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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美国经济史-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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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美国社区的相对孤立和规模较小使得它们很好地保存了恭顺的社会和政治关系。财产、声望和影响力的等级关系构成了美国社会运行的基础，不但充满了中央权力制度，而且也充满了构成绝大部分美国人日常生活的地方制度——家庭、教会和社区。在这些社区里没有领主，但是当地家族中年长者有权命令妻子、儿女和仆人去服从，长期驻留的牧师对整个社区的精神和世俗事务有很大的发言权，并且当地政治领袖是从有限数量的家庭中选出并在政治职权的位置上反复任职。更重要的是，无论在乡村还是城市社区，社会上层和下层普遍存在着公认的不同，并且有一种或多或少普遍深入的一致同意的惯例规范着它们二者间日常的关系。特别是在较小的社区——即使是港口城镇的社区也不是很大，这些不同和关系是高度个人化和特别的，是在一个很小的、面对面的社会环境下通过日常的惯例形成的。因此，使用社会阶级的语言就更容易错误引导而不是有助于刻画他们的特性。顺从文化意味着社会的阶层是能被个人接受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的阶层被认为是一成不变的，而这种文化和社会表现出了18世纪大西洋世界的特征。
当然，它不能同样有力地刻画大西洋两边的特征。到大西洋彼岸的迁移过程解开了传统社会的束缚，而越过最初达到的海岸社区继续向山麓地带和山谷的迁移过程进一步解放了他们。不受约束地拥有不动产的情况广泛存在于许多美国社区，甚至在普遍是租赁耕种土地的地方也没有像在欧洲那样产生沉重的保护关系和委托关系。在较大的城镇，缺乏行会和以行会为基础的市政政府，而这些条件在欧洲虽然已经有许多变化，但仍然赋予欧洲城市生活很多习惯性和仪式性的等级关系。最终，特殊事件，如伟大的觉醒和革命，通过改变条件、习惯甚至地方政府潜在的理性而挑战了顺从的文化。然而，传统形式的权威在这个时代与其说是被摧毁不如说是被调整。实际上，1750年以后，更好更多的财富和收入水平的增长明显体现在上流社会的生活模式中，强调了在少数人和多数人之间的传统差别，并且当它被宗教和政治领域的争论和新思想严重挑战时支持了顺从的文化。
在18世纪对于绝大部分美国人来说，生活标准确实是提高了，但是在富有家庭和中等家庭之间消费的步调和品质的不一致要比一般的提高更加显著。不管怎样，物质生活方式的差异，不仅有助于阐明当地权威体系的永存，而且有助于说明大生产者和小生产者与能带来利润的本地区以外市场的不同关系。在这些市场上，有钱的美国人采取各种方式把更大和更雅致的城市和乡村住房装饰上好的家具、地毯和窗帘、昂贵的餐具、家庭肖像以及购买来的艺术品，以显示自己的文雅和上流社会地位。中等阶层人们物质条件的提高显得更加从容，而不表示一种我们也许可以贴上“消费主义”标签的生活或者期望的方式。可以确定，在这些年，许多普通美国人得到数量巨大的床架和椅子，用粗糙的陶质餐具更换木质的餐具，购买了一些书，并在他们的地窖里堆满可保存的食物来保证他们度过冬季后期和春季连续几个月的食物缺乏期。但是这些适度的财物的增加，大部分完全可以在家庭生产的领域和当地交换网络中获得。还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这些物品存放的房子仍然是小而朴素的。典型的伍斯特县农家住房是木制的、单层或者一层半高的住所，大约700～1 000平方英尺，而绝大部分居住在弗吉尼亚州山麓地区哈利法克斯县（Halifax）的农民居住的是仅有400平方英尺的原木制或木框架的房子。甚至到那个世纪末，费城零售商居住的既做居住室也做储藏室的房子平均只有900平方英尺，而城市里工匠居住的兼做工作间的房子只有600到700平方英尺的空间。这些狭小的空间，是大家庭的住宿场所以及存放工具的场所，是人们完成工作任务的车间和仓库，或者说人们在这里完成了普通农场一连串的家庭生产。无论从它们的数量还是质量来看，这些空间都不可能成为提供消费者商品的市场的一部分。书包 网 。 。。 想看书来
美国经济发展的社会意义（4）
在杰迪代亚·莫尔斯（Jedidiah Morse）1789年出版的《美国地理》（ American Geography）第一版中，他就隐约提出了地方层级和普通美国人与市场的相对分离之间的相互作用。概述了这个新国家每个州的前景后，莫尔斯赞赏了在支持联邦党的马萨诸塞州富裕的绅士们促进农业进步的精神。然而，对于小生产者，即便在最先进的州，莫尔斯对之也表示很轻视。“普通的乡下农夫”，他写道，“通常选择继续他们祖先的旧轨迹。”莫尔斯并没有麻烦自己去描述这种“旧轨迹”，但是最近历史学家识别出在马萨诸塞州和其他一些地方实行的一系列传统规范，这些规范被用于处理诸如价格决定、债务结转和收取、劳动力和设备的交换、在修筑谷仓和准备蜂箱时偶尔出现的劳动力市场、纠纷的解决以及其他类似活动，这些规范构成了“普通农夫”所参与的当地经济本质上的法律框架。这些规范是公共的，在许多方面限制了个人的进取心，例如，不要对小额借款收取利息，不在邻里间的日常交换中获利，以及不经过相当一段时间不要求报酬，还有不通过法庭索取报酬。这些限制以及类似的其他限制是否反映出在普通农民中存在的“前资本主义”的文化，或者它们是否只是暗示在一个不发达的经济中只对小生产者开放的有限的机会，历史学家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并不一致。要清除环境和文化对这些长期存在的“旧轨迹”的影响被证明是不可能的；实际上，长期存在的物质环境把人们的期望、价值观念和信仰体系塑造成希望和可能性的结合，试图分离这二者将忽视这一点。这样，绝大部分美国人相对孤立的经济和相对简朴的物质生活的限制不是必然地会阻止人们努力工作或者渴望获得财富，而是把进取心带给后代人，让他们明白以下想法过于保守：获得和保持一个稳定的供给，或者维持日常生活资料的能力，并拥有最终让自己的孩子获得土地、贸易和婚姻的财富，提供给他们和他们父辈大致相同的生活方式。这并不是缺乏进取心，而是18世纪末期普通美国人所能够了解的世界所带来限制的一种现实表现；然而，这也相当程度上是自我抑制的规范的表现，很大程度上是当地的平民世界对个人进取心的适度限制。因此，无论环境还是价值观念，引用我们一位历史学家最近的总结，进取心源自“单个家庭有限的人类需求”而非“无止境积累的压力”。
18世纪末永存于“普通农夫”中的“旧轨迹”并不是在本地生活的不变循环中周而复始地重复着。假设普通乡村美国人没有积极参加本地以外的市场和其他超越他们本地社区的重复交易体系，但他们确实一次又一次地离开他们的社区去参加与英帝国的战争。他们也收到和回复来自革命委员会的信件，选派代表去参加制宪会议和新的州立法机构，并和他们的邻居一起反对参加或者镇压反对县法院强制执行债务的叛乱。1790年人口普查之前的1/4世纪里不断有这样的事件发生，每一这类事件都在一定程度上打击着乡村生活的这种褊狭力量。从18世纪90年代以后，不管怎样，这个世界不再主要用战争、革命和其他危机的形式对地方社区施加它的影响，而是更主要通过交通上的新技术和新的生产方式、更细致和规范的贸易形式、新机构、不断扩大的信息媒体以及不断成长的复杂的城市和城镇网络来施加它的影响。不用说，各种类型的危机还在继续发生，但是新生国家的社会地理布局自此以后比较少地属于此类事件的范畴，而更多地属于经济、社会甚至政治发展的结构范畴。与此类似，地方社会结构、个人渴望和普通美国人的社会理想也发生了同样的变化。
在这一卷的其他部分已经描述了许多这种结构发展。这里讨论的主要一点是出现城市和城镇的增长，以及随着本地以外交易的加强，信息媒体和其他机构角色的改变。自然，第一次美国人口普查之后半个世纪中的一些最戏剧性的变化——收费公路和其他新的公路、汽船、改善的桥梁和港口，特别是3 000英里的运河网络，所有这些组成被称为“交通革命”的第一个重要时期——看起来对美国人口的继续扩散和对美国人口的集中有着同样的作用，而且无疑在这一时期欧洲裔和非洲裔美国人征服和殖民了巨大的领土。美国的领土总面积在1790年到1840年间增加了一倍以上，并且，也许更重要的是，随着美国人越过阿巴拉契亚山脉，进入大湖平原，并沿大湖平原直下俄亥俄河流域，沿墨西哥湾海岸进入并越过密西西比河流域时，居住密度在每平方英里2人的土地面积增加了3倍多。但是詹姆斯·麦迪逊的模型没有进一步描述这一进程的机制，由于同样的原因，刺激向西部迁移的交通体系同时也刺激了乡村地区和城市地区之间的日用品的巨大流通，引发了19世纪城市革命的第一个阶段。人口趋向于使它自身在空间上平均分布的时代结束了；自此以后，人口将寻找最为密集的地方作为流动的方向。 。。 。。
美国经济发展的社会意义（5）
从最粗略的数量上看，在1790年到1840年期间美国人口的城市化还没有给人以那么深刻的印象；经过半个世纪，居住在城市和城镇的人口比例从5％增长到略少于11％。但是对于一个每10年人口增长1/3的国家而言，这种适度的变迁意味着各个独立城镇的迅速增长以及大批城市地区向乡村的显著扩张。事实上，如果用这种方式来看这些数字的话，就会留下更深刻的印象。纽约市人口增加了9倍多，人口从33 000人增加到30万多人，而巴尔的摩从一个13 000人的城镇增长到一个超过10万人的主要城市。费城，曾经是这个国家最大的城市，虽然其地位被纽约所取代，但它的人口也增加了5倍，拥有将近25万居民。位于距纽约主要交通枢纽150英里的内陆地区的奥尔巴尼，比纽约州新首府人口增长得稍微快一些，几乎已经达到1790年纽约市的规模。在一些内陆地区，城市不断出现，规模不断增长，以至于可以和半个世纪前最大的那些港口相媲美——辛辛那提有人口46 000人，罗切斯特、匹兹堡和路易斯维尔的人口都超过了2万人。以前法国和西班牙的墨西哥湾港口新奥尔良现在是一个人口超过 10万人的美国城市。许多小地方，不管原有的还是新建的，都超过了人口普查定义的2 500常住人口的界限，达到人口普查定义的标准的城市地区，其数量增长了5倍多，达到131座城市和城镇。
这些扩展着的城市组成了一个城市体系，通过大量更加分散、较小的中心把农场和村庄与最大的城市中心联系起来，一些更详细的城市增长模式说明了这些现象。首先，一些东部内陆城市取得了最显著的增长率，成为主要港口城市的发货人和批发商的辅助集散点。在19世纪的第一个10年中，4个主要东部港口城市增长了58％，11个东部内陆城镇增长了51％，而其他许多刚出现的内陆中心（它们的人口在这10年的开始无法从紧挨着的乡村地区分离出来）看起来增长得更快。在下一个10年中，当国际贸易由于拿破仑战争及其后果（危机仍然起作用）而遭到破坏时，且当城市体系和最大的港口城镇的实际增长要稍慢于这个国家的人口增长时，东部内陆城镇的增长相应慢下来，这表明在港口和它们的内陆城镇间存在某种关系。在接下来的20年中，当主要港口重新开始它们的快速增长时，东部内陆城镇也开始快速增长。其次，主要港口城市不仅增长迅速，而且从单纯的人口较多变成雄伟的、制度复杂并且强大的城市，而同时事实上所有发展中的内陆地区都明确出现了（一旦产生，就永远是）主要的中心。最后，唯一没有获得显著增长的城镇正好是那些无法把特别大的中心周围的城市地区连接成一个整体的城镇。无论是与和它们竞争的大港口相比，还是与那些因为位于新运输通道沿线而必然成为每个地区最大城市的内陆城镇相比，较小的“大港外的独立小港”，例如马萨诸塞州的塞伦、纽伯里波特和马布尔黑德（Marblehead），罗得岛州的普罗维登斯和纽波特（NewPort），以及切萨皮克湾的诺福克和安纳波利斯，增长一直较慢，这样，当波士顿在半个世纪内人口增长了500％多时，塞勒姆增长了不到一倍；纽伯里波特仅增长了50％；曾经是北美最大和最活跃的港口之一的纽波特，增长了不到25％；而马布尔黑德实际上还略有下降。在切萨皮克湾，巴尔的摩的增长速度是诺福克的2倍，安纳波利斯仍然是一个人口不足3 000人的小镇，完全放弃了它作为区域港口的角色。的确，绝大部分这些小港口在不同程度上失去了作为进口商和出口商的独立地位，而成为主要港口的附属，与正在增长的内陆城镇有相似的作用。它们如此规模的增长大概是由它们处于一个增长的大都市中心地区的次要地位所决定的。
在我们总结给人印象深刻的城市体系的发展以及位于其中的个体城市的发展前，还需要探讨大城市和小城市之间，以及小城市和乡村地区之间的关系。实际上，目前有理由推断小城市和城镇增长的主要是当地交易体系持续发展的结果，并且这些内陆中心以及它们服务的农村腹地，还没有和它们的区域中心在一个复杂的和分层级的商品、信用、信息和影响力流中建立广泛的联系。另一方面，从乡村到城镇再从城镇到城市这种本地以外的联系确实在增加。而且还有其他联系，这种联系只是以上路径的一个方面，那样至少给本地生活增加了一个国际性的背景。例如，政治团体就成为一个高度重要的机构，将本地官员和竞选机构与州甚至国家一级党的有影响力的人物、纲要以及竞选活动战略和信条联结在一起。这个方面始于19世纪初，而假如这是一个错误的开始——假如称之为“第一政党体系”，它实在完全不是一个体系——那么“第二政党体系”的时代一定可以看做是各方面都更卓著，无论是这一政治制度发展的深度还是广度。辉格党提出一个提高关税、集中银行和“国内改良”的联邦一体化的纲要，而民主党表示反对，各党所演讲的内容本身就是一种超越地域偏见的力量，因为它反映了在这个国家应该如何看待地区间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问题。但是政党制度大大增强了这些议题的分量。到1840年，甚至最顽固的辉格党也开始信奉群众政治动员的策略，这时一个持久的、等级分明的政治组织体系在这个国家的每个角落都建立起来，把哪怕最狭小的地方的公民的注意力引导到国家政治生活的议题和信条上来。 。 。。 想看书来
美国经济发展的社会意义（6）
此外，种类繁多的志愿协会的发展，如政治团体一样组织成地区间以社区为基础的机构网络，成为这半个世纪突出的新特征之一，也是对新的社会地理布局做出最重要贡献的力量之一。在革命和成立邦联的激动人心的10年间，需要在不同的地理层面上有大批促进合作的努力，但是1790年以前，下面的看法一般来说是正确的，即绝大部分美国人几乎不会参加实质上超越本地和本地家庭、教会、社区三方连锁的机构。然而，自18世纪90年代开始，一直到19世纪30年代后期的经济危机，志愿协会在期间的几十年间加快发展步伐，组建了不同的协会来发扬良好道德，保持心灵安宁，在西部边疆传播正确的基督教，在部分地区废除奴隶制度和从所有地区消除酗酒现象，提供和管理兄弟会仪式和团体，保护工薪者的利益，并为其他的目的服务。这些协会日益把自身组织成州范围的、地区和地区间的网络。早在1816年，美国圣经协会（American Bible Society）和美国教育协会（American Education Society）就通过它们特别的名字显示它们将筹划成为全国性的组织，在它们之后还有一系列其他组织，包括美国殖民协会（American Colonization Society，1817）、美国礼拜日学校联盟（American Sunday School Union，1824）、美国土地协会（American Tract Society，1825），还有美国家庭传教士协会（American Home Missionary Society，1826）。1833年，新英格兰反奴隶制协会（New England Anti Slavery Society）联合纽约人组织（New Yorkers）和其他力量组成了美国反奴隶制协会（American Anti Slavery Society），这一组织最终合并了有20万名成员的2 000家地区分支组织。成立于1826年的美国促进戒酒协会（American Society for the Promotion of Temperance），到1833年协调着拥有50万名成员的4 000个分支组织的工作，而到1836年又成为一个更为复杂的组织的一部分，组成了美国戒酒联盟（American Temperance Union）。这些组织和其他各式各样的志愿协会至少部分是按照中央—地方方式组织起来的，在某种意义上增加的城镇一般是地方层级的组织分部，而协调中心通常位于较大的城市。即便是那些依照其他方式设立的组织，比如说，根据镇区和县的边界来组织的团体，它金字塔形向上到顶的中央机构也位于地区内的主要都市而不是州行政首府，这种结果也是一样的。每一个团体都根据它自身活动的发展速度和对它的需求的强度，在一个更广阔的世界联系着相当数量的地方社区的居民。
出版物在这个成长中的国家中的急剧增加也推动了世界大同主义的形成。作为美国志愿协会发展的一个附属结果，1790年到1840年是美国期刊出版扩张的一个时期，这些协会中的大部分通过报纸、杂志和其他出版物联系它们的会员，招募新成员和宣传它们的项目。但是报纸，还有一小部分杂志，是作为拥有自己独立权的机构发展起来的。报纸的数目从1790年不到100种，到1800年增加到差不多235种，在20年后超过500种，到1840年超过1 400种，增长速度是人口的倍。因为大城市报纸不仅面对本地较大规模读者群而且在乡村的更广范围内发行，所以报纸发行量也更大。在1790年，人均只有一份报纸，1840年就已经有11份报纸。因为报纸成为联系乡村和小城镇与新出现的都市体系的另一种方式，所以乡村和小城镇居民即使只阅读本地的报纸，显然也要读更多的报纸。这些报纸与更大的城市和城镇报纸网络都有非正式联系，它们习惯从那些报纸复制和再版新闻。杂志几乎毫无例外地在城市出版，给城市和乡村之间提供了更加直接的联系。书籍也是这样，这些出版物都越来越集中在纽约、费城和波士顿。
城市地区发展影响的一个不太明显的反应是个人和商业信件急剧增多。最早出现上升趋势的事件再次出现在18世纪90年代，在这一10年期间，为了处理信件，邮局的数量从75所增加到900多所，邮政的收入也增长了7倍多。到1840年，美国已经有13 000所邮局，并且邮政收入比1790年时高120倍——按人均计算增加了27倍。改善的邮政服务毫无疑问是为了满足需要，但是我们必须首先理解信件的显著增长是由于地区外市场的扩张和城市地区网络的增长。在这个国家的每个区域中，邮政收入都集中在城市里，假设信件按人口平均分配，那么重要地区的城市制造的信件是其本应该制造的4倍、5倍甚至10倍。但是地区外信件数量的膨胀简直太巨大，以至于不可能单独归功于城市和城镇中的商业信件，或甚至城镇中私人个别信件。还没有估算出在多大程度上，乡村的人们参与了私下创造穿越美国空间的文字流。
美国经济发展的社会意义（7）
所有这些现象，甚至个人信件的高潮，在最重要的方面都与经济发展相关，这仅仅由于书信传递路线的发展所致。新的交通系统以及这一系统通向的城市和城镇，是一个蓬勃发展的经济的主要产物，它最显著的特征是增加了地区外市场的穿透力，否则人们就会购买本地农场和工场的产品，并且在本地的市场系统中私下里使用或者交换货物、劳动力和信用。换一句话说，自我克制的社会和古怪家伙的小屋、报纸和小说，特别是孕育了它们的城市和城镇，与地平线上的乡下和村庄里的普通人们一起构成了一个跨越空间的更大的融合过程的一部分——一个商品在区域间越来越多地从农场流向城市又从城市流向农场的过程，就是驱动力所在。
新生国家变化着的社会地理布局对于改变它的社会结构是必不可少的，部分因为大量穿越巨大空间流动的商品来自各种新型的工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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