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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男人和女人-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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媵既为妾中地位之最高者，则后世的妾，便都努力想把自己说成是媵，或者希望别人视己为媵。“姨娘”、“姨太太”这类称呼，大约便由此而来。因为上古的媵，确实多半是夫的小姨，当然也就该称之为“姨太太”了。此外，妻如对妾宽容，也可以称妾为“妹妹”，这也有抬妾为媵的味道，不完全是“哥们”、“姐们”的意思。
秦以后，“天下一统”，没有诸侯国了，主要用于诸侯国之间的通婚的媵制，也就逐渐消亡。不过消亡归消亡，遗风总还是有的。比如，妻死以后，与妻妹续弦的风俗就是。不过续弦者是妻，而不是妾。另外，陪嫁的风俗也有，但陪嫁的女子，多半是奴婢丫环，是婢，而不是媵。总之，媵这种制度，主要实现于先秦，且主要见于周制。
先秦以后，地位最高的妾，是所谓“二房”。
严格说来，所谓“二房”，即是在已有正妻之后，又“正式”娶来的妾。这里说的“正式”，也就是要符合纳妾的规定和手续。历代封建王朝，对于纳妾者的资格和妾的数目，都有一定之规，比方说“士一妻一妾”。当然，后世多有不执行者，变相纳妾，不计其数。但认真说来，士人之妾，也只能有一个，就叫“二房”。当然，即便只纳一妾，也要有正当理由，比方说“正妻无出”，夫家有“断子绝孙”之虞等。此外，也要经过父母批准（甚或指定）、妻同意等程序，并举行相应的仪式。这样娶来的妾，已多少有“正式婚姻”的意味，因此其地位在妻之下，而在诸妾之上，故称之为“二房”，意味在妻妾中排名第二，是“第二把手”的意思。
不过，有的“二房”，则又系由夫的情人转化而来，即夫于父指定的妻以外，又私娶女人，甚至在正式娶妻以前，已私娶女人。依礼，“聘则为妻，奔则为妾，”该女既属“私奔”，当然也就只能作妾。比如《红楼梦》中贾琏之妾尤二姐即是。贾琏先是娶尤二姐为“外室“，即在外面找间宅子养着。虽然也坐了轿子（但却是“素轿”，不是“花轿”）拜了天地，但毕竟父母不知，媒妁不证，也未经正妻批准，所以并不合法，只能叫“私娶”，实则是“偷情”。结果尤二姐这个妾，连“二房”的身份都来路不明，在荣国府中，一点地位都没有，连丫头仆妇们，都看她不起，甚至当面对她说：“咱们又不是明媒正娶来的。”看来，尤二姐的“失足”，全在于“先奸后娶”四个字。所以即便后来死了，也没有什么像样的待遇。贾母吩咐：“既是二房一场，也是夫妻情分，停五七日，抬出来，或一烧，或乱葬埂上埋了完事。”
“二房一场”，亦不过如此，妾的地位，可想而知。
“正式”的妾（二房）虽然只能有一个，但“非正式”的妾，数量就难讲了。
最常见的“非正式”妾，就是“由婢而妾”者。婢是一种女性家奴，地位极为卑下，所以往往只能充任“非正式”的妾。前已说过，正式的纳妾，是要经过一点手续的，而且，其所娶，也多为“良家妇女”，只不过一般家境较为贫寒罢了。比如尤二姐，就是宁国府贾珍之妻尤氏的妹妹。尤家是贾家的亲家，当然也是“良善人家”。只不过，一则尤父已死，家道中落，尤母又是继母，没有多少说话的资格；二则尤二姐是尤母改嫁时带过来的“拖油瓶”，并非尤家血脉，当然地位也更低，这才甘愿去作妾。但好歹，总是亲家府上的人。如果不是背了个“先奸后娶”的名声，又有凤姐使坏，则她在贾府的日子，倒也坏不到哪里去。
婢就不一样了。婢有两种，一种是“家生”的，一种是“外来”的。所谓“家生”的，就是奴才的女儿，自然仍作奴才；所谓“外来”的，也就是买来的，其中有终身买断的，也有短期服役的，也有随女陪嫁的。但无论哪种，地位都低。所以，纳婢为妾，竟不要什么手续，有时不过也就是一句话的事情。
但即便这样的妾，地位也有高低。较高的一种是父母赏赐的。其所以地位较高，乃因为多少有“父母之命”的意味在内。所以，贾郝要向贾母讨她身边的贴身丫头鸳鸯作妾，那邢夫人便劝鸳鸯说：“你比不得外头新买了来的，这一进去了，就开了脸，就封你做姨娘，又体面，又尊贵”，“过一年半载，生个一男半女，你就和我并肩了”。从这些话看，父母指配的婢，在妾中地位也算较高的。她可以得一个“姨娘”的封号，算是半个主子。如果“生个一男半女”，还有可能与妻“并肩”。当然，这里很明显地有邢夫人的诱惑。因为赵姨娘（也是由婢而妾者）也当真生了“一男半女”（一个贾环，一个探春），又何曾与王夫人“并肩”过，谁又真把她当“主子奶奶”？
不过，由父母指配的婢，在妾中地位不算很低，倒也是实情。比如贾琏的妾秋桐，原是贾琏之父房中的丫环。论地位，不但在凤姐之下，也在尤二姐之下。然而那秋桐，“自以为系贾赦所赐，无人僭他的，连凤姐平儿皆不放在眼里，”更是容不得“那先奸后娶、没人抬举”的尤二姐。而且，她向邢夫人告了刁状后，邢夫人还为她说话，骂贾琏说：“不知好歹的种子！凭他怎么样，是老爷给的！为个外来的（指尤二姐）撵他，连老子都没了！”可见，这一类妾，因其颇有“来头”，也就有些威风。
由婢而妾者中地位较低的，叫“通房丫头”，又叫“屋里人”。既名“丫头”，可见尚未脱离奴婢地位而升格为主子奶奶；而所谓“通房”，实则就是“同居”。因为依礼，主子爷的房，原不该与丫头之房相通的。如今既然连房都通了，还有什么事干不出来？因此所谓“通房”，无非就是“同房”甚或“通奸”罢了。从本质上讲，乃是主子对奴婢的一种强行霸占。
不过，即便这种霸占或通奸，也有“正式”与“非正式”两种。比如贾琏的“屋里人”平儿，薛蟠的“屋里人”香菱，便都是“正式”的通房丫头，都是“开过脸”，多少办了点手续的。这个手续，就叫“收房”，即“收在房中”的意思。婢女一经主子收房，就成了主子的专利品，其他人不得染指，也不再许配人家。如果这屋里人“运气”好，能生个“一男半女”，也可以升格为姨娘，分一间房单住。
可见，要当“通房丫头”，也要有一定的手续，例如“开脸”什么的。如果无此手续，就不算。比方说袭人，虽然与宝玉有过性关系，按薛姨妈的说法，也应该“算个屋里人”，但可惜，“到底他和宝哥儿并没有过明路儿的。”换言之，毕竟“妾身未分明”。因此，到宝玉出家时，袭人的去向归宿，便成了一个大问题。尽管我们很不喜欢袭人这个人，但她落到这样一个不明不白、不伦不类的下场，却还是令人同情。
有可能变成“通房丫头”的婢女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夫主原来使唤的丫环，另一种是随正妻陪嫁来的丫环。她们因为和主子关系特别密切，主子的饮食起居，一应生活琐事，都由她们料理，往往也就不太拘于形迹，也容易引起男主人的“邪念”甚或“爱情”。往往是还没有办什么手续，稀里糊涂、轻而易举地就发生了性关系（如宝玉与袭人）。生米煮成熟饭后，再来“开脸”，而女主人往往也比较能容忍。容忍的原因，一则因为毕竟多少有些“主仆情份”，二则也知道她们“翻不起大浪”，三则毕竟是自己的奴才，知根知底，怎么也比外面买来的“婊子”或“骚货”好。所以，不少主母，也鼓励夫君收自己房里的丫头。
丫头即便收了房，也是丫头，断然摆不起谱的。不过，在丫头当中，也算是最有“脸面”的了。何况，她们毕竟是男女主人身边的人，要递个小话，或使个绊子，都很容易。某些小事，甚至还能做主。所以，其他仆人，往往还会来讨好她们。比如贾琏的通房丫头平儿的面子就够大的。她在“议事厅”外等着给薛宝钗传饭，那些仆妇们便又是递坐垫，又是端茶，极尽巴结之能事。之所以如此，除平儿人缘好外，手上多少有些权力和方便，也是原因之一。
如果说“通房丫头”的身份是界乎妾与婢之间，那么，“姬”则界乎婢与妓之间。“姬”的本意是美女，而与妾合称“姬妾”的姬，则主要是指姬侍、家妓、家养的戏子等。她们多半是买来的，也有赠送的和抢来的，没有人身自由，地位也极低，这一点与婢相类。但婢的任务，主要是从事家务劳动，伺候主人的衣食住行；而姬的任务则主要是娱乐耳目，歌舞升平，满足主子的精神需要，这是她们与婢的不同之处。所以，她们的生活往往比婢要优裕，既不必从事繁重的家务劳动，也可以东游游，西逛逛。个别“高级”的宠姬，还可能配上一些丫头以供驱使。
但是，不论姬们的衣着如何华丽，日子如何悠闲，她们终归是主人的玩物。主人“宠”她，正是为了让她好玩；主人“培养”她，也只是为了让她更好玩。所以，说到底，她们仍然是很卑贱的。比如《红楼梦》第六十四回写赵姨娘和戏子芳官等人怄气，探春便教训她说：“那些小丫头子们原是玩意儿，喜欢呢，和他玩玩笑笑；不喜欢，可以不理他就是了。他不好了，如同猫儿狗儿抓咬了一下子，可恕就恕；不恕时，也只该叫管家媳妇们，说给他去责罚。”这席话，很能代表“主子们”对姬的看法。
姬们既然不过只是“玩意儿”，那么，男主人要带她们到床上去玩，大约也只有从命的。但姬与妾的不同之处，在于妾只能有男主人一个性对象，而姬却可以陪侍客人。比如白居易在裴侍中府里夜宴，就有“九烛台前十二姝，主人留醉任欢娱”的诗句。这就大不同于妾而近于妓了。妾无论是纳还是买，都是男主人的专有物。比如，唐人柳公绰纳妾，同僚想见见这个女子，柳就说：“士有一妻一妾，以主中馈，备洒扫。公绰买妾，非妓也。”姬则不然，不但可以出面待客，侍酒陪宿，还可以被主人拿来送人，甚至可以用来换马或做赌注，所谓“一掷赌却如花妾”，这里说的妾便是姬。
总之，无论是身份高于婢的妾，还是性质近于妓的姬，被统称为“姬妾”的这些女子，在总体上说，都是被污辱的和被玩弄的。她们在身份上低人一等，人格上没有尊严，有的甚至连人身安全都没有保障（如前所述石崇令姬侑酒，客不饮酒便杀姬一例即是）。应该说，姬妾是封建宗法制度和阶级压迫剥削的牺牲品。
然而，恰恰是这些地位低下的姬妾，在许多时候，却又会比地位较高的妻，更有可能获得夫的疼爱。在中国传统的两性关系中，情爱往往表现与夫与妾之间，而不是表现与夫与妻之间，这就是古人常说的“妻不如妾”。在中国历史上，风流皇帝与宠爱妃子的爱情故事，可谓层出不穷（如唐明皇与杨贵妃），而夫妻之间的爱情反倒罕见。那么，这又是为什么呢？
这就要从妻与妾的不同家庭角色说起了。
《中国的男人和女人》（易中天）——姬妾之（三）妻不如妾
在中国传统家庭中，妻扮演的，不是单一的角色，而是一个“多重角色”。要言之，她的任务，至少有四种，即：辅佐丈夫、孝敬公婆、教育子女和管理家政。与此相对应，她的角色要求也有四种，即：贤妻、良母、佳媳和严妇。
这四个角色都不好扮演。
所谓“贤妻”，也就是“贤内助”。从理论上讲，就是要做好一切后勤工作，解除丈夫的后顾之忧，创造良好的家庭环境，辅佐丈夫事业有成。从表面上看，这并无不妥。在女性不能外出工作，无法成就自己事业的历史条件下，这似乎还是一个合理的要求。但是，我们必须记住，这个角色，是在“男尊女卑”和“夫主外、妻主内”的前提下设计的。也就是说，它是以男性为中心的。丈夫既然是妻子角色设计的中心，则一个妻的“贤”与“不贤”，便只有一个标准，即丈夫是否满意。显然，这是一个主观的标准，而不是一个客观的标准。“人心不同，其异如面，”每个男子，都有不同的性格，而这些性格的形成，又有气质、禀赋、教养、阅历等多方面的原因，谁能保证每个丈夫都有一个好性格？谁又能保证每个妻子都与丈夫性格相投？所以，一个妻子能否让丈夫满意，单从性格方面讲，就是一个未知数。
更何况，在包办婚姻的情况下，夫妻双方在婚前，不少是连面也没有见过一次的，哪里还会相互了解？在并不了解对方性格的前提下，却又要求妻子让丈夫满意，岂不是“神话”？现代“自由恋爱”而结合的夫妻，尚且有不少在婚后发现“性格不和”而吵将起来的，况乎父母包办者？然而，丈夫不满意，尚可尽情发泄；妻子不满意，却只能委曲求全。这就在一开始，便把作妻子的置于一种十分尴尬和为难的境地，在她年轻的心灵上，投下终身难忘的阴影。
于是，为了作一个贤妻，妻子们便只好去揣摩丈夫的心理，适应丈夫的性格。说的白一点，就是去看丈夫的“脸色”。然而这并不容易。且不说压抑自己去适应别人有多痛苦，也不说这种适应是一个何等漫长的过程，即便这些难关都度过了，也不能保证丈夫认定她是贤妻，因为丈夫的性格、兴趣和要求还会改变。丈夫变了，妻子反应不过来，还用老一套去奉承他，岂不又要自讨没趣？
再说了，丈夫的要求，有合理的，也有不合理的；有办得到的，也有办不到的。正如贾母训斥邢夫人时所说的：“他逼着你杀人，你也杀去？”遇到这种情况，做妻子的，又该怎么办呢？可见，看着丈夫的脸色作妻子，是很难的。
更何况，一个标准的“贤妻”，不但应该让丈夫满意，而且还要能让丈夫成为一个“好男人”。比方说，让丈夫有出息、有作为、有成就、有功名等等。也就是说，妻子不但有关心丈夫、照顾丈夫的义务，还有辅佐丈夫甚至教育丈夫的责任。
在传统观念看来，一个男人是否有出息或有作为，妻子的责任是很重大的。因为母亲只担任成人前的教育。男子一成人，就要娶妻，于是这个人就交给那做妻子的了。如果那男人居然竟“没有出息”，那么，作母亲的是决不会认帐的。因为世界上的母亲都不会承认自己儿子不好和自己教育不成功。宽容一点的，可以承认那是自己儿子“运气不好”；不宽容的，则会一口咬定是儿媳妇“坏了儿子的事”。“坏事”的原因可能有三种：一是儿媳妇“命相不好”，命里克夫；二是儿媳妇“辅佐不力”，没有尽责；三是儿媳妇“过于风骚”，害得她儿子玩物丧志。这三条，都可以构成休妻的条件，引起做公婆的来向那做媳妇的大兴问罪之师。
在传统社会，当然没有多少妻子是愿意被休的，也没多少人愿意被责。更何况，丈夫事业有成，对妻子来说，也有不少实际上的好处。丈夫发了财，妻子可以“穿金戴银”；丈夫升了官，妻子可以“诰封命妇”。在这一点上，传统社会倒还算“公平”：丈夫犯了罪，妻子要连坐；丈夫有了功，妻子也沾光。所以，一般的说，即便是为了自己的荣辱，做妻子的，也愿意丈夫能出人头地。
要做人上人，就先得去吃苦中苦。这里说的“吃苦”，也包括少享受一点性快乐在内。在传统观念看来，性是生育的手段。如果继统的问题已经解决，再过多地过性生活，那就是“淫”，至少也是“玩物”，而“玩物”是会“丧志”的。为了让丈夫不至于“丧志”，妻子便只有使自己变得“不好玩”。也就是说，变得不性感、没魅力，甚至无性欲。当然爱情云云，也就根本谈不上了。
非但如此，妻子对于丈夫“过多的”性爱要求，还有规劝的责任和婉拒的义务。这就等于自己断了自己争取爱情的“后路”。更何况，规劝的内容还不止于此，而是丈夫的一切“不良”习气或行为。女人原本爱唠叨，现在既然又有此权力与义务，更难免变本加厉。如果妻子说的在理，又有公婆撑腰，丈夫当然也无可奈何。但这丝毫也不妨碍他在心里讨厌妻子，甚或干脆不理她。在这种情况下，夫妻之间还有爱情吗？
“好妻子”不容易做，“好媳妇”更难当。
从古到今，中国的婆媳关系，历来就是一个让人头疼的事情。但是，在传统社会，做一个好媳妇却又比做一个好妻子更为重要。因为礼已经规定了：“妇顺者，顺于舅姑（公婆），和于家人，而后当于夫。”也就是说，孝顺公婆，和睦家人，比夫妻相爱重要的多。而且，在事实上，公婆对媳妇的处置权力也要大于丈夫。一个做妻子的，如果不讨丈夫喜欢，或与丈夫没有感情，但只要婆婆不发话，丈夫就休不了她，如蒋介石、鲁迅的原配都是。反之，如果婆婆不喜欢这个媳妇，要将她扫地出门，那么，夫妻感情再好，也无济于事。如《孔雀东南飞》中焦仲卿之妻刘兰芝、陆游之妻唐婉都是。所以，为了确保自己的安全，那些“聪明”的女人，都会把做好媳妇看得比做好妻子为重。比如，王夫人就整天在贾母身边转，讨贾母的喜欢，却很少看到她与贾政有什么感情交流。
那么，什么样的媳妇才是“好”媳妇呢？
按照传统观念，一个标准的“好媳妇”除了孝敬公婆外，还应该品性端正、作风正派、仪态端庄、不苟言笑，总之是知书达礼、循规蹈矩，切忌轻狂、轻佻、轻浮、轻慢。这些看起来似乎冠冕堂皇、无可挑剔的要求背后，实际上是“不准乱说乱动”和“不得浪漫活泼”的意思。对于这一点，中国传统礼教有相当详尽的规定，有的还规定得非常具体而细致，比如，不可在婆婆面前喧哗、吵闹、打嗝、打喷嚏、打哈欠、伸懒腰，不能踮脚走路（但也不能走得很重），不能斜眼相视（当然更不能怒目相视，而应低眉作恭顺状），更不能吐痰、抹鼻涕。一个人，小心谨慎、恭敬拘束如是，还要能保持什么个性和魅力，那可真是天方夜谈了。
一个好媳妇，除了要“顺于舅姑”外，还要“和于家人”，这又是一个难题。中国传统大家庭、大家族中，不但婆媳关系难处，妯娌关系、姑嫂关系往往也很紧张。但是，一个“门风谨严”的家族，是决不允许有“内乱”发生的。这就只有对媳妇们进行规范和弹压。长嫂要克己，弟妇要谦让，每个人都要克制和压抑自己，又都要到婆婆那里去争取好评。自己的丈夫，也就不大顾得了啦！再说，白天在婆婆面前装模作样，做了一天的戏，晚上回到房里，筋疲力尽身心交瘁，实在也很难有什么兴致再和丈夫做爱。有这份精力，还不如琢磨一下明天怎么去对待婆婆、算计妯娌呢！
第三个任务——管好家政，当一个“好管家”，同样很难。
依礼，新媳妇过门以后，婆婆就要交出“治家权”，把这个家，交由媳妇去治理。其象征仪式，就是在拜舅姑礼毕后，公婆从客位下堂，媳妇从主位下堂。婆媳之间，从此便有主客关系的意味。但是，话虽这么说，痛快交权的，并不很多。有的会“垂帘听政”，有的竟“直接插手”。即便真正放权的婆婆，对家政大事，仍有最高裁决权，而媳妇则不过“办事员”罢了。要言之，媳妇顶多只有“治权”，没有“主权”。主权仍在婆婆手里，这是“家难管”的原因之一。
更何况，旧式大家庭那个家，本来就难管。所谓管家，无非是“治内”和“理财”。治内即管人，理财即管钱。这两件事，都不好做。前者会使她成为众人的“眼中钉”，后者会使她成为众人的“肉中刺”。懦弱一点的，对付不下来，只好躲在屋里以泪洗面，让丈夫看了讨厌；厉害一点的，又难免被人忌恨，弄得自己形象不佳，让丈夫看了心烦。比如王熙凤无疑是好管家，然而贾琏却说她是“阎王老婆”、“夜叉星”。这些话虽是贾琏偷情时说的，并不完全作数，但王熙凤的治家已影响到他们夫妻感情，倒也是实。
剩下比较好扮演的角色，大约就是“良母”了。因为这无须做戏，全凭天性即可。事实上，在包办婚姻的家庭中，由于夫妻感情淡漠，婆媳关系紧张，妯娌之间不和，唯一可以倾注感情的也就是孩子。但是，过分地疼爱孩子，便难免会冷落丈夫。一个女人的“母性”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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