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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史-第8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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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农群众的形象则比较苍白甚至被歪曲，往往写成愚昧而带有神经质。例如，《罗大斗的一生》（收集在《在铁炼中》里）把一个受欺压的农民写成软弱无能、奴性十足的可怜虫。
对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以及中篇、短篇小说的进步倾向和严重缺陷，当时进步的文艺阵营曾给以分析和批评，作者也表示：“我希望在这伟大的时代中，我能够更有力气追随毛泽东底光辉的旗帜而前进，不再象过去追随得那么艰苦。”（注：路翎：《〈在铁炼中〉后记》）
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总崩溃前的最黑暗的日子里，《虾球传》的出现给窒息的文坛送来了春风。这部小说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八年在香港《华商报》副刊连载，随后分《春风秋雨》、《白云珠海》和《山长水远》三部出版了单行本，在当时国统区特别是华南地区曾广泛流传，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当时进步文艺界对这部小说进行过热烈的讨论。作者黄谷柳（1908—1977），抗战时期已开始发表作品。他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有过曲折而辛酸的生活经历，在黑暗中探索着走向光明的道路。《虾球传》的创作就是这种探索所结出的艺术硕果。《虾球传》是一部富有浓厚地方色采和强烈生活气息的作品，比较成功地塑造了从流浪少年成长为革命战士的虾球的形象。小说中的虾球，原名夏球，出身于华侨工人家庭，自幼在香港做小工、小贩，过着半饥不饱的生活。在生活的重压下，十六岁的虾球走出家庭，到处流浪求生。但是，在那个世界里，没有下层人民的乐园与天堂。虾球经历过一番痛苦的流浪生活，受过拘押、捆绑、殴打，从香港流浪到广州，又到粤南各地，经过曲折惊险的道路，终于找到了革命队伍，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成为一名优秀的游击战士，从为个人求生走上为人民求解放的光明大道。虾球既勇敢又机智，在追求新的生活过程中，经历了无数艰难险祖，终于化险为夷。作者力图在虾球形象中概括地表现出华南地区少年儿童梗直、精明、勇敢、义侠等等特点。小说毫不隐晦地写了虾球在流浪中沾染过旧社会的污秽。虾球在无路可走时曾做过小偷、扒手，甚至用自己的生命去赌博，但是他本质忠厚、善良，特别是接受了革命道理以后，他坚决摈弃了这些旧社会的污秽。虾球的经历，似乎带有传奇性，但符合虾球的性格及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因而又富有现实性。作者居住香港、广州等地多年，对流浪少年儿童的生活作过细致的观察，“他曾为一个象小说的主人公虾球那样的流浪儿打抱不平而遭到烂仔们的殴打。谷柳同情这些人，但又没有办法援助他们，这才迫使他开始寻找解放穷人的真理。”（注：夏衍：《忆谷柳——重印〈虾球传〉代序》，《新文学史料》第三辑，1979年5月）《虾球传》通过虾球的曲折经历告诉人们，在豺狼当道的旧社会，个人奋斗是没有力量的，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走革命道路，穷人才能获得解放。
《虾球传》不是单纯地孤立地描写虾球的惊险遭遇，而是把虾球放在一个极其复杂的社会环境中，通过虾球和他的小伙伴牛仔在“鳄鱼家庭”当差所见的人和事，画出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社会光怪陆离的社会相。小说描写了绰号“鳄鱼头”的城市流氓头子洪斌及其上司、同僚，淋漓尽致地暴露了这伙妖魔鬼怪的狰狞面目和丑恶灵魂。“鳄鱼头”起初混迹香港，明抢暗盗，无恶不作；后来易地广州，摇身变为“舰长”、“团长”，同官、高、绅相勾结，为非作歹，罪恶累累。虾球起初分不清人和鬼，多次在“鳄鱼头”家里当差，在血的教训中才看清了“鳄鱼头”阴险狠毒的嘴脸，并同他作了你死我活的斗争。“鳄鱼头”及其一伙，实际上是当时反动统治集团的一个缩影。小说通过“鳄鱼头”的发迹和灭亡，预示反动统治最后崩溃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反映城市下层人民生活的作品，在“五四”以来的新小说中屡见不鲜，老舍的《骆驼祥子》就是其中的代表作。但是，城市流浪少年儿童的苦难遭遇，城市流氓势力的为非作歹，在现代文学中较少涉及，因而《虾球传》的出现给人们以新颖而别开生面的感觉。这部小说在艺术上也具有特色。较多地接受了古典小说和民间文学的影响，故事曲折动人，情节经人入胜，语言朴素简练，在民族化群众化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正如茅盾在评价包括这部小说在内的作品时指出：“打破了五四传统形式的限制而力求向民族形式与大众化的方向发展。”（注：茅盾：《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由于作者思想、生活和创作经验的限制，《虾球传》在描写旧人物旧事物时有血有肉、有声有色，而描写新人物新事物则存在着概念化的缺点，对党的地下工作和游击队的描写缺乏生活实感。一九四九年六月，黄谷柳到十万大山地区参加粤桂边区游击队，走上崭新的生活和创作道路。《虾球传》在新中国成立前已译成日文在日本出版，并改编为电影在香港上映。建国后作者对这部小说作了较大的修改和充实。
这时期重要的长篇小说，还有茅盾的《锻炼》，和前已提及的老舍的《四世同堂》，沙汀的《还乡记》等。此外，夏衍的长篇《春寒》，碧野的长篇《没有花的春天》，于逢的中篇《乡下姑娘》、《深秋》，司马文森的长篇《雨季》，王西彦的长篇《古屋》等等，也都是这个时期在国统区写作和出版的小说作品。尽管其中有些在当时影响并不很大，但这些作品总的思想倾向是进步的，它们力图反映时代面貌，暴露社会的黑暗，对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迎接新中国的建立，起了积极作用；艺术上也各有不同的长处，在同形形色色的反动文学争夺阵地方面作出了贡献。
第三节：《马凡陀的山歌》等诗歌和杂文、散文
抗日战争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国统区广大人民反压迫、争民主的群众运动此伏彼起，一流高于一浪。进步的诗歌和杂文、散文，由于反映现实较为迅速，在那时光明与黑暗、正义与邪恶的搏斗中发挥了很大的战斗作用，正如茅盾在第一次文代会报告中所说的那样，“有些作家们的诗歌，杂文，成了群众运动中的武器。”（注：茅盾：《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第48页）
诗歌在国统区民主运动中发挥了突出的作用。其中既有久经战阵的老诗人的诗作，也有初上沙场的年轻诗人的战歌。
郭沫若这一时期除了继续创作借古讽今的历史剧外，也以诗歌为武器向法西斯统治宣战。一九四八年出版的诗集《蜩螗集》里的大部分诗歌《包括新诗和旧体诗》，都是这个时期创作的。在这位杰出诗人的创作道路上，这部诗集不是主要的代表作，但有些诗敏锐的反映了那时的重大事件，抒发了人民的情绪和愿望，正如作者所说，可以作为“时代纪录”（注：郭沫若：《蜩螗集·序》，《沫若文集》第2卷第43页）。《进步赞》、《为多灾多难的人民而痛哭》、《挽四八烈士歌》等篇，都是针对当时的重大事件而发，写出了人民对反动派的巨大愤怒，对革命者的无限崇敬。这部诗集里抒情诗占多数，也有政治讽刺诗。诗人不仅直接抒发对黑暗的憎恨、对光明的期待，热情高歌“火中的凤凰”，而且运用讽刺手法迂回地打击敌人。如《进步赞》一诗针对国民党反动派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一日在昆明镇压学生反内战、争民主运动的“一二·一”流血事件，用讽刺反语揭露敌人的法西斯暴行：
谁能说咱们中国没有进步呢？
谁能说咱们中国进步得很慢？
“一二·九”已经进步成为“一二·一”了，
不信，你请看，请鼓起眼睛看看。
水龙已经进步成为了机关枪，
板刀已经进步成为了手榴弹，
超度青年的笨拙的刽子手们
已经进步成为了机械化的好汉。
诗人用“国会焚烧案又有了东方的翻板”这样的诗句，一针见血地揭穿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期主义实质。《这个就叫“最民主”》（注：发表于1947年2月26日《新华日报·新华副刊》，收入诗集中改题为《猫哭老鼠》）也是一首政治讽刺诗，辛辣地嘲讽了伪上海市长对被反动军警枪杀的工人装出猫哭老鼠似的假慈悲，揭露国民党玩弄“民主宪法”把戏的欺骗性。这些诗作表明，郭沫若对于当时已成为诗歌创作主流的政治讽刺诗，是积极参预和热情支持的。
国统区政治讽刺诗创作热潮是抗日战争胜利前后形成的，这同当时特定的政治环境密切相关。国民党统治集团打着“民主”的招牌实行法西斯专政，广大人民不但没有享受到抗战胜利的果实，反而再度被推进苦难的深渊。“诗人，从而抉取了他们的爱憎和灵感。诗句，血一样的迸射了出来。”（注：臧克家：《〈地层下〉序》）当时反动派的文化禁锢政策又异常严密，诗人们用自己的诗句作战，不能不转变斗争的策略和方式，政治讽刺诗的涌现就是这种转变的结果。同时，反动派的倒行逆施，构成了极大的自我讽刺，诗人们用诗歌形象地写出这些“事实”，也就成了政治讽刺诗。
以政治讽刺诗贡献于诗坛的诗人中，袁水拍和臧克家成就最高，影响最大。
袁水拍用马凡陀的笔名在国统区报刊上发表的政治讽刺诗近二百首，绝大部分收集在《马凡陀的山歌》及《马凡陀的山歌续集》两部诗集中，对当时国统区人民“反饥饿反迫害”的民主运动起过一定的促进作用，在青年知识分子中产生过广泛的影响。《马凡陀的山歌》及《续集》中的诗歌，往往抓住某些社会生活现象加以描述，寓讽刺于叙事之中。作者对当时国统区内城市市民朝不保夕的生活处境和昼夜不宁的政治环境有着深切的感受，许多诗歌“从城市市民现实生活的表现中激发了读者的不满、反抗与追求新的前途的情绪”（注：茅盾：《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第51页）。例如，国统区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给城市市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诗人抓住这一现象写了《抓住这匹野马》、《上海物价大暴动》、《长方形之崇拜》、《关金票》、《活不起》、《大钞在否认发行声中出世》、《如今什么都值钱》、《纸头老虎——法币》等许多诗篇，运用诗歌形象，对国民党祸国殃民的财政经济政策从多方面加以揭露和讽刺。《抓住这匹野马》一诗，把飞涨的物价比作横冲直撞的野马：
撞倒了拉车的，挑担的，
撞倒了工人，伙计，职员，
撞倒了读书的孩子，
撞倒了教书的先生。
……
作者在诗中呼出了国统区人民强烈要求控制住物价的共同心声：“赶快抓住它！抓住这匹发疯的野马！抓住这飞涨的物价！”
马凡陀山歌不是停留在社会生活现象的描绘上，而是透过现象努力挖掘它的本质，引导读者认清造成这些现象的根源，激发人们对反动统治的不满。冯乃超在评论中指出：“马凡陀把小市民的模糊不清的不平不满，心中的怨望和烦恼，提高到政治觉悟的相当的高度，教他们嘲笑贪官污吏，教他们认识自己可怜的地位，引导他们去反对反动的独裁统治。”（注：冯乃超：《战斗诗歌的方向》，《大众文艺丛刊》第1辑）如《三万万美金的神话》、《大人物狂想曲》、《主人要辞职》、《一只猫》、《发票贴在印花上》、《万税》、《海内奇谈》、《这个世界倒了颠》等篇，讽刺锋芒都指向国民党统治集团，对它的反动性和腐朽性作了有力的揭露。在《主人要辞职》一诗中，诗人写道：
我想辞职，你看怎样？
主人翁的台衔原封奉上。
我情愿名符其实的做驴子，
动物学上的驴子，倒也堂皇！
……
我亲爱的骑师大人！
请骑吧！请不必作势装腔，
……
针对国民党官僚假惺惺称老百姓为“主人”，装腔作势自称“公仆”，诗歌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引导人民认清自己所处的被压迫被剥削地位，投入改变现实的斗争。那时国民党政府巧立名目，用苛捐杂税盘剥人民，诗人用“万岁”的谐音写了《万税》一诗加以嘲讽，诗中说：
印花税，太简单，
印叶印枝也要税。
交易税不够再抽不交易税，
营业税不够再抽不营业税。
此外，抽不到达官贵人的遣产税和财产税，
索性再抽我们小百姓的破产税和无产税！（注：《马凡陀的山歌续集》，第109页）
诗歌勾画出国民党统治下“万税”的景象，表达了人民对反动统治者的愤怒。国民党统治集团打着“民主宪法”的招牌推销法西斯独裁政治的反动货色，马凡陀的山歌中不少诗篇针锋相对地予以讽刺和抨击。《这个世界倒了颠》一诗写道：
这个世界倒了颠，
万元大钞不值钱，
呼吁和平要流血，
保障人权坐牢监。
这个世界倒了颠，
“自由分子”抹下脸，
言论自由封报馆，
民主宪法变戒严。（注：《马凡陀的山歌续集》，第128页）
马凡陀的山歌政治性较强烈，但不是标语口号的堆积，而是运用诗歌形象反映现实。诗人从鲁迅的讽刺诗及杂文吸取了养料，运用“大抵倒是写实”（注：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论讽刺》）的手法，往往选取司空见惯的社会现象凝炼为诗歌形象，用来概括和表现生活中的种种矛盾。如《主人要辞职》中的“主人”，《公务员呈请涨价》中的“公务员”，《王小二历险记》中的“王小二”，《大人物狂想曲》中的大人物“，都是作为形象出现在诗歌中，反映当时社会矛盾的某一个侧面；《抓住这匹野马》中的”野马“，《一只猫》中的”猫“，也都加强了诗歌的形象性。在《一只猫》中，作者写道：
军阀时代水龙刀，
还政于民枪连炮，
镇压学生毒辣狠，
看见洋人一只猫：
妙呜妙呜，要要要！
从“水龙刀”发展到“枪连炮”，这些形象已经尖锐揭露了国民党所谓“还政于民”的真相，加上“一只猫”，更把国民党对人民血腥镇压、对帝国主义献媚乞讨的内外政策描绘得维妙维肖。许多诗歌还选取富有典型意义的事实，用漫画式的手法加以渲染，构成诗歌形象。如《发票贴在印花上》一诗，不但讽刺了国民党的苛捐杂税、通货膨胀，而且形象地揭露了国民党统治者依靠帝国主义疯狂反共反人民的倒行逆施：
脑袋碰在枪弹上，
和平挑在刀尖上，
中国命运在哪里？
挂在高高鼻子上。
马凡陀的山歌在新诗的民族化群众化方面作了新的尝试，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作者从民歌、民谣、儿歌中吸取了艺术经验，采用了五言、七言等多种群众喜闻乐见的诗歌形式，语言朴素通俗，而且可诵可唱，形成了独具一格、新鲜活泼的山歌。有些诗歌曾被谱成歌曲在民主运动中传唱。有些诗歌被改编成活报剧上演。总之，马凡陀的山歌在诗歌创作上代表了一种新的进步倾向，当时进步报刊发表了不少文章加以肯定和赞扬，如林默涵在评论中指出：“马凡陀的山歌的方向，就是用了通俗的民间语汇和歌谣的形式，来表现人民（在他主要是市民）所最关心的事物，来歌唱广大人民的感想和情绪。这是使诗歌深入人民，和人民结合的方向。”（注：《关于马凡陀的山歌》，《新华日报·新华副刊》1947年1月25日）《马凡陀的山歌》中也有一些内容浅薄诵俗、玩弄民间形式之作，如《洋孤孀哭七七》等篇，当时的评论者曾及时加以批评，建国后重印这部诗集时作者作了删节。
袁水拍这个时期除了创作政治讽刺诗外，还出版了抒情诗集《沸腾的岁月》、《解放山歌》。《沸腾的岁月》中有一些国际题材的诗歌较为新颖。但这两部诗集的成就和影响远远不如《马凡陀的山歌》。
臧克家继《泥土的歌》之后写作了诗集《宝贝儿》、《生命的零度》和《冬天》。《宝贝儿》出版于一九四六年，收政治讽刺诗十七首。《生命的零度》出版于一九四七年，收短诗和长诗共二十九首，其中第一辑十首全是政治讽刺诗。同年出版的《冬天》，收抒情诗十九首，其中不少诗属于政治抒情诗。现实中扑鼻而来的奇臭掩盖了泥土的芳香，血和斗争“已经驱逐了田园诗”（注：臧克家：《叫醒——给南国的一个陌生的农家的女孩子》，《冬天》第54页），诗人自觉地用诗歌参与了那时光明与黑暗的斗争，用火与剑似的诗句“向黑暗的‘黑心’刺去”（注：臧克家：《向黑暗的‘黑心’刺去》，《新华日报》1945年6月14日）。诗人根据现实中发生的许多丑得不堪入目、臭得令人掩鼻的事件，写出了《胜利风》、《人民是什么》、《枪筒子还在发烧》、《裁员》、《宝贝儿》、《谢谢了‘国大代表’们！》、《‘警员’向老百姓说》、《发热的只有枪筒子》、《生命的零度》等许多讽刺诗篇，表达了对黑暗现实的强烈憎恨，愤怒地鞭挞了国民党统治集团祸国殃民的反动行径。在《胜利风》一诗中作者写道：
政治犯在狱里，
自由在枷锁里，
难民在街头上，
飘飘摇摇的大减价旗子，
飘飘摇摇的工商业，
这一些，这一些点缀着胜利。（注：臧克家：《宝贝儿》第4—5页）
这是对抗战胜利后国统区社会面貌的真实写照，也是对国民党标榜“民主、自由、繁荣、富强”的尖锐讽刺。在诗人笔下，反动派下死劲喧嚷的“民主自由”，只不过是“挡不得雨，也遮不了风”的“破草棚”（注：臧克家：《破草棚》，《宝贝儿》第51页）。统治者的“炫人眼目的那些什么告，什么书”，尽管“美丽得象一朵纸花”，但是“好话说三遍狗也嫌气”、“画的饼儿充不了饥”，人们只相信“事实”才是真正的“宝贝儿”。自然，诗人十分明确，在反动统治下这样的“宝贝儿”不可能“请出来”，诗歌只是揭穿反动派用谎言编织的面纱，还它狰狞丑恶的面目。《枪筒子还在发烧》一诗写道：
掩起耳朵来，
不听你们大睁着眼睛说的瞎话，
癞猫屙了泡屎，
总是用土盖一下。
……
大破坏，还嫌破坏得不够彻底？
大离散，还嫌离散得不够惨？
枪筒子还在发烧，
你们又接上了火！
和平，幸福，希望，
什么都完整，
人人不要它，它却来了——
内战！（注：《宝贝儿》第19—20页）
在迅速反映现实方面，在政治性和艺术性相结合取得较好成果方面，臧克家的政治讽刺诗和袁水拍的政治讽刺诗是相似的，但两者的诗歌创作风格则不一样。《马凡陀的山歌》往往寓讽刺于叙事之中，比较接近叙事诗；《宝贝儿》、《生命的零度》则充满浓郁的抒情色采，诗人火一样的热情熔化在诗中，既是政治讽刺诗，也是政治抒情诗。如《裁员》、《发热的只有枪筒子》、《生命的零度》等许多诗篇都是诗人对黑暗现实强烈的憎恨和愤怒的控诉。
为了便于群众接受，臧克家在创作政治讽刺诗时改变了过去注得雕琢近于典雅的诗歌语言风格，力图把诗句写得朴素自然。他说“雕琢了十五年，才悟得了朴素的美，从自己的圈套里挣脱出来，很快乐的觉得诗的田园是这么广阔！”（注：《生命的零度·序》）《谢谢了‘国大代表’们！》、《‘警员’向老百姓说》等诗篇都是运用通俗的群众语言对国民党的假民主真独裁作了无情的揭露和辛辣的讽刺。
除了政治讽刺诗外，臧克家继续写作抒情诗和叙事诗。诗集《冬天》和《生命的零度》中的第二辑主要是抒情诗，《生命的零度》中第三辑是叙事诗。这些诗都寄托了作者对黑暗的愤懑和对光明的向往。在《冬天》一诗中诗人描绘“整个中国的土地，土地上所有的人民，一齐冻结在冰冷之中了”，大地“破碎”、“颓败”、“凋零”，但诗人坚信：“这该是最后的一个严冬。”（注：《冬天》第8页）
除袁水拍、臧克家外，绿原、邹荻帆也写过政治讽刺诗，但他们主要以创作政治抒情诗见长，运用不同风格的诗歌语言，抒写人民深重的苦难及要求解放的强烈愿望。绿原的第一本诗集《童话》，列为“七月诗丛”之一，出版于一九四二年，收抒情短诗二十首。抗日战争胜利后又出版了诗集《又是一个开始》，收抒情长诗及短诗七首，还有不少诗散见于国统区的报刊。《童话》中的诗歌浪漫主义气息较浓，带有某些童话色采。其中有歌颂劳动创造、赞扬革命进取的诗篇，如《雾》、《旗》等篇，刚健清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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