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宇文集-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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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

　　公元１６５年李膺的第二次被任为司隶校尉，使很多潜在的冲突尖锐化。其背景则是很多人在乡间放债买田，通常以宾客行之。地方官若加干涉，则发觉这些人的后台老板都是朝中显要。而最有威权的，则是中常侍张让，他就是宦官头子。《后汉书》的宦者列传说：“宾客求谒让者，车恒数百千辆。”李膺到任方十日，就抓着张家开刀。张让之弟张朔，也是野王县的县令，被控为“贪残无道”。李膺亲率吏卒在张让家里将他擒获，刚一讯问，立即处死。桓帝还责问他没有请求即行诛杀。李的辩护，不依照法律，完全根据经史，并且强调孔子作鲁司寇七日即诛少正卯，他任司隶校尉已十日，实在是行事愆迟。他这一辩因此脱身，以后也迭有浮沉，终于灵帝朝宦官与名士斗争时被拘入狱被拷死，他的门生千余，也受禁锢。事在公元１６９年。

　　对这期间发生的争端，我们决定谁是谁非。党锢列传里也提出很多名士对宦官实用性宾客集团的诛杀，甚至遇赦的也杀，老母也杀，而一次屠杀好几百人。当时的人还说“纪纲败废”，我们则只能强调这是社会进化，法制不能跟着调整只好以道德代替法律的结果。况且宦官，女后，外戚和朋党并不是促成汉朝瓦解的真原因，他们不过是千百万事实的工具。张让是宦官领袖，后来与外戚出身为大将军者何进作对。可是何进还不过是太后的异母弟，张让则有一干媳妇，乃是何太后的胞妹。所以很多朝政的纠纷，还在家庭里产生。

　　传统历史家写汉亡，或归根于桓灵之间的宠用宦官，或归咎于黄巾贼造反，或归咎于召董卓的番兵入卫。而其实大规模内战开始于宦官已被整肃，黄巾已平，而董卓身故之后。公元２００年官渡之战，则在汉亡之前，已经展开了长期分裂的局面。一方面代表新兴地方势力者袁绍，此人七世祖袁良以学《易经》起家，在西汉时曾为太子舍人，他将学术传于孙子袁安。袁安举孝廉，为郡太守，为司空（工部大臣）司徒（民政大臣）。自此没有一个袁家子孙不是东汉显官。袁绍自己曾任虎贲中郎将（近卫军司令）和司隶校尉。袁氏四氏三公，门生故吏遍天下。袁绍进军官渡，率众十万，给养自河北以大车万余辆供应。抵抗他的乃是曹操。这时他尚想维持东汉的中央政府。他的义祖曹腾乃是宦官，由黄门从官侍从皇太子（即顺帝刘保）读书。曹操之父曹嵩乃是曹腾养子，而曹操自己也举孝廉。他的军队大都以黄巾降人编成，给养则得于屯田。也就是人员与物资都产生于现存体系之外。

　　以学阀而为军阀，这在世界史里是创举。汉代的覆亡，则证明一个政治体系，对各人私利观完全否定，只能控制一个简单的社会，一到情态繁复，各人口是心非，就无法和衷共济。今日我们读汉末群雄所作的“檄”，和民国初年军阀的“通电”无异。这时纵使他们想合作，也找不到一个合作的逻辑。　
　
　



　　　　　


　

12、魏晋南北朝和浪漫主义　
　　浪漫主义在欧洲是法国大革命前后的产物。严格言之，它是文艺和美术在时代上的趋向，我们不妨用“到自然去”四个字概括它的精神。欧洲大陆在１８及１９世纪之交，深感自中古以来残留的宗教及文化的影响，不合时代，令人感到窒息。浪漫主义的作家脱离古典主义的羁绊，由各人自寻出路，以自己的情绪，作他们写作吟咏描画的引导线，因为如此，他们全也有一种将世事传奇化和美术化的趋向。

　　中国自公元２２０年曹丕强迫汉献帝禅位，到５８９年隋文帝灭陈而重新统一中国，在历史上统称魏晋南北朝。这三个半以上的世纪之内，能够称为统一的时间，不过约３０年。这并不是文人能自寻解放的时代，只是时局动荡，好多人觉得过去苦心孤诣学来的规矩方圆，到时全无用场，如此不如放浪形骸自求真趣。不仅当时人物如此，即后代作者，追慕流风遗韵，也把当时事物，描画得带浪漫色彩。有唐朝刘禹锡年作《西塞山怀古》一诗为证。刘诗云：

　　王睿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暗然收。

　　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旗出石头。

　　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

　　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

　　这原来是纪公元２８０年晋朝暂时统一中国的事迹，这背景则是先有魏蜀吴之三足鼎立。魏亡之前二年，魏将邓艾在成都北的万山丛岭中进军，出敌不意的袭蜀，蜀亡。后来，司马氏的晋代曹魏之后用王睿为巴郡太守，后为益州刺史。此人一生做事，离不开“大刀阔斧”的胸襟和抱负。他在四川造船，费时七载，待得准备停当，王睿已７０岁。于是攻吴的舟筏顺江而下，真是“旌旗器甲，属天满江”。吴主只有束手就降。

　　根据《晋书》的纪载，王睿的大船“方百二十步，受二千余人”。我们也可以想象，以４０尺宽７５尺长的船板，可以符合上述面积。但是即使有四层舱，每舱要载兵五百多名，也未免过多。况且“以木为城，起楼橹，开四出门，其上皆得驰马来往”，就有些难以置信了。书内又说吴人在江险碛要害之处，以铁锁横截，王睿乃作火炬，长十余丈，大数十围，灌以麻油，烧起来的时候，“须谀，溶液断绝，于是船无所碍”，这些话实近于神奇。我们既无法指驳，也无法证实，只好说委可能作者在文笔之间夸大其辞，其影响之远，从刘禹锡诗可以看了，浪漫主义的色彩超过纪事之精密。我们除非获得其他资料证实，不能以这简单的辞句当作技术史上的根据。

　　然则浪漫主义的出现，也不在此时开端。京剧脸谱曹操，因为在剧中的角色是一大奸雄，所以全部面孔敷白如涂墙，眼细如丝，颊间肌肉折皱，表现一派险谲气象，大有“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的感觉。而关羽，因为他“义重如山”，所以脸谱以赤色为底，其他眉目以及鼻茎都以黑线画成，由中央向四方辐射，大有热情似火，不可抑制的状态。下边的黑痣，可能为现实写真。他的长须，则又是绛红色与面上的枣底相映，象征血气旺盛。吕蒙的脸谱，脸上黑白相次，图案上的结构，表现胸中有丘壑，也稍带神秘色彩，而剧中的角色也以机智称。

　　将这三位人物摆在一起，也有一段文章：原来曹操为魏公，与蜀刘备，吴孙权相对立。以前刘备新败，孙权收容他，让他暂驻荆州，共拒曹公，才有赤壁的胜利。可曾几何时，刘备既据荆湘，又拓土于西蜀，荆州又只借不还，所以孙权老觉得他居长江之上，到底于己不利，乃趁着刘备在四川北部规划，南郡只有关羽留镇，而关的部队又与曹兵交锋之际，致牒于曹公，以讨关羽自效。这个军事计划由部下吕蒙执行。果然吕蒙于公元２１９年年底袭击关羽，使他两线作战，截获他之后，将之斩首传报曹公。然而吕蒙奏功不久，尚未得到封奖，即病发身死。而曹公也不久物故，距关羽授首前后不出一月。次年曹丕受汉禅，刘备和孙权得到借口，也仿效称皇帝，于是才全面展开三国鼎立的局面。

　　这与浪漫主义有何相干？

　　整个三国时代，是英雄豪杰风流人物浮沉起伏的期间。因为战事连亘不断，皇帝威信又名实俱亡，很多舞台上的角色，已不受道德上的约束，于是趋利赴势。他们自述胸襟怀抱，慷慨真切，全无腐儒气味。做起事来，也是畅快淋漓。这当中还有很多奇人奇事。譬如蜀之诸葛亮（等于现代的参谋总长），他的哥哥诸葛谨仕吴，也做到战区司令长官的地位，并曾以特使的身分访问蜀汉。又如孙权当初将他的妹妹嫁与刘备，后来又与刘备成了对头等都是。纪这６０年事者，为《三国志》。陈寿之原稿，分为《魏书》，《蜀书》和《吴书》。因为缺乏一统的政治中心，所以作者就不须迁就某个固定官僚集团的逻辑。而这书又在南北朝时经裴松之集注，采取了很多当时公私著作，逐章逐节补陈著之不及，了提出不少纠正及置疑之处。因为其中资料五花八门，常有我们在正史里不容易见到的传闻。由于选材不致全部为儒家思想所支配，所以作史者可以有将之传奇化和美术化的机会。在我们而言，反而可以借此得到一个特殊的角度，去窥见中国历史运转之奥妙。

　　《三国志》里的曹操，不见得比他同时人物如刘备，孙权更为谲诈。而且他有敢说敢做，豪迈磊落，放浪不羁的浪漫色彩。譬如说他不顾家人生产，那是因为他志在天下，用不着瞻前顾后的去忧虑衣食和积蓄了。而他的放浪不羁，可以在“每与人谈论，戏弄言诵，尽无所隐及欢悦大笑，以至头没案中，肴膳皆沾污巾帻”的形容中看出来。这也可与他的诗“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相印证。

　　“建安十五年十二月己亥令”实际是曹操流传中外的一篇自传，内中说及他自己是一个非常人物，有志“建立名誉”，不愿作“凡愚”。但是参加讨董卓之后，事实逼他东征西伐，兵权也因此越做越大。以曹操的希望，还是想保存一个完整的中央政权，所以他虽向外讨伐，却屡陷于内线作战的地位，又因为他挟天子以令诸侯，所以他成了众矢之的，他自己也知道“慕虚名而处实祸”的危机。从这些地方，我们不必怀疑他不是坦白直言。

　　而最被道统人士攻击的，则是“魏武三诏令”。此令是曹操于公元２１０年，２１４年，和２１７年以丞相的地位下令求才，内中提及有品行的人不一定有才能，有才能的不一定有品行。所以他征求的不在“实行”和“守信”之士，即使“不仁不孝”，只要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他都会提拔录用。这诏令虽然不是表示人人做坏事，但是影响汉末问题之大，不是传统道德所能解决的。

　　曹操能够出类拔萃，是由于他的不拘小节，眼光远大。然则他虽看清传统道德不能拯救当日毛病，但他也不知放弃传统道德亦不见得能拯救当日毛病。至于他是否真说过“若天命在吾，吾其为周文王矣”我们不得而知，即使我们相信他曾如此说，他的儿子曹丕也不是真的周武王，亦即魏代汉不能真正解决问题，有如晋代魏也仍不能解决当日问题。即以王睿的大刀阔斧造楼船在上面驰马，仍未解决魏晋南北朝的问题。司马炎刚一统中国，十年之后即有贾后之乱与八王之乱，因此引起“五胡乱华”。公元３１１年洛阳沦陷，３１７年长安又失守，东晋偏安江左，嬗替而为南北朝之宁齐梁陈。北方之“酋领”如刘曜，石勒，苻坚不能解决问题，南方的军事领袖如桓温，刘裕与萧道成也仍不能解决问题。现在看来，东汉覆亡之后的３６９年酝酿着一个大问题，牵涉整个国家从头到尾的重新组织，不仅曹操不可能预测，即作史者如陈寿及裴松之也仍没看到演变之全豹。

　　让我们回头再说《三国志》：书内提及吕蒙原是一介武夫，孙权只间便的劝他读书，不料此人不读则已，他一读起来就“立志不倦，其所览见，旧儒不胜”，因之他的谈吐见识，与以前豁然不同。谚语之“士别三日，即更刮目相看”，出自此处。只有此书之叙关羽，则想象与现实参半。此人武艺必有独到地方，譬如他与颜良对阵，“羽望见良麻盖，策马刺良于万众之中，斩其首还”，文中又没有提及两方随从将士之行动以及对阵之地形及距离，类似侥幸，又若有神授。他之不受曹公优渥，一意投奔先主，应系实情，也与他的习性符合。可是书中叙述他的英雄末路，则毫不恭维。关云长对部下不能开怀推恩的掌握，对于敌情判断，侧卫警备也全部马虎，又破口骂人，缺乏外交手腕，造成两面受敌的危境而不自知，最后他的部队毫无斗志，不战自溃，他自己只能率领数十余骑落荒而走，也再没有表现斩颜良时之英勇。以这样的记载，出之标准的文献，而中国民间仍奉之为战神，秘密结社团体也祀为盟主，实在令人费解。

　　西方的社会学家，树立了一个“大传统”与“小传统”对立的观念。他们认为一个社会的大传统，有正规的组织，结构和形式化，但只能适应于高层人物。小传统则比较通俗化，适应于大众。它采取大传统的精义，融会简化而有时稍微歪曲之，只要不南辕北辙则可。而且两者之交流也是相对的，小传统在长期日常生活中凝聚若干信仰和观点以后也可以被大传统吸收。

　　中国之忠孝观念由四书五经阐述开来应属大传统。《三国志》为二十四史之一，也算是这传统所笼罩的一部分。但是因其中资料分歧，离奇的事物荟集，很容易为小说家抽取裁剪补缀而成半创作性的大众读物。事实上它也就是宋元话本的基础，后来又经过元明之间罗贯中等整理，便成为《三国志传通俗演义》。既称“通俗演义”，则照社会学家看来已属小传统之范畴。所以周瑜见杏黄旗而大叫一声，孔明祭东风，孙权与刘备剑砍石块成十字等等更离奇的遭遇与真人实事混合以提高读者的兴趣，都可以信口呵成。其方法则是将信史更浪漫化。《三国演义》英译本标题为RomanceoftheThreeKindoms（三个王国的浪漫史）不为无因。而京剧跟随着以白脸表示曹操之阴险，枣红面表示关羽之不可泯灭的忠厚，蝴蝶式的脸谱表示吕蒙之有心计，也是将历史传奇化和美术化。

　　我们今日提论这些观念，其目的不在凿穿小传统之虚枉。相反的“民俗”也可成史。中国的君主制度，以皇帝和天命直接统领万亿军民，中层脆弱，法制简单，政府力量之不及，半靠社会力量支持。可见精神动员的功效是无可否认。大传统也好小传统也好，民间的忠孝观念实为撑持宋，元，明，清以来大帝国之有力支柱，这也不是我们学历史的人所敢于忽略。然则话本及剧台上的曹操与关羽及其影响只是魏晋南北朝以后历史上的侧面情景。现在我所谈的是历史本题，涉及公元２２０年后长期分裂的主因。前人与事实相处过近，也只看到演变的一片段，所以仍待我们曾亲身经历一个类似的大变动之后，将视界看宽看深，才能将资料重新编排，彻底检讨。　
　
　



　　　　　


　

13、长期分裂时的悲剧　
　　公元２９０年晋武帝司马炎去世。他是晋朝的第一个皇帝，２５年之前他令魏主曹奂向他禅位，有如２２０年曹丕之迫汉献帝称：“率我唐典，敬逊尔位。”其逻辑是有德者君临天下，唐尧虞舜都以此“历数有在”有规律行事。而实际上曹丕确比汉献帝强，而司马炎更比１５岁的曹奂强。可是这些篡位者没有看到的是，他们自己是世代权臣手执兵符，当然声震朝宇。可是一做了皇帝传之子孙，又变成了宫殿中的傀儡。皇帝原来是文官集团的首脑，他以天命统御群臣，开口则为圣旨。如果做得好，经过他的指示，则不合理的事体亦公认为合理，受不公平处理的人臣也只能自怨命苦，而仍歌颂“皇恩浩荡”。因之下层机构统计不实，行政乘违的情形亦可以就此掩饰。只是公元３世纪之末至４世纪之初，中国有很多大问题没有解决，已经掩饰不起来。天子的圣旨，也很少被人认真算数。况且与外间隔绝，废立出诸权臣，其不能有所作为，也是势所必然的。

　　可是司马炎在位２５年，好像已突破这种环境。公元２８０年“王睿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暗然收”，就此结束了过去三国鼎立，而重创天下一统的局面。并且他又于公元２７７年大封宗室子侄为王公，郡公，郡侯，县王，“更制户邑，皆中尉领兵”，也就是管理境内的民政财政和军政。全国３９郡之外，另有２１“国”，盆置于今日之山东，山西，河北，河南及辽宁，以拱卫京师，同时又有一部分亲王参与朝政，如此也不会被权臣宰割了。

　　偏偏在２９０年继位者为惠帝司马衷。他在历史上最有名的事迹，乃是臣下报告他，百姓饿死，他就反问：“何以不食肉糜？”我们听过法国大革命时皇后MarieAntoi…nette闻及百姓没有面包吃曾叫他们吃糕饼的故事，对于此类传闻，不能认真。只是司马衷在晋室皇位极端艰难之际，庸懦无能，必然属实。否则也不会有如此的传闻编派到他头上，并且记入信史了。

　　法国革命时皇后以貌美而轻率称，司马衷的贾后，则以丑陋著名。据说她又矮又黑。其实这也与以后的事体无关，只是内外多故的时候，历史纪录不针对重点发挥，而加入这些不干大局的细节，更容易渗入带偏见的资料。

　　据说贾后缺乏母教，不守妇道，行动淫虐，因干政与皇太后杨氏冲突。太后之父杨骏则为“太傅，大都督，假黄越，录朝政，百官总己以听”。于是贾后也组织一个与她自己接近的集团。因为她父亲贾充也是权臣。她不仅把族兄从舅拉过来，也笼络了皇室司马家的一部分亲王，如汝南王司马亮，此人曾被司马炎封为“宗师”，有率领宗室子弟的威望。又因为他们联络了朝中一部分名士，所谓“二十四友”的官僚集团。这权力斗争的重点始终没有在传统的史料里说得清楚，我们翻阅《晋书》帝纪，列传，食货志，职官志，感觉到晋朝始终不是一个正规的朝代，武帝和惠帝之交，方才以军政府的姿态企图创立一种民政制度，组织未遂，即变生肘腋。譬如刘毅传里说及刘把武帝司马炎比喻为汉之桓灵。他说：“桓灵卖官，钱入官库；陛下卖官，钱入私门。”可见晋的财政始终未上轨道，否则开国之君，四海为家，当不致卖官鬻爵。而且武帝纪内说及“贾充凶竖”，“杨骏豺狼”，更可以窥见其朝廷并没有设官分职好好摆布，权臣仍是虎视鹰眈，后一代太后与皇后的冲突，也非仅出自宫闱。我们一般的观念，晋朝已树立一种“封建制度”，现在看来，其中一半是纸上具文。刘颂传里评当初设计即说：“法同郡县，无成国之制也。”而职官志针对公元２７７年令诸王之国（即是到指定的疆域履任）的时候说：“而诸公皆恋京师，涕泣而去。”地理志则与之相冲突的说：“王不之国，官于京师。”这时候朝廷想做的一件大事，即是所谓“占田法”，凡士庶人等所领耕地佃户都按品级有所限制，即王公在京师附近的地产亦然。这些条例无全部奉行的迹象，只是在这草创期间诸事不定的季节，朝廷一有变故，就使很多人感到不安。不仅财产与名望受影响，而当日习惯，政争失败，则被判以极恶的罪名，有身家性命的危险，凡此都是构成贾后之祸及八王之祸的原因。

　　公元２９１年的冲突，贾后胜利。杨骏以造反被讨，死于马厩，太后被废。但是不旋踵间，后又与汝南王冲突，乃指使楚王司马玮杀之，这才除去八王之一。再之楚王又以矫诏罪被诛，太后也被弑。又近十年，公元３００年，贾后杀太子，赵王伦起兵反，诛后，并且废司马衷而称帝。至此则有淮南王允讨赵王伦不克身死。继之又引起齐王同，成都王颖和河间王遇的联合军事行动。他们的复辟成功，赵王被赐死。３０２年齐王同又有擅权模样，由河间王遇指使长沙王义杀之。以后战事由洛阳波及长安，成都王颖自缢死，河间王遇为南阳王模所杀，长沙王义为东海王越所杀，东海王越则为讨喝人石勒时战死。自贾后参政起，至惠帝３０６年中毒身故，前后１６年，战事波及今日之山东，河北，河南，陕西，各王动员时，有称二十万者，有称七万者。每次战役死者以万计，其详细经过，无法综合梗概叙述。而五胡十六国开始于此时。３０４年匈奴之刘渊初从成都王司马颖起兵，不久就自称汉王。一时从他的，“二旬之间，余已五万”。至３１１年他的族子刘曜陷洛阳“害诸王公及百官已下三万余人”。

　　这些史迹已经不能以短时间片面的解释，也不能以历史舞台人物的贤愚不肖去概括全部经过。有如五胡十六国的“蛮酋”，如刘渊，“幼好学，师事上党崔游，习毛诗，京氏易，马氏尚书，万春秋左氏传，孙吴兵法，略皆诵之，史汉诸子，无不综览”。刘曜则“善属文，工草隶”。又立太学及小学，“选朝贤宿儒明经实学以教之。”石勒令僚属“典胡人出内，重其禁法，不得侮易衣冠华族”。石季龙“颇慕经学，遣国子博士诣洛阳写石经”。慕容光对“贫者全无资产，不能自存，各赐牧牛一头”。苻坚“起明堂”，“亲耕藉田，妻苟氏亲蚕于近郊。”又“发其王侯已下及豪望富室僮隶三万人，开泾水上源，凿山起堤，通渠引渎，以溉冈卤之田，及春而成，百姓赖其利”。并且他们讨论国计民生时都以经史诗书作注脚，就算全部由文臣缀饰而成，也不能算是“乱华”，反而表现他们想利用传统办法，收拾残局，可惜后来也都统统失败。

　　我们从长时期大眼光看来，秦汉的大帝国（从大历史的观点看来也可称为“第一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