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年读书选集-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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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年间的字样。　
　　　
　　没有准确记录的受害·没有成为社会记忆的受害记忆　
　　　
　　细菌战的受害状况如此惨烈，但这个受害史实并没有留下准确的文字记载，受害记忆长期以来也没有成为公众性的社会记忆，甚至在当地也有许多居民不知曾有其事。　
　　这些现象值得深思。这背后是有着许多原因的。　
　　鼠疫发生期间，国民政府的卫生署、红十字总会、军队等各部门，前后分别向当地派出了二十几支防疫队，常德县政府在防疫以及扑灭鼠疫方面也做了很多的工作。但是，政府并没有能够全面地掌握鼠疫发生的范围、规模以至受害的程度。　

　　在目前可以查阅到的国民政府的防疫官员，比如战时防疫联合办事处长容启荣写给中央政府的报告书中，城区仅留下三十七名死者的记录，而半个多世纪过后，除记录的三十七名之外，调查委员会到目前为止登录的受害者人数是二百九十七名。再如，石公桥镇的死者记录是四十余名，而《受害者名册》中的登录为一千零一十八名。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如此巨大的差距？虽然并不排除有关史料已经散失的可能性，但起码从防疫负责人的报告中可以看出，政府对疫情的掌握是挂一漏万的。　
　　仅就我所接触到的一些事实看，大概有如下一些原因：　
　　第一，国民政府的乡镇公所等基层政权原本薄弱，在战乱以及大规模瘟疫发生时，这套行政体系无法应付眼前的突发性事件，上下沟通的渠道不畅通，只能靠各乡镇公所各自为战。　

　　我想以周士乡为例来加以说明。　
　　周士乡距离县城大约二十公里。四十年代该乡的人口总和约为一万八千余人，其中定居人口一万五千，割苇人、难民和打鱼人等流动人口三千。尽管人口这么多，乡公所包括乡长在内，只有四名专职人员和十几名临时雇用的乡丁。　

　　周士乡登录于《受害者名册》的死者是一千六百八十三人。对于这样大规模的鼠疫受害，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的文字记录，我查阅了各种史料，终于在战时防疫联合办事处编的《疫情旬报》中，找到了只有一行文字的记载：“周士乡发现鼠疫患者三例。至该地传染情况如何；　以湘北战事复起；　未获续报。”　
　　乡公所民事干事肖宋成谈到，他的妻子、女儿染上鼠疫后；　懂点医术的唐炳煌乡长亲自来家里诊治，用的是手头上仅有的一点治疟疾的药。以此看出，疫区的乡长也没有任何防治鼠疫的药物。另外，遇难者的后事处理也没有得到上面政府的任何援助。下面是肖宋成谈的鼠疫死者后事处理的情况。　

　　我周士乡水域宽广，到处是芦苇丛生，波光荡漾，是渔民出没的好地方，每年光银鱼就产数万斤。民国三十一至三十二年，由于鼠疫流行，不少渔民死亡。我任民事干事，负责处理了无人认领和无力处理的尸首数百个。雇请零工掩埋，每埋一具尸体，工钱是三斗谷。当时向各商家大户募捐，向家榨坊派捐一百担谷，高家绸缎庄光洋二百块，唐乡长自捐光洋一百块，我自捐光洋八十块。还有一些有名望的人十担八担三二十块光洋不等。总共捐资光洋五百七十块，谷三百八十担，均用于掩埋尸体。虽尽力处理，但地域宽广，加上敌机临空，警报频繁，人心惶惶，大部分死人难以顾及。当时流传着一句话，“夜闻死尸臭，目睹无人舟”。有不少住在湖中小岛上的渔民阖家死亡，曾一时集市上鲜鱼断绝。解放后，在治理水域修堤垸开垦荒洲时，常见尸骨累累。　

　　第二，防疫政策与传统的观念及习俗正面冲突，也与群众的切身利益相违背。　
　　由于民众持有的传统观念、信仰和习俗，如传统的身体观、医疗观、循回轮转的来世观以及丧葬礼仪等等，与基于西洋医学的防疫工作格格不入，导致了政府的防疫政策受到了极大的阻力，打防疫针、入隔离病院、火葬等重要的防疫措施，无一不遭到群众的强烈抵抗和躲避。而且，不仅患者本人，家属也都要隔离观察，住房被封闭甚至被焚毁，使一些人家失去生活的基础，也是群众反抗防疫的重要原因。　

　　对防疫所遇到的困难，容启荣在报告书中也有所涉及。　
　　就打预防针一项而论，许多具有高等教育者尚且拒不接受，则知识水准较低之民众更难期其乐于接受矣。常德自敌机散布鼠疫后，卫生人员不避艰苦不顾危险努力防治工作，以期消灭敌人施用细菌战术之企图。谁知当地民众反视卫生人员如寇，有殴打防疫人员之情形。并且谣言四起，有谓常德鼠疫系所伪造以骗取防治经费，有谓检验尸体实因外籍医师伯力士（卫生署奥地利籍防疫专家，作者注）欲挖眼睛及睾丸以制造汽油，亦有谓得病身死之人系因曾被强迫接受所谓预防注射。凡此种种无稽谣传，其影响于防治工作之推进甚大。　

　　第三，　战时的自上而下的防疫体制，不可避免地带有很多局限性。　
　　首先，军情优先的倾向非常明显，而且以作战的方式进行防疫。为了确保过往军队不染鼠疫和军粮供应，防止鼠疫扩大和消灭鼠疫是急不可待的。从史料可以看出，无论是国民政府各个部门纷纷派出防疫队之举，还是政府防疫部门负责人亲自启程去常德考察，或是当地政府采取强硬态度推行防疫政策，这些都与来自军队的建议和施加的压力有关。　
在这样的背景下，常德县政府防疫部门的议事录上，几乎每次都留下动用了多少军队的记录。　
　　其次，防疫工作浮在上面或停留在表面，没有真正地深入民间，特别是下层社会。比如，防疫宣传是由政府宣传部门及当地报界担当，方法是召开宣传大会，报纸上登载防疫知识，大街上贴出标语等等，效果可以说是微乎其微。倒是外籍防疫专家伯力士敏锐地指出，鼠疫是“贫民病”，但贫苦人因忙于生计，根本没有时间参加宣传大会，而且多数人不识字，看不懂报纸，所以大面上搞宣传不如采取挨户走访讲道理的方法。　

　　这种自上而下的防疫体制应对现状的能力很弱。特别是当政策在老百姓那里行不通时，似乎就没有了进一步的方法，显得束手无策。从防疫会议记录看，从一九四一年十一月起至一九四三年期间，开会的议题都离不开如何普及防疫注射，讨论来讨论去总是那么一套话，要么强制推行，要么严厉惩罚，再不就是将民众贬斥一番。　

　　由于以上的种种原因，防疫工作的效果不佳。据常德调查委员会对城区受害者遗属进行的问卷调查表明，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死者逝去前没有接受过注射，死后家人也没有报告政府，没送隔离医院，更没有火葬。就是说，政府的防疫政策哪一条也没执行。
　　另外，自上而下的防疫体制的问题还在于，第一线的工作非常薄弱，漏洞很多。一位当年在石公桥警察所工作的警察（一九二二年生），谈到了在疫区工作的情况。　
　　一九四二年，我随新任命的所长一同抵达石公桥时，派出所的警察已跑得所剩无几了。我们招了一些外地人来当警察。我们每天在疫区里巡逻，但是，说句心里话，即使是知道有因鼠疫死亡的，谁又敢上前去了解呢？巡逻只不过是点到为止罢了。我本人就负责带队检查，进疫区怎么办，预防传染所采取的只有土办法，脚穿半统胶鞋，用湿毛巾罩在口鼻上。疫区的划定也很随便，既不敢去实地调查，又无防疫部门的参加，更找不到当地群众核实，仅由警察数人猜估罢了。因此，没有被划为疫区的地区仍有一家一户死绝的现象。　

　　　
　　“记忆保卫者”的价值　
　　　
　　我在书的结束语中，举了两位以中日间的战争为题材的日本作家的例子，说明日本社会和学界对战争看法的盲点。　
　　一位是石川达三，他曾随攻打南京的日军一同行军作战，在纪实小说《活着的士兵》当中，“描写了日本兵的残暴，杀害无辜平民，虐杀俘虏，掠夺，强奸，放火”。他说，刻画士兵的残忍，是为了揭露战场的残酷性，战场改变了人。石川的小说，由于被视为反战小说，所以战争期间他受到了警方的起诉，小说被禁卖。但是，即使是这样一位反战作家，视野也是有很大局限性的。日本现代文学研究者、我的同事白石喜彦是这样评论石川达三的：　

　　石川达三的良心充其量是对日本国家的良心，没有超越国境。这本小说的登场人物中，没有哪一个人留意过打仗对手中国军或者中国民众的事。石川追究了战争对每一个日本士兵到底有什么意义的问题，但却从来没有设想过战争给中国民众带来了什么。侵略战争的实态就摆在眼前，石川却避开了日本军队进行的是一场侵略战争的问题实质。看不到侵略，也就看不到被侵略的一方。　

　　我以为，白石的意见一语中的，他所分析的石川达三的问题所在，是日本带有普遍性的问题。　
　　另一位是三岛由纪夫，他在小说《牡丹》中描写了一个在南京大屠杀时，对几百名中国女性进行性犯罪后予以杀掉的日本校官。战后，校官建了一个牡丹园，种植了与他杀死的女性同样数字的牡丹花。历史学者笠原十九司分析这部作品时说，“三岛并没有将杀害中国女性视为残暴的性犯罪，而是将其作为一种恶作剧式的欢愉来描写的”。　

　　尽管程度不同，可以说，这些作品都从自民族中心主义的立场出发去看战争，因此对被侵略的一方视而不见，看不见对方同样是人，没有把刺刀下的人当作人来看。　
　　居美犹太人、旧金山人权中心馆长库珀（Rabbi　Abraham　
Cooper）在日本召开的有关历史记忆的国际研讨会上说，加害民族与被害民族和解的关键，在于“知识”即“历史事实”的共有。而“知识”的形成及“历史事实”的掌握，离不开受害者个人的体验和记忆。犹太人中，有许多“记忆的保卫者”，他们将集中营里的事实回忆整理出来公诸于世。对比之下，亚洲受日本侵略的各国各地需要有更多的“记忆的保卫者”。　

　　的确，民众的记忆中散在着真实的历史事实，长期以来，从记忆中去整理再现历史的工作被忽略了，而且忽略很多。与无视侵略历史的历史修正主义、自民族中心主义对阵，需要用历史事实说话，这方面还有许多工作可做。　

　　另外，较为具体地立体地去看过去的战争受害，也能看到我们的社会体系和文化习俗的许多特征，在这方面，我们也可以从历史当中学到很多，其中有不少可供我们进一步思考和借鉴的资源。　

　　东京地方法院于二○○二年、东京高等法院于二○○五年分别做出了判决。虽然两次判决都否定了日本国家对战争受害的赔偿责任，从这一点来讲，是败诉了，但是，两次的判决书中，都肯定了细菌战的历史事实以及日本国家的战争犯罪责任，这又可以说，是很大的进展。　

　　从细菌战战争犯罪史实的揭露、受害赔偿诉讼，以及受害记忆的整理等过程可以看出，反思过去的战争需要民族间、国民间、市民间的携手和合作。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这种跨越国界的草根式的携手和合作逐步扩展，这是许多历史事实得到澄清的重要条件。当然，这也是反对今后战争的基本保证。　

　　（《中国民众的战争记忆——日军细菌战的伤痕》，聂莉莉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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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小江《读书》2006年第10期
　
　　　平民化的战争研究是否可能？战争研究是否可以超越民族/国家继而进入到“个人”的日常生活？答案通常是两个极端，正如今天的战争研究表现出的实际状况：一种局限在军事学中，近于客观的自然科学，面对过往战争，无论是非对错，也无论民族国家，都可以放在沙盘上用作教材。这种研究集中在军事院校和军事研究机构，它的对象是军队、武器、后勤以及战役、战术之类与“打仗”直接相关的人事——这其中的“人”就是军人，可以完全无涉平民——目的也很单纯，就是打败敌人取得（战争）“胜利”，而不是要与你和平共处。另一种研究出现在民间，它关注的对象不是战场和战役，而是战争中的平民，它的目标因而不再是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强盛，而是共享和平。但是，在战争时期，平民也一定是有敌我之分的，其实都分享着战胜的荣誉/利益或分担着战败的耻辱/损失，没人能逃脱干系。障碍因此摆在面前：除非你是局外的第三者，否则，超越民族/国家立场的平民化研究十分困难。至少，在我们这块土地上，面对日本政府的傲慢和右翼势力的猖獗，加上前辈的口传身教以及在教科书、电影电视中耳濡目染，战后六十余年以来，即使在平民百姓中，也存在着强烈的抗日/反日情绪，枪口一致对外，超越民族/国家的任何言论都难以成立。　

　　我的战争研究起初也是从民族主义或者说爱国主义出发的，因为我的外祖父和我的父亲都是因为日本入侵放弃学业投笔从戎，抗日战争于我自家的遭际和个人命运有着非常重要的历史关联。因此，当一九九四年我第一次访问日本，亲眼看到、亲耳听到许多日本人对抗日战争的无知和误解，十分错愕。认定了战争研究之必要，是因为半个多世纪以前的那场战争其实没有结束，危机因了仇恨和误解长久潜伏在我们心中，一触即发。我非常赞同长期从事抗战研究的民间学者王康先生的观点：“调查、追究日本的战争罪行，是一件尚未完成的事情，也是一件相对简单的工作。审视、批判日本的战争思想，也许是更为艰难、更加重要的历史责任。如果缺乏基本的洞察力，对日本战争思想采取漫画和孩童式的思维，我们就不能自称真正赢得了战争，更不能自称完全赢得了和平。”（《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断想》，二○○五）不被认识的人生是不完整的，同理，不被全面认识和清理过的战争也不算终结。　

　　清理从哪里开始？谁来做这个清理？　
　　在那场战争中，我们的作为是正义的，因此很少人认为在立场上有“跨越”或“置换”的必要，我们的战争研究因此主要就是“抗日战争”研究。它有一个基本模式数十年不变：不断出示证词和证据揭露日本的战争罪恶，同时不断展示八路军、新四军抗日救国的英勇事迹以警示和教育国人，让世代铭记弱国之辱、亡国之耻、民族之恨——半个多世纪以来，这就是我们的（抗日）战争研究的基本面貌，它展示出的不仅是鲜明的（相对于日本的）民族立场，更是它的意识形态特色所导致的（国/共）政治立场。所谓“以史为鉴”，有一个关键问题我们回避不了：什么“史”？谁的“史”？是公开、开放、全面因而可以赢得各方尊重的事实，还是片面宣传、任意切割因而闭关封锁起来的自己的说辞？这不仅针对日本方面，也是我们自己必须认真面对的问题。　

　　二○○三年底，我再访日本，在“战争”这个题目下公开与那些曾经的敌国国民对话，发现了大量让人耳目一新的战争研究文献。近四十年来，日本民间和学界有一种“平民化”的战争研究持久而坚韧，一批有识之士站在民族反省的立场上，揭露日本政府发动战争以及检讨日本人民支持战争的事实。我没有料到，正是这个平凡的（个）“人”的视角，帮助我解开了激越的民族主义情结，在无情的杀戮背后读出了有情的人生故事，看到了寻常人性难以置信的“恶”以及人类自我救赎的巨大的道义力量。对比我自己的现场考察，相似的“事实”给人的心灵以巨大震撼，敦促甚至逼迫我在研究过程中不断置换立场，比如：　

　　——关于战争中的“家破”。曾经，我的研究现场主要在中国大陆，收集到大量普通人（特别是女人）在战争期间的经历。比如朱天骏老人（《一个普通女人的历史记忆》，二○○六），日本入侵中国大陆腹地之后，她和她的家庭像当时无数中国平民一样，总在逃难——这里因此没有多少抗日激情，但见普通人对战争的恐惧和无奈——她如实地讲述了逃难的岁月，详尽展示了在逃避战乱中“家破”的过程。从日本入侵中国的那一天起，安详有序的家庭生活就结束了，从此再也没能整合起来。传统社会的解体，战争是帮了忙的，可见日本入侵对中国人的影响：他们丢失的不仅仅是国家政治层面上的“国土”，而实实在在就是他们自己得以安生的“家园”。而在日本方面，一九四五年八月战败以后的“大遣返”中，许多已经移民定居中国（主要是“满洲”和台湾地区）的日本人也有十分相似的经历，特别是那些从东北经朝鲜逃难回国的日本女人和战俘，正是在自己离“乡”的苦难中开始体会到中国人“家破”的痛苦。那么，所谓的“前车之鉴”，要通过怎样的渠道才能让双方都在那个曾经的教训中获得教益而成为我们共同的借鉴呢？　

　　——关于战争中的“人亡”。战争中总是要死人的，死很多人，死讯因此成为正常的信息让人麻木，但其中还是会有一些超常事件让人难以承受，比如怀有身孕的女人在战争中死亡以及母亲亲手结束自己孩子的生命……这种故事在我们的“妇女口述史”中多有所闻。一九三八年春季之后，山西、河北一带“反扫荡”中，一些参加抗日队伍不久的年轻女性怀有身孕或正当临盆，她们在行军途中的担架上生育或因为身孕而离队死亡的事不在少数；而那些携幼子一起隐匿避难的母亲，的确有亲手掐死自己孩子的事情。无独有偶，日本方面，战败的消息传来后，身在“满蒙开拓团”的女人们也有相似的作为，加纳实纪代在《满洲与日本女性》一文中有这方面的详细记录。　

　　还有，战争中的“性”以及“慰安妇”问题。　
　　二○○一年夏天，我曾赴黑龙江东宁访问两位战后滞留在中国的原韩国“慰安妇”（现在都因婚嫁入籍中国），获得的是一些非常复杂的信息，不得不将现场资料封存起来以待明天。不期，在日本学者那里我看到了相似的研究成果，她们不避嫌疑不怕触及敏感问题，直接把难以启齿的“事实”摊在众人面前，告诉我们：　

　　——甲午战争后，明治时期最著名的知识分子代表、被誉为“提倡女权论者”的福泽谕吉曾专门撰文支持“人民移居和娼妓外出赚钱”，认为随着日本向海外发展，为了给“单身赴任”的男子提供“快乐”，为了调节驻屯军的士气，娼妓是必要的；对于娼妓个人来说，到海外赚钱寄给家乡盖楼房也是很光彩的。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年即一九四二年，仅日本国内就生产了三千二百一十万个避孕套，作为军需物资生产和发放，同时也产生了为“大作战”服务的种种机构，慰安所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有组织地建立起来的。在外作战的日本军队里，那些不去慰安所的士兵反而会被周围的人看作另类（吉见义明：《从军慰安妇》）。　

　　——一九四五年八月苏联参战后，移民中国东北的日本人为了确保自己的安全，把开拓团里的妇女作为“慰安妇”献给苏联军队。随军护士在军医的劝说下也被迫献出她们的“贞操”。有生还者回忆：“正因为这些女子帮助接待了进驻车站的苏联司令部的官兵们，才有了我们的今天。”（铃木裕子：《渡洋女、“从军慰安妇”、占领军“慰安妇”》）　

　　——日本战败后不久，为了安抚已经进入本土的美国占领军，日本政府也做了如上同样的“献祭”策划，在政府的直接指导下建立了占领军专用的“性的慰安”设施，成立了“特殊慰安设施协会”到各地召集“慰安妇”。当时给“慰安妇”发放的肥皂、睡衣等物品，全由东京和陆海军提供（铃木裕子，同上）——可见，由军队有组织地进行的“性暴力”（如从占领地强征的“从军慰安妇”）和由政府出面的“性献祭”（如战败后主动奉送的“占领军慰安妇”）有一脉相承的关系，诚如铃木女士概括：牺牲妇女的“性”以换取国家和社会的“安全”、“安定”及“繁荣”这种思想和行为，贯穿了整个日本近代史。
　　　　那么，我们这里的情况怎样呢？我在“战争与女人”课题组采集到的口述资料中也看到了一些如上十分相似的情况，由于可以想象到的某些原因，这些材料没有被选入已经公开发表的《亲历战争》（二○○三）一书，是一个遗憾。在《日本视角：战争与性别》这本书中，日本女学者石田米子提供了这样的线索，她在山西盂县农村调查日本军队的性暴力时发现了那些曾经被自己的村子强行“交出去”的女性：　

　　为了生存，这些村子被迫向日军提供“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