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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人缺什么-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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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镜�10%,有的只是象征性地付一两个硬币,有的干脆连硬币都不付,一副“吃大户”的模样。消息终于曝出,媒体又抓到了热点,一个商业行为上升为一场道德讨论,见诸报端的,无不是对国人素质之低的切齿痛斥。
  餐馆老板难道有病,竟然忘记了自私是人的天性?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句话其实是很符合进化论的。不管富人穷人,内心的贪欲都根深蒂固,人们常说为富不仁,只是因为穷人的不仁没有暴露出来而已,于是就把不仁的帽子戴到富人头上,这是不公平的。
  餐馆老板清醒得很,我估计,这只不过是一个策划,是一种促销手段而已,等到他的餐馆声名鹊起,等到食客尝出了味道,他再按市场行情收费不迟。
  曾经挑起亚洲金融风暴的“金融大鳄”索罗斯,在很多人看来简直是十恶不赦,但偏偏是他,因为行善而成为第二届“代顿和平奖”得主。他的主要事迹是捐出巨款,支援波斯尼亚地区的战后重建,以及他所领导的量子基金对多项慈善活动的大力支持。此种行为在中国也很多,但大多带有商业色彩,因而惯性思维的中国记者就对索罗斯提出这样的问题:这是您的天性还是树立形象的需要?索罗斯回答:在金融市场,我只是按规则办事,我遵守规则,谈不上道德不道德。
  其实说穿了,也就是因为有高额遗产税,国外的富豪们才大多在生前捐出大部分的财产,不仅是索罗斯,而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富人的仁,不是道德的促成,而是制度的结果。
  按规则办事,这就够了。
  经济和道德,实际上是两个范畴,虽然有所交叉,但绝不能混为一谈。谁都有不仁的可能,所以才需要市场的规范,需要法律的约束,让不仁的行为付出代价,让不仁的愿望不能实现。富人们仁不仁,不仅是人心好不好的问题,更重要的是社会健不健全的表现。如果一个社会到处都在嚷嚷着“为富不仁”,那么不仁的不仅是富人,还有这个社会本身。
  劳心者的价植
  十多年前,社会上流行着“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说法,谓之“脑体倒挂”。何谓“倒挂”?就是头和脚颠倒了,置人于倒悬,这当然不正常!脑袋在上,天经地义。
  其实,即使是在倒挂的年代,真正的书香门第,或者稍微有点见识的人家,也不会让自己的孩子荒废学业,他们还是宁肯让孩子在作文里写上“我的理想是长大了去造原子弹”,而不愿意看到他的理想仅仅是坐在街边上卖茶叶蛋。凭着一种直觉,他们知道什么是更高级的职业。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谁也没有想到20世纪末会来这么一场浩浩荡荡的知识经济。知识突然就值钱了,成了资本,那些一夜暴富的网络英雄们,那些专利在手的科学家们,还有专门出点子的,舞文弄墨的,帮人打官司的,各色人等,粉墨登场。收入高的人越来越多,行业虽然不同,却都披着知识的外衣,连舞台上唱歌的,球场上打球的,没有文凭都会被说成素质不高,从而使身价受到影响。受潮流影响,各色各样的老板们也从钱堆里探出个脑袋,呼吸几口知识的空气,不惜花大价钱去大学里搞个学位,生怕被当成了草莽英雄。
  他们怕得有理,“草莽”从来都是成不了正果的。几千年前孔孟主张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虽然有其局限性,但智慧永远高于体力,要想在人生的竞技场上取得支配地位,你就必须是个“劳心者”。
  劳心者少流汗,却并不意味着不辛苦,做一个劳心者是很多人的愿望,却不一定都能达到。这里面固然有天资方面的原因,认识也是个问题,就像哪怕在“脑体倒挂”的年代,真正有见识的人也不会放弃学习一样,对他们来说,读书更多是一种精神活动,其次才是谋生手段。学习成了一种习惯,一种性格中的天然成分,那种欲望是自然而然的,不需要更多的鞭策。
  有些人家中虽然豪华装修,却找不到一个书柜,见不到一本书,甚至没有一份报纸杂志,阅读对他们来说是一件辛苦而生疏的事,也许在外力的强制下他会去学习,但压力一旦消失,他又和书本生疏起来。
  一个人需要学习,首先因为他从学习中得到力量和乐趣,一切从实用目的出发去学习的人,都不可能持续下去,因为他缺少原动力。
  一边牢骚满腹地打着麻将,一边却严厉训斥着自己的孩子,因为孩子没有得到100分,这样的家庭是走不出真正的知识分子的,哪怕考出一个硕士博士,骨子里也常常和知识没有感情,一方面靠知识吃饭,一方面对知识嗤之以鼻。
  当然,知识和财富并不能直接划等号,知识分子里也有很多百无一用的书呆子,但是比起没有知识的人来说,书呆子的出路还是要好一些,普遍地说,高学历者的收入比低学历者多得多。
  只要你承认我们的时代是信息时代,是知识经济时代,你就会认同知识的经济价值。教育是最大的投资,穷人往往既没有受教育的机会,又没有受教育的热情,结果成了知识缺乏的人群。这不仅直接影响到生计,而且更是断绝了后路,断绝了发展的前途!
  合理的按劳分配
  在商品经济时代,不劳而获不仅是不光荣的,而且是不可能的。一个人之所以有权获得收入,是因为他为社会作出了贡献,社会才给了他回报。
  有一位伟人说,一个人的价值大小,不是看他向社会索取多少,而是看他贡献多少。很多人就由此断定这个伟人的确伟大,因为他无私,只讲贡献。其实,圣人无私,所以成其私。伟人心无杂念,一意修行,终至功力深厚;仍无杂念,倾力奉献,最后成果卓著,他成了伟人!当然,荣誉有了,面包有了,一切都有了。
  社会总是在进步的,这进步的成果每个人都在享受,20年前大家都看不上电视,现在大家都看上了。但是区别也出来了,有的人看大彩电,有的人看小黑白,有的人住花园别墅,有的人却不得不下岗。并不是谁想害谁,在商品自由交换的市场经济里,个人收入的水平虽然会随整个社会经济的增长而提高,但提高的速度不同,有的人提得快,有的人提得慢,提得慢的就成了穷人。
  穷人之所以是穷人,原因很多。也许一场大病,就导致了一个家庭在经济上的一蹶不振,但这毕竟是少数;也许是自然环境的恶劣,使得一个人生下来就注定了和物质文明的距离,但这也是一种群体现象,不能解释个体的差距。在同样的环境中,为什么有的人穷,有的人却相对富一些呢?人与人之间最根本的差别不是高矮胖瘦,也不是单眼皮和双眼皮的问题,而是知识、性格和思想。性格和思想的成因比较复杂,也不是说变就变得了的,知识却可以通过学习得到。
  知识的作用不仅仅是充实人生,知识直接是实用的,可以提高生产力。有知识的人和没知识的人,能做的事情不一样,做出来的结果也不同,生产能力不同,创造的价值不同,得到的收益当然不同。
  一个人生产能力越强,工资就应该越高,这合情合理。而个人生产能力的高低,首先取决于他人力资本的存量,诸如受教育程度、身体素质、心理素质和劳动技能等等。
  尽管—个人生产出来的产品不可能全部返还给他,返多少?怎样返?这中间一折腾,难免会有漏洞,难免会有不公。但是不这样又能怎样呢?相比之下,以效率为标准的分配制度,让多创造的人多收益,不劳而获就困难了,巧取豪夺也不容易了,瓜分别人创造的财富也不正当了,公民都能从对教育和物力资本的投资上获取不断扩大的收入,社会也能因为他们的劳动而更好地发展。分配是个困难的事,能做到九全九美也不错了。
  按劳分配并不是按你的劳动量来分配,“多劳”不是要让你累死,而是要你产出更多的价值,你劳动的能力越强,创造的价值越多,就越有可能获得高的收入。
  多劳多得最根本的标准是质而不是量。穷人最根本的投资是自身能力的提高。
  教育是最大的投资
  2001年国际劳工组织发布报告指出,因为缺乏资金、技术和基础设施,许多发展中国家在信息时代已经处于更加落后的状态。“数字化”“信息化”对穷人带来的好处并不像富人们宣传的那么多,信息技术使富人如虎添翼,使他们本来就快的聚财速度更上台阶。而穷人,由于没有基本的条件,则被富人更远地甩在后面。
  据国际劳工组织的统计:在欧洲和北美地区,互联网用户占总人口的1/6,而在非洲这个比例是1/5000。当全球都在津津乐道于网络时代的财富神话时,却没有多少人意识到,整个社会的资源是有限的,当财富像洪水般向少数人滚滚涌去时,大多数人的机会也就迅速流失了。
  所以网络时代也是一个巧取豪夺的时代,而且再也用不着明火执仗。信息时代的殖民者,在光纤上圈地,所到之处,轻轻松松地征服了人们的脑袋和钱袋。
  当然,穷人还是有一线曙光的,毕竟脑袋还长在你自己身上。在这样一个时代,学习就是最大的投资。
  20年前,在一个小山村,有两姐妹,因为家里太穷,只能供一个孩子念书,妈妈实在不能决定这个机会该给谁,只好捡了一根稻草,让姐妹俩猜,谁猜中谁上学。结果妹妹猜中了。妹妹去上学,姐姐留在家里,承担起沉重的家务。多年以后,成绩优异的妹妹大学毕业,在城里安了家,有了一份很好的职业。姐姐也嫁人了,自然,嫁的是一个农民,她成了一个山村农妇。由于那一根稻草,姐妹俩走上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
  教育是最大的投资,对很多穷人来说,他们的命运是和受教育程度密切相关的。
  有一篇报道,湖北省2000年高学历(本科及以上)者人均收入为11181元,小学文化程度者只有1708元,二者相差近7倍。经济收入的悬殊,已经造成实际上的高低贵贱。在当今社会,要想过上稍稍像样一点的生活,就必须有一个高学历。
  学历要多高才算得上是高学历呢?十年前能上大学就很了不起了,现在本科已经是基本要求,连硕士也排着队地让用人单位挑肥拣瘦,就业的压力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严峻的。而一个中等城市里的一般家庭,培养出一个本科毕业生,要花多少钱呢?
  江苏省城市调查队曾经作过一项调查,按2001年教育支出水平计算,有孩子上学的家庭一年需为每个孩子支出5727元,占家庭总收入的27
  教育能够改变命运吗
  “教育改变命运”是一句流行的口号。但事实上,很多人不仅没有因为受教育而改变命运,反而因教致贫。因为现在整个社会教育的起点提高了,你即使付出很大成本,得到的也只不过是最基础的、基本的、必需的教育。对现在的人来说,受教育已经不是个提高个人档次的问题,而是维持最低生活所必需的问题,是容不得你选择的,你必须接受。
  然而教育却是个昂贵的事。
  50年代,初中毕业生就算是有文化的人了。“文革”中,高中毕业就已经不错。粉碎“四人帮”以后,能考上大学就端稳了铁饭碗,一辈子都不再为吃饭发愁。现在是不仅本科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就连硕士、博士都有了过剩的感觉。一个贫寒人家,特别是生在农村或者偏远地区的人家,倾其所有让孩子读书,所能上的学校不过是个教室破烂、师资不足,其他教育资源更是严重缺乏的学校,在这样的学校里读书,要想去和城里那些重点学校的孩子竞争,无论如何是很困难的。
  而这些简陋学校里的孩子,他们所花费的学习费用,从绝对值来说也许不多,但相对于贫困的家庭来说,所占到的比例就非常巨大了。
  对很多家庭来说,倾其所有,只能让孩子勉强接受最基本的教育,这点可怜的教育是不足以改变他们下层人的命运的。但是如果不接受这些最基本的教育,就只能堕落到更下层。
  整个社会的教育层次在提高,逼着你必须受教育,哪怕倾家荡产,哪怕受到的只是一点点必要的教育。
  教育的严重不公,使得人的发展机会从一开始就有了天壤之别。受教育机会的不均等,让权贵更加权贵,穷人更加贫穷。更何况,即使受到同等的教育,不同阶层的子女在毕业之后的发展机遇也是很不相同的。家庭背景越好的学生,毕业时的工作落实率和起薪额越高。父母的社会地位越高,拥有的权力越大,社会关系越多,动员和利用这些资源为其子女求学和就业服务的能力越强。至于再往后的职业生涯和创业道路,家庭背景往往也会起到很大的作用。
  教育真的能够改变人的命运吗?不错,是有几个这样的例子,但对大多数人来说,你是哪个阶层的,子子孙孙都是那个阶层,很难跳出这个圈子。(注意,我说的是大多数人。)
  穷人害怕没饭碗
  一位家长说,千辛万苦把孩子供上了大学,却发现根本找不到工作。不读大学也许还能找到一个,虽然是差一点的体力活,总还能有个饭碗,现在高不成低不就,连饭碗都没了。
  是啊,读大学花光了家里的积蓄,读完大学却找不到工作,更糟糕的是,家长也有可能面临失业,一家人承担着怎样的压力?
  有工作才有饭碗,工作是人最基本的权利。
  我们也很强调劳动者的权利,诸如休息权、知情权、获得报酬权、人格尊严权,等等,但很多时候都是空谈。节假日你不加班有人加班,待遇你不满意有人满意,就这条件,爱干不干,有本事你自己走人,你这位置多的是人翘首以待!供求关系决定市场地位,老板他说得起硬话。
  没有饭碗一切免谈,人在屋檐下,岂能不低头。还是将就吧。
  有了这样的背景,我们的文化也开始公然地媚钱、媚权。《致加西亚的信》《没有任何借口》这些超级畅销书都是谁买去了呢?是企业,是老板买去送给员工的,就是要让你老老实实工作,全心全意,任劳任怨,没有任何借口!
  那么,员工的权利呢?员工的福利、待遇,员工的生存状态,老板又该负怎样的责任?面对劳动者疲软的购买力,出版界集体失语。
  据统计,2004年中国城镇人口失业率已经达到7%,失业人口约1400万;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约280万,就业率73%,约有76万大学毕业生没有工作。
  没有工作也就意味着没有收入,意味着衣食无着。工作是一个人生存的基本条件,是一个人最基本的权利。但是我们却有1400万人没有这个权利。
  可怕的是,我们还有一种趋势,就是将责任都推卸到失业者本人身上,让他们自己去承担。我们的媒体总是强调失业者要自强不息,在歌颂那些靠着自己的力量奋斗成功的人时,同时也暗含着一种指责,似乎那些没有摆脱困境的人,要么是懒惰,要么是低能,总之,咎由自取。
  缺乏同情的背后,往往是逃避责任。那些没有技术,没有资源,已经在竞争中败下阵来的人,固然需要我们的鼓励,需要把他重新推上战场,但他们更需要的是拉他一把,是全社会伸出援助之手。
  机遇造就富人
  机遇之于富人,就像蛋之于鸡。没有蛋就没有鸡,有了鸡又生出更多的蛋,如此循环下去,穷人变富人,富人变更富的人。
  关键是抓住最先那个机遇。
  富人的第一桶金都是辛酸的。而且往往带着偶然性。
  中国现在已经有不少富人,他们回忆家史的时候,往往都把重点放在当年的刻苦奋斗上,让人以为那全是他个人的胜利。其实,一个富人的诞生,不仅是他个人智慧的结晶,还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哪怕你本身的能量相当于一个原子弹,但如果没有发射的条件,你就和一堆废铁差不多。机遇是很重要的,同样的做法,当年他能成功,现在你再做,可能就要不得了。
  比如个体户,最初是个贬义词,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它基本上就是待业青年、劳改犯的代名词,是和主流社会格格不入的,听着硌耳,看着更扎眼。但偏偏就是这帮人,赶上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波,赶上了流通领域的市场化,他们就开始练摊,倒腾。倒服装,倒电器,把广州的东西运回内地来卖,就凭跑个差价,硬是发了,成了万元户。那时候公务员的月薪也就是一两百元,万元户是个什么概念!有了钱,也就有了地位,渐渐的,女人也愿意嫁了,丈母娘脸上也有光了,个体户也就不是个贬义词了。只不过除了有钱,确实也找不到更多可歌可颂的地方,所以始终没有成长为时代英雄。与其说他们抓住了机遇,还不如说机遇抓住了他们,但不管怎么说,抓住了,命运就变了,直到第二次浪潮袭来。
  第二浪的层次显然更高,这是生产资料市场化的时期。上世纪80年代后期,“双轨制”是个财富关键词,由此而衍生出“批文”、“官倒”、“腐败”等热门字眼。生产资料不是小生意,也不是民间可以随意做的,比如钢铁、木材、土地,等等,在计划内计划外那么一倒腾,利润就不得了,但前提是一定要有背景。所以我估计,中国第二批富人,是和“勾兑”这种绝妙好词同时诞生的。在这一阶段,钱和权终于结婚,正大光明睡在了一起。勾兑就是撮合说媒的事,勾拢了,兑匀了,效果就有了。可以说,那时,不会勾兑就抓不住机遇,抓不住机遇就成不了富人。
  但是,“双轨制”毕竟只是过渡时期的产物,“官倒”也民愤太大,所以这第二批富人只能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有的很顺利地和第三浪接上了轨。
  第三浪是在上世纪90年代,金融领域的市场化。因为有了股市,就有了上市公司,就有了原始股,有了上市资格的审批者,也有了股民、股评家和操盘手,大家都来分这一杯羹,共同富裕,共同繁荣。股市的神话是很多的,比如买了深发展原始股的老太太,比如身经百战发了财的杨百万。当然“百万”只是个尊称,谁都估计得到,杨百万的资产可能早就不止百万。在这个阶段,百万已经是个很普通的数字,“十万元才起步,百万元不算富,千万元还马虎”,至于万元户,基本上也就和穷人差不多了。时代在进步嘛,富人的标准也是芝麻开花节节高。
  这都是上世纪90年代的事了,股市的神话基本上都在那时产生,现在谁还泡在股市,还想一弯腰就抱上那么个巨大的西瓜,实在有点接近做梦。上世纪90年代末期进入股市的,已经机会很少,暴利不可能持续,过了那个村,就没有那家店了,这就叫机遇。
  上世纪90年代后期的机遇,来自于知识与技术市场化,俗称知识经济,这已经是第四浪。这个时期的英雄是丁磊、张朝阳、王志东们。英雄迅速地诞生,又迅速地死亡,媒体上每天都能看到一夜暴富的故事,知本家遍布祖国的大江南北。
  至此,基本上各个阶层的人,上至满腹经纶的知识分子,下至两肋插刀的劳改释放犯,都在机遇面前经受了考验,没有抓住的,也可能就永久失去了,抓住了的能不能挺住,能不能坚持,仍然是个未知数。
  富人,不管是怎么致富的,能有今天的局面就不简单。
  很多人以为机遇是可以重复的,今天抓不住明天再来。其实,机遇往往就是惟一的、偶然的、失不再来的。
  虽然事物是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但是这波不等于那波,每一个时期经济运行的特点都不同,长江后浪推前浪,富人就是每一个浪尖上的舞者。
  富人获益于自由
  在自由市场上买东西,可以讨价还价,看起来是买了个便宜,但心里往往并不舒服,因为你不知道他的底价在哪里,总觉得也许还能更便宜。
  事实上,你几乎总是能够发现,你买贵了。
  所以每个人都尽量往低处还价,这样一来,卖主只有将价格报高——反正你要往下砍,他先涨起来再说。
  那么吃亏的是谁呢?是老实人!你心软,你不懂行情,你不会讲价,你就吃亏。这样的市场准则,实际上是鼓励大家不老实,商人要尽量地夸大其词,买主则必须心明眼亮,伶牙俐齿。
  自由市场看起来是自由的,自由挑选商品,自由协商价格,似乎很公平,但是这种公平,得到好处的只是精明强悍者,对老实人来说就是不公平。
  市场经济是自由竞争的经济,也就是讨价还价的经济,那么谁最欢迎这种经济呢?是富人,不是穷人!
  虽然,穷人也有出卖劳动获取工资的自由,但如果资本家利用有利条件压低工资也成了理所当然的自由,那穷人只能处于不利地位。穷人要吃饭,他只有劳力资本,他不出卖劳动是不可能的。
  “个人拥有最大限度的个人自由”往往就是“资本家拥有最大限度的个人自由”的同义语。只有竞争性的市场,一定会导致专制和垄断。绝对的自由只会走向自由的反面。
  自由是一个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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