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尼迪-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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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农村青年一起在城市中寻找工作的，不仅有被机器顶替了的年龄较大的工人，还有充斥着全国各地劳动市场的其他青年人。这是总统特别关心的问题。他警告说，战后婴儿出生的高潮在将近二十年里先使我们的小学、继而是中学挤满了学生，在六十年代中他们将以二千六百万新工人这一数字来席卷劳动市场，而他们之中有将近三分之一的人不会读完中学。他说，这些年轻的、未经训练的和非熟练的工人是造成我们的高失业率的最大因素——这个失业率即使在经济衰退结束以后，也下降得极为缓慢。他敦促我们国家的青年人留在学校里，强调指出他们中途退学后会遇到的种种困难。他力促通过他的教育计划、职业教育法案，以及组织一个青年职业团，使孩子们离开街头去接受训练。他探讨如何利用现行的义务兵役制的程序以证明青年人不仅需要物质上的帮助，而且需要职业训练的帮助。
　　劳工运动对肯尼迪建议的进展感到不耐烦。他们越来越强烈地要求每周工作三十五小时，而拿与每周工作四十小时同样的工资。但是总统举出，这样做增加的成本将对美国企业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产生不利的影响，而且对他本人为防止通货膨胀以免吞没购买力所作的种种努力也将产生不利的影响。他承认最终一个工作时数较少的工作周可能是合乎标准的，但是他的目标是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而不是瓜分现有的数目过少的就业机会。
　　他特别强调培训非熟练工人和重新训练熟练工人，使他们获得工业变化所需要的新技术。这种思想在肯尼迪的一系列计划中全可以找到，如：有关萧条地区、公共福利、职业教育、民权、扩大贸易、青年就业、扫盲，以及第一个全面的有关人力发展与援助的联邦计划。一项有关的措施就是关于工人重新安置的问题，但他不能象自己指望的那样大胆地采用它。肯尼迪在西弗吉尼亚州竞选时，他有一次在汽车里对我说，就这些废弃了的采矿地区的许多人来说，最好的办法是帮助他们离开那里。但是国会议员们情愿投票通过拨款来重新训练他们的选民，而不愿把他们安置到其他地方去，同时大多数失业工人也同样不愿意迁移。
　　1961年，地区重新开发条例谋求把工业与援助转移到这些受过沉重打击的地区去。1962年，为了补充该条例，国会通过了肯尼迪提出的自从“新政”实施以来的第一个加速公共工程计划。1963年，甚至在完成他的援助阿巴拉契亚地区——横跨中大西洋诸州①的那片废弃了的煤矿和贫困的多山地带——法案的工作以前，他便同州和地方官员一起开展了一次协调一致的代表联邦政府的工作。
　　①中大西洋诸州包括宾夕法尼亚州、新泽西州和纽约州三个州。——译者
　　1963年秋天，《纽约时报》一篇关于肯塔基州东部一些处于绝境的家庭的报道使他很受触动。他于是指示制订一个救济这些家庭的联邦特别计划，并打算亲自去巡视这个地区。那年秋天，他还下令制定一个新的联邦反贫困计划。在11月间为1964年竞选运动举行的一次战略会议上，一个选举分析家警告他说，政治实力的平衡权掌握在富裕的郊区居民的手里，这些人不拥护反贫困、最低工资标准和关于萧条地区的计划。在我把这一警告转给沃尔特·赫勒以后，他问总统关于反贫困法案的工作是否还应继续下去。回答是肯定的。多亏了肯尼迪继任人的领导有方，这一法案在1964年终于通过了。
　　不过即使肯尼迪是在经济衰退到达最低点时接任总统的，他对失业问题的攻击还是没有引起公众多少兴趣，这一点也是实在的。“百分之九十四的就业人员对百分之六的失业者不能再漠不关心了”，他与其说是尖刻地，还不如说是实事求是地这样说道、等衰退一过去，国会立即就会阻止实施他的经济纲领中的某些重大的项目，特别是关于不断地加强失业保险，以及关于总统在经济衰退时期有权降低税率和加速公共工程等规定。国会议员们赞同他的加强住房信贷和小型企业信贷、放宽萧条地区计划以及改进公共福利等提案。但是总统说，在我们这个富裕的社会里，重大的支出和改革总遭到“安于现状的人们”的反对。改变总是为一些人所喜欢，而为另一些人所不喜欢的。他自己的哲学已经在他的就职演说中概括地说过：“如果自由社会不能帮助众多的穷人，就不能保全少数富人。”这种哲学他并不仅仅是对外国应用的。
　　国际收支和贸易
　　由于政治和经济的原因，肯尼迪总统使用赤字开支和放宽信贷的办法来同失业作斗争，但这并不是那么切实可行。这个主要的经济原因是一个很少有人关心。甚至更少有人了解、而党的纲领和受人欢迎的报刊实际上全都忽略了的问题：那就是国际收支方面的问题。然而，在白宫里，没有几个问题比它占去了肯尼迪更多的时间，或是成为更多的高级秘密会议讨论的题目。
　　实际上，我们作为一个国家，这是一个长期地不得解决和日益严重的国际收支逆差的问题。从这个国家流出的美元要比流人的多。美国人在别国的投资和开支——如进口商、旅游者、投资人和军人的开支——远远超过了我们的出口收入、外国人在这个国家的采购、我们海外投资的股息和其他来源收入的数目。结果，在肯尼迪就职前的十年中，掌握在外国人手中的美元数量稳步增长，虽然外国人可以把这些美元兑换成黄金，但是在1958年以前，我们的黄金储备仍然是稳定的。我们国际收支的逆差是适度的，并且有助于向遭受战争灾难、“缺乏美元”的国家提供美元给他们使用。
　　但是在1957…1960年间，几件事凑合在一起，使得这一长期存在的问题发展到了危机的地步。1958…1959年，高价的美国商品未能渗入竞争日益剧烈的欧洲市场，这急剧地减少了我们通常的贸易顺差，而过去正是这种顺差帮助我们弥补了海外驻军、对外援助和其他支出的。西欧日益增长的经济已使它成为一个具有吸引力的投资场所。旅游者在国外花费的时间和金钱比以前多，而相对来说，到我们这里来的游客却很少。外国政府也限制它们的公民对我们企业投资的数额，同时短期的商业信贷不可避免地随着我们出口贸易的增长而增长。由于所有这些因素，使我们的国际收支逆差由通常的每年约十亿美元急剧地上升到近四十亿美元。这时候，国外的美元持有者既然不再缺乏美元，就决定在这两年内未兑换价值约三十亿美元的美国黄金储备了。
　　1960年，虽然我们的出口盈余有所改善，其他的一些趋势却继续存在或日益恶化。波恩和伦敦提高了短期信贷的利率，使原先存在纽约银行里的外国资本在逐渐转移过去。有人指责说，即将就职的民主党政府推行的国际收支逆差政策即使不会使美元处于危险的地位，至少会使它贬值。欧洲的国际银行家们对此感到担心，因此他们决定不仅撤回他们在美国的资金，而且把他们的美元大量兑换成黄金。由于伦敦黄金市场上的投机活动，由于我们未决定用途的黄金储备和外国人拥有的美元形成了不利的对比，仅仅在这一年里美国黄金外流的总数就达到近二十亿美元。即将离职的上届政府所作的最后一分钟努力未能制止这股势头。有一些广为流传的说法，说美国黄金储备将不足以应付国外美元持有者的需要，除非新总统提高黄金价格，但这样就使美元“贬了值”。
　　但是，新总统无意这样做。在竞选运动的初期，他对国际收支问题是没有多大兴趣的。随着黄金外流和投机活动激剧增加，双方都要利用这点作为攻击对方的一个问题，肯尼迪指责我们的经济停滞不前，尼克松则指责肯尼迪在花钱问题上的态度。
　　肯尼迪在伊利诺斯州的莫林对一群拥护民主党的公众说，“我必须说，副总统确实显得有点紧张，现在，他把伦敦市场上黄金价格的上涨怪在我身上。……尼克松先生，请你听着，我向你保证我没有这样做。”肯尼迪要求他的“学术咨询委员会”拟定一个正式的全面公开声明。经过通宵工作，在电话中同肯·加尔布雷思推敲出最后的草稿后，他于10月31日在费城发表了这个声明。
　　在当选和就职之间的过渡阶段，他对这个问题变得远比以前关心。1月间，黄金外流的数额上升到如此地步，以致倘使继续下去就要发生灾难。当选总统几次讲话的主题都是关于需要使世界各国继续信任美元，以及关于美元持有者以美元“到银行挤兑”黄金的危险。这些因素在他选择财政部长时起了决定性的影响，并促使我们着手拟定他在2月间提出的那份国际收支计划。在国情咨文中，他强调了他正在优先处理这个问题，强调了他拒绝提高黄金价格使美元贬值，以及他决心尽一切应尽的力量。以确保……美元'坚挺'“。
　　我们的黄金有三分之二是正式规定不能动用的，因为它是需要作为我们的货币和联邦储备银行存款的后盾的，这一事实加强了某些外国人的担心。但是不管一些经验丰富的银行家和经济学家如何努力劝说他，指出政府承担的这项义务应予废除，说它只是不必要地促使持有美元的外国人去争夺那另外的三分之一黄金，总统却确信，他在1961年向国会提出任何这样的建议，都会被认为是“民主党诈取钱财的狡猾手法”。由于联邦储备委员会可以暂停实行这项规定，同时可以肯定国会在紧急情况下也会撤销这项规定，他宁愿在国情咨文中仅仅提出保证说，我们的全部黄金储备加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我们的特别提款权，在需要时全“可以使用”。这个保证——以及一星期后他在有关国际收支问题的特别咨文中提出的保证，说美元将继续“象黄金一样可靠”——对恢复美元的信誉和减缓黄金的外流起了很大的作用。伦敦的黄金投机活动差不多完全停止了，总统还撤销了艾森豪威尔对海外军人家属的限制，理由是它对我们国际收支的微小的贡献弥补不了在土气方面造成的损失。
　　他无意使美元贬值，也不想用停止信贷、停止进口或停止美元兑换等办法去制止美元和黄金的外流。他并不认为一定要在削弱国内经济或削弱美元的国外价值之间作出抉择。不过他的确认识到，美元危机限制了他在反衰退的斗争中充分利用货币政策——降低利率。事实上，他担心的是，权力很大和不受约束的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威廉·麦克切斯尼·马丁可能通过提高利率来妨碍经济恢复。联邦储备委员会的人员一贯害怕的是通货膨胀，而不是失业，同时根据记载，国际收支的压力加上经济发展就需要提高利率。根据法律，肯尼迪是不能命令马丁做任何工作的。但是他经常私下和他商谈，公开赞扬他的工作，并重新任命他为主席。他邀，请马丁到他的办公室里同“三驾马车”（赫勒、狄龙和贝尔），一起参加定期召开的机要会议、在这些会议上，着重讨论的是有关经济需要方面的问题。在两年半的时间内，同前几年破记录的提高恰好相反，抵押贷款和债券的长期利率全压低了。与此同时，短期利率则明显地提高，使它足以阻止短期资金继续大量地外流。
　　肯尼迪制订预算的自由也受到国际收支问题的限制。狄龙说，肯尼迪的各种新计划所造成的一个过大的预算赤字，会使外国银行家们认为（不管正确与否），美元的价值有问题，因而要兑走更多的美国黄金。在1月26日的第一次内阁会议。财政部长对他的同事们阐明了这个问题，并就这个问题给予预算的影响发出了警告。在随后的岁月里，我们在同一个房间内为这个问题召开了无数次会议。
　　肯尼迪在政府内的同事们几乎一致认为，他对这个问题过分关心了。甚至财政部长对他促使他们采用更快的、影响更为深远的解决办法的要求也予以抵制，特别反对关于限制美国资本向国外投资的任何做法。（一个非官方的顾问私下对总统说，财政部“容易患银行家的综合病，这种病是：预见到灾难，却又不愿采取行动”。总统本人在我们的一次会议上曾对狄龙说，在这个问题上，“财政部倒很善于击落飘浮到政府别的部门上去的所有气球。”）更为关心国内经济问题的经济顾问们指出，别的国家欠我国的全部债款远远超出它们对我们的黄金储备的要求，而且拥有自由世界五分之二黄金储备的历史上最富有的国家，不大可能处于可怕的困境。
　　有些顾问私下对总统说，即使贬值也不是不可考虑的——那将是制度上的一个剧烈的改革，但总比让整个制度遭到破坏可取。但是总统强调说，他甚至不希望在他的办公室以外提起这个最后的手段。贬值将使我们花了很大气力建立起来的国际货币制度完全崩溃，它会导致这个国家的信誉和稳定，以及总统的能力受到怀疑。
　　有一天，当我们仔细研究关于这个问题的可以说是第一百万份报告时，他对我说，“我知道别人都认为我为这个问题太操心了。但是如果一旦发生向银行挤兑黄金的情况，而我不得不将美元贬值，或者把我们的军队撤回国来，象英国所做的那样，那末我就会焦头烂额。况且，这是戴高乐和所有其他的人放在我头上的一根大棒。任何时候只要一发生危机或争执，他们就可以把所有的美元全拿来兑换，那一来我们将落到什么地步？”他怀疑造成1960年提取黄金的那些令人沮丧的谣言，就是由一些美国银行家故意散播的，其目的是要使他在政治上处于困境，他对此也掌握有一些证据，所以他不愿意在1964年遭到这种同样的策略的中伤。
　　在狄龙和他的有才干的副部长罗伯特·鲁萨的帮助下，总统制止了国际收支逆差和黄金外流。尽管欧洲国家不大愿意使它们的储备金中大部分是美元而不是黄金，我们自己黄金储备的外流在肯尼迪执政的最初三十二个月里，比他就职前的三十二个月减少了一半以上。但是国际收支逆差总的说来却比较难以对付。自从苏伊士运河危机使我们的国际收支暂时转为顺差以后，1963年的第三季度比之任何一个季度来说，是国际收支状况最好的一个季度。不过这一季度的成绩部分是由于总统对于在我们市场上流通的外国债券提出一项法案要征收一种特别税而产生的有利影响。他说，这类法案是他希望财政部早就能够提出的。美国的海外投资大部分没有受到限制，他对这种政策依旧表示怀疑。总统说，“当然，从长远来看，这种投资会带来较多的收益，但到那时候，这个问题已经不存在了。我们为了不触及私人投资和旅游开支而压缩了必要的公共活动，这种情况实在是很荒谬的——可是，显然这就是现实生活。”每当戴高乐将军和他的助手们带有威胁地谈到，要不让美国人在欧洲投资时，肯尼迪私下就希望他们真会这样做。
　　尽管如此，我们在其他方面也正获得缓慢的进展。当外国商品的成本和价格提高时，美国的商品仍保有竞争的能力。财政部与其他国家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起，采取了一种复杂的安排办法，用其他国家的货币来保护美元。国务院、国防部和财政部劝说其他国家向我们购买更多的军事装备，并让他们提前偿还旧债。尽管有柏林的军事集结，一个比较现代化的军事机构导致所有其他部门全削减了海外开支。联邦的民事机构本来把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看作是提高威望的标志，这时全受到劝阻，要它们不要这样做。
　　防止美国人逃避国外所得税的法律变得严格起来。要求别国偿付他们承担的那部分对外援助和军事负担也取得了进展，而我们自己在这些方面的支出差不多完全限于在美国采购。除了采用较高的短期利率之外，新税率的刺激又促使较多的短期外国资金留在我们国内。总统还大力推动财政部与其他国家一起制定一个稳定得多的长期国际货币体系，以便为未来的高水平的国际贸易筹措基金，虽然这种努力只获得了有限的成功。
　　这些措施和其他一些措施，遇到需要立法时，一般总是获得国会批准的，不过大多数美国人对此一般是不知道的。有两种做法的确引起了比较广泛的注意。一个是缩短日益扩大的“旅游业差距”，建立一个新的美国旅行社，简化签证手续，以吸引更多的外国游客到这个国家来，同时把我国公民到国外旅行费用的免税额从五百美元降低到一百美元。总统说，“如果我们限制军人的海外开支，这些有钱人——包括我的姐妹在内——为什么就不能在旅行中少花一些呢？”沃尔特·赫勒在1963年秋天建议，杰奎琳·肯尼迪——她到国外的旅行曾经被大肆宣传，并受到有些人不以为然的批评——是否可以作一次“首先游览美国”的旅行，作为我们争取更多的美国人在他们自己国家度假所进行的努力的一部分。总统笑道，“明年。明年，我将要求她这样做。”同时，他认为，对一切海外旅行都加以限制——或者象某些人提出的那样，征税——是不公平的，这对教师、学生和其他不大富裕的旅客都有不良的影响，而提出这种措施的人却不愿对美国资本的流动施加同等的限制。
　　政府扩大出口贸易的努力甚至更为强烈地唤起了公众的注意。在商务部长霍奇斯的指挥下，我们使用了各种不同的手段——包括派遣贸易代表团，进行市场调查，鼓励出口，以及对美国商人进行教育等。一个全新的出口信贷保险计划发展起来了。但主要的成果——也是肯尼迪政府的主要立法成果之——…是1962年的扩大贸易法。
　　如同1961年的反衰退计划和1963年的减税（以及1963年下半年的民权法）那样，1962年的贸易法案成为该年全部努力的中心。它是国情咨文中特别强调的课题，是该年第一个特别立法咨文中的课题，是总统用图表对民主党议员进行打气讲话的课题，是总统几次演说的课题，也是白宫列在几乎所有其他法案之上、优先进行紧张游说活动的课题。总统说，新的提案指望通过使我们的出口增长得比进口快，通过使我们的商人能以更为平等的条件向欧洲共同市场销售商品，而不是在那里开设工厂，将会改善我们的国际收支状况。
　　但是对国际收支的种种考虑仅有助于说明长期以来要求扩大贸易的许多论点中的一个方面。富兰克林·罗斯福和科德尔·赫尔的互惠贸易协定法已经过时和不适当了，因为连续地延长期限限制了总统的谈判权力。欧洲经济共同体——通称共同市场——的显著成长和议价能力的加强，以及1961年英国及其欧洲贸易伙伴申请参加共同市场一事，对新的立法产生了新的压力。如果美国的工商业和农业不能以适当的条件分享该市场的发展，那末总统想促成范围更大的大西洋团结和规模更大的美国繁荣的愿望显然都不大可能实现。
　　1962年中期，互惠贸易法到期了。1961年秋天，当我们拟定肯尼迪的第二个立法计划时，某些顾问只建议把现行的互惠贸易法作第十二次的再延期，只略作一些通常的最低限度的修改。这种策略可以使我们有时间在国会和全国进行酝酿，并等待欧洲共同体对英国申请加入共同市场的问题采取行动。但是总统感到，迹象很清楚，事态的发展可能出乎我们的预料，而且既然一个简单的延期也会引起一场剧烈的斗争，不如就来为一项全新的贸易法进行一次斗争，而且也只需要进行一次。总统说，“美国不是靠了等待别人领导而强大起来的。……经济上孤立就不可能发挥政治上的领导作用。”
　　他在行政部门中建立了一个由费城的银行家霍华德·彼得森领导的特别机构，它帮助在国会中和各种宣传工具上促进这一法案。因为彬彬有礼的商务部长比国际法学家乔治·鲍尔——他是我们的贸易专家和欧洲经济共同体事务专家——更易为抱怀疑态度的议员们所接受，总统于是命令霍奇斯，而不是副国务卿带队去参加国会山的全部听证和磋商活动。但是他总使白宫密切地协调这些活动。
　　国会通常对老的互惠贸易法的表面更动甚至都要抱怨的，因此它对这样一个前所未有的法案几乎完全是没有精神准备的。这个法案要授权总统在五年的限期内可以对全部关税削减多达百分之五十的税款，并可以对主要是由美国与共同市场进行贸易的商品实行免税。总统决没有回避这一事实：即为了多销售一些商品，我们就得多买进一些商品；同时，他提出了一个措施（几年以前他当参议员时就曾第一次提出过）作为贸易法案的一部分，它规定由于必需的进口增加而受到损害的企业和劳工，由国家对其提供联邦的“调整补助”。他并不指望这项彻底改革的条款会得到通过。这个条款包括了就它们自身来说决不能获得通过的各种有关社会福利和经济补助的内容。然而，把这项规定包括进去，有助于争取那些持怀疑态度、传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