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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美国经济史-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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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不少小业主在禁运期间破产，而其他的一些与仍然占支配地位的农业经济有关的制造业却能够不断取得发展。水源充足的地方兴建了许多新的纺织厂，到1809年共建起了80多个这样的工厂。波士顿制造公司是1813年时建立的最大的工厂，是由富有的洛弗尔（Lowell）和卡伯特（Cabot）家族在马萨诸塞州的沃尔瑟姆（Waltham）市投资兴建的。它是当时首家集纺纱和织布为一体的工厂，或许是它雇用妇女和未成年人作为劳动力的缘故，在独立战争后的萧条和1819年的经济危机中，它是为数不多的幸存企业之一。
但也不能高估纺织、制鞋、建筑、家具制造、铁器铸造等这些行业的发展速度。1809年费城的6家纺织厂年产量只有65 000码布，而附近村庄的家庭作坊的布产量却高达230 000码。越来越多的妇女架起纺织机，开始从事传统的一般留给流动男性散工做的纺织活；一些村子里还有自己的纺织漂染厂，那里可以对布料，特别是受潮、受热和受压的毛料布进行缩水或加密处理。在独立战争的刺激下，城市企业发起人的经济实力首先得到了发展，然后在禁运期间，其实力又有所加强，他们鼓励农村居民牧羊以收获羊肉和羊毛，并在河道边修建纺纱厂和漂染厂。生产这样的家庭制造品，仍然不需要什么技术革新和商业化重组，实际上，一些评论家还将其称作农村居民的理想职业。
城市手工业者经常抵制新的市场安排，尤其是当涉及他们的小手工作坊，被由集商人和制造商于一体的人所管理的大型工厂所取代的时候。过去总是极力抵制低价同类产品进口的手工业者，如今也要为确立一个统一的工资标准而斗争，这一工资或是由拥有商店的老板支付的，或是由销售他们最终制成品的商人支付的。同样的，在诸如皮革加工和裁缝这样的手工业行业，师傅与学徒工的传统角色越来越分化了，出现了向雇佣劳动关系的转变，导致了劳资纠纷的频频发生。然而，到了19世纪20年代，许多手工业者逐渐从传统经济领域退出，部分成为个人经营和自己所有的业主，而大多数人则进入工厂或沦落为不熟练工人。
由欧洲农业经济复苏和世界农产品市价骤跌而引发的1819年经济危机，标志着长达30多年的经济复苏的结束。18世纪的许多殖民者都不得不承认，和平年代远不如战争年代繁荣。美国的棉花市场迅速衰落了，谷物和面粉的价格也同样急剧下跌，因此，也就减少了出产这些农作物的南北各州的收入。农作物价格的降低，还普遍引起了大范围的对州和地方银行贷款的违约，特别是俄亥俄河谷一带，主要是沿海地区的制造商的信贷违约。1819年末，连接商业性农业和银行之间的信用体系全面崩溃。19世纪20年代，当经济得到恢复发展时，从前以出口为主的经济，日益把重心转向国内经济的发展上来。
1790年至1820年间经济是否增长了？目前的资料显示，虽然在这数十年的特定时期里，商业得到了复苏，农产品的价格和手工业者的正常就业也是令人满意的，但是与18世纪60年代相比，这些年里人均收入的增长还是比较缓慢的，而且并不是所有的地区都经历过一个长期的经济复苏；水手和劳工的实际工资在18世纪80年代是显著下降的，只有在90年代后期才回升到战前的水平；差不多在1800年之后的20年时间里，半熟练工人每周工资的增长几乎跟不上生活费用的上涨速度。农民和种植业者的收入也在短周期内上下波动。即使在科学研究、企业投资和政府立法等领域都取得了显著成绩，却没有任何“幼稚制造业”能够在1812年的战争中幸存下来。虽然在1790至1820年间人口迅速增长，但是人口增长率却低于18世纪80年代。美国经济尚未形成一个整体，在即将到来的一段时间里，一些地区甚至更小的地方，仍然继续表现出各自不同的发展模式。而且即便是在同一个地区，穷人、中产阶级、农业工人和出口商之间社会关系的巨大变化，并没有伴随着美国在工业化期间，为实现更高程度的经济整合所需要的成熟信用体系、消费模式和雇佣劳动制度的出现。
但是也要看到，重大的经济和社会转型已经开始。虽然人均出口额在1815年以后开始下滑，但这也许是人力和物质资源在国内市场中重新分配的信号。这些变化最终有助于工业化的实现。而且，尽管经历了独立战争时期以及18世纪80年代的衰退和低增长时期，但是世人皆知，美国人在18世纪90年代维持着最高的生活水平。因此，假如他们还没有意识到经济是政治独立的前提的话，也就是说广泛的经济增长可以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美国人就不可能体会到在相同的年份里席卷许多欧洲国家的战争和农业饥荒所带来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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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长的19世纪的经济增长与结构变迁（1）
罗伯特·E·高尔曼（ROBERT ）
引言
本章旨在研究18世纪末期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漫长的19世纪）美国经济发展中的量化特征。其合理的切入点是测度美国经济的规模，因为任何经济的中心要素是生产，所以总产值可以恰当地测度规模。至于其他指标，诸如人口和地理扩张等，我们将在后文中加以讨论。
衡量总产值的传统指标有两个：国民生产总值和国内生产总值。国民生产总值指由美国人拥有的生产要素所创造的总产值，国内生产总值指由在美国本土的生产要素所创造的总产值。选择恰当的指标，主要取决于是将美国看做是全体美国人的总体还是将美国看做一个地理实体。正是因为我们对美国人的历史感兴趣，因此，对我们而言，国民生产总值是一个更合适的指标。本章大部分的论述都是采用这一指标。然而，实际上，这种选择并不重要，因为在我们观察的年份国民生产总值和国内生产总值实际是一样的。然而更重要的是，传统衡量方式能在多大程度上正确描述产出水平和长期的产出变化，这一问题暂时搁置，本文将在后面章节进行讨论。
美国经济的规模及增长
规模
独立战争前夕，美国国民生产总值大约为亿美元（见表）（该数据存在较大误差是可以理解的）。用现在的标准来衡量，这个产值很小，还不及Helene Curtis公司1995年8月31日前一季度销售额的一半。如果我们考虑到价格变化，1774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以1995年的价格表示，大约是28亿美元。这个数额比现在美国总产值最少的怀俄明州年产值的2/5还要少，比A&P公司在1995年9月9日前12周的销售额多了不到1/3。
然而，就1774年世界状况来看，美国经济规模并不算小。当时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相当于英国（不包括爱尔兰）国民生产总值的1/3强（见表）。当时英国正经历着一场农业革命并处于工业革命的早期，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英国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美国经济规模比英国要小，而且，毫无疑问，比欧洲的西班牙和法国、亚洲的中国和印度都要小，但是美国经济并不弱小，基本上是发达的荷兰和比利时的经济规模之和。
增长
1774—1909年间，美国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大约增长了175倍，或者说以平均每年的速度增长（见表）。虽然有几次的增长率高一些，但只持续了较短的时间。19世纪，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经济发展与美国同步，而阿根廷的经济增长速度更快（见表）。但是和美国135年的记录相比，这段时期要短得多。尽管在漫长的1774—1909年间，三个经济体中的一个或者多个创造更高的增长率是可能的，但是缺乏实现这一增长率的经济基础：例如，在1774年——仅在库克船长到达澳大利亚之后四年，澳大利亚的全部人口（包括一小部分土著居民）和阿根廷的欧洲移民之和不超过160 000人。加拿大人口要多一些，但也不会多很多。直到一战前，美国经济规模始终大于其他三个经济体，1913年，美国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几乎是阿根廷、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实际GDP总和的6倍（见表）。
这四个国家具备一些共同的特征。欧洲人（就美国来说，应该是非洲人）是主要的拓殖者，本地人口非常少且易被消灭，事实上也是如此。新大陆为拓殖者提供了丰富的自然资源，四国均经历了人口和经济的快速增长，最早开始快速增长的正是那块后来成为美国的殖民地。
一战以前，美国的经济增长比任何一个欧洲国家都快速和持久。例如，大约1770年到1913年间，英国的年均增长率只有。正是英国和美国增长率的差异后来对两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774年英国的名义GNP几乎是美国的3倍；1840年仅是美国的倍。然而到1913年，整个联合王国的实际GDP只占美国实际GDP的41％。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两个经济实体的相对地位彻底转变了。
到一战开始之前，美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产品和服务提供国，年总产值大于英国、德国、法国这三个主要参战国的总和。事实上，当时美国的GDP已经大约相当于全部西欧发达国家GDP总和的2/3（见表）。
漫长的19世纪的经济增长与结构变迁（2）
价格水平
前面大部分论述是关于实际产出的测度。长期以来，美国的实际和名义产出大体同速增长（见表）。也就是说，独立战争前价格和一战前的价格大体在同一水平。当然，这一结论也必须考虑由于时间变化带来的总产值构成的变化。比如，独立战争前大量生产的产品（如油灯）在20世纪初期要么不再生产，要么就是即使生产，数量也非常少。同样，一战前大量生产的产品（如电灯）在1774年还未出现。因此，如何解释价格指数对于总产值结构的影响将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尽管如此，我们无须怀疑美国在漫长的19世纪所经历的价格水平的波动和19世纪之后明显不同。在初期价格几乎没有变化（价格以每年的速度上升），随后价格上升的趋势非常明显，指数上升的速度达到了每年的水平。1991年的价格水平是一战前夕的倍。
尽管19世纪的价格变动趋势几乎为零，但依然存在着明显的阶段性的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表未能完全体现这一点。但与英法战争相联系的通货膨胀、1812年战争后的繁荣和内战时的通货膨胀均在该表中有所体现。1819年大繁荣的崩溃和内战之后的阶段性的价格下降以及19世纪90年代的黄金发现之后世界经济再次通货膨胀［见本卷第14章关于本专题的更深入的讨论，索科洛夫（Rockoff）］也可以从该表中看出。
增长率的变动
尽管在独立战争和一战期间（表中的C组）总产值的变化率趋于零，但依然存在明显的短期变化，就像一段段插曲（表中的B组）。表中的数据没有经过很好的修订以体现经济中的短期波动。例如，1834年之前的估计值（1793年和1807年的数据除外）既未考虑投入品的利用水平的变化，也未考虑跨年度气候变化、病虫害等原因导致的农作物产量水平的差异。然而估计值主要是用于长期趋势的研究，而非短期的变化。尽管如此，这一系列的估计值所体现的早期的一些短期变动可能确实反映了真实状况。例如，表中显示出1774—1793年间增长率相对较低，毫无疑问这是由于独立战争的后果和联邦时期的困难所致。唯一让人稍感诧异的是该增长率并不是很低。该表（1793—1800年和1800—1807年）清楚地反映了英法敌对时期却是美国的商人、航海家、造船家的繁荣年份，这一时期的增长率很高。1807—1810年间增长率的突然下降可能导致了1812年的战争。
从1834年开始的一系列数据可信度则更高。数据清楚地揭示了美国内战前20～30年间突飞猛进的增长。突然的增长通常和工业化的发端、西进运动及19世纪首次欧洲大量移民涌入有关。内战导致了1859—1869年间的低增长率：年均（仅就战争年份而言增长率更低）。19世纪90年代的大萧条在1884/1993—1889/1998年间留下了一个更低的增长率：年均。所谓的1873—1879年间的大萧条在总量统计中没有显示出来，这部分是因为表中该10年的平均数没有很好地修订以体现这一结果，另外也由于19世纪70年代的数据记录未能显示出那一时期产出的明显上升。强劲、持久的产出增长与严重失业并存的矛盾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但至今未能加以解释。
以上所描述的产出波动一部分是政治或军事事件所导致的经济后果，另一部分则是由经济体系的内在规律性引起的。任何市场经济都会经历波动，有一些是季节波动，不会影响年度数据；另外的一些如经济周期则很难在年度数据中得以体现。而要把握表中所包含的10年的平均数据则是难上加难，这主要是因为19世纪经济周期非常短暂，从谷峰到谷峰或者从谷底到谷底，一般 3～ 5年。某些重要的经济衰退，比如19世纪90年代的大萧条会明显地影响一系列年度数据，甚至影响该10年的平均值，但是影响较小的灾难性事件则是难以追溯和衡量的。
这一时期经济波动的第三种形式，即长期波动或库兹涅茨周期，具有15～20年的振幅——从谷底到谷底或者从谷峰到谷峰，这在表中的年度数据和类别数据中的10年均值中可以观测到。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摩西·阿布拉莫维茨（Moses Abramovitz）、理查德·伊斯特林（Richard Easterlin）、布林利·托马斯（Brinley Thomas）和道格拉斯·诺思（Douglas North）等人曾对此进行了研究。这五个人都认为这些波动对19世纪美国经济增长的神话至关重要。
漫长的19世纪的经济增长与结构变迁（3）
诺思的研究主要是关于内战前的一段时期。诺思认为，从1815年开始至美国内战前，美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是英国对美国棉花的需求，这一需求正是由英国工业革命引起的。美国内战前的20年间，棉花大约占美国出口总值的1/2。南部经济的周期性变化正是棉花种植户对英国需求变化反应的结果。英国经济的扩张逐渐抬高了原棉的价格，并最终刺激棉花种植户向西部新的肥沃的土地转移——开垦土地种植棉花。伴随着西部扩张的还有社会一般资本的投入，例如一直伴随着西部扩张的铁路建设。当这些投入完成后，棉花的市场投放量大大提高，价格下降，种植户的投入停止，直到英国的需求扩张赶上美国的生产力发展，棉花价格才会重新上升。
根据诺思的研究，这一周期性波动通过南部对棉花收入的支出而影响美国其他经济区域。棉花种植户从东北部购买工业品，从西北部得到食品供给。在南部周期性波动的扩张期，需求显著，并刺激了北部经济的增长。在紧缩期，由于棉花种植户的收入下降，农民将劳动力从低价的棉花生产上转移到粮食种植上来养活他们的奴隶，不再需要从西北部购买很多食物，因此需求下降。诺思的传导机理——尤其是西部和南部之间假定的某种联系，已经遭到了各种各样的猛烈抨击，尽管他的模型很符合数据，但他关于棉花需求对美国南部经济的影响的解释非常牵强。
库兹涅茨、阿布拉莫维茨、伊斯特林和托马斯主要关注欧洲劳动力和资本向美国的转移，因而他们的理论主要与19世纪20年代后半期以后的阶段相关。托马斯的观点是：长期的波动是英国行为的结果。在英国严重、持久的萧条时期，其劳动力和资本被诱导向国外转移，进而，英国的资本和劳动力投资导致了接受国的繁荣，其中以美国为首。这样的繁荣经过长期酝酿后带来了对社会所有资本品的投资，这样，繁荣期延长了，持续了大约8～12年，而不是标准经济周期的～年。
库兹涅茨认为发展的动力来源于美国而非英国。在一篇影响深远的论文中，伊斯特林建立并验证了一个模型，这个模型用于描述国际移民的长期和周期性影响。简单地说，他的观点是：起作用的长期力量是欧洲人口方面的压力，而这一压力正反映了欧洲现代化的扩散程度。现代化刺激了人口的大量增长，加上现代化明显的时间滞后性，导致了一个过剩的欧洲劳动力市场，而这些则加剧了内部之间和向海外的移民潮。然而长期波动的特定时机则依赖于美国的发展。伊斯特林的论文为库兹涅茨假设的合理性提供了一个验证。但是，关于这一问题的争论尚未停止，新论文将会继续出现，并将提出各种各样的关于长期波动的解释，有些观点则认为根本不存在有规律的长期波动这一现象。
库兹涅茨、阿布拉莫维茨和伊斯特林提出了一种理论，将国内和国际因素结合起来解释美国经济的长期波动，这种理论极具说服力。尽管在一些细节的理解上有所分歧，但该理论说明了美国经济历次从严重萧条中的复苏（如1839—1843年的大萧条）都会导致劳动力市场的紧缺，都必须从国外引进劳动力来缓解这种压力，从而刺激相关的投资，尤其是对新工人的住房投资。经济的繁荣同样需要对社会所有资本品的投资，例如铁路。铁路对英国投资者来说是具有吸引力的。这样，外资的进入至少暂时解决了美国国际收支平衡问题，否则由于繁荣导致的进口的显著增长会使国际收支恶化。经济扩张周期性的减慢会导致总量的调整，但这些调整相对较小，最终必须通过一次大的崩溃，经济出现严重持久的衰退，移民入美的人数减少。
国内国际因素造成的长期波动仅限于一战前的时期。一战结束了几十年的大规模移民的历史。然而根据伊斯特林的研究，依然存在影响国内经济长期波动的因素，它表现为生育高峰、生育低谷以及进一步的回波效应（见本套书第三卷第9章，伊斯特林）。
要素投入和生产力
在漫长的19世纪，生产要素供给膨胀常常表现为普遍的产出高增长。根据和大英帝国战争和约的一部分，独立战争后美国获得西部广阔的土地，下加拿大人原本认为这些土地属于他们，并已经开发用于进行皮毛生意［见麦金尼斯（McInnis），本书第2章］。这一土地割让意味着美国这个新兴国家财富的大量增加和其北部邻国财富的大量损失。1803年美国购买了路易斯安那州的领土，这个州的面积几乎使整个美国的面积翻了一倍。1819年从西班牙手中获得了 72 003平方英里的土地——主要是佛罗里达州。在19世纪40年代美国得到了 1 204 740平方英里的领土，包括得克萨斯州、俄勒冈州和墨西哥的割让土地，该领土面积几乎是美国在买进路易斯安那州之后的总面积的一半。加兹登的买入（1853）、阿拉斯加州（1867）和夏威夷（1898）的并入结束了美国在18世纪和19世纪的领土扩张进程。到1900年，美国已经拥有包括陆地和海洋在内的 3 002 387平方英里的领土，几乎相当于与英国签订战后和约时的倍。
漫长的19世纪的经济增长与结构变迁（4）
人口增长则更快，1774年美国人口大约为万人，到1799年就增长到约万人，尽管独立战争损失了很多人口，大量保王党也移民出国（大约10万人），到南北战争前，人口还是达到了1799年的6倍，到1909年，人口又增长了3倍。1774年到1909年之间，美国人口增长了近40倍。作为同一时期的48个要素之一的劳动力的增长更加引人注目。劳动力在人口中的比重增加有两方面原因 ：一方面是19世纪建成的工厂大量雇佣妇女和儿童； ［2］ 另一方面是外来移民带来的人口结构的改变，出生率下降也起着微弱作用。这两方面的原因导致人口的平均年龄提高，劳动力占总人口的比重上升，劳动力的增长率大于人口的增长率［见本卷第4章和第5章，海恩斯（Haines）与马戈（Margo）］。
最后，资本存量的增长幅度也很大。1774年到1799年间，资本增加了3倍多，从1799年到南北战争期间翻了16倍，而从1860年到1909年，又翻了8倍多。全部算起来，1774年到1909年，资本存量迅猛增加了388倍。
随之而来的是相关投入要素迅速增加。于是就产生了这样的问题：产出增长中哪部分是由要素投入的增长带来的，哪部分是由要素投入生产率的提高而导致的呢？对这个问题的传统解决办法是根据总收入中各要素所占百分比赋予各要素增长率一个权重。总收入是这样计算的，把三种要素的结果加总，减去因总产值增长速度影响的部分。生产率变动作为残差。
以上方法可以在有关生产函数的学术文献中得到证实，这些学术文献包含了很多的假设和证明。有关这种方法的常规解释如下：如果三种要素的增长率取平均值，为了决定其在总产值增长中的贡献，那么它们的平均值必须分配权重，并且权重应该反映三种要素的相对重要性。既然要素报酬代表了每种要素对生产的贡献，那么，在生产过程中，每种要素的重要性应该构成对每一要素进行支付的产出的一部分。（至少在竞争性均衡中如此。）
因为不是每一个劳动者对产出都同等重要——单位资本和土地也是这样，所以在产出贡献的分析中其实不止三个要素，其他要素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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