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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年读书选集-第5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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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八三年二月，瓦格纳去世仅仅几天，他的遗孀科西玛便宣布将不惜一切代价，如期举行当年的节日汇演，继续上演《帕西法尔》。正是在这次汇演期间，李斯特也不幸逝世于拜罗伊特，《帕西法尔》成了瓦格纳和李斯特共同的《安魂曲》。
科西玛毅然接过了瓦格纳统治拜罗伊特的权杖。从一八八六年起，科西玛自任节日汇演总指导，在上演《尼伯龙根的指环》和《帕西法尔》之外，又将《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和《纽伦堡的名歌手》引入节日剧院舞台，并获得艺术上的极大成功。一八八九年的拜罗伊特更是盛况空前，三大指挥莫特尔、里希特和莱维共襄盛举，分别指挥《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纽伦堡的名歌手》和《帕西法尔》的演出，王公贵族、达官富人、时尚名流云集于此，拜罗伊特成了欧洲最受瞩目的社交场所。由于刚加冕的威廉二世皇帝的出席，拜罗伊特节日汇演第一次成为国家大事，这正是瓦格纳生前所热切盼望的。尼采的预言终于得到实现：“德国人已经为自己创造了可以崇拜的偶像——瓦格纳。”
科西玛是狂热地崇拜瓦格纳的始作俑者。她称自己的丈夫是“德国精神的救世主”，对她来说，《帕西法尔》是基督教最神圣的作品，她认为自己有责任像传教士一样为之工作。她在给指挥家莫特尔的信中说：“现在伟大的城堡就在我们的阵地上，我们要把我们的救世主从人类给与他的种种侮辱中解救出来。只有那些完全忠诚的并且是因为需要而信服的人才能被召唤到这间上帝的殿堂中。”这封信证实了一种宗教信念在拜罗伊特的确立。
在科西玛的影响下，原本用来为“瓦格纳协会”成员交流信息的《拜罗伊特报》逐渐蜕变为保守的、国家主义的，实际上是反犹太的、具有“理查德·瓦格纳精神的德国杂志”，杂志的作者将瓦格纳比作以德意志、反犹太和民族意识为基础的宗教信念的创始人，从理论上为“国家社会主义”铺就了道路，使拜罗伊特成为沙文主义和民族意识形态的大本营。正像克鲁伯家族对德国近代军事工业至关重要一样，拜罗伊特成就了近代德国的文化事业。
随着《唐豪瑟》和《罗恩格林》被科西玛相继搬上拜罗伊特的舞台，节日汇演的规模与影响力日益扩大，前来观看的人数急剧增长，公众与评论家也变得更加国际化。每年夏天，拜罗伊特都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它成为超越音乐和戏剧的朝圣者的信仰殿堂，而这一切都是科西玛的功劳。
进入二十世纪以后，拜罗伊特事业日益繁荣，节日剧院和旺弗利德的价值都增长数倍，每年节日汇演的利润也达到好几百万马克。与此同时，瓦格纳和科西玛的儿子西格弗里德逐渐成长为一位优秀的指挥和舞台导演，他指挥并担任舞台和灯光设计的《飘泊的荷兰人》赢得普遍的赞誉，为拜罗伊特的瓦格纳歌剧演出打上了鲜明的新世纪印记。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拜罗伊特变得分外热闹，帝国主义分子和资产阶级新贵，以及所谓的艺术探索者和情感饥饿者都云集这里。随着一九一三年《帕西法尔》专有演出权利的终止，一场激烈的有关国家主义、种族主义的大争论也在节日汇演期间展开。拜罗伊特和瓦格纳的作品第一次被加上“优等民族”、“德国主义”和“庄严仪式”等概念，瓦格纳的遗产被作为保守主义的革命力量加以支持和推广。
由于战后的经济危机和通货膨胀，拜罗伊特节日汇演宣布破产。为了挽救旺弗利德别墅和家庭，西格弗里德像他的父亲一样，频繁地指挥巡回音乐来获取微薄的收入。一九二一年，许多瓦格纳协会联合起来共同创建了“拜罗伊特德意志节日汇演基金会”，筹措了大笔资金，紧接着来自美国的捐献也发生了重大作用。在全德国上下的一片呼吁声中，拜罗伊特节日汇演在一九二四年重新开幕，上演了新版《纽伦堡的名歌手》。在这种特殊的背景下，节日汇演具有了国家主义的意义，当《纽伦堡的名歌手》终场汉斯·萨克斯演讲之后，全场竟唱起德国国歌。拜罗伊特终于从审美的艺术活动蜕变为国家政治活动，它比瓦格纳生前所预期的结局走得更远了。
西格弗里德的遗孀温妮弗雷德主持下的拜罗伊特与纳粹德国走得越来越近，节日汇演得到来自希特勒本人及第三帝国的强有力的支持，希特勒甚至疯狂地构想出要在拜罗伊特的“绿色山丘”上建造一座“瓦格纳卫城”，他亲自委托帝国建筑师鲁道夫·梅威斯设计出一个怪异的蓝图，这是一座巨大的结构复杂的建筑，中间是舞台和观众席都被大大扩展了的节日剧院，两翼分别是博物馆、图书馆、演讲厅、研究院、音乐学院和餐厅。是战争的爆发阻止了这个疯狂计划的实施，不仅如此，节日汇演能否继续举行都成了问题。
一九四○年，希特勒直接插手了拜罗伊特事务，他把节日汇演命名为“战时的节日”，不再面向公众开放，而只为那些被指定为“元首的客人”服务。第三帝国把拜罗伊特节日剧院作为激励纳粹官兵、鼓舞士气的宗教殿堂，作为荣誉和奖赏，从前线回来和即将奔赴前线的官兵以及从事战争工业的工人都被用“帝国音乐专列”送到拜罗伊特免费观看《指环》和《纽伦堡的工匠歌手》，以进行所谓的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的教育。更加不可思议的是，希特勒的特种精锐部队居然还参加了合唱队登台演唱，他们还在节日剧院的各个入场口用军乐吹奏瓦格纳的音乐主题。这是拜罗伊特演出史上最荒谬也是最耻辱的一页，事实证明，在完全被纳粹党所控制的拜罗伊特，已经跌入道德衰落的最低谷。而温妮弗雷德与希特勒长期以来所保持的亲密联系，使得瓦格纳家族在这历史的黑暗时期遭受玷污，难辞其咎。
按希特勒和温妮弗雷德的本意，一九四五年的“战时的节日”还要继续举办，但是很快盟军的飞机轰炸了这座城市，旺弗利德别墅被毁掉大半，但节日剧院得以保全。温妮弗雷德利用拜罗伊特陷入混乱前的宝贵时间将一些贵重的物品包括瓦格纳的书信、绘画等资料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在举城大溃逃中，节日剧院的大门被冲开，演出服装和道具被洗劫一空。据目击者说，长达数英里的难民人群都穿着瓦格纳各个歌剧中的戏装，场面煞是壮观奇特，时光像是倒流回中世纪传奇时代。
战争结束以后，“非纳粹化”法庭宣布了温妮弗雷德与第三帝国联系紧密并获取利益的罪行，拜罗伊特节日汇演被无限期地宣布停止。然而到了一九四九年，事情开始有了转机。时任美占区电台总编辑的德国著名文化学者汉斯·麦耶开始撰文为瓦格纳和拜罗伊特辩护，积极响应他的还有著名作家托马斯·曼等。当温妮弗雷德及时出面宣布她不再参与拜罗伊特节日汇演事务，并希望她的两个儿子维兰德和沃尔夫冈出面重建并继续领导节日汇演时，巴伐利亚州政府立即为瓦格纳家族的资金解冻，并做出了支持家族事业继续发展的明确决定。
一九五一年七月三十日，由克纳佩尔茨布什指挥的《帕西法尔》重开了新生的拜罗伊特节日汇演，而在此之前的七月二十九日，富特文格勒指挥的贝多芬第九交响曲已经驱散了笼罩在拜罗伊特上空的阴霾，这也是他在战后拜罗伊特的惟一登场。
除了《帕西法尔》之外，克纳佩尔茨布什还和卡拉扬指挥了《尼伯龙根的指环》的演出。才华横溢的维兰德以崭新的富有个性且具有象征主义特征的舞台设计彻底摈弃了传统的历史主义和自然主义理念，给观众留下了很大的想像空间并且取得了强烈的戏剧效果。他向公众展示出一个“全新的”、被净化了的瓦格纳歌剧的舞台形象。突然之间，瓦格纳好像与日尔曼民族及德国政治无关了，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他的人性，他的激情以及他美丽的音乐。
维兰德一九六六年去世，他为他的兄弟沃尔夫冈留下了全部的遗产以及办好节日汇演的责任。后者有着务实的头脑，在组织能力和商务运作方面具有极高的天资，当他在柏林国家歌剧院工作的时候，已经学习了作为戏剧导演的技艺。在接下来的几十年岁月里，沃尔夫冈不仅保证了节日汇演的稳定财政来源，而且还亲自指导了包括《尼伯龙根的指环》在内的多部瓦格纳作品，其中犹以《帕西法尔》、《纽伦堡的名歌手》倍受赞誉。
二○○六年，拜罗伊特节日汇演进入第一百三十个年头，在总共举办的九十五届当中，共上演《尼伯龙根的指环》制作十二个，《帕西法尔》制作八个，《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制作十一个，《纽伦堡的名歌手》十个，《唐豪瑟》制作七个，《罗恩格林》制作八个，《飘泊的荷兰人》制作九个。
返回目录从《蓝》到《百年孤独》
□余 刚《读书》2006年第6期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拉丁美洲的现代主义文学，突然就像在安第斯山脉上，爆发了一次持续的、令人眼前一亮的地震；又像在加勒比海面上，旋起了一股巨大的、秋风扫落叶般的飓风，形成了有史以来最为雄壮的文学奇观。史称拉丁美洲的“文学爆炸”。关于这段历史，智利著名作家何塞？多诺索曾在其撰写《文学“爆炸”亲历记》中有过详细的描写。中国读者接触这些作品是从八十年代开始。从那时起，阅读的热情—直持续了二十年。
其实并不需要读很多东西，就能判断书的好坏。何况，人们总是乐于接受新生事物。八十年代。开始出现的几本拉丁美洲现代主义文学书籍是《加西亚。马尔克斯中短篇小说集》、《胡安鲁尔弗中短篇小说集》、巴尔加斯？略萨的《胡莉娅姨妈和作家》，以及当时几乎同时出版的两本《拉丁美洲短篇小说集》。我还记得智利小说家邦巴尔的小说《雾》、古巴作家卡彭铁尔的《阴森可怕的差事》、阿根廷作家科塔萨尔的《被侵占的住宅》和《一朵黄花》、另一位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的《海盗》。其中《一朵黄花》的写法极像《—件小事》，但手法之高妙却远远超过《一件小事》。《阴森可怕的差事》也是我心仪的一篇小说，这十不到—万字的小说基本上没有人物个人的话动，但却将一个国家的生活和动荡写得栩栩如生。与他的短篇小说集《时间之战》有异曲同工之妙，当然《时间之战》对时间采用逆向的写法还是令人耳目—新。然而，彻底改变我们文学观念的却是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格蓝德大妈的葬礼》，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的《交叉小径的花园》、《死亡与罗盘》，墨西哥作家胡安？鲁尔弗的为数不多的中短篇小说如《佩德罗巴拉奠》。
之后，由于中国翻译家们的努力，震动世界的文学“爆炸”作品《百年孤独》、《绿房子》、《酒吧长谈》、《污秽的夜鸟》、《跳房于》等一部接着一部出现，令人目不暇接。还有乌斯拉尔？彼特里的《独裁者的葬礼》、胡安？卡洛斯？奥内蒂的《请听清风倾诉》等，也占了一席之地。其中，《百年孤独》那个著名的开头被多少人学习和引用，几乎成为一段文学的佳话。《绿房子》和《酒吧长谈》的共时性叙述，时空交叉的手法，难度极高，至今无人能及。更令人惊讶的是，马尔克斯居然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后还能写出《一场事先张扬的入命案》那样一个叙述极其紧凑、相当引人入胜的故事，一部真正的悲剧作品，这实在令人吃惊。
再以后，这些伟大作家的访谈录和言论开始在中国出现。比较著名的是《番石榴飘香》、《科塔萨尔论科塔萨尔》、《作家们的作家》、《批评的激情》以及《文学“爆炸”亲历记》。在《科塔萨尔论科塔萨尔》里，使人印象深刻的是科塔萨尔的小说《曼努艾尔之歌》一九七四年在法国获奖后。马尔克斯采访了他，于是我们从他俩的交谈中得知，这是最早一部描写恐怖主义的作品。而科塔萨尔对小说的看法也极其精彩，他甚至认为，“短篇小和诗歌的源泉是一个，它们产生于一种意外的惊异，产生于一种改变意识的‘正常’规律的替代行为”。奥克塔维奥？帕斯的《批评的激情》当然也十分引人胜，但他给人印象最深的，除了长诗《太阳石》外，主要是他的描写墨西哥人性格的散文，那真像解剖刀一样，将墨西哥人的爱好和喜剧般的性格展现给了我们。
这当中，最著名的当属博尔赫斯的一篇千字小文，他以极其平淡的第三者的口气，谈到了两个博尔赫斯；而且他愿意绕到桌子的对面，参与对自己的盘问；到最后，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其中的哪—个。就连这样的小文章、小评论，都能给我们以极大的启发，这真使人叹为观止。我还读过乌拉圭作家胡安？卡洛斯？奥内蒂的—部作品，那是写一个印第安人起义首领的，它通篇都是片断，而它的前半部简直就是一部有点像《论语〉那样的格言，于是一个充满智慧的民族一下子就跳了出来，当也间接说明了为什么是这个人而不是其他人成为了起义首领。这部作品当时让我一下就看呆了，当然这是在二十年前。我那时也看过法国的玛格利特？杜拉斯所写的片断的文字（不是指那部充满诱惑色彩的《印度之歌》），很美，但比较起来，总觉得拉丁美洲当代作家的作品更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正所谓来自异国的“番石槽飘香’。所有这些，给了我们对拉丁美洲的现代文学以全方位的了解。连—些次要的作品和名气较小的作家我们也能耳熟能详。特别是《文学“爆炸’亲历记》一书，作者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我们文学。“爆炸”是怎么回事。说到底这些作家一直在抗争之中，与本国的文学制度抗争，与自己的家庭抗争，与整个社会风气抗争，这最后一点殊为不易，因为你不知道阻力最终会来自何方。但由于这些在各自国家挣扎的人都属于西班牙语系，他们血液里的热情和奔放，使得他们很容易地走在一起，团结和互相帮助。在这里，团结不是一个—般意义上的词，更不是我们这里的一些套话。最终，形成了蔚为壮观的、留下了浓墨重彩的文学“爆炸”。
就像马孔多（《百年孤独》里的地名）总有衰落的一天，拉丁美洲现代文学也随着一代作家的老去而归于平静。就像现在，整个文学都处于一种萧条的状态，拉丁美洲文学和政治的神话也已经渐渐离我们远去（比如，尼加拉瓜左翼的桑地诺阵线取得政权后，它的总统、副总统、文化部长什么的都是诗人；秘鲁的巴尔加斯。略萨竞选总统差点成功，但最终败给了藤森）。因此，当我重新捧读《文学“爆炸”亲历记》时自是感慨万千，而阅读的注意力和方向也不一样原先比较往意的是拉丁美洲文学“爆炸”的范围和优秀群体的构成，现在似乎更多的是注意它们的形成和再形成。就是说，他们还能再次辉煌吗？似乎拉丁美洲或世界上—切都已经被他们写尽，就像科塔萨尔和奥克塔维奥？帕斯，他们在创作严肃作品的同时，还一直在玩文字游戏，如换字游戏，如图画诗，而这些无疑也是文学的一部分，没有这些。我们将失去很多诗意的东西。文学，说到底，不就是日常的言行吗，不就是我们很容易遗失和放弃的那部分，不就是我们不太容易做到的那部分。嗯，它与我们没有什么两样，一样被追捧或被歧视、奴役。它比我们好的地方是，没有什么过多的烦恼，而且比我们活得长多了。
所有这些话或回忆、或感想，都来自于一本叫《蓝》（中文被译成《达里奥散文选》）的书，它的作者即大名鼎鼎的拉丁美洲现代主义文学的先驱鲁文？达里奥（一八六七一——九一六）。在拉丁美洲现代主义文学范围内，这可能是我最晚看到的一本书。它的奇异的想象和浓厚的东方情调确实使人耳目一新。但它由于来自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交，所以它描写的生活与我们有很大的距离，感到很陌生，甚至感到带有浓郁的浪漫主义情调。但它字里行问跳跃着火—样的热情，却是一般人难以企及的，我想正是这一点，吸引了那么多的拉丁美洲后来者。实际上，鲁文？达里奥是在美洲写出了具有欧洲口味的东西，而鲁文？达里奥以后的作家又从欧洲视野返回到美洲本土，比如古巴的卡彭铁尔。卡彭铁尔（一九〇四——一九八〇｝是又一位先驱，之所以这么说，是他首先否定了欧洲，发现并返回了美洲本土。他的《时间之战》和《消失的脚步》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完成的，可谓写尽美洲的神奇。而他的小说《追击》，采用的竟然是《英雄交响曲》的结构形式。他与鲁文？达里奥构成了一段所史——文学“爆炸”前的历史。
虽然我将鲁文达里奥的《蓝》与波特莱尔的《恶之花》的作用并列，但我对《蓝》的空洞、轻浮和华丽印象深刻。他对形式的追求影响了一代代人，看来形式主义非常适合于拉丁美洲这块潮湿的、历史悠久的、留下太多土著的和殖民时期遗物的热带大陆。但当问题回到我们自己身上时，我觉得我们似乎对自己生长的这块地方参悟不透。不知到该爱还是该恨。当别的地方已将文学作为—种娱乐时，这里却似乎却把文学当作—种权力，一种权力因阴影下产生的产物。伪作太多，可能直到现在，我们连《蓝》这样的作品部没有。
我在这里说伪作太多，是指伪现实主义的东西到处充斥。这二十多年来的文学，一个是大的问题，是不真实。关于对现实的表现，《百年孤独》等文学“爆炸”的读的提供了一个从形式到内容都有的万花筒般的标本。事实上《百年孤独》等文学“爆炸”作品对当代中国文学的影响也最大，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我们缺少的恰恰就是卡彭铁尔这样的先驱人物，他们汲取了外来的精华，却又敢于抛弃这些。而返回到本土。可能我的评判标准粗糙了些，在我看来，中国当代的短篇小说已经连到一个高度，可以“精致”二字评价。但长篇小说的创作，形势不容乐观。如曾经引起过争议的《废都》，本是一个很好的关于废人的题材，但却因一头带哲理的牛的出现而使小说的废话太多，因此，它成为一部商业小说也就顺理成章了；曾经蛮有影响的《白鹿原》，其前半部倒是气势磅礴，有点史诗的味道．可惜它的后半部功力似不到，因而难以给出一个较高的分散；马原八十年代的众多中篇小说如《虚构》很有创造力，本来照此发展下去完全可称之为杰作，但他的长篇小说《上下都很坦》完全破坏了这种感觉，比较可惜；王朔的小说其语言的意义非凡，他改变了一个时代的语言方式和思维方式，很有趣，有黑色幽默的成分，或许他的意义会在以后显示出来。我想，只有格非的《相遇》和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或许还有刘震云、莫言的一些作品十分真实，可给出好分数。但是，我还是要说，很可能他们中大多数人的描述是低于现实的，甚至不如不需要很多想象力的纪实作品，不像马尔克斯的《家长的没落》、《百年孤独》那样被认同，也不像略萨的《城市与狗》那样血气方刚，一出版就被禁止了。事实上我们正处于前卡彭铁尔时期，我们对现代主义和现代主义的作品了如指掌，对他们的手法和技艺也学得丝毫不差，但我们的作品就是差那么一点点。
这一点点在哪里呢？其实谁都明白。我想说的是气魄和深度，说深度或许不需要解释，因为就思想或认识来说，现在远远低于上世纪上半叶鲁迅的那支笔。鲁迅的《狂人日记》和《阿Q正传》不亚于黑夜里的一声响雷，他的对国民“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性格的观察，和对阿Q这个人物的描绘，至今都无人能出其右。说气魄可能不那么好理解，但是，我想只要提一下魔幻现实主义，就可不言自明。他们的那种史诗般的气魄和对本土的深刻认识、对历史的深深挖掘，是我们不能比拟的。就是说，我们不能像卡彭铁尔那样，回到本土，回到一块无限负重的大陆的现实和历史中。更不要说像马尔克斯和胡安？鲁尔弗那样，深深扎根于拉丁美洲的现实之中，写活了—段历史和一块地城，最终成为盖世之作。
也许在诗歌领域要好一些，但就作品的想象力和结构的复杂性来说，也不是那么乐观。与比较扎实的、犹如注入了兴奋剂一般的上世八十年代的诗歌相比，现在的诗歌更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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