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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年读书选集-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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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如何丢了“现代”光环
战后台湾社会对现代化与落后问题即有敏锐反应，一九六三年一位留台美国学生狄仁华写了一篇批评国人没有公德心的文章，而在大学校园引发了一场影响深远的青年自觉运动。与此同时的《文星》“全盘西化论”之争，以及接着在七十年代初《大学杂志》的现代化论述，不用说是更深刻的思想运动了。
这些以欧美为师的“现代化”方案，到了八十年代基本上已经内化为台湾标准公民／市民的话语，当局面对这种新兴的社会期望，它残存的诸种威权作为就显得极为汗格不入，尤其是继续以恐怖手段作为统治技术的那一面。
龙应台《野火集》所召唤的这些社会标准公民，在更早的时候也曾被另外一种称为“小市民”的身份召唤过，而召唤者却是威权体制本身。那是发生在一九七二年的事，当时台大学生在保钓运动后的民主抗争正闹得风风火火，而哲学系教授陈鼓应正在鼓吹设立民主墙、开放学生运动。那年四月，《中央日报》副刊连载了一篇四万多字的长文《小市民的心声》，作者站在奉公守法的“小市民”立场，以“企图制造社会动乱”的罪名来攻击台大异议师生。当局旋将此文印制成数十万份小册子，广为散发。在这篇文章的语境里，“小市民”是守法、追求公共秩序、注重环境卫生、讲究生活品位的所谓沉默大多数的中产阶级“现代公民”。这批现代公民被召唤出来对抗“治大乱党”，在当时十分有效，台大的异议师生虽然在校园里获得了支持，但在社会上却处于劣势。
同样处境的这批‘叫。市民”如我岳父母者，在一九七二年曾是《小市民的心声》企图召唤的对象，但他们在十多年后却成了龙应台的热烈支持者，成了动摇威权统治基础的野火的一分子。因为到了这时，国民党已经在小市民／现代公民的心目中开始崩盘了。而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一九八零年前后的政治事件让国民党极为“落后”的统治术充分曝光，让这些原本的支持者也引以为耻。
《野火集》在关键时刻迂回地扯下了国民党“现代化”的残余光环，但国民党在一般人心目中与“现代化”完全脱钩，还是与民进党夺得“现代化”大旗互为消长的。野火过后没几年，民进党就以“进步”为名建党，从反面将国民党的“落后”定了性，直到如今，社会上任何“落后”的东西都尽可归诸旧党国余孽。而这正是民进党在九十年代攻城略地之后，逐步形成的一个“社会共识”，就是“国民党是落后的守旧政党，而民进党则是进步的现代政党”。
九十年代中期陈水扁在台北市长任上发生的一件事，很可呈现民进党在这个意识形态争战中已经基本获胜。一九九七年，台北市宣布辖区内的户政事务所全面启用户政信息系统，也就是将几十年来用笔书写在户籍大簿上的户口资料计算机化。报纸上一时忙着介绍户政计算机化带来的诸种好处，除此之外，台北市政府还特别强调说，户政所人员将以全新的便民态度来服务市民，譬如作业柜台全面下降，因此市民可以坐下来与户政人员面对面交谈，还会有服务人员来亲切奉茶。台北市政府宣传说，这些都是陈水扁市长的德政，是民进党的进步便民理念的展现。
台北市的户政事务所的承诺，后来确实都实现了。这一切都是真的，除了其中唯一的误导信息，就是这荣耀全被归于陈水扁市长与民进党。
真相是，台北市户政信息系统是全台户政信息系统的一环，在那时已经筹建十年之久，那一年正是系统开发测试基本完成后，在台北市全面实施之时，而恰巧就在陈水扁的市长任期上。
从一九八八年开始，资讯工业策进会接受“内政部”委托，进行这套大系统的规划设计与开发建置，而我本人当时刚从美国回台，进入资策会工作，恰巧就是负责这套大系统的网络方面的规划设计，直到一九九六年离开，因此熟知建立这套系统的来龙去脉。
这个当年台湾最大的网络联机大型信息系统，会交给资策会来建置，有着诸多原因。其中除了资策会是当时台湾最大的计算机软件开发单位外，“内政部”也信任没有厂商包袱的资策会工程师，会以最先进的技术建置这套史无前例的大系统。当时国外的大计算机厂商如IBM、迪吉多、NEC等等，都通过各种途径游说采用他们的专属系统。采用厂商专属系统的好处是用成熟的专属技术来解决问题木容易出错，资策会可以乐得轻松。然而资策会的工程师却是高瞻远瞩、不为所动，决定全面采用当时虽然技术尚未完全成熟，却是最先进、最公开的开放式计算机与网络架构，以免公众的系统被任～专属厂商的技术绑死，而代价则是资策会的工程师必须辛苦地边学习边开发这整套系统。
在系统主机与工作站上，我们订出来的系统规格就是以UNIX为基础，而且必得有能力处理三万个以上中文字的开放系统；在网络方面我们订出以TCP／IP为基础架构的开放型网络，也就是今天全世界通用的Internet架构。在一九八八年，UNIX与TCP／IP这些开放系统技术尚未完全成熟与商业化，W3网页制作格式还没发明，Internet商用网络也没影儿，但资策会的工程师已经看出它们的前景。但是不同于学术网络的实验性质，资策会是在建置一个属于全民的大系统，我们采用先进却未成熟的技术是冒着风险的。然而资策会接受了我们的规划，委托单位“内政部”的信息中心以及户政司也都接受了。由于采用了开放系统架构，如今它可伸可缩，没有被特定厂牌绑死，不至于牵一发动全身。
一个大型信息系统的建置不只是计算机软硬件的安装，还牵涉到具体使用上的作业安排。每个户籍员桌上将会有一个计算机屏幕，也要让来申办的民众能够看到屏幕上显示的户籍信息，因此以前高柜台的作业模式就不管用了，于是就有了在桌前面对面坐着谈事、观看同一计算机户籍信息的作业方式。而且又因为资料计算机化节省了人力，因此有充裕的人力来为民众提供多方面的服务，包括奉茶。这一切都在当年信息中心的构想之中，是配合户政计算机化的必要与衍生措施。
以上所以不惮其烦地细说户政信息系统的建置过程，主要想说明“解严”前后相关部会的这些技术官员，其实已经是深具“现代化”与“进步”意识的一群人。当一九九七年民进党的台北“市长”陈水肩坐收这项成果时，我曾与一位泛绿老友争辩。我费心向他说明这段十年苦心建置的过程，却未能说服他国民党也是有它“现代化”与“进步性”一面的事实。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到了九十年代，由于国民党在“现代化”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已经失败，以至于它几十年来在台湾苦心经营的任何现代化成果，包括已成典范的经济增长，不是掩盖不彰，就是被已经夺得“现代光环”的民进党轻易地接收而去。
国民党在台湾努力了几十年的现代化经营，到头来竟然还得背负“落后”的沉重罪牌，除了因其特务统治而造成的离心离德之外，其实还有一个无可逃避的历史性因素，而那是从一九四五年国军部队一上岸开始，就如影随形地跟上了的。多年来，台湾社会曾流传着多种对当年国民党军队十分贬抑的说法。传言中，下船的国军衣衫不整、背着做饭的大锅，还拿着雨伞，今台民大失所望。
这些说法，最终凝结成一则关于水龙头的故事，数十年来在台湾广泛而不断地传述着：“当一九四五年日本战败，大陆兵仔来到台湾时，他们看到墙壁上的水龙头这东西竟然还会冒出水来，觉得很神奇，也去搞来一个往墙上一塞，却奇怪为什么没有水流出来。”这是我年少起就听过的笑话。这些故事原来是街谈巷议，“解严’之后就名正言顺地在各种选战与意识形态争战中公然引述传布了。这样的故事不管是否属实、是否有普遍性，几十年来在台民心目中已经成了一种精炼出来的对国军的“记忆”。而且这种“记忆”是带着价值判断的，拿来做参照标准的却是日本军队。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帝国战败投降，随后退出台湾，至今已六十年了。对只愿认定这件大事情是“终战”的人，尤其是台独人士而言，日本殖民台湾五十年所留下来的不只是“军容壮盛”与“水龙头”的表征，日本殖民政权还是台湾的西方文明引介者。在日本战败投降六十周年的前一个月，即二零零五年七月出版的《台湾西方文明初体验》（陈柔缓著，麦田出版社）一书里，作者搜集丰富的资料，将日据时期台湾人在一般生活层面接受日本式“西方现代文明”的情景十分生动地呈现出来，譬如第一次使用牙刷牙膏、第一次打高尔夫球等。书里也再次提到那个水龙头故事。对于当年接受日本教育的我父母那辈人，这种“现代文明”的初体验，的确形成了他们的意识形态感觉核心。
这个被拿来与国民党政权进行对比的日本殖民政权，此后就一直是很多台民心中的衡量标尺，而成为台独运动有关“现代与落后之争”的心理操作素材，甚至上了小林善纪的《台湾论》漫画。这不啻是说，表面上日本殖民政权在一九四五年退出了台湾，但实质上在台民的心理层次并未完全退出。而国民党则显然从来不曾认识到，它在台湾的主要竞争对手既非共产党，也非台独势力，而竟是日本殖民政权的“现代化”幽灵。比起这个无所不在的‘旧本幽灵’，那些令其支持者离心离德的特务手段，只是再一次证实其落后性，成了拖垮它的最后一根稻草。
水龙头的普世论述
民进党运用这种对文明与落后有着强烈对比的“水龙头故事’，极为有力地将对手塑造成落后的刻板印象。可是我们却发现，这个故事不仅在台湾流传，甚至还有全球各地的各种版本：
譬如，老牌英国演员尤斯提诺夫在《小心！偏见》这本书里，就提到“二战”后欧洲的相同传述：“谁不记得家中老一辈叙述的故事呢？一九四五年苏联红军在行进中拆下水龙头，将它往墙上随处用力一插，以为这样就有水洞泪流出。”这是“文明”的英国人嘲笑“落后”的俄国人的版本。
又譬如，在一个以色列的传道网页上，则是如此叙述类似的故事：“一个以色列的公益组织接待了一群来自西奈半岛的阿拉伯贝都因游牧人，在送他们回家前向他们说，他们可以把在这里所看到的最喜爱的东西拿回家当纪念品。没料到这群贝都因牧民每个人都要了一个水龙头，以为回到他们缺水的沙漠牧区后，将水龙头往那里一插就可以有水流出。”这个故事讲得义正辞严，用来说明教义的源远流长，读来毫无讪笑之意，但却也用了中东版的水龙头故事，来说明“现代化”的以色列与“落后”的贝都因之间的强烈对比。
龙应台当年在散播野火之时，当也是满怀“现代化”意识，极为敏感于她父兄之党的落后性的。二十年后的二零零五年春天，她在一篇《请问雅典在哪里？》的文章里也提到这类水龙头故事：“一个来自没水没电的山沟沟里的人第一次进城，很惊讶看见水龙头一扭，就有水流了出来。很惊讶看见墙上的灯泡，一按就有光。于是他设法取得了一节水龙头和一个电灯泡。回到家里，将灯泡粘到墙上，将龙头绑在棍上。结果灯不亮，水也不来。……”龙应台在这篇文章里，用了水龙头再加上灯泡这两种极具现代象征的产品，是很严肃地在谈论全球化下英语的适当位置。却也显示她的这个视角与民进党“水龙头笑话”里的现代化意识，虽然对象木同，却有着全球化下的共同系谱。
我相信在世界其他各地，只要有着这么一种“文明与落后”纠结的地方，譬如拉丁美洲、非洲、东南亚等，就会有各种版本的水龙头故事在流传。这些多元的水龙头故事在当地到底是否真有其事，已经不重要了。重点在于，它已成为建构出来的普世性故事，既可用来说明教义的深奥，更可用来讪笑对手的落后。
日本殖民的现代魔咒
这个文明与落后对比的水龙头笑话，在台湾会成为有效的政治工具，其来有自。我父母那辈人，作为台湾初次学到西方现代文明的第一代人，面对前清遗老的他们父母辈，是充满着文明现代人的幸福感与优越感的。然而这套西方文明却是通过日本才学到的，而且这一代人又被强迫与他们的父母辈自在自得的传承断绝，于是又有着不踏实的空虚感，成了台湾无根世代的起源。他们处于一种心灵扭曲的情境，一方面对殖民者日本的“文明”充满着自卑感，另一方面对自己长辈先人的“落后”则充满着优越感，但他们的心灵深处却是空虚而无根的，因为他们的自信心，已经被强势的日本殖民政权带来的这个“现代文明初体验”所彻底击跨，而他们竟无能反抗。可以说这个压抑着的、无能“做自己”的屈辱，应该才是绵延至今的“悲情意识”的根源所在。
这种悲情意识，也毫无障碍地传递给战后的新生代。于是两代下来，这个日本殖民所种下的“现代魔咒”，遂成为以“进步”为名的民进党能够所向披靡的一个重大因素。
重回一九四五年的原初场景
然而一九四五年发生的“落后中国与文明日本的交锋”，会是那么别无选择吗？
日本战败投降六十周年这一天，台湾又有另外一本书《一九四五破晓时刻的台湾》（曾健民著，联经出版公司）出版。作者以丰富的历史材料，将台湾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之后的一百天——其间包括十月二十五日国民政府首任台湾行政长官陈仪接受在台日军的投降——这段重大转折的历史时期重新呈现。
对台湾人而言，这是历史大转变的时刻。不仅战争结束，不用再躲空袭，不必再吃配给粮，更重要的是台湾人从日本殖民地二等国民的身份回复到中国国民的身份。因此，国民政府接受在台日军投降的十月二十五日这一天，就定为“光复贸’，这是以一个中国人身份的立场来说的，因为是到了这一天，日本的台湾总督府及驻台日军才正式被解除政权与武装，开始退出台湾。虽然台独运动者并不接受这个光复的立场，只愿承认八月十五日的“终战”，但这本书却提供了很多历史材料，来说明当时台湾人民是如何欢欣鼓舞地庆祝台湾的光复，迎接国军的到来。书里提到一次欢迎国军的场面，街坊风闻国军将于十月十五日来台的消息，已是台籍人士主导的《台湾新报》在当天刊出头条新闻《全省民待望之国军今天将登陆于基隆》：“……全省如大旱之望云霓的国军，已于今日将印其第一步于基隆。这是历史上所应当特书而大书的。自‘八一五’那天，我们是如何的怅惆！如何地期待！国军将要来到！国军将登陆于基隆埠头！谁听谁莫不欢喜，谁听谁莫不雀跃。……”
然而十月十五日那天国军并没有来，开到基隆港的却是美国的数艘军舰，但这并未减低在基隆码头欢迎国军的热忱。隔天的《台湾新报》接着报道：“是我们的国军！数千名站在岸边满山满谷的欢迎市民忽然喊出来。大家喜上眉梢，一齐高举手上的欢迎旗，但是当看到舰上高挂的不是青天白日旗，竟是星条旗时，原本响亮的群众的拍手开始稍稍凌乱起来，然而大家忽然又想起，不管怎样这是我们的盟国美国！手上的小旗又再度乱舞起来，用英文高喊着Welcome！”
从这个一九四五年的原初场景，我们可以看出历史是有可能走上不同道路的，是不必然要被“文明日本与落后中国”的二分模式所制约的。然而历史毕竟难以回头，如今只能引为前车之鉴。
岳父逝世于一九九六年，有幸没看到国民党于二零零零年失去权力，只是一九八二年他在美国对我说的那句话所隐含的胸中之痛，却仍旧等待如今沦为在野的国民党后生晚辈来抒解。但是对于台湾人民而言，更深更大的则是如何破解日本殖民统治幽灵的问题。接受日本教育的李登辉及我父母那一代人，除了当年少数真正受到第三世界社会主义思潮所启蒙的左派分子外，大半都没能从日本殖民噩梦中醒来。他们被严重打击的自信心，在六七十年之后都还未能恢复。这个自信心的沦丧而陷入的悲情困境，甚至还传递到他们的子子孙孙而超生不得。由此看来，这“现代与落后”的纠结，不只是曾经为中国提出一条现代化之路的国民党如何重生的问题，更是台湾人民自己如何从这个日本殖民的噩梦中苏醒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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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 逸《读书》2006年第1期
读经之风，民国初期在袁世凯倡导下，曾炽盛一时。国会初审通过设孔教为国教，后因知识界舆论大哗，终审被否决。然而尊孔读经之风，在社会上始终未歇。五四时期亦有孔教会，当时北京成立的孔教小学，延续至四十年代。中小学读经与否的讨论，时起时落，亦未断绝，虽然碍于制度，却有个别学校擅自实行。笔者就读的报子胡同实验小学，曾有一王姓校长在我们班的修身课上，以朱熹的《四书章句》代替修身课本，讲授四书。不久此人被撤职，原因未明，只记得在周一的朝会上，有几个老师轮流登台慷慨陈词，谴责校长贪污，并当场宣布集体辞职，而此后未闻授经，事在一九四一年。北伐以后的国民政府，始终重视儒家道统，尤倡王学。然而民国初期所定下的政教分离制度，使得民国的读经终未能进入国民教育，而仅停留在社会舆论的层面。如今又有人大声疾呼读经，而且涉及国民教育，足见读经与国民教育的关系问题，在今日中国知识界尚未取得共识。
有关读经的争论，关涉两个不同层面的社会问题，即：一、读经本身是否必要；二、读经应否定为国民教育。前一论断是文化问题，后一论断是制度问题。
就文化而言，汉语的“经”并不专指儒家经典，佛道以及各宗教皆有经典。现在所谓“读经”，乃是沿袭王朝官方意识形态的权力话语，即“始乎诵经，终乎读礼”的那个“经”。不仅先秦是百家争鸣的时代，汉初也是重黄老，汉武定于一尊以后，阳儒阴法而辅以道术的朝廷也并未独尊儒术。将儒家经典定为科举考试的唯一标准，将纲常定为官方意识形态，是颇后来的事。即使如此，也只是在政治上将儒家（其实是官方意识形态化的儒教）定于一尊，在文化价值的个人选择上，始终是儒释道三家鼎立的自由局面，如果不图应举进仕，读不读经，悉从尊便。如果现在反而将读经定为国民教育的必修课，凡读书受教育必读儒教经典，那将是历史大倒退。这里需要区分读经的两个不同意义层面，即文化与制度。在文化上，儒家人士及其子弟，以及心仪儒家的中国人或外国人，研读和弘扬自家的经典，乃是天经地义。这与佛家读佛经，基督教读圣经，是一样的道理。在承认人权的社会，任何宗教或准宗教的伦理学派，皆有同等存在和发展的权利。一种宗教或伦理价值，不由信徒来研究和弘扬，由谁来弘扬呢？在此意义上，读经乃是天经地义之事，有何异辞可言？至若读经的方法，是背诵，语录问答，抑或查经，教理问答等，皆是教内之事，只要不涉及国民教育，则局外人恐无理由过问也。
然而若将一种宗教或一派伦理或意识形态的经典，定为国民教育必修课，则必引起争论和质疑。人们可以质问：我们又回到政教合一的中世纪了吗？中国文化从来是多元的，凭什么将儒家纲常定为国民教育呢？你说儒家代表“中国精神”，然而学术界颇有人（如鲁迅）说道教代表“中国精神”呢，怎么能将一种学术假说奉为国民义务呢？“主流文化”的公认定义什么，谁有权利订立主流？如果儒教已然在事实上是中国的“主流文化”，为什么还争论不下呢？如果说只有儒教代表中国精神或适合中国国情，为什么历代王朝实行阳儒阴法辅以道术而民间是多元文化呢？你能说服所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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