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情提示：如果本网页打开太慢或显示不完整，请尝试鼠标右键“刷新”本网页！
06年读书选集-第6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云洳克鸬淖饔梅浅Ｓ邢蕖９艿睦投度牖岬贾卤呒世投实牡菁酰垂艿睦投κ头牛峭耆鸵担荒艿贾滦菹辛康脑黾樱换嵯灾跋炷恫俊Ｕ飧龅览碓谏鲜兰腿甏幕迸┐逡约鞍耸甏乃山匾丫置飨裕ɑ谱谥牵骸痘钡男∨┚糜肷缁岜淝ā罚诰耪拢弧冻そ侵扌∨┘彝ビ胂绱宸⒄埂罚�251—254页）。无论是在解放前的市场经济下，还是毛泽东时代的集体生产下，或者后毛时代的承包制下，都是同一道理。
今日的过密型半工半耕制度所产生的一些结果不仅僵化了农业，其实可以说是破坏了、甚至是摧毁了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几十年的建设。农业本身陷于低报酬、停滞的小规模经营，而劳动力的外流在一定程度上转变了原来的家庭代际关系，疏离了原来的农户家庭，也松解了原来的社区秩序。低报酬的农业使它普遍地被看作是没有人愿意干的工作。父母亲为了追求较高报酬而外出打工，更促使青少年子女普遍地蔑视种地、蔑视农村。城市成为大家的理想和希望的寄托，农村成为大家急不可待要离开的地方。父母亲普遍梦寐以求子女考上大学、跳出农村。此外，伴随农村非组织化以及部分地方官员滥用权力，基层政权组织威信普遍下降，农村社会治安也是一落千丈。在一切金钱化的大趋势下，原先集体制下（虽然不是很高质量但是稳定和具有起码水平）的公共服务出现了普遍的危机，教育和医药都成为贫穷农民越来越难承担的重负。同时，恶性的打工制度引起相当普遍的对农民工的不人道的欺压。
因此，社会上的知识分子（以及国家领导人自己）相当普遍地喊出了“三农问题”，呼吁重新“建设乡村”，以及（在二○○五年十月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之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本身就是一个带有讽刺性的事实：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晏阳初、梁漱溟等人当年所想做的而都没有能够做到的，起码在教育、卫生、温饱等问题上，后来多由从乡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做到了，但是，在今日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居然会重新出现了乡村建设的响亮呼声！
出路问题
新古典经济学（包括制度经济学）学派认为今日中国的乡村只需要进一步明确私有产权、开放市场、允许土地买卖、吸收全球资本，自然而然会像西方乡村那样现代化、高度城市化，农场做到规模效益、农村得到资本主义发展，就像美国那样。
我们不用质疑，今日中国的乡村，显然有资本主义式的发展，部分地区确实有资本主义式的产业化了的农业企业单位，雇佣劳动、积累资本，在国内外市场中竞争牟利。市场主义的核心概念之一是：如果某产区能廉价生产甲产品，但若生产乙产品则代价比较昂贵，而在另一产区则相反，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两者交换，互相得利，胜过分别自我生产两种产品。如此的市场交换能够促进社会分工、规模效益、资本积累以及它们所导致的经济发展。这是在今日中国部分农村所能看到的事实。我们不用否认这些道理。
但在这同时，我们可以看到今日的中国农业仍然主要是小农经济，相当程度上甚至于是“自然经济”。过去将近三十年的蓬勃工业发展以及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并没有能够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农业的过密实际，而那样高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是不大可能再长期延续下去的。乡镇企业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每年吸收了将近1000万劳动力（其后有上有下），但到一九九五年连续收缩两年，其后年增长人数降到平均约200万（同上，123页）。离土离乡的城市非农业就业迟早肯定会出现同样的收缩。因此，近期之内实在不大可能普遍建立产业化的农业。市场主义者所期望的产业化农业充其量也许可以解决几百、甚或几千万人的劳动生产率问题（美国的全部农业人口才700万！）；但绝对解决不了中国三亿务农劳动力的问题以及其一半的隐性失业。农村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将仍然处于人多地少的小农经济局面。如果真的完全通过产权私有化和市场机制来做到劳动力资源的“最合理配置”，在贫富分化之上，农村的1。5亿隐性失业者立刻会变成显性失业者，其后果不堪设想。中国人口庞大的问题自来就是假定劳动力是个稀缺资源的形式主义经济学所最不能了解、最不能解释、最不能处理的问题。
针对“三农问题”，国家领导人新近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设想，包括要“千方百计”提高农民收入的意图。这是出于社会公正以及扶持弱势群体的良好动机的规划。农村中存在的诸多问题，都已提到日程上来，包括减免税费和改善公共服务（尤其是教育和医药卫生）、建立为农业服务的金融体制（以及改善农民工待遇）等等。这些显然是很必要的，并且是有可能引发更根本性的基层政权运作改革的措施（如果地方政府真能从提取性的机关改为国家拨款的服务性机关）。
但是，从“十一五规划的建议”中便可以看到，决策者仍然是把口粮地种植制度作为给定事实，主要寄希望于更高度的城市化和工业化，所设想的农业出路主要是大规模的产业化农业，并没有着重考虑现存小农家庭农业的改善，以及在可能范围内扶植规模较适度的（不一定是专业化的）家庭农场。和许多其他的观察者一样，我自己十多年来也同样主要寄希望于农村工业化与城镇发展。但是，当前的事实是，在大量劳动力转移之后，农业仍然过密，并且连带产生了更广泛的三农危机。鉴于此，我们必须进一步思考，面对小农经济仍将长时期存在的现实，再次检验农业本身，从其中寻找出路，不能只寄希望于它的自然消灭以及美国式农场的来临。
历史性契机
其实，中国的农业今日正面临着一个历史性的契机。经过将近三十年的非农就业剧增，以及近年来人口自然增长率的逐步降低，中国的农村劳动力绝对量正呈现长时期以来第一次可能稳定甚或递减的局面。农村的实际常住人口（区别于户籍人口）已经连续十年（一九九六年以来）以每年超过1000万的幅度持续减低（同上，95页）。同时，农业从业人员从一九九九年以来也已经以年平均400多万（即1。3％）的数目递减（同上，474页）。今后的十年中很可能可以持续逐步少量地减少农业从业人员。近十年的乡村从业人员总数的自然增长平均数是480万一年（同上，473页）。如果乡镇企业能够持续像近几年来那样每年吸收200万新就业人员，那么城市就业只需要持续每年吸收280万来维持稳定的农业从业人员数；超之，农业从业人员数便会逐渐递减。（上面已经提到，离土离乡农民工从二○○○年到二○○三年底四年中每年平均增加450万。）另外，正如有人已经指出，农村本身（尤其是比较富裕的农村）在服务业方面（例如养老、饮食）也具有相当发展就业的空间（张富良：《围绕“三农”促就业》，二○○五年）在那样的客观条件下，人口对土地的压力可能起码稳定，甚或逐渐减少，而任何单位面积产量的进一步提高，或者是任何反过密化的改造，都会导致真正的劳均生产率的发展，从而不再是五个世纪以来的没有发展的增长之僵局，即只见总产量的提高，不见劳动生产率和收入的发展。
今日已经放到日程上的一系列的改革应会为激发新时期家庭农场的发展建立必要条件。在那样的改革下，现在农业中1。5亿的“隐性失业”，既可以视作问题，也可以视作等待发掘的潜力。如果国家能够适当扶植、逐步建立“适度规模”的家庭农场，协助其投入资本、提高产品价值、促进其经营的多样化以及单位土地的劳动容量（譬如，从粮食转到部分蔬菜或果树，或加上一定规模的养殖），应该能够在农村人数基本稳定或递减的现实下改善今日的恶性制度。关键是在城市化—工业化以及产业化农业之外同时致力于小农家庭农场的改善。
我没有资格提出具体的方案，因为我不具备关于政权运作的知识和体会。但是，凭空设想，如果以相当于国家三年之内要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的100亿美元“优惠贷款”来扶植每年相当于全国5％的农户建立规模经营（亦即每年用267亿人民币来扶植740万农业户，相当于每村11户，或者每年35000个村），将等于每个农户得到3600元（当然，关键在于要把钱直接交到农民手里）。这个数目看来不小，但它只是美国联邦政府当今每年补贴美国农场200亿美元数目的六分之一。如果用政府从城郊农民那里所强行征用的土地所得的等值来计算，就更加微不足道了。作为最起码的设想，国家可以为农村提供这样幅度的无息或低息贷款。
其实，二○○五年七月十一日公布的《物权法草案》提出允许“土地承包经营权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132条）的设想，已经拟出一个逐步转向适度规模经营的可能途径。剩下来的是国家的适当扶植。另外，在具有一定条件的村庄，土地入股制度的合作经营，筹集必要资本、进行多种经营、提高种植规模及其劳动容量和生产率，应该也是一个值得扶植的方法。国家的介入也可以作为鼓励家庭/合作农业转向有机农业发展的契机。〔农业部从二○○三年起已经着力推广的“秸秆养殖”模式是一个好的例子：利用廉价的生物菌剂把秸秆加工为饲料（一斤秸秆发酵菌剂可以在三天到一周之内发酵一吨成品生物饲料）用来养殖牛、羊，再把其粪便同样加工为高效有机肥用来种植。〕
此外的问题是小家庭农场与全球化大市场间的关系。小农户在大市场中是不可能仅凭自己单独的力量来维护其利益的。正如近年的经验显示，大规模产业化的农场只会为投资商带来大利，农民最多只得其小利。同样，由商业资本组织的小专业户只能获得自家产品价值的极小比例。根据国际经验，农业合作社乃是对农民比较有利的一种组织方式，也是维护其创造的收益的唯一办法（此外只有资本主义或集体经济的选择）。即使是资本主义大本营的美国，其农业生产资料收购和产品销售总量中足足有30％是由合作社经手的（C。Kraenzie；“Co…ops Break Supply Sales Record；”1998）。日本农协所占比例更要高得多（R。Bullock；“Nokyo：A Short Cultural History；”1997）。这就证明，在适当的条件下，经营利益会触发一定程度的合作化。同时，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食品工业显示，中国在这方面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一般发达国家的食品产业对农产品总产值的比例是二至三比一，而中国则只是零点三至零点四比一（《重归农业合作社模式！》，二○○四）。这些事实显示合作收购、销售以及深加工的“纵向一体化”（恰亚诺夫语）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当然，在主要为自家消费而生产的今日的中国小农经济中，这样的动力还不很明显。虽然如此，根据农业部的统计，二○○○至二○○一年全国已有140万个各类合作经济组织，参加农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4％左右，其中浙江省的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尤其突出（郑有贵：《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研究》，二○○三）。在“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大标旗下，鼓励、扶植各种自愿性的合作应该是当然的事（也是发达国家之普遍所为）。此外，明确真正自治的村庄的集体土地产权（借此赋予村庄社区一定的物质基础和资本来源），允许其集资办信用社，作为经济主体经营、招标等等，也是个值得考虑的方法（李昌平：《“国家”权力归还农民》，二○○五）。我们可以搜集成功的家庭农场、合作社以及合作/集体村社的例子，对其生产、加工、销售过程和逻辑进行梳理，寻找多种模式和途径。
当前关键性的第一步也许是在概念上的转移，从今日的基本忽视小农经济而寄一切希望于城市化和大规模产业化农业，转向设想相当长时期的小农经济的延续及其逐步改善，明确承认今日的半工半耕过密型农业制度亟须改革，亟须转向具有适度规模、能够持续发展的小农家庭农场。部分这样的家庭农场当然将会向小专业户和合作组织过渡。从长远的历史的视野来看，抓住今日的历史性契机来逐步改善制度化了的极小规模、低劳动生产率、低报酬农业可能是解决三农问题的相当关键的一面。
（本文构想、写作、修改过程中，夏明方、林刚、张家炎、李放春、白凯、周其仁、汪晖、孟宪范、冯小双、温铁军以及我在人民大学农发院开的“社会、经济与法律的历史学研究”研讨班上的研究生们先后给了我很大的帮助，谨此致谢。）
返回目录新农村建设与中国道路
□贺雪峰《读书》2006年第8期
中央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战略，有可能为中国现代化提供一条崭新的道路。然而，当前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战略有着颇为不同的理解，这些理解甚至处于完全不同的方向。如何从中国发展战略的高度来理解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则是一个紧迫的任务。
城市化的路径
提出新农村建设战略显然是基于对我国城市化艰难的认识。依据二○○五年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我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43％，有近八亿人口生活在农村。如果今后每年城市化率提高一个百分点，三十年后，我国的城市化率可以达到73％，相应的农村人口约为四亿。由八亿人减少到四亿人，是一个巨大的变动，农村人口减少的过程，也是人财物流出农村的过程。数亿人大规模流出农村，农村会日渐衰败，对生活在农村的人口会造成严重问题。新农村建设就是要通过国家投入来缓解农村衰败所造成的严重问题，从而使农村人口也可以享受到现代化带来的好处。
问题不止如此。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城镇化率数据，是按居住地来统计的，那些务工经商的进城农民工算在内。虽然有一部分进城农民工已经在城市购房并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来源，从而可以在城市完成劳动力的再生产，但大多数进城农民工却不能在城市完成劳动力的再生产，而不得不在城乡之间流动：他们年轻时进城务工经商，年老时回到农村；自己在城市务工经商，却依托农村的土地赡养父母、养育子女。这部分农民工，不能真正算作城市人口，而只是城市中的过客。如果将这些农民工排除，则中国的城市化率仅略略超过30％，农村人口（或依托农村生活的人口）约为九亿。而且，在未来三十年，中国的城市化速度不太可能以每年一个百分点的速度增加。建国以来，前三十三年（一九四九至一九八二），城市化率每年增加0。32个百分点，后十七年（一九八二至一九九九），城市化率每年增加0。57个百分点。进入新世纪，中国城市化速度明显加快，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加入了WTO组织。但事实上，加入WTO并没有使得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工更容易到城市定居，从而在真正意义上提高中国的城市化率。因为进城农民工固然在增加，而农民工成为市民的难度却也在加大。即使不考虑发生世界性的经济萧条或其他意外事件，在未来三十年，中国的城市化率也几乎不可能持续地以每年一个百分点的速度增加。也就是说，三十年以后，依托农村生活的人口可能还要占到中国总人口的一半左右。
如果不考虑居民的生活质量及社会风险防范，中国未来三十年，也可能通过政策和制度调整来加快城市化速度。具体来说，正如一些学者建言的，可以通过土地制度、户籍制度的改革加快中国城市化的速度。取消户籍制度降低农民进城的制度成本；明确农村土地产权，使农民可以将承包地置换为进城准备金。但是，进城农民工不稳定的工作和很低的收入，无法支撑农民工家庭在城市的体面生活，大量进城农民工将不得不住进城市贫民窟。农民工住进贫民窟，可以提高城市化率，却不能真正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贫民窟的生活是远离体面而有失尊严的生活。贫民窟中的贫民是城市中的边缘群体，不仅无法建立稳定的人际联系，而且无法形成对未来的有效预期。而当前村庄中的农民，却不仅温饱有余，而且由于祖祖辈辈生活在同一块土地之上，子子孙孙也许还会继续生活在这块土地上，他们的生活有根，也有预期，生活是有价值的。同时，也使他们有了共同应对社会风险的能力。一句话，同样的收入水平，在农村可以过得舒适，可以过得体面而有尊严，在贫民窟中，却变得毫无希望。如果选择贫民窟式的城市化，中国城市人口会以更快的速度增加，但这种的城市化不仅不人性化，而且很危险。要避免这些就必然要实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
城乡二元结构将长期存在
如果中国不选择贫民窟式的城市化发展路径，则依托于农村生活的人口将长期保持一个很大的规模，农民工流动和往返于城乡的现象将长期存在，城乡二元结构也将长期存在。
当前中国城乡二元结构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也是分析中国发展道路的。城乡二元结构有一定的合理性，其中之一是，因为存在城乡二元结构，同样的经济收入，在城市生活十分艰难，而在农村却可能过得舒适。城市是市场化的，农村却有相当部分非市场因素存在，比如自给自足农业经济的存在（如粮食、蔬菜的自给等）。总体来讲，中国进城农民工之所以可以提供高质量的劳动而接受很低的报酬，就是因为农村生产劳动力的成本比城市要低。何新早就指出，农村低成本生产廉价劳动力的机制，正是中国可以从全球化中获得好处的秘密。 城乡二元结构中，农村非市场因素的存在，还为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了基础。通过调动村庄中的非市场因素，进行农村社会建设、文化建设和组织建设，可能为农民增进大量非经济的福利，从而使农民在经济收入以外，获得文化性和社会性的好处，即获得体面和尊严上的好处。只需要较少的经济收入，村庄中的人们就可以获得较高的生活质量（较高质量包括经济上解决了温饱，人际联系稳定，生活意义明确）。因为可以低成本地获得高质量的生活，就使只能获得很低收入的农民工也可以完成高质量的劳动力再生产。劳动力的这种再生产机制，使中国经济具有强大的国际竞争力，中国现代化也因此有了希望。也因为农村生活具有意义，当城市就业机会较多，劳动力报酬较高时，大量农民工进城务工；当进城农民工过多，就业竞争激烈，劳动力报酬太低时，农民工可以返回村庄依靠一亩三分地生活。农民工自由往返城乡，就使中国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中，因为劳动力灵活供给的优势而占据有利位置。
城乡二元结构既是历史的产物，又因为农村社会不仅是农民的生产场所，而且是农民的生活和娱乐场所；不仅是物质生产的场所，而且是意义和价值的生产场所，它为低成本的劳动力再生产提供了绝好的空间，为中国赶超型现代化提供了机会。
新农村建设的思路
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其基本出发点是中国存在城乡二元结构，而农民转移进入城市需要相当长一个时期，在此期间必须站在农民主体的角度考察他们从现代化中的获益状况。不过，当前关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流思路，却与此有些差异。
当前新农村建设主流思路的两个代表人物是林毅夫和温铁军。林毅夫一直认为，新农村建设的核心是通过国家投资农村基础设施，以拉动农村的内需。中国是一个巨型国家，没有内需支持的经济发展，终究不可持续。林毅夫的思路是有价值的，这一思路似乎也已成为当前中央政策的主导思路。林毅夫认为，中国农村的根本出路是城市化，而城市化的基本办法是发挥中国劳动力成本低的比较优势，扩大低端产品的出口。林毅夫的思路是矛盾的，因为正是中国缺少战略产业，低端制造业无利可图，而使进城农民工报酬很少，不能真正在城市安居。如果中国一定要在发挥所谓劳动力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城市化，这样的城市化就只能是贫民窟式的城市化。
温铁军建设新农村的思路与林毅夫有很大差异。温铁军关注的是农民能否组织起来应对市场风险和外在强力。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以土地均分为基础的两亿多户小农的经济规模太小，无法应对市场风险，也不能有效抗御外来强力。曹锦清也非常认同温铁军将农民组织起来的意见，认为只�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温馨提示： 温看小说的同时发表评论，说出自己的看法和其它小伙伴们分享也不错哦！发表书评还可以获得积分和经验奖励，认真写原创书评 被采纳为精评可以获得大量金币、积分和经验奖励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