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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迪-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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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阿尔及利亚问题的这篇演说，同参议员多年来认为西方殖民主义具有危险性的信念是一致的，同他在较早时期发表的关于法属印度支那的两篇演说也是一致的。他在1953年和1954年曾说过，越南人民实现独立的问题拖延得越久，我们对法美两国的反复的预言——法国即将取得军事胜利——相信得愈久，那么越南和它的姐妹国家一旦获得完全自由后，其前途就将愈加困难。当时他还不能预见到，他自己将如何深深地被卷入这些正确地预见到的困难中去。的确，在许多问题上——阿尔及利亚问题、印度支那问题、印度问题、波兰问题、拉丁美洲问题以及防御问题——肯尼迪的演说都大大地走到了他的同事和头条新闻的前面。
当肯尼迪在参议院发表的一篇重要演说引起了同反对党的辩论时，他通常能坚持立场，顶住资历较老的共和党参议员的攻击。例如对于霍默·弗格森为艾森豪威尔的“新面貌政策”①削减陆军实力所进行的辩护，对于斯泰尔斯·布里奇斯反对肯尼迪关于增加对印度援助的请求，对于威廉·诺兰以一票之差击败肯尼迪提出的鼓舞波兰民族主义的一个方案，或是对于霍默·凯普哈特要求参议院举行秘密会议，以辩论肯尼迪指责我国战略部队团步自封的问题等，都是如此。
①1953年7月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政府提出了所谓“新面貌政策”，强调美国不直接卷入局部战争，加紧武装外国雇佣军队，组织侵略性军事联盟，扩大战略空军，发展新武器，建立“报复性”的攻击力量。——译者
他的著作
除了演讲稿以外，他在任期之中还开始为杂志写了大量的文章——包括立法、政治、外交政策、经济问题和历史等方面。在这项工作上，他也要我给予帮助。早在1954年，他曾要我读艾加著的《联合的代价》一书中的一节，因为这一节一直使他感觉兴趣。其中讲到了约翰·昆西·亚当斯作为马萨诸塞州联邦派参议员的独立风格。他说，如果我们能找到更多的这种参议员抵抗选民压力的事例，那末他就有材料好写一篇有价值的杂志文章了。他希望提醒人们，政治是——而且能够是——最崇高的职业。
后来，在1955年1月中旬，参议员闲着没事干。他因为背部动手术后需要疗养，正在棕榈滩父亲的住宅里卧床休养。他有时没精打采，有时满心烦躁。他知道自己的头脑需要一种引人入胜的活动以补偿身体不能活动的痛苦。通过电话和信件往返商讨，他的《政治上的勇气》一稿的规划复活了。他写成了草稿，送了一份给《哈珀杂志》去考虑。文章暂时定名为《政治勇气的典范》。这时，一种念头已在参议员的心中日益滋长起来，即这类材料很多，足够写一本书而不仅是一篇文章。
哈珀对于出版一本书很感兴趣，源源不断的材料开始送到参议员床边的小桌子上。我在3月中旬以前一直没有见到他，但是我几乎天天通过信件，有时还通过电话接到他的指示——把书给他送去，起草一些备忘录，查对资料来源以及搜集种种材料。他浏览了二百多本书籍、期刊、杂志、《国会记录》和旧的报纸，还有我父亲同内布拉斯加州参议员诺里斯来往的信件以及其他来源的资料。
他坚持要了解所写书每一章的全部历史背景。在他边读边写时，他对自己的政治哲学以及在民主政治中一个担任公职的人的职责，产生了远较过去深刻的见解。
除了绪言和尾声两章以外，大部分手稿在6月1日他回到参议院前都已经完成了。几箱子的书，大部分是国会图书馆的财产，从棕榈滩运回了华盛顿。他在办公室和家里仍然日日夜夜地继续从事这项工作。最后，他选定了这一书名：《勇敢人物的画像》。
随着《勇敢人物的画像》在1956年1月1日的出版，约翰·肯尼迪不再是“初出茅庐的参议员”了。这本书立即成为一部历久不衰的畅销书。它博得了不少好评，并译成了好几十种文字，从波斯文到古吉拉特文①。虽然除了其中的一章外，想把这本书改编为电视剧本或电影剧本的尝试在1963年以前都失败了，但是大多数章节都已由发行量很大的杂志和报纸予以转载。一些作品评论午餐会和大学也邀请作者去发表演讲。许多荣誉学位开始象雨点般地落到他的身上。但是他一生中受到的最使他高兴的荣誉是1957年获得的传记奖“普利策奖金”。
①印度的一种语言。——译者
第三章 政治家
1956年，哈佛大学授予约翰·肯尼迪名誉学位，并附有一张证书，措辞同他的最精彩的演说一样简洁和对称：“勇敢的军官，干练的参议员，哈佛的儿子。他对党忠诚，坚持原则。”
后面一句话绝妙地总结了这位参议员的政治立场。他对党忠诚，坚持原则。他在参议院的投票都是自行决定的，但同他的党内进步分子是一致的。他在投票时，不总是绝对投民主党的票；不过他多少年来一直忙于为马萨诸塞州内外的其他民主党人发表演说和募集基金。在竞选运动的宣传活动中，他不象很多人那样隐瞒自己的党籍，但是他也成功地赢得了无党派人士和共和党的选票。关于政治问题，他很少在意个人因素——虽然他私下的谈活中议论人物多于议论问题——而且他并不厌恶反对他、甚至攻击他的人，只要他们的立场是坦率的、对事不对人的。
在《勇敢人物的画像》那本书里，他写道：“我们不能容许对党负责的压力在所有问题上把表达个人责任感的要求全淹没了。”但是他是一个有党派观念的民主党人。在第一任参议员任期中，他曾对我说，假使他是从外层空间来到这里且完全不了解这些争端的活，那末“在听了一会儿蒙特、柯蒂斯以及那一群人的发言之后，他也会欣然地做一个民主党人的”。他说，民主党人一般说来比较重感情、比较有远见、比较有活力。他们并不满足于现状，他们相信他们能够改善现状。
但是他的党派观念并不是盲目的或是强烈的，不足以使马萨诸塞州的某些“专职的”党魁、“政客”、政治喽啰和帮闲们喜爱他。象他们大多数人一样，他也是爱尔兰人的后裔，但他是一个“哈佛的爱尔兰人”。
一些职业政客们认为，早在当一个年轻的众议员时，他就已经表现出来对党是不可靠的。在1947年，他是马萨诸塞州民主党代表团成员中唯一不愿意在请求杜鲁门总统宽大处理詹姆斯·迈克尔·柯利的请愿书上签名的人。柯利一度是波士顿市长、众议员和马萨诸塞州州长，被认为是民主党老派政治家中的一个“元老”。肯尼迪同这类政治家是不想混在一起的。他后来告诉我，更重要的是，柯利由于邮件诈骗罪被判徒刑，刚关进监狱不久，而且经过同有关当局核查以后，表明没有健康上的理由可以请求赦免。尽管柯利在他以前的选区很得人心，尽管代表团团长约翰·麦科马克提出了请求，这位年轻的众议员并没有被说服，他并不认为柯利的提早获释会有助于保全党的形象。
约翰·肯尼迪对已故的俄亥俄州参议员罗伯特·A·塔夫脱所表示的尊敬，不仅使约瑟夫·P·肯尼迪高兴，而且使一个关键性的支持者和朋友巴兹尔·布鲁尔也高兴。布鲁尔是马萨诸塞州新贝德福有影响的《旗帜时报》的发行人，又是马萨诸塞州一个保守的共和党人，他还是老肯尼迪的旧友和亨利·卡伯特·洛奇的宿敌。1952年，在洛奇帮助艾森豪威尔击败塔夫脱、赢得共和党的提名后，《旗帜时报》支持肯尼迪而不支持洛奇竞选参议员。肯尼迪在新贝德福地区积累起的二万二千张额外的选票，对于他取得胜利的仅仅七万张选票的差额有一定的帮助。
再次当选参议员
由于这次当选的票数差距很小，肯尼迪对我说，“这个州里任何人都可以走进这个办公室来说我这次当选是他的功劳。”因为考虑到这次选票差距小，所以他在1952年的竞选运动结束的那天，就开始了1958年的竞选活动。①在再次竞选正式开始前将近六年的时间里，他不容许任何其他问题使他分心，也不容许轻易取胜的预测来干扰他为1958年获胜所采取的五个基本途径：
①由于1958年的竞选运动和肯尼迪在马萨诸塞州政治生活中的崭露头角必须作为一个整体来看，我将先讲1958年的事情，然后再回过头来讲述1956年比较短暂的竞选副总统提名的经过。
1。同他在本州每个角落用心培育起来的个人组织保持接触。
2。每年，关于他“为马萨诸塞州多做一些工作”而谋求提出立法和行政行动的详细报告遍寄马萨诸塞州各地。
3。参议员越来越多地利用周末的时间到州内各地去发表演说。他的大部分演说，特别是在小市镇上发表的，都是超党派的，而且口气相当温和。
4。仔细培育马萨诸塞州各种报纸对他的好感，因为这些报纸大都是共和党的，而且在1952年几乎全部拥护洛奇。记者、编辑和报刊发行人到参议员的办公室去，总是深受欢迎的。报社经理凡是需要一个代言人，一篇社外人士撰写的社论，或是在某…个与政府有关的问题上需要有人帮忙时，总发现参议员是乐于效劳的。结果，同1952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没有一份马萨诸塞州的报纸在1958年反对肯尼迪再次当选为参议员。几乎所有的报纸，包括一贯充当共和党代言人的波士顿《先驱报多这类报纸，都公开支持他。
5。参议员不但从来不忘记他的支持者，还经常争取他的反对者。他总是愿意忘掉分歧，宽恕诋毁他的人。他并不永远记恨，而且认为在政治问题上不应进行报复。他经常提醒共和党人，他同索顿斯托尔合作，他支持艾森豪威尔的外交政策措施以及他的独立投票记录。他经常使工商界人士知道，他努力繁荣马萨诸塞州经济和制止工会的不法行为。他告诉主张削减预算的人们，他对参议院“第二胡佛委员会报告”起着领导作用，并且向他们散发他父亲的另一个老朋友赫伯特·胡佛的热情洋溢的感谢信翻印本。意裔美人为他同弗科洛的不和而激怒，码头工人因为他支持圣劳伦斯航道而怨恨他，卡车司机工会和其他工会会员被他的劳工改革工作搞得不安。而黑人又因为他投票赞成陪审团审判问题修正案而对他有所疑忌——所有这些人以及其他一些人都收到他寄去的材料，强调他为他们的利益所做的工作，他对他们的事业的友好态度以及他对他们的领导人的支持。此外，当然，他保证做到对一切来信立刻作复，对所有来访者都表示亲切的欢迎，并尽量亲自处理州里的问题。
肯尼迪竞选的做法在许多方面是独一无二的。这些做法后来也应用到总统竞选的预选中去，然后又在全国范围内加以应用。
在1958年，马萨诸塞州的共和党人找不出一个愿意对抗肯尼迪的重要候选人。有些共和党战略家建议不反对肯尼迪，以便抑制民主党人出动对他投票的热潮。波士顿《先驱报》的一个专栏作家一甚至建议两党都支持他。已故的比尔·坎宁安写道，共和党人“不可能战胜他。他们不能借用一个更好的人，他们自己肯定没有一个象他这样的人……为什么不一致推举他呢？”
约翰·肯尼迪比对手多得了八十七万三千余张选票，以创纪录的三与一之比赢得了连续第五次的政治胜利。这是马萨诸塞州历史上任何一个候选人所赢得的最大多数票和最大的总投票数。
他使民主党的全部候选人同他一起在州内各地都赢得了胜利，并使民主党第一次在该州的议会里赢得了多数。着眼于1960年的总统选举，肯尼迪在全国各地的政治家中已造成了他所希望造成的印象。同争夺国内重要职位的候选人相比，他赢得的胜利更要大些。
在本州各个县市，不论其政治、经济和种族情况如何，他都赢得了胜利。在马萨诸塞州历史上竞选公职的人中，他是第一个能够取得这样的胜利的人。他并没有象一年前所预测的那样丧失一部分黑人选票。与此相反，他在黑人州议员林肯·波普的选区内得到的票数比波普还多。
竞选副总统
肯尼迪的姓名经常被人提起，认为他是副总统的一个可能人选。在我1955年11月22日写给参议员的一封信里，我建议他为自己的健康辟谣时，曾提到人们的这种说法。1956年年初，我们第一次从西奥多·H·怀特那里听说史蒂文森在考虑提出肯尼迪，怀特当时正为一份全国性的杂志撰写一篇关于民主党的特写。他说，史蒂文森阵营里的人告诉他，正在考虑的副总统人选有两个南方人（戈尔和克莱门特，都是田纳西州人）和两个天主教徒（马萨诸塞州的肯尼迪和纽约州的瓦格纳）一提出其他三个人的姓名看来显然是作为贬低总统候选人田纳西州的凯弗维尔和纽约州的哈里曼的一种手段。因此，我们怀疑整个这件事是一个“骗局”。
但是种子一旦入土以后，就在崇拜肯尼迪的人们的思想上（即使不是在参议员自己的思想上）扎实地成长起来了。康涅狄格州州长亚伯拉罕、里比科夫第一个支持他，接着是罗得岛州州长丹尼斯·罗伯茨。北卡罗来纳州州长卢瑟·霍奇斯说，肯尼迪在南方是可以接受的。当参议员继续以好奇甚于关切的心情观察着整个问题的时候，报纸和杂志上的一阵惊人的暴风雨式的报道和社论都热情洋溢地宣传他的可贵的特点。
肯尼迪究竟何以会被提出来的呢？他的畅销书和他所发表的越来越多的演说，使他比大多数民主党官员更有名声。他的朝气蓬勃、风度翩翩、坦率耿直、处事稳重，以及英勇的战绩，使他对一些新的和不抱成见的投票人具有特别的吸引力。他在电视屏上的露面和在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上的演说，引起了全国的注意。据说，他的宗教信仰会有助于维护民主党的竞选名单，抵挡关于共和党说他们“对共产主义软弱”的指责，并且有助于抵消史蒂文森离婚所产生的影响。
但是日益清楚的是，他的宗教信仰并不是在所有人的心目中都是一个有利条件。据说，史蒂文森本人就曾对他的宗教信仰所产生的影响表示出一些疑虑（他还担心肯尼迪的健康和他对民权问题是否热心）。为了副总统人选问题而递送到史蒂文森办公室的信件中有很大一批是反天主教和反肯尼迪的。匹兹堡市长戴维·劳伦斯对史蒂文森说，竞选名单上有一个天主教徒就意味着必然失败。众议院议长萨姆·雷伯恩也抱着这样的见解。
那年年初，《展望》杂志上一篇新闻报道的作者弗莱彻·克内贝尔给肯尼迪办公室送来一份同那篇报道类似的报告。参议员完全乐于不当副总统，不过他不甘心因自己的宗教信仰问题而被否定。他要我把我在收集的一些材料交给克内贝尔，这些材料说明潜在的“天主教徒选票”的增加，可能有助于抵消任何损失。克内贝尔要我对这些材料进一步加工，为他的《展望》杂志写一篇文章。其“结果，就是在几个月以后写成的一篇十六页的备忘录，其中包括统计数字、引文、分析和论据。它综述了史蒂文森需要夺回的那些居战略地位的、在一般情况下会投民主党的票的天主教徒的投票问题。
参议员肯尼迪不喜欢人家越来越注意到他的宗教信仰，更不喜欢冒险使自己的助手被宣扬为这种争议的促进者。我们同他的一个有力的支持者民主党康涅狄格州委员会主席约翰·贝利商定，要他承担搞这篇备忘录的责任。这份“贝利备忘录”并不冒充是一份全面的、客观的研究文章，它是对不分青红皂白地反对提名一位天主教徒做副总统的那些意见的一项政治性答复。
使参议员感到宽慰的是，他的宗教信仰以外的有利条件再一次受到人们的重视。1956年8月1日，我写信给施莱辛格说：“参议员认为如果他被选中，他宁愿是根据这一点（他的其他条件）而不是根据宗教信仰。”
我们在8月间带着大量材料去芝加哥参加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施莱辛格悄悄地把史蒂文森阵营内的想法不断通知我们。在他的建议下，我早几天先出发去试探一下气候。在史蒂文森的助手中（除了阿瑟①以外），我发现牛特·米诺是热忱的，比尔·布莱尔是友好的，其他的人则是态度不明的。在肯尼迪的妹夫萨金特·施赖弗和芝加哥商品市场（这是约瑟夫·肯尼迪的企业，由施赖弗帮助管理）的帮助下，我成功地为我们的住宿和证件问题作好安排，但是在政治方面却进展很少。
①即阿瑟·施莱辛格。——译者
史蒂文森赢得了总统提名，然后他戏剧性地宣布，将把选择其副总统竞选伙伴问题交民主党代表大会公开作决定。好几个民主党领导人认为这是一项危险的试验，肯定会帮了凯弗维尔的忙。尽管他们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史蒂文森却认为这是对沉闷的代表大会的一种刺激，是同共和党选择尼克松的一种对照，也是对那些友好的候选人之间的矛盾对他形成的政治压力的一个解决办法。
他在深夜宣布，第二天将就副总统的人选举行一次真正的投票，这样就掀起了十二个小时的狂热的政治活动。鲍勃·肯尼迪和约翰·贝利在我们的一套房间里举行了一次闹哄哄的家庭成员和朋友们的会议。每个人都分配了任务。会后大家努力去同关键性的领袖进行接触。但是我们的活动大半是在混乱和无知的状态中进行的。我们没有计划，没有设备，没有通讯工具，没有组织，没有多少窍门，没有几个熟人。
象往常一样，参议员是他自己的最好的竞选工作者。他会见各州的领袖，访问了几个州的核心小组。他对于这次争取提名是否可取仍然有些怀疑——但战斗正在这里进行，他的战斗精神不容他逃避战斗或是抛开他的朋友。他的弟弟鲍勃和妹妹尤妮斯到其他代表团去游说。有几位众议员——包括马萨诸塞州的爱德华·博兰和托伯特·麦克唐纳以及密西西比州的进步人士弗兰克·史密斯——一直没有休息。
我为准备提名演说和附议演说收集起资料来，但这是白费力气。结果，阿贝·里比科夫发表了一篇热烈的、基本上是无准备的提名演说。乔治·斯马瑟斯在佛罗里达州代表团中无法给我们多大帮助，这时却匆匆地发表了一篇附议演说。约翰，麦科马克简直是在最后一分钟被鲍勃·肯尼迪推上台去，发表了一篇说明政治立场的附议演说。这篇演说除了最末一段话外，简直不象是一篇附议提名肯尼迪的演说稿。
提名以惊人的速度结束了，投票接着开始。凯弗维尔、肯尼迪、汉弗莱、瓦格纳、戈尔和其他一些人都参加竞选。参议员在代表大会大厅后边的斯托克耶茨旅馆里躺在床上从电视中观看这场角逐，只有我坐在一旁陪着他。他看到自己在佐治亚州、路易斯安那州、内华达州和弗吉尼亚州的意想不到的实力，不禁惊讶地摇摇头。他说，“这件事现在真成了一件值得争取的事啦。”
伊利诺斯州（六十四票中）的四十六票给了他很大的帮助。缅因州的十四票出现了分裂，这使他很失望。俄亥俄州的迈克·迪萨尔和宾夕法尼亚州的戴维·劳伦斯都担心候选人名单上会出现一个天主教教友，所以把他们两州合起来一百三十二票中的一百票全给了凯弗维尔。
第一轮投票结束后，汉弗莱、戈尔和瓦格纳的票数看来都不够，虽然头两个人还希望会出现僵局。在下一轮投票中，他们所得的选票，以及其他一些候选人的选票，大有可能转到领先的两个人手里——不是转向凯弗维尔，就是转向肯尼迪，凯弗维尔这时以超过三比二的比数比肯尼迪领先。电视机上传来消息说，汉弗莱正在向斯托克耶茨旅馆凯弗维尔的一套房间走去，大概预备把他的选票转给那个田纳西州人。参议员说：“快上那儿去，截住休伯特。告诉他我也想同他谈谈。”
在凯弗维尔的门外，除了乱成一团、互相竞争的摄影师和新闻记者外，我什么人也找不到。没有人知道谁在房间里，谁要进去或谁要出来。我连忙赶到主席台去，简短地核对了一下使凯弗维尔的提名获得一致同意的程序，然后跑回旅馆。在途中，我遇到了汉弗莱的竞选经理尤金·麦卡锡，于是转达了肯尼迪发出的邀请（这项邀请的假设是：汉弗莱正去访问凯弗维尔）。众议员麦卡锡黯然地摇摇头。他否定了联合的任何可能，说：“我们的人都是新教徒和农场主。”事后才知道，凯弗维尔曾经亲自去恳求过心神不定的汉弗莱，而密执安州州长门南·威廉斯也曾代表凯弗维尔去见过汉弗莱。据说，麦卡锡觉得受到了怠慢，因为肯尼迪自己不去，而派了一个乳臭未干的青年人去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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