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宇文集-第8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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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哈灵顿看来，一个国家的体制可以是绝对皇权，也可为封建皇权，或共和制，依土地在一人掌握之中，少数人掌握之中或多数人领有之中而定。在他的时代，英国已走上了第三途径。并且政局之妥定，也不是完全被动的视经济条件而转移。大势既决，执政者仍可以从中调节，力求均衡。他建议英国行土地法，限制地产，使每一个家庭由地产所得收入每年不逾2000镑。超过此数，即须分配给各个子孙。

　　哈灵顿的书中仍包含若干乌托邦的性格，例如作者主张重新安排社会的下层结构，将全民组成教区（parishes）、百家集团（hundreds）及部落（tribes），以为选举立法代表之凭藉，再按他们的贫富编成步兵及骑兵。这些建议虽然没有付诸实施，可是组织选举区及普遍征兵，则是现代国家之一般原则。《海洋国家》也主张草拟成文宪法，政府分权，执权者周流轮转（rotationofoffice）与秘密投票。这当中有很多特点显然受到威尼斯的影响，经过他的传介，这些影响以后也及于美国。

　　中国的读者务必看清，《海洋国家》虽然主张限制土地所有之最高额，但与中国的均田有天壤之别。中国之均田、占田或限田，使每家分得50亩至百亩之士地，全国之小自耕农不下数百万至数千万户。英国之土地集中于贵族手中时，领有爵衔之贵族通常不出一二百人。即在17世纪土地已一再分散，但是与中国土地之零星分割使用仍不能相提并论。例如在斯图亚特王朝下领有200至250英亩之地主，还只被称为小乡绅（lessergentry）及中产阶级。计1英亩约等于6华亩，上开数字在中国已被认为庞大，一班文人即可用“膏腴万顷，田连郡县”的名目随便指责矣。哈灵顿的方案，最高限额每人只能有2000镑之收入，然则据估计，当日英国全国之士地收入也只有1000万镑，所以只有5000个如此之大地主，即可以将整个国家之土地全部霸占，使其他的人户全部成为他们的佃农（英国17世纪人口在400万至600万之间）。从这些条件看来，哈灵顿的建议只是预防唐朝“藩镇之祸”形态的巨家大室危害国家安全，他没有以纯粹经济上的理由禁锢自由的发展。

　　除了这2000镑年收入的限制之外，哈灵顿愿意让现有土地占有维持现状，不加干涉。纵使他提倡平等，也不是数目字上的平等，而是享有平等的经济机缘。他说：“勤奋为存积（资本）最有效的办法；存积则忌均平。”同时，他理想中的社会是一个流动性的社会，从工商业存积的资本也可以与农业资本对流，以至农村经济与都市经济合为一元。

　　这种说法，今日的读者不容易产生深刻的印象，因为以后事实既已如此展开，则观察者也觉得不足为奇。所以本书不惮再三提醒读者，务必要想象17世纪之英国，封建制度早已崩溃，而资本主义尚未登场，在这青黄不接时期，最后阶段的情景。当日右派之君权神授说，无异提议将历史倒推，回到中世纪。左派之喧嚷自由则没有体会到自由并不是令各人自生自灭，而是要有耕地、有工作、有市场、有交通道路、有生活保障，凡此各事都要代价，并且不能超脱历史的环境，凭空产生。内战之爆发，也可以说是各种不着实际的想法各走极端所至。哈灵顿的著作，继霍布斯学说之后，说明英国面临急遽的变化。这变化却有200年的背景。乡绅兴起，代替了昔日贵族地主，为社会领导的力量，并且已在各人出生数代之前构成了一种澎湃的力量。那么如何应付这局面？这种组织与运动既由金钱发动，则整个社会也只好接受现实，用私人财产作新组织的根本。哈灵顿主张依贫富将人民组成步兵及骑兵，也就是在军备上及社会分工合作上照此原则安排。提倡成文宪法，亦即脱离旧日之习惯法，别开生面。我们今日司空见惯，在当日却为创见，有革命意义。而且《海洋国家》以英格兰的现实情况作背景，与历史衔接，和一般乌托邦的建议不同。

　　为什么上述社会之蜕化既已经历一两个世纪之久，其间征象要等哈灵顿著书才一语道破？在这里我们要重申，所谓“封建制度”和“资本主义”都是后人创拟的名词，用以概括历史上广泛的组织与运动（虽说资本主义尚未全部成为历史），其本身不可能按计划，有预定进度地依时产生。在英国，这时候农业技术还追随荷兰之后，如引用荷兰式之犁，招用荷兰员工，构成剑桥以北沼地的排水系统。若非圈地运动继续发展，私人土地所有权还不成定局。总而言之，其低层机构中仍有千百头绪，不能由一种体制立即跃入另一种体制。只等到如此庞大的运动临迫到发展之最后阶段，思想家才能领悟到整个的幅度和纵深。而且霍布斯及哈灵顿也由于他们和自然科学家接近，才能产生一种近似社会科学家的眼光。

　　近代学者常批评哈灵顿的写作富于说教意味，可能由于其中带有阶级斗争意味。查理二世复位前夕，《海洋国家》一度极被伦敦有识之士重视。似此，他在历史上的影响甚可能超过后人之认识。

　　还有一点，哈灵顿之言论，足为其盛誉之累。17世纪英国作家涉及政治经济情事，通常提到海外殖民地。《海洋国家》更对邻岛爱尔兰有一段建议，主张将之征服后，招募犹太人移民，责成他们在岛上开发农业，除了军事开销之外，其收入尚可以向英国每年进贡200万镑。

　　光荣革命及洛克

　　英国1689年光荣革命成功，可以说是在各种主张之间取得妥协。威廉为荷兰人，而由英伦政客邀请入主，实质上是一个被选举的君主。他与玛丽同为斯图亚特王室之直系苗裔，所以又维持了王位世袭的原则。其后在1701年，更由议会通过“继承法案”（ActofSettlement），预定王位属于詹姆士一世之外甥女苏菲亚（Sophia）及她的继承人。同时又表决以后国王或王后必为英格兰教会之一员，国王如为外国人，出国必须经过议会同意。此外，1689年通过“权利清单”（BillofRights），1694年成立英伦银行，奠定了国债的地位，使国王不再以人身对国家财政负责，都是宪法史上的大事。经过这些历史上重要的里程之后，光荣革命前之英国已和1689年后之英国截然不同。只是这一串重要的改革，不用宪法会议的程序揭扬铺张，仍保持传统程序。这也表现时人不务虚名，只求实效的性格。约翰·洛克在历史上被称为光荣革命的发言人。他的学说融和常情，缺乏逻辑上之完整，看来也符合时尚风气。

　　17世纪英国的政治思想家如霍布斯及哈灵顿都曾在牛津上学，到大陆旅行，对新兴的科学感到兴趣，也都在中年之后才发表他们重要的论文。洛克也在这些方面步武他们。他生于1632年，父亲出任地方律师，内战时加入议会派军队。因此洛克有中产家庭的背景。此后在牛津居住约30年，受过希腊拉丁文和古典教育训练。他本身又对医药有兴趣，获有医学博士学位。只是他健康条件欠佳，有时需要长期调养。

　　在当学生和教师的时代，洛克已与政治结下不解缘，曾参加英国访问布兰登堡（Brandenburg，德国王室前身）之使节团。他在1666年结识了古柏（AnthonyAshleyCooper），和古柏一家发生密切的联系，对他后半生的生活有很大影响。古柏在内战时首先参加勤王军，后改入议会军，最初支持克伦威尔，以后又反对他的独裁，支持查理二世复辟。复辟成功后，古柏被封为男爵，又进封谢夫兹伯里伯爵（EarlofShaftesbury），曾在查理二世朝中担任要职，也聘洛克为秘书、顾问及家庭教师。古柏最后的政治行动，则是反对詹姆士二世嗣继王位，这活动不成功，他被控叛国，只好遁迹海外，死在荷兰。洛克也被控支持蒙茅兹公爵的叛变（详第四章），不久也亡命荷兰，直到光荣革命成功之后才回英国。他以前虽曾发表过各种文字，重要的著作都在威廉及玛丽时代刊载。洛克晚年曾在威廉朝中担任商业及海外农场公署督办，年薪1000镑，4年之后因健康原因辞职。期间，他继续著作并且修改以前的书刊，1704年逝世。

　　洛克的文集，排印达9册之多，当中只有三种影响后人最深，都在1690年初次出版。其中一种题为《人类悟性论》（AnEssayConcerningHumanUnderstanding）。其主旨在否定所谓与生俱来的观念。如果人类都有与生俱来的观念，那么为什么小孩子不具有这样的观念？洛克并不坚持任何的了解都待人类的感觉而产生，他承认也有外界的事物，其存在并非我们的感觉所能目领耳受，然则也不出于天生的观念。例如5＋7＝12，并不由于一种先天的观念预藏在人的脑里，而是出于经验之推断。而且很多抽象原则出于感觉之后，例如我们必先能辨别红色非白色，以后才能领略色彩相对之理。以这种辩论的方法，洛克替当日的经验主义（empiricism）打开出路，而有意推翻伦理上及宗教上的武断。

　　其他两种小册子，通常称为《政府论二讲》（TwoTreatisesofGovernment）。第一篇为驳斥菲尔玛（SirRobertFilmer）的论调而作。菲尔玛的著作在身后出版，仍是替君权神授说张目。他从圣经里人类祖先亚当说起。亚当既以祖考的地位管制他的子孙，以后的君权也都产生于同样的方式。国王不用与人民订合约，等于父亲无需与儿辈订立合约。（本书作者按：这与中国传统的君权观念极为接近。）国王加冕的誓辞已经说明他只采用好的法律。至于法律是好是坏，由他作主。人类的自然状态不是平等，而是君主制。所谓天赋人权，人民有选择地组织政府，只是犯上作乱之阶。洛克的驳斥，今日很少被提起。大概由于他著书时，一个国王已因坚持己见而被弑，菲尔玛书出不久，另一国王又因国民拥戴外来的王子而被驱逐，至此君权神授和以宗教领导政治的主张都已不攻自破，也毋须再三辩驳。几个世纪之后的今日，仍旧传颂不绝的乃是洛克的《政府论二讲下编》（SecondTreatiseofGovernment），因为这篇文字较有积极性，而且把著者多方面的见解汇集于一处。

　　洛克的小册子也根据圣经，把《创世纪》当作历史看待。书中说及亚当和夏娃有养教儿女的天职，可是他们管制的力量是暂时的，只适用于儿女助弱之时，且仍要合于理性。儿女既已成长，则这种管制的力量已无必要，幼辈可能尊敬长辈，不一定要服从父母。至于父母有时候以遗产为饵希望儿女继续服从他们，则已是生意，有如合同关系，不能谓为天赋父母如此之权力。

　　在另一段，洛克也把婚姻关系定在主要为繁殖之用。人类的婚姻关系较其他的动物为长，也较坚定，乃因人类之婴孩需要长时间的教养。前儿尚未成年，次子又已出世。自然法则之需要夫妇关系长期继续，无非这种原故。如果其目的达成，只要夫妇间有适当的经济安排，没有理由不能中断其婚姻。法官判案，只能根据这原则。

　　虽说洛克所述，纯站在研究政府的立场否定父母和男人有绝对和永久的权力，有时他也说儿女是因感激父母养育之恩而自动扶助他们，或者因为习惯的关系，在小事上对父亲让步，夫妇因一同养育儿女，可能培养共通的兴趣，这些情形纯系私人和个别的感情，已与他所说的权力与义务无关。这些议论在今日看来，已属司空见惯。但在17世纪则已将唯物主义和个人主义推上最高峰。其与中国传统社会的法制相比，两方之距离更为明显。即在本世纪初年，中国社会根据“三纲五常”的教条，认为服从长上、孝顺父母、举案齐眉不仅是风气所关，而且也是个人人生的目的（换言之，亦即认为这都属于自然法则）。政府和社会提倡之馀，并以实力强制执行之。我们在评判是好是坏之前，先要看出当中一个绝大的距离。

　　洛克的宇宙，既不用以支持君臣、父子、夫妇永恒不变的秩序，那么人生目的何在？

　　他的答案是保持“人身财产”，包括生命、自由和资产。

　　洛克虽然反对霍布斯，但也引用《巨灵》里的“自然状态”和“社会契约”两个观念。但是他的自然状态不是一个吃人的社会。即在初民时期，人类已经遵照自然法则，各人享有绝对的自由，彼此平等，以己之所欲，施之于人，也完全出于一种互惠的局面。组织政府的目的，无非保持这样的状态。因为人类纵善良，总有不守法的人侵犯劳人，自然法则容许被侵犯者予以膺惩。可是个人自己作主，难免褊袒，所以引用政府为公正人。此时政府所有的职权，纯系一种被信任的职权，无异于人民聘用之经理。

　　从这出发点，《政府论二讲下编》强调君主专制是一种曲解理论、出卖信任的作法。书中提到百姓有权反抗暴君时，带着一种“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者也”的语调，作者不怕人民见异思迁，动辄颠倒政府，他只怕他们积习相安，见恶而不除。这种宗旨对光荣革命产生了肯定的作用。此外洛克也用社会契约的名义引入他自己的设计。例如政府必有人民之认可，如无彰名较著的认可，则有含默之认可。民主体制，总是少数服从多数。如果一个公民不满意公众的决议，他有权脱离这国家，另寻出处。政府则三权分立，立法、行政之外，另有“中央政府权力”（fed…eralpower，或直译则为联邦权）专管外交。内中立法权及立法机构最为重要。这些建议及所标榜的精神，经过提倡，成为很多民主国家的一般原则，也为不少研究政府的学者所注目。固然资本主义容易在这些条件下产生，可是这些条件与思想的关系不深。我们注重思想体系之转变，还是要认清洛克对私人财产权的阐释。

　　《政府论二讲下编》接受了欧洲中古以来的观念，认为上帝将世界的资源赐予人类（霍布斯也从这点出发）。这赐予出于一种集体性格，即盈天下之人，享有天下之事物。有待某一个人将他的劳力与物资混合，这物资才成为此人的人身财产，土地草木亦复如此。一个人既于此地耕耘，则有权将所耕之地圈为私地。他若放马吃草，则这草地也成为了他的牧场。在这化公为私的情况下，各人不能过取，亦即必使旁人还有同等机会，也不能浪费，所植苹果、所种小麦必供食用，不能让之霉烂。

　　在叙述人之劳力时，洛克也步霍布斯之后，认为各人之人身财产包括他自己的身体。他说：“虽然地球及所有低级生物属于全人类，但是每个人有他自己，是为其人身财产，除他自己之外旁人无权过问。我们可以说他的体力和他双手的工作都是他自己的。他从自然所供应及遗留下的条件内取出的任何物品，则已将自己的劳力混合在内，亦即是混入了全属他的私产，所以这物品也成了他的人身财产，于是排除了其他人享有这物品之权利。”在这拾取占领的时候，无需旁人同意，因为到处征求同意，势必人人挨饿。

　　以上所说不能过取、不能使物品霉烂的条件不久即被打破。一到货币开始流通，则物品都可以在市场流通，所植苹果、所种小麦，都不至于霉烂。这种安排中，也有公众意识之作用。当众人都承认货币的价值，他们也默认了各人领取物品之范围自此扩大。

　　洛克更褒扬勤奋之人对社会的贡献。他说：“一个人用他的劳力将土地隶属他自己，并不减低人类之所有。反之，他增加人类之所有。因为一英亩私圈之熟地所产生供应人类之物品——让我在现实的范围之内说吧——十倍于同样肥沃而尚未开荒的公地。那么这圈地之人在10英亩里所产生的供应人类方便之处，有等于100英亩尚未开荒之公地。如此，他实际给人类增加了90英亩土地。”

　　货币更加速土地占有之展开。洛克信口说来，当日之土地至少可供一倍以上的人口使用。只是在货币尚未流通的地方，其土地尚待开发的情形依然如故。在已经开始使用金钱的地方，则很“难如此”。以上的叙述，完成了洛克对现下土地使用之解释的准备。质而言之，以下他的论调总不离“资本家的生产方式”。

　　土地既已为各人圈画占有，没有土地的人何以为生？洛克的答案则是出卖劳力。在《政府论二讲下编》他已预先写下人类之自由，包括处置本人人身之自由。只要不违犯自然法，各人对本人人身之安排，非旁人可越俎过问。前面已经说过，他认为劳力也是各人人身财产之一部分，如此则没有不能通过金钱当作商品出卖的道理。购买旁人之劳力，不仅可用于生产，而且可用以扩充生产工具。洛克的解释，可以从下面一段看得清楚。他说：“我的马所嚼之草，我的仆人所刈之草地，以及我在任何地方，任何与众共有之土地内开出的矿产，都是我的人身财产，用不着任何人授权或同意。”这当中值得注意的乃是“我的仆人所刈之草地”。可见得仆人出卖劳力，除了工资之外，别无收获，主人则可以坐待其领域之扩大。

　　初民之平等，至是变为不平等。土地之占用如是，货币之领有亦复如是。“货币根据合约将利润，亦即某人劳力之报酬，运送到他人的口袋里去。其所以如此，乃是货币分配之不平等，其作用与土地占有之不平等相同——因为土地占有之不平等（你可以占有超过你力能施肥之面积，旁人则少有），于是你弄来了一个佃农耕作你的土地；同理，货币之不平等（我拥有的货币超过我能使用的范围，旁人则少有），于是我拉拢来了一个佃家，使用我的金钱。”

　　以上括号及内中字句都照原文。洛克说我拥有的货币超过我能使用的范围，则是我的购买力远过于刻下衣食之所需，于是我可以投资。使用金钱之佃家无非雇来的劳工。他的工资由我预垫。亦即不待制成品之发货出售，已由“我”这资本家先付。因之地使用我的金钱。可是因为今日之方便，必需放弃明日之利润。有如佃农使用东家之土地，必须放弃来日之收获或收获之一部分。

　　从这不平等的占有土地和不平等的拥有货币，资本家和劳动阶级的区分，只有越来越明显。洛克说及劳工“一般从手到口，除了工资之外，没有旁的资源”。资产阶级则“勤奋而有理智”，使用金钱，给他们一个机会扩大他们的所有。在这些方面，洛克反映着17世纪清教徒的思想。上帝虽然将世界的资源给予人类，“他给予勤奋而有理智者之用，而不给予幻想贪婪争夺好斗之人”。在这种条件之下，资本家之资源不立即用于消费，而继续存积。不仅个人如是，全国亦如此。他说：“商业之着眼在财富及权威，两者互为滋长。财富包括大批可以移动之财货，可以向外国人要价，而不在国内消耗，尤其要注重大批之金银。”

　　洛克既在威廉朝中被任为商业及海外农地公署的督办，他当然知道商业尤其是国际贸易之重要。他在《政府论二讲下编》里曾提出一个问题：“假使一个人有10000英亩或者10万英亩之优等土地，既经开发，又储备了各种牲口，只是处于美洲之腹地，毫无希望与外界贸易获取金钱，那他又如何判断这产业之价值？那就不值得圈地占为己有，他就会放弃（这地产）而任之复归于原始状态了。”

　　事实上洛克自己成为英伦银行组织时原始股东之一，认股500镑。后来也被认为是重商主义者（mercantilist）的中坚。重商主义者注重对外输出，以获取金银为国家商业政策之宗旨，其本身不能即认为是资本主义之变称。可是当日信用尚未展开，机器尚未发明，现金为存储资本之媒介，在这条件下提倡重商，获取金银，主旨在增强国家资本。但这国家资本又几乎全由私人资本组成，则重商之过程及其后果，都有由政府授权并鼓励商业资本主持生产及分配之趋向，并且也有将农业组织商业化，促成两种资金对流的效用，所以又无异于提倡资本主义。同时重商主义加速了国际的竞争，增强了殖民地的重要。这些特征在日后也被认为是历史上的资本主义之性格。洛克用不着对这些原则及趋向作有系统的介说（他写作的重点在提倡天赋人权），因为他的地位特殊，只要在这一串发展中抒发己见，他已经表现其为资本主义的发言人了。

　　洛克的传记说明他是一个性急、容易冲动的人，他也富于友情，性情慷慨，愿意资助有志之士，却不愿施舍于无赖。穷困之人成为社会负担，他主张以最严厉的手段处置，甚至在一处写出，“三岁以上的小儿”都要教之以工作，使他们不成为赘疣。这一方面固然反映着当时一般人对失业者不耐烦的态度，可是这种态度也十足表现资产阶级的心理状态。

　　他所处的世界里使用货币，虽有社会之不均等，虽有赤贫之人胼手眼足以为生，其长处则是一般生活程度仍较未开发之地域为高。针对这一点洛克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