夹在指头上玩弄了一番。吴琴心送过火来，我怕烧了眉毛，赔着嘴唇去点烟，被吴琴心轻轻拍了一下脑门子。
　　“不会就不会，别装会好不好！”
　　我说：“好。我是不会。”
　　吴琴心取出一支烟。不是夹着而是两指头拈着。蓝色火焰升起来了。让它在耳侧静静燃烧少顷。点烟。轻轻吸一口带一声轻轻的“吧”。旋而往沙发上一坐。一条腿搭在
　　另一条腿的膝盖头上。真丝裙无声地滑开。红唇里的烟雾徐徐送出。我为这性感的妇女风韵鼓掌叫好。
　　吴琴心说：“来来来，咱哥俩好几年不见了，畅谈一番怎么样？”
　　“那就畅谈吧。”
　　“先谈男人？”
　　“好。”我发笑了。
　　“笑什么笑？真谈！”吴琴心望我脸这边喷了一口烟。
　　“真谈吧。”我这次没笑。
　　畅谈很快就变成了吴琴心主谈。她已经离了婚又结了婚现在关系又紧张。
　　吴琴心一支接一支抽烟，风度不如刚才的优雅。刚才带有表演性质，现在是真实生活。我大嚼口香糖，食用胶积攒了满满一口，想吹双重泡泡，没吹成功。我坐累了就去趴在床上听。吴琴心不介意。她刹不住车了。她有很强烈的倾诉欲望，我来北京来得正好。
　　“慢着，你不是说你的琴心时装店倒闭了吗？怎么又说服装设计师和你日夜研究工作引起你先生的不满？”
　　“谁说倒闭来着？关门了。收业了。我办大公司了。”
　　“啧啧。”
　　“现在我拥有中国最棒的设计师。垄断了二十个一流名模。我的产品专销海外市场。在东南亚，皮尔·卡丹都没有我的生意火。”
　　“皮尔·卡丹现在准在打喷嚏。”
　　“你呀，以为皮尔·卡丹是世界名牌？不行了！国际上只能排到二十四位了！法国服装真不行了。旧的名牌总有死去的一天，新的名牌正在红遍全球，这是商业界的规律！”
　　这话说得多富哲理。我服了。从前在大学，吴琴心服我。现在我服她了。我给她倒了一杯白开水，陪她继续畅谈。在北京我的时间多的是。
　　“你的公司什么名字？”
　　“国际流行时装中国股份（集团）有限公司。”
　　“你们公司的服装什么牌子？”
　　“念奴娇。”
　　我又忍不住趴床上笑了。吴琴心走过来喝水顺手在我臀部给了一巴掌。
　　我说：“这是个词牌呀，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
　　“你知道是词牌，不错。蕴含东方神秘色彩。你再看这字面意思：念一奴一娇一”　吴琴心甩了一个水袖姿式，以手托腮，扭动胸脯和胯部。“风情万种是不是？”
　　“是呀。”
　　“你别用这种口气说话。可怜的因为你太穷了你穿不起念奴娇，所以你不知道念奴娇。我可以看在老同学的关系透露一点公司机密。我的公司是有背景的，我的合伙人是　——”吴琴心在我耳边说了一个全国人民家喻户晓的名字。
　　我的耳朵被吴琴心的呼吸弄得怪痒痒，我搔着耳朵吃惊地问：“真的是他？”
　　“他的孙子。”
　　“孙子？隔那么远。”
　　我咯咯咯乱笑，因为耳朵里边还痒，又挠不着。只有笑而已。吴琴心将白开水一饮而尽。说：“你要明白，北京
　　人要做大生意非得这样不可。”
　　畅谈到十二点半，吴琴心请我到附近的国际饭店吃西餐。
　　“我不喜欢吃西餐，淡而无味。”
　　吴琴心劝我：“吃西餐吧，吃环境吃情调嘛。”
　　我们在国际饭店西餐厅吃了一顿环境和情调。环境不错。安谧。清静。流泉和常绿植物把空气调节得十分宜人。情调也还行。餐桌上小包装的细盐和味精是进口货，花瓶里插一朵鲜花。服务员小姐扎着波浪边的白色围裙。远方传来音乐。其它餐桌上有洋人、黑人、华侨以及貌若天仙的中国小姐。
　　吴琴心在餐厅遇上了好几个熟人。一个油黑脸大胡子的矮墩男人和吴琴心互道了一声“哈罗”，拉起她的手吻了一下。又向我说“哈罗”，我没吭声。
　　我对吴琴心说：“什么德性！吃个西餐就是外国人了？”
　　吴琴心说：“吃中餐也这么来着。现在的北京——你太不了解了。你知道他是谁？”
　　我喝着奶稀。摇头。不屑。
　　“西北来的一只狼。摇滚键盘手。摇滚界很有名气了。”
　　一会儿又来了两个服装模特儿。模特儿台上看可以，台下体积太大。长腿细脖子像只鸳鸯。模特儿说：“嘿，琴老板。”
　　吴琴心对她俩打量，慢慢吐烟圈。模特儿旁若无人坐下，其中一个气咻咻说：“琴老板，他丫出台费才给三百块，还是他妈的人民币。您帮个忙，告诉他我是谁。”
　　说话间拴在模特儿牛仔裤上的BP机叫起来，她看了一眼，举目四顾找电话。一直坐在旁边抽闷烟的模特儿说：“别理这傻Ｘ！”她一动嘴巴就破坏了脸蛋和浓妆的美丽，下眼睑漾起皱褶，口型松垮疲软。我不忍地转过头去。吴琴心指点着这模特儿说：“你最好少开口。”
　　俩模特儿去打电话。打了电话在另一张餐桌上就餐。
　　吴琴心说：“那个打电话的女孩是山东来的，现在傍一大款住在亚运村。她的实力不可估量，一上台魅力四溢。那穿裙子的是杭州人。杭州姑娘腿的比例不太理想。只能穿裙装。哦——”吴琴心叩叩脑门。想起了什么，招手让杭州姑娘过来。
　　杭州姑娘迈着猫步过来了。
　　吴琴心撩起她的裙子，在一条侧缝找到了商标，翻出来给我看。商标上三个绣金字，果然是“念奴娇”。
　　我端详远去的模特儿告诉吴琴心心里话：“这裙子可真是不怎么样。完全没个模样。”
　　“对了！”吴琴心把玩着酒杯，教导我，“大师级的东西就是没有规范。它超越了线条色彩形式的模式，呈现一种自由状态。一条裙子穿在女人身上，要能勾起人的无穷想象——这就是念奴娇的广告词。”
　　我说：“这裙子的成本最多三十块钱。”
　　“小姐，真正的名牌是无价之宝。”
　　“换句话说就是一分钱不值罗。”
　　一朵芬芳的玫瑰在我和吴琴心之间颤动。我们透过玫瑰挖了对方一眼然后大笑起来。
　　我没吃饱，但吃好了。吴琴心没有吃好，但吃饱了。
　　在饭店门口，我执意要为吴琴心叫一辆出租车。吴琴心反对。我说：“我们武汉有一首新民谣，说共产党是爹，银行是娘，等等。”
　　吴琴心明白了：“你有爹娘报销？”
　　“差不多吧。”我说。我朝一辆奔驰车招手，吴琴心小声提醒我：“奔驰每公里三块六。”
　　我点头表示知道也表示一种阔气。吴琴心暧昧地笑了。说：“看来你也不正派。下次来北京咱俩深入聊聊生意。”
　　“下次吧。”我说，心里空落落的。
　　我给了司机六十块钱，让他开了一张发票。吴琴心坦然地上了车。我们挥手再见。
　　我步行回招待所。双手抄在口袋里。眯眼顶着北京早春的大风。在大街小巷信马由缰。我想起了吴琴心的前夫，也是我们的同学，不同班。这次我们竟没谈到他。我想起上学时候我到北京，吴琴心接站等了两个小时，火车停下之后她冲上前乱踢车厢。我们和乘务员大吵起来。最后被双双带到车站警卫室。我们宁死不屈，坚决不写检讨。后来吴琴心的爸爸代写了两份检讨书领走我们。我们从车站出来直奔人民日报社告状申冤。这次我们竟然也忘记谈这些往事。往事如烟呵！烟在淡去淡去……
　　没有往事，我们多么潇洒无牵挂。见面吃顿饭再见。
　　北京春天的风很讨厌。黄沙沾满我的羊毛裙。骑自行车的妇女用纱巾蒙着脸。我觉着挺好玩。要是我做生意，我就发明一种念奴娇防沙面罩，准能让京城女性纷纷解囊。
　　我想我们果然是进入一种新社会了。古往今来，念奴娇在人们眼里就是一词牌。苏东坡看到它便填词。毛泽东看到它也填词。我们现在看到它却想到赚钱。真个是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真个是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在一个小胡同口子上，我买了一张大饼和半斤油炸胡萝卜丸子，都是热气腾腾的。烙饼大妈胖乎乎的灵巧的手让我想起吴琴心的妈，她妈用同样的手给我做过炸酱面。
　　我拎着自备晚餐回到房间。毛同志在吃“康师傅”。康师傅是北京流行的一种快餐面。我摊开大饼和丸子请毛同志与我分着吃。毛同志问：“这张饼多少钱？”
　　“八角。”
　　“才八角钱？丸子呢？”
　　“一块二一斤，我称了半斤。”
　　毛同志围着油炸丸子转了一圈，说：“这么一大堆才六角钱。其实北京挺便宜呀！起码比长沙便宜。”
　　我说：“比武汉也便宜。”
　　这时候王先生来了。换了领带，穿着风衣。风衣不同凡响，我只当没看见他。毛同志像我家长一样埋怨地看我一眼，上前倒茶倒水应酬王先生。
　　王先生说：“眉小姐，该玩的地方都去了没有？”
　　我说：“什么事直说。”
　　王先生好像突然发现了大饼及胡萝卜丸子。“哎呀，吃这么艰苦干什么？眉小姐，你应该去餐厅进餐嘛。”
　　我说：“你以为这丸子便宜？告诉你，绿色食品专卖店买的。一块钱一个。”
　　“好。好。”王先生说，“也太贵了一点。毕竟只是胡萝卜，开了发票吗？”
　　“当然没忘记。”
　　王先生无可奈何笑笑说：“学狠了。这么几天就学狠了。”
　　毛同志说：“现在风气就这样，买卫生中都开副食发票。”
　　王先生在与毛同志搭讪的时候拣了一个丸子吃起来。他一连吃了七八个。最后告诉我他还有事，不能与我一同回武汉，让我自己买火车票回去。
　　“那我只能买黑票。”
　　“黑票可能贵得很。”
　　“那我买机票吧。”
　　“算了。买黑票吧，不过买黑票有风险。你又不着急走，设法找找亲朋好友买正道的票。”
　　我一句话不说就走出了房间。和王先生打交道怎么就这么难受呢？资本家德性！我径直下楼，径直往外走。我无处可去。我宁愿在马路上流浪。直到王先生明白我已弃他而去，知趣地离开我的房间。
　　经过招待所大厅时，我无意中发现了王先生的表弟。他坐在油腻腻的公用沙发上，假装注视服务台前登记的人。他的假装神态提示给我一个真实的事实：他在等候王先生但他怕我看出这一点。
　　我成全他。我扬长而去。
　　我回来时全天电视节目已经结束。
　　毛同志说：“天啊，你再晚一步进门我就要报警了！”
　　“谢谢你！”我说。
　　“你把王先生弄得太难堪了。”
　　“他活该。”
　　“你们这些年轻人怎么没有一点情没有一点义呢？”
　　“我还没有？他才没有！你不知道内情。”
　　“我不知道内情有什么关系。”毛同志正襟危坐，严肃地对我说，“我有感觉。我感觉到你生怕受伤害，一受委屈就薄情寡义翻脸不认人。人家王先生已经受过许多伤害了，所以处世圆滑一些。但人家心里始终藏着一股爱意。”
　　我对毛同志刮目相看。
　　毛同志说：“不相信我的话？”
　　“打死我也不信。”
　　阳光灿烂照耀着招待所我们房间的镜子。我在镜子里梳头。我透过自己的脸窥视自己的心。毛同志对我的感觉还是有几分准确的。此时此刻我的心像一片沙漠。与朋友也就是吃吃喝喝，说说笑笑。你替我办点事，我替你办点事，你说我好话，我吹捧你几句。全是俗入俗套，灵魂从不颤动。人走了茶就凉了。风吹过沟壑就平了。我是这样的？
　　我想不是。我不想是。紫红色的电话机跳入我的视线。我久久望着电话。看见马甸桥上空的月亮在白天升起。我是有真朋友的。我这个朋友和我亲兄弟般相似，情同手足。尽管我们远隔千里，音讯全无，我相信我握有他的钥匙他也握有我的钥匙。
　　我手中只有他几年前留下的六位数的电话号码，而北京现在已经是七位数。我无法找到他。
　　我慢慢提起话筒，心里充满情意。在北京打最后一个电话吧。电话通不了是电话的问题，我只证明我的心。
　　我慢慢拨了六位数，万料不到电话通了。一通就听他问：“喂哪位？”
　　我张皇失措面红耳赤瞅着话筒。
　　他说：“喂，请讲话。”
　　我讷讷地说：“对不起，我以为电话不会通的。”
　　“哦——”他一声长长的哦刹时删掉几年的空白，他温和地说：“小姐，电话从来都是通的。”
　　“北京不是七位数吗？”
　　“还剩最后一个局是六位数。”
　　就事论事之后，我不知说什么才是，太没有心理准备了。
　　他说：“你来北京了？”
　　“我要离开北京了。”
　　“什么时候？”
　　“明天。”
　　我这人的确变刁了。前一刻我都没打算哪一天走。朋友一接上头就拿刀刃试红白。不给他时间不给他余地，看他怎么处理。
　　他说：“明天我不能送你。对不起。”
　　我假笑，说：“没关系。你在忙什么呢？”
　　“忙‘两会’。”
　　我一时间没反应过来：“什么‘两会’？”
　　他说：“看你，这么大的国家大事：政协、人大两个大会嘛。”
　　“你和‘两会’有什么关系？”
　　他觉得我的提问很可笑。“我在会上。懂了？”
　　我忽然想起了平常在报纸上见到的他的名字，总是很高兴他成了一个人物。这会儿怎么忘了。
　　“懂了。”我说，“你搞政治了，你是个比较著名的人物了。那你忙吧，不必送我了。”
　　“这样吧。今天晚饭时间我有两小时可以自由支配，我请你吃顿饭。”
　　我说：“不吃。”
　　我说不吃的时候眼前飞快闪回这次来北京的所有委屈和失望，我的泪水夺眶而出。
　　“别哭。”他说，“我现在身不由己。既不能送你也不能陪你玩玩。但我们可以一起吃顿饭。”
　　我一边抹泪水一边冷静地说：“我没哭，我也没时间吃这顿饭。”
　　我们都不说话了。一种梗塞状的难受劲从我们的心中慢慢滚动过去。
　　他说：“那就不吃？”
　　我说：“不吃。再见。”
　　这次我能肯定我的钥匙没丢而他把钥匙丢失了。
　　我立刻着手办明天离京的火车票。
　　毛同志陪我和票贩子老赵谈买黑票的勾当。我们三个人都坐在招待所肮脏的沙发上，面对从不走动的世界各国时钟。老赵长一北方男人的大脑袋，留寸头，齆着鼻子说一
　　口老北京话，满口舌头乱卷，句句理直气壮。找老赵买票的规矩是必须事先交纳手续费。到武汉的当日硬卧票，手续费五百元人民币。次日票，三百元。提前三天订票，一百五十元。提前一星期，一百元。
　　我说：“我要明天的。”
　　老赵说：“先交三百，明天按票价一手交钱一手交票。”
　　毛同志说：“你不能便宜一点吗？”
　　老赵说：“大婶，您当这是菜市场买萝卜大白菜？”
　　我说：“三百就三百。可是我凭什么相信你？我把钱给你你一去永不回，我上哪找你？”
　　“这好办。我不收这钱。”老赵拉过服务台里面的小姐，说：“把钱押在她这儿行吧？”
　　老赵就是招待所总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