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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仁宇文集-第9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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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至一年，一切准备都从短时期着眼。根据日俄战争的经验，野战炮一门一年只用炮弹1000发，而大战时一次战役几天之内就可能耗用这样的数目，而且大规模的战役通常使用炮1000门以上。然则人员装备供应之不济，还只是问题之一面。以后的研究，发现战时经济之发展已产生绝大不平衡。譬如农村间的手工业及辅助工业即因之萎缩，最低限度城市的建筑业和工矿抬头，银行业务日益扩大，证券交易所更较前活跃，利润增值。如此只使社会阶层的冲突更尖锐化。
帝俄时代的陆军，多以贵族子弟为军官，所以军队为王朝之拱卫。战事经年累月，军官团的性格变质，中级以下的人士参与愈多，行伍之间则尽是农民。以后苏维埃（Soviet）组成时，他们由反沙皇而反朝代，继而极端的左倾，主要乃由于农村问题，再加以长期战争的影响。
据估计，俄国的工人在战时由220万增加至300万，尚有100万服役于交通部门。总而言之，他们在庞大的人口中，只占一个很小的比例（要是比例大，则整个下述之运动必会采取不同的途径了）。只是迄至革命前夕，俄国工会运动一直未曾充分展开，劳资向来缺乏和衷共济的习惯。况且工人集中，在彼得格勒一城即有40万。促成他们参加革命的近因，乃是粮食恐慌。以后他们截断铁路的交通，掌握邮政电话，参加赤卫队，将兵工厂的武器交给革命队伍，对革命产生了积极的作用。类似的情形也及于波罗的海舰队的海军士兵，他们距首都近，敌视贵族军官（海军军官与陆军军官不同，一直保持着贵族气息），也容易受革命者策动。
可是以上之因素尚只触及革命之表面；倘要包括革命之全部发展，势必将俄国本世纪初期的农村问题一并摄入。
俄国的土地问题本身就有跨世纪的复杂沿革。原来俄国的穑夫确实有“农奴”身分，领主可以将之买卖，可以对他们加诸任何体刑，可以写一纸文书，叫他们自己拿着到附近警察所报到，由警察鞭挞，也可以遣送他们于西伯利亚。除非领主书面许可，穑夫不能领有财产。沙皇亚历山大二世1861年的解放令，确实是人道主义上的一件大事，只是太迟，虽然在法律上免除了奴隶身份，在土地分配上却没有解决问题，反而增加问题之复杂。
解放令之前，一部分穑夫的生活已较前改善。在南部农业商品化的区域，一般穑夫每周在领主的土地上工作3日，也有不少人是付代役金，只是需要附近市镇工厂展开，穑夫才能获得额外收入。农奴生产只能替领主保持过去封建社会之场面，事实上效率低，也不经济，只是自由劳工不易获得，尤以腹地为甚。1861年俄国人口1／3为穑夫。于是其间有如一段死结；农业生产的方式不改变则不易产生新型的工商业；没有新型的工商业则无法改革农业的生产方式。俄罗斯领域上的大陆性格值得学者注意。
解放令原则上由国家价卖领主之士地，但并不直接赐予穑夫，而是责成他们于49年内以工作或付代价偿还。因为各地情形不同，有些地区准备时期即花了20年，并且解放后穑夫付息高，得地少，大多数情形之下，所谓价接为业始终没有成为事实。“农民生活极少改善。在俄国中部，耕地相当完好，他们因解放反而丧失土地，如此也难能称之为解放。”
又因为穑夫虽被解放，而财政责任未除，从地主买到的土地也并不交与个人，而系组织公社（obshchina）集体保管。如是也如中国隋唐之均田一样，公社不时将零星之土地各依人口之消长配与已解放之穑夫。受领土地者只有使用权，所掌握之地产不得买卖，也不能径自世袭，而且使用者不得径自挑选。这样一来，昔日穑夫无异于政府公地之租赁人，迄1917年，所述公社之管制仍在广大的地区内有效。农民也不可能有行动自由。
斯托雷平（Stolypin）为首相时，曾于1906年提出改革。自此各公社可以将土地卖与农民，各农户也可将手下管业之土地出卖，以便迁往城市改业。斯氏之设计无非制造一批小自耕农，因为他们领有土地，身家财产所系，势必与王朝同利害，而不致动辄参加广泛之农民运动。可是这种法令无法于短时间内生效。事实上斯氏计划行之不及十载，欧战即已爆发，只有200万农户接受这样的处置。大抵俄国的亚400万农户之中，只有1／10因此成为小自耕农，其他多因身处腹地，不便弃业他迁。这些新获得土地的邻居，称为“分离者”（otrubniki），从此不受公社管制，引起其他农民极端的嫉妒与仇恨。
所以二月革命前夕，全俄土地之占有情况确是五花八门。贵族由于封建制度承袭之土地，仍占全体耕地约1／5，一般称地主者为数13万人。又有数百万自耕农，绝大多数则为名义上已解放，实际仍被公社管理之穑夫。因此很难断定俄国此时属于何种体制。
战时政府从农村中征得壮丁1200万，马200万匹，当然减低各地耕作之效率。影响所及，一方面农民渴望获得土地，一方面耕地被废置。即算政府已将大批战俘分发于农村，仍无法弥补因征兵所减少之人力，而且利用战俘者以大地主之门户为多。此外，缺乏牲畜亦为极严重之问题。大概在俄属欧洲部分减少8．4％，南部之北高加索一带减少23。8％。
时人所谓“和平与土地”（landandpeace），即代表一般民众之要求。企求和平，是他们无力承当长期战争之负担，并且沙皇与德奥在中欧利害之冲突与他们不相关。其渴望取得土地固然由于生活所迫，也由于他们觉得受了不公平的待遇。这种观念也受着几十年来俄国虚无主义者及民粹主义者（populist）熏陶的影响（以上人士受有高等教育，经常志愿前往乡村担任教师、医生、客栈经理等）。并且这两种要求连结一起，因为前方的士兵即是后方的农民，再不然则在书信之间彼此受亲戚家人生活之遭遇和情绪上交流的影响。而且帝国内部的少数民族或者要求独立，或者渴望自治并且保存独立的文化。这些民众间的愿望起先看来虚远不着实际，以后都在革命期间发生了决定性的力量。
二月革命爆发于1917年3月8日（以下除了“二月革命”及“十月革命”两个既成语之外，所用日期均据新闻）。彼得格勒城内食粮不足，准备实行配给制，尚未施行，消息外传，引起人民抢购面包，经过好几天骚动，一般市民，尤其工人阶级，怨恨通货膨胀，生活艰难。3月8日妇女节，工厂里的女工举行游行。恰巧一座铁片工厂里的工人因为劳资纠纷被厂方关闭，也加入行列。工会的组织和政党的活跃分子就此也鼓励其他工人参加。示威游行持续第二天，据说有50多个工厂关闭，参加游行示威的近20万人。
这时候杜马（Duma，是俄国的议会，经过窄狭的选举权产生，也只有有限的权力）正在集会，会员也发表指责政府的议论。
游行示威持续到第三天，警察已和示威者发生冲突，数处有了零星的死伤。只是派往支援的军队始终拒绝向人民动武。在这3月10日，沙皇尼古拉二世由前方大本营致电彼得格勒卫戍司令，称游行示威在与德奥决战期间绝不容许，又称“我命令你于明日停止首都内的不法行动”。以后卫戍司令说他接着这电报别无话说，也只能命令军队向群众开火。
11日为星期日，游行继续举行，卫戍军队执行镇压，据一个参与其事的士兵称，兵士都希望部队临场，工人即时分散，纵是奉令开火，也只是对上空发射。但是军官上前即逼迫部队直射。也有军官自行操纵机关枪，当时工人死伤各约40人，游行的队伍被驱散。又因为杜马要求改组政府，设立“负责任之内阁”，沙皇当日接受首相建议，指令杜马即日停会。
当夜彼得格勒的卫戍部队开始哗变，他们杀死驱散军官，由推戴的军士指挥，迄至12日晨从一连到另一连，一团到另一团，士兵开始聚集于街头，将武器交与罢工的群众，又率领他们到兵工厂，取出步枪40000支，从此工人武装与哗变的士兵同流，他们占领重要的建筑，释放被监禁的政治犯，并且向杜马请示，要求活跃的议员领导。
杜马在这时候处于一种非常为难的地位。彼得格勒有工人40万人，卫戍部队也有16万人，虽无从分晓有多少人员积极参与政变，只是卫戍司令派着“可信任”的部队去弹压哗变的群众，不久这可靠的部队也瓦解。最后他自己统率不到2000人，退逃到海军总署，自身难保，遑论发号施令、维持市内治安。沙皇则在500英里之外，杜马议长的告急电报被他搁置不理。首都的面包只能供三四日之需。街上的散兵三五成群，自愿将武器施舍与人。无疑的卫戍部队早经左派分子感化，他们行动时唱马赛歌、张红旗。可是这二月革命也和中国的辛亥革命武昌起义一样，事到临头又群龙无首。杜马没有发动革命，而是“革命来临”到杜马跟前。于是议员决定不接受沙皇停会的指示，并且组织临时委员会，除了最右派议员拒绝参加，流放于西伯利亚的布尔什维克议员不能参加外，有了各党派的合作，当时对外宣布集会的目的，不外保全治安，维持各机构间之联系。
俄国此时最大之革命政党为社会革命党（SocialRevolu…tionaries，简称SR）。社革过去主张土地国有，满足农民的要求，主张以暗杀作为遂行革命的手段。刻下党员增多，组织上缺乏以前的一贯性，也包括了不少温和派的民主运动者。二月革命时开始露锋芒的克伦斯基（AleksandrKerensky）即在革命后由工党改隶社革，以后从这立场主持较温和的政策。马克思主义者，则以社会民主党（SocialDemocrat，简称SD）为表率。马克思和恩格斯将人类社会的进化分为自奴隶社会至封建社会，再进而为资产阶级的社会（马克思始终未用“资本主义”＇capitalism＇这一名词），然后才能进入社会主义体制，当然引起社会民主党员反省。俄国工业落后，民智未开，尚不够资格称为资本主义社会，工人则胼手胝足之不继，又如何叫他们接受革命之重担？因此种种问题，社民党分裂为两派。孟什维克（Mensheviks）意译为“少数派”。他们虽奉马克思的思想为正宗，可是认为俄国客观条件不足以实行社会主义，所以他们目前只能联络资产阶级，促成自由化的改革，争取言论集会之自由，组织工会，推翻专制皇权，以便作下一步的改革。二月革命符合这些宗旨，他们也乐于为之奔命。布尔什维克（Bolsheviks）意译为“多数派”，以列宁为领导人物，他也认为俄国先应经过一段“民主革命”（democraticrevolution）。但这所谓“民主”，乃是“无产阶级与农民的民主专政’。而且列宁对革命党员的成分，更有他独特不同的看法。他心目中的革命者乃是社会上之先知先觉，舍己亡命，以革命为职业。所以其组织不能太广泛，而能够以秘密的方式和“越阴谋越好”（列宁自己的字眼）的手段达成任务。二月革命初发生时，他们没有热烈投入，即至其他党派召开组织苏维埃的时候，他们也仍犹疑了几个小时。一方面因为他们的领导人物多在流亡，如列宁自己尚逗留于瑞士。另一方面因兵变是工厂工人与士兵临时仓卒酿成，难免与他们的革命方针相违。孰料日后他们坐享其成，成为苏联唯一政党。布尔什维克于1918年3月8日，即二月革命之一周年，由列宁建议改名共产党。
宪政民主党（ConstitutionalDemocrats，简称Cadets）主张君主立宪，土地改革，但仍尊重私人财产，也赞成言论集会之自由，此时担任了革命期间不少的任务。他们参加杜马之抗命于沙皇，而仍希望保全皇室。因为当日很多人以为尼古拉二世不得不退位，以后皇位仍可由大公爵麦克继承。
3月12日晚间已有两种革命体制出现：
首先工人及叛军蜂涌到杜马议事厅，要求议会领导，由左派议员接见，当时决定成立一个“苏维埃”。苏维埃为俄语“协会”之意，1905年革命时，工人苏维埃曾一度出现，这次则包括兵工两个部门。当时最大顾虑为粮食问题，所以苏维埃之下设有粮食委员会。又怕反革命军进攻，所以也设军事委员会，此外再成立执行委员会。更有文告委员会担任新闻报道。虽说工厂军队派代表参加，主持各委员会的人物大致为有政党关系的军官、代表工人之律师、新闻从业员，有些尚是杜马议员。譬如前述的克伦斯基，此人还要在革命史内留名，过去他曾以律师身分代表工运，现任杜马议员，当场被推为苏维埃副主席兼军事委员会委员。苏维埃仓卒成立时，旨在维持地方秩序，所以其会址即在议会厅13号室，过去预算委员会集会之所。以后又几历沧桑，今日之苏维埃则为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治组织之骨干。
夜半时分，杜马的议员决定自行掌握政权。杜马议员前军事医学院教授密柳克夫（PavelMiliukov）出力最多，此人过去为宪政民主党发起人之一，以后他出任临时政府外交部长，因为主张继续作战，不孚人望，此时与克伦斯基同为自杜马出面操纵群众掌握二月革命的出色人物。克伦斯基则在临时政府担任司法部长。据说当工人士兵来杜马请示时，他曾指使后者夺取邮政电报局，占领火车站、拘禁沙皇政府里的各部长。
最初这双重体制就已发生轩轾。苏维埃站在“民主”体制的立场，主张推翻皇朝。杜马议员意见分歧，有些出面维持秩序，既想保持会议合法的立场，还怕尼古拉军事镇压成功，惩罚叛兵，对他们自己不利。苏维埃既成立了一个军事委员会，杜马也有了一个同样的组织。以后还是克伦斯基出力调停，将两个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合并，执行命令时以杜马的军事委员会为领导。但是3月14日革命军逐渐掌管全城，部队归顺更多，苏维埃通过全体大会，发布“通令第一号”，成为历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通令第一号授权各部队组织委员会，各部队得听令于杜马之军事委员会，但以获得苏维埃之同意为限。又规定士兵在值勤外享有公民权利，免除向军官敬礼。所有兵器弹药由组成之委员会保管，“在任何情形下不得交付军官”。虽说通令乃针对当日沙皇下令弹压游行而来，在军事组织上实为破天荒。一位参与革命的杜马议员事后说：“看着它的时候，我的血液变成了冷水，这是军队的终结。”
迄至3月12日夜晚尼古拉二世仍以为叛乱可以用军事力量削平，任命了一位将领为彼得格勒的“总裁”，抽调前方部队向首都集结。有些资料强调这将领与杜马的议员接触后，逗留于都城郊外，有些资料则强调铁路工人将运兵的列车停压，破坏了戡乱的计划。彼此又都同意前方的军队也有向革命者靠拢的趋向。总而言之，总裁始终没有履土于国都，最后，他接到沙皇和大本营的电令，终止一切军事计划。
沙皇除了任命总裁之外，于3月13日决定亲返首都，他一直没有抵达彼得格勒。一路上他的火车也受到铁路员工阻碍，并且谣言叠出，或称前一站已被叛军占领，或称桥梁已被爆破。他于14日夜晚改道而达浦斯可夫（Pskov），此地在彼得格勒西南约200英里，也是俄国北方军总司令部之所在。翌日他在此地接见杜马的代表，后者劝他退位，同时大本营的参谋长已与七个高级将领接触，他们一致劝皇上禅让。沙皇与杜马见面时，据称态度镇静，他自称前一日已下决心，至此让位于大公爵麦克。一切文告安排完好后，他仍回大本营。5天之后，临时政府半由顾及他们之安全，将尼古拉一家软禁，当时的计划为遣放他们于英国，可是这计划一直没有遂行。明年（1918）内战期间，沙皇等被拘禁在乌拉尔山下欧亚交界处的城市，有陷入白军手中的可能，本地苏维埃获得中央的批准，就地解决。尼古拉夫妇、儿子、四个女儿、一个医生和三个仆人，于7月16日夜间同时遇害，此是后话。
3月16日杜马领袖聚集于大公爵麦克的寓所内，有人劝进，也有如克伦斯基者严辞警告麦克接受皇位之危险。大公爵与杜马议长商量之后，决定逊位不就。麦克此时手下既无钱无兵，又有铁道被工人掌握而行动不得自由的经验，于是下了一道手令，在没有登基之前，先行退位，只承认了临时政府为合法。事实上俄罗斯在这一天成为民国，只是各界协议之下国体问题留待以后立宪会议解决。于是各地纷纷组织苏维埃。军士独立自主，成立委员会，工人掌握铁道交通、邮政电讯，成为一般现象。以农民为主体组成的村镇委员会，更不受约束。帝俄罗曼洛夫皇朝一向靠传统与纪律存在，这两种力量在10天之内，荡然无存，那么临时政府合法与否，也无从掌握大局，事实上它尚须仰承彼得格勒苏维埃之鼻息。
以上的情形已替十月革命铺路。可是俄罗斯究竟是一个横跨欧亚，包含着亿万人民的大国，与德国的战争尚未停止，因之3月至11月之间也还有一连串意外发展。
历史资料提到1917年两次革命之间俄国的社会情形，至今读来仍令人心寒。简括说来，就是传统维系社会稳定的系带，此时全被割断。农民认为与地主所订各项合约至此全部无效。地主的产业被他们擅自“各取所需”地分割。即不受公社管制之独立小目耕农的产业也无可幸免。7月间临时政府曾下令禁止非法没收财产，可是禁令自禁令，到头总是无法执行。传教士与大学教授的地位一落千丈，他们与官僚和法官一样被卑视。大学里的会议经常有外界分子渗入。学生决议有权修改课程，干预行政，辞退教员。而尤以军队失去指挥系统之掌握问题最为严重。陆军近卫第二师的士兵被控在前线违抗命令，留下了一段史实，可以视作当时军令纵弛的极端情形。
经过二月革命后，该师各部队组织委员会，德兹瓦洛夫斯基（Dzevaltovsky）中尉被推为主席和团代表。他过去是标准军官，4月至彼得格勒开会回团之后态度大变，官兵也唯他马首是瞻。团长除非得到德中尉的谅解，不能下命令管驭部属。德中尉检查官兵的邮件，他主张与敌兵亲善。他自己已加入布尔什维克，经常与士兵接触组织党支部，却不让其他军官参加。在他看来，俄国与德奥的战争为资产阶级的战争，与无产阶级毫不相干。5月，该师奉令攻击。德中尉与士兵集会，决定逗留不前。事后军事当局认为，攻击失败，系布尔什维克在阵线中破坏之故。可是另一方面，参加是役之五零六团有官兵3000人，阵亡及受伤的达2513人，虽说死伤之多，不由于将士之英勇，而系由于被敌炮集中射击。此外各部队逃兵数目之多也骇人听闻。有人估计80万，大概他们将官兵赴后方参加苏维埃的代表算入，另一个估计竟说逃兵有200万。
马克思主义者常说二月革命是资产阶级的革命。可是俄国工厂里的工人只有300万，资本家不能出面成为稳定社会之因素。况且俄国各种工矿企业，近乎一半的所有权在外人手中。劳资双方既缺乏集体谈判的经验，二月革命之后，有关增资问题及八小时工作制（资方认为俄国工人效率低，八小时工作不能与国外竞争），只产生了一串罢工闭厂的纠纷。政府和苏维埃委员会的调解也鲜有成效。为了生活问题及战时生产的需要，只有由工人强制接收工厂自营，或交给国家管理。纵使如此，资本家仍能与银行接触，影响订货单，则接管亦无实际用场。再进一步，则只有没收私人企业，褫夺资本家经济活动的权力，作体制上的改革了。况且铁道运输负担过重，连年缺乏整备，效率显然降低，供应不及，生产因之减少，资本紧缩，也非接收和取缔所能弥补。1917年谷物的生产只有5000万吨，比一年之前减少了1200万吨，而且农民大多背粜。彼得格勒与莫斯科的面包配给，自二月革命至十月革命之间，自每人每日一磅减至每人每日半磅。卢布之购买力贬至以前的1／4。
这八个月之间，至少有一打左右的人物，影响了历史的过程，其重要者无逾克伦斯基及列宁。
克伦斯基由临时政府的司法部长而军政部长，而内阁总理，为人慷慨，善于辞令，一时极得群众仰慕。他希望和衷共济地领导民主俄国，合法地且不流血地完成革命，也有人说他有拿破仑的风度。攻击他的人则说他向资本家靠齐，终必放弃革命的社会色彩。他虽参加苏维埃，但对这种运动不存信心。列宁17岁时，长兄因参加革命而被判死刑，对他产生绝大的影响。也可以说他之一生从上学、旅行、结婚、著书、办报及被逐放，其中积年屡月无不与革命有关（虽说这不是否认他也爱好棋琴及各种运动与户外生活）。他成为一个成功的革命家，半由他始终一致，半由他绝对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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